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 莲，叶旭廷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4）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性因素分析

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进行国家分类标准的计算，每年7月根据对上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估测，修改其对世界各经济体的分类，将全球各国或地区划分为低、中、高收入经济体，其中，中收入经济体又细分为中等偏低收入和中等偏高收入。在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一概念，其含义是当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从低收入状态进入中等收入状态，仍拘泥于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机制，使过去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而无法支持其继续发展，以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从而使经济增长长期陷入停滞状态或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我国1998年人均国民收入为790美元，首次超过世界银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761美元的标准，进入中等偏低收入国家以来，经过12年的发展，到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424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为了避免中国经济陷入停滞或徘徊，国内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颇受关注。首先认为“收入陷阱”实质是经济增长陷阱，刘福垣（2011）提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不能以货币表现的收入水平为根据，而应考察大多数劳动力的再生产状态[1]。货币表现仅是根据收入水平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因此“收入陷阱”实质为经济增长陷阱。其次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都要面对的现象，马岩（1999）提出工业革命理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基础，而且在经济增长路径上存在不同的收入陷阱，在人均收入低于1 000美元时，存在马尔萨斯陷阱，即庞大的人口比例与极少的经济财富形成最大的反差制约一国的经济发展[2]。蔡昉（2011）指出陷阱是短期外力难以改变的均衡，“中等收入陷阱”是在通过结构变迁实现发展的阶段向依靠人力资本发展的阶段，进而向后人口红利阶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体滞留，长期不得突破的处境[3]。胡学勤和李巧云（2012）借鉴“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又进一步提出高收入陷阱是一国家或地区的收入达到高等收入水平后，由于未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福利、老龄化等关系，经济增长陷入危机[4]。由此来看，“中等收入陷阱”是存在的，也是中国必须警惕并顺利跨越的一个发展阶段。

在研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时，首先要分析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从罗伯特·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取决于资本存量、劳动力、劳动生产率。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运用标准的生产函数方程：

式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K为资本存量（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L是劳动力，A是劳动生产率，是一个以外生给定的速率增长的量，α表示资本产出弹性。对于发达国家，增长的速率一般假定为每年2%左右；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一速率取决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陷入停滞还是正在赶超发达国家。

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从资本积累、劳动力生产率、劳动力方面寻求突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技术进步，而技术创新的载体是创新型的人力资本。Lucas（1988）指出人力资本差异是造成国家间产出差异的主要原因。从英、美、日、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拉美地区一些国家和马来西来等的经验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产业结构升级。林毅夫（2012）指出，发展战略需要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以促进产业升级，并使经济体充分利用所有资源[5]。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产业结构陷阱，究其本质是人才结构陷阱。通过人力资本结构调整能更好地促进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转型，从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机理分析

前文中已经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产业结构陷阱，究其本质是人才结构陷阱。因此，人力资本结构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产业结构是人力资本结构调整的重要导向，二者即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呈现出相辅相成又辩证统一的经济关系。

1.人力资本结构受产业结构的制约。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要视产业结构而定，人力资本结构调整的最终目的是将人力资本转化为生产力，只有保证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相适应，才能保证为产业发展提供数量充足、知识匹配的人才，保持现有产业的稳定发展，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2.人力资本结构调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人力资本是技术、资本等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数量在生产中有重要作用，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技术和资本的积累，技术和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形成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时对人力资本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若没有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结构，技术和资本也难以发挥其推动作用。因此，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数量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基础。没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仅靠技术、资本、制度、产业政策等，很难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3.人力资本结构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兴起、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我国是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然而在此过程中，并没有充分利用本地区的人才优势使引进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即实现二次创新来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从日本发展的经验来看，将人的知识和创造力融入到生产要素中，使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使传统产业重现生机，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

从反向看，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对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带有很强的指示关系，为人力资本的转型开发指明了方向[6]。国际先进例子表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就业结构调整，进而促进整个人力资本结构调整的先例不胜枚举。“硅谷效应”带动了美国长达20年的IT经济繁荣，也带来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的人才队伍；“德国制造”更是使机械加工与精密仪器制造的世界之巅长期为日耳曼民族所独占……。因此，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人力资本结构调整，通过人力资本的结构革新再孕育出产业技术的革命，往往是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有效途径。

