/ 山东_陈占敏

有了兄长的盛名在上，苏辙似乎失去了为人称道的余地。其实， 姑且不论诗词书画，单说文章，苏辙还是有许多过人之处。他的《上两制诸公书》，言为学为人为德为行，滔滔宏论，借古比今，也像他的兄长那样运用长喻，气势如长江大河，非同凡响。他的《超然台赋》，旷达而舒放，文气丰沛，似乎借了兄长的豪放之气，而苏轼的评价却正好相反，“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辙文的高处倒正在于体势和气宇。

对于他兄弟二人的误解在当时就曾发生，苏辙的《黄楼赋》豪纵阔放，抑扬有致，有人便疑为苏轼所作，做哥哥的不得不再一次声明：“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拂去兄长文名的笼罩，认真地评判苏辙的文章，像《巢谷传》，写一个义士巢谷七十有三的高龄还步行万里，在“士大夫皆讳与兄弟游”的时候，到苏辙的贬谪地探望挚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厌”，而后，又启程去海南看望同样遭贬的子瞻，中途病死，义士的气节风貌跃然纸上，令人感佩涕叹，这样的好文章，即便东坡写来，也恐有不及了。

苏辙的特点是内敛蕴藉，意丰文简，他不像苏轼那样把酒临风，即便抒发情怀，他也往往节制着。文坛领袖也是朝廷重臣的欧阳修，于他们父子兄弟有知遇之恩，苏辙为恩公写的《欧阳少师文》，虽然也泣血锥心，哀思绵绵，不过他把自己的情感局限在四字句的体式里，无限情怀牢笼于有限套索，只要把祭文的名篇，比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拿来一对照，就觉得苏辙太守为文规矩了。无涯情思怎能被有端套路束住呢？

文章一入套路，就缺少了创造，精神的翅膀被无形的牢笼束缚，都要戕伐了才华，何况有形？兄长于他，不仅仅是手足，更是同道，由谪地奉旨北归，卒于途中，他闻噩耗而惊悲，派儿子前往祭奠，写下的祭文也不出范式，中规中矩，读来反不如兄长在病中对友人说的话更令人痛心：“万里生还，乃以后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决，此痛难堪。”情感本是心上流动的血脉，极痛时如流如滴，奈何以章法拘之？公平地说，苏轼为文，还是远胜苏辙，小弟心中有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遗文粲然，四海所传”（《祭亡兄端明文》）。

苏辙自然也是才子，他十九岁进士。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还是个毛孩子，染黄了头发，骑一辆山地车满街乱窜呢；可他却应制科举， 一口气进策论二十五篇，包括《君术策》《臣事策》《民政策》，纵论治国方略了。他主张君王要泄导人情，因为人情如江河，“不能徐泄其怒，是以遂至横流于中原而不可卒治”，“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君术策第五》）。这有些像后世的提倡个性解放了，不过， 他却不是为了鼓动造反。他建议朝廷“收天下之田而归于上，以业无田之农夫”（《民政策第七》），颇类“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理想，他针对的却是北宋时期土地兼并剧烈、农民失去土地无以聊生的现实， 悲悯苍生的心怀于焉可见。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北辽和西夏屡屡举兵犯境，朝廷岁输巨额金帛求和，苏辙毫不客气地尖锐指出：“中国之弊在于畏战”，“畏战固多辱矣”（《民政策第九》）。要扭转这种局面，富国强兵，应该“复武举，重武臣”，而且天子要时常“试之以骑射，以观其能否，而为之赏罚”（《臣事策第三》）。

青年苏辙论治国养兵之道引经据典，剀切直激，锐利透辟，锋芒毕露，并不像他作祭文铭赋那样循规蹈矩、俭约敛容了。他这一批策论的意义，现在看来倒不在于实用功效，而在于“发表”权利，皇帝居然允许了一个毛头后生指点江山直言不讳，而且能够敞开这样一条言路，让刚刚选拔出来的年轻干部直接给皇帝提意见，触到了皇政痛处，皇帝竟没有恼火。看来，还不能把帝国选官的进士制度全盘否定，否则，几千年封建王朝的延续都抽掉了基础。在《御试制策》中，苏辙更加谠言不忌，批评仁宗皇帝耽于声色，“宫中贵姬至以千数”，宫内挥霍无度，“迭相夸尚，争为侈糜”，外患内忧，危重日深，“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国势艰危，皇帝本人负有直接的责任。此文一发，即在朝廷上下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苏辙出言不逊，理应黜落。宋仁宗竟予以宽容：“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就算皇帝顾全自己的面子，不肯落下口实，让天下人士指说，他不惩治大胆说话的苏辙，也让士人进言的胆子不至于畏缩。谁说皇帝的龙须不许触犯呢？

如果因为皇帝的一次赦免，就认为皇帝宽宏大量，可以什么话都允许说，那就错了。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诗文，被加上了讪谤朝政的罪名而下狱。这时候距苏辙随父兄出川进士应制向朝廷连上策论，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苏辙不再是当年的书生了，宦海浮沉，他有了比较成熟的政治经验。可是手足情深，使他顾不得盘算个人的风险，他急切上书，向皇帝恳切求情，希望宽减苏轼之罪，还想用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为兄轼下狱上书》）

此时的皇帝已不是仁宗，而是神宗。在苏辙这里，他即便知道神宗皇帝不会像仁宗皇帝那么好说话，脾气乖戾， 难以见容，他也要为兄长上书；在皇帝那里，即便还是仁宗本人，他也不见得能容忍同一个臣子再三再四地触犯龙颜，更何况还是为“讪谤朝政”开脱罪责说话。“文字狱”从来都是“铁狱”，不容求情的。你为朝政提意见改善尚可，“讪谤”却绝不允许。苏辙从他执笔为兄上书的那一刻开始，就走向了坐罪贬官的颠沛之路。苏辙到底是书生意气，一介文人，他远不是老谋深算的政客。白云苍狗，天玄地黄，千古文人，命运多舛，都因为他们率性率情缺乏心机啊。“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更可怕的是小人却常常能够博得君王的欢心，取得权力的支持，君子与小人之争，并不是站在同等的条件上，天下者往往是小人的天下，哪里是君子的立足之地？

几经迁谪，一贬再贬，直到哲宗崩，徽宗立，苏辙才遇赦北归。此时已经距金人入侵，掳走宋徽宗宋钦宗皇帝父子不远了。苏辙寓居许昌颍水之滨，作《遗老斋记》，自适于荒山水涯，寄情于修竹古柏，发出“乐莫善于如意，忧莫惨于不如意”的人生感叹，流露出对宦海的厌倦，对政事的淡漠，我们知道苏辙老了。不错，他此时六十九岁了。苏辙彻悟得还不算晚。他在此前的《吴氏浩然堂记》中，曾经流露过旷放豪纵之气、随遇而安之心，在《御风辞》中，表露过对庄子、列子“无心” 的向往，在《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和《书自乐天集后》中，表达过对陶潜挂冠而去的赞赏，对白居易优游终老的羡慕，可是，不到生命将尽的时候，他何曾看穿过虚幻、皈依过释老？

在“三苏”中，苏辙做的官最大，活的年龄也最长。在他为宦为民的生命历程中，他没有太明显的以佛道为精神支撑的阶段，不像他的兄长那样自称过“居士”，可是他临近生命的终点，也走向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走惯的老路，向佛道靠拢，否定红尘了。然而，那些生命勃发阶段奋激的谏争、直切的抗辩、雄奇的擘画，又哪里是油灯将尽时的“彻悟”能够否定的呢？苏辙，包括苏辙之前和之后所有的此类文人，他们的价值都不在出世的放达，而在入世的执着。说穿了，那种最后的“彻悟”，往往只是人生失意的无奈自慰罢了。真正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极其少见，否则，世俗人生便失去了太多精华和精彩，社会发展缺少了最精锐的一支动力，进步得还要缓慢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