三、我国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作用分析

通过上述定性分析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相互协调，只有做好三者的统筹发展，才能实现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进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一）人力资本数量与产业结构协调性分析

杨益民（2007）提出用产业专业人才结构偏离度（即GDP产业构成比／专业人才构成比－1）来衡量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程度[7]。然而专业人才的衡量带有主观性，本文采用产业就业人员偏离度来衡量（式2），如果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为正数，则说明该产业就业结构供给小于需求；若为负数，则供给大于需求。

利用1987年至2010年的数据，根据上式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三大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系数

从表1可以看出，1987年以来，第一产业的偏离度一直为负数，则说明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多于需求，且其偏离度越来越大，一方面是由于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例由1987年的26.8%下降至2011年的10%；另一方面是由于科技进步，使其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数量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偏离度均为正，即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供不应求。其中第二产业对偏离度的贡献一直较高，一方面是由于第二产业对经济贡献率大，一直维持在45%左右，人力资本需求量大；另一方面是由于第二产业新兴行业较多，且技术专业性，对人力资本的质量有较高要求。第三产业偏离度有逐渐减少趋势且其对偏离度的贡献逐渐减小，主要是随着第三产业对经济贡献率快速上升，由1987年的29.6%上升到2011年贡献率为43.3%，使更多的人力资本流向知识型服务业。

（二）人力资本质量与产业结构协调性分析

人力资本的质量是指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工作质量、独立完成工作能力、自学能力和掌握新技术的能力等。质量是个人能力的一种体现，本文假设通常受教育程度与知识水平、自学能力和掌握新技术的能力等成正比，以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本质量的衡量指标。通过计算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员创造价值的百分比，得出表2结果。不同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员创造价值计算方法如式4所示。

Vi表示不同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员创造价值，i表示不同受教育程度；Hn表示不同行业经济增加值，因分行业经济增加值中没有国际组织的数据，因此n代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中除国际组织外的19个行业；Pi，n表示n行业中，受教育程度为i的就业人数占比。

表2 2010年不同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员创造价值占比

如表2的创造价值来看，初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员创造了65.14%的价值，为价值创造的主力军，然而从边际价值来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边阶价值越高，其中研究生的边际价值最高，研究生就业比例每增加1%，创造价值占比将增加2.23%。

（三）我国人力资本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人力资本结构在质量和数量上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三大产业人力资本结构中数量有待调整。从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分析来看，第一产业的偏离度正在扩大，其中76.1%的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随着第一产业经济增加值占比的下降以及技术进步导致所需劳动力下降，可能会使第一产业的偏离度进一步扩大，阻碍经济发展。

2.人力资本结构中质量有待提高。上述就业结构偏离度系数分析体现二、三产业对人力资本需求量较大，但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人力资本质量的需求高于数量需求。而我国目前的就业人口大学专科以上就业人员占比10.06%，显然不能满足我国将要在203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对知识型劳动者的需求。有研究表明，国际上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所获专利数之比远远高于大学本科以下学历者。可见，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技术、高知识层次、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人才。

图1 2010年研究生－经济增加值积累百分比

3.高素质人才创造价值之比偏低。根据表2数据，虽然我国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边际价值最高，但其创造价值占比仅8.8%。这与目前我国研究性人才主要集中在高校与科研院所等不直接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关。借用表示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分配的洛伦兹曲线，将经济增加值占比由低到高排列，本文用横纵G表示研究生人数积累百分比，纵横V表示经济增加值累积百分比，则得出图1，经济增加值14%的行业，拥有70%的研究生，可见我国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以至高素质人才创造价值比偏低。

4.我国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匹配度较差。这主要体现在我国主要支柱型产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性不强，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发展错位。根据国际经验表明，我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段，尚未完全摆脱依靠单纯的要素投入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路径。高新技术产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较低，一些行业重要科技成果与技术装备也以引进型为主，自我创新能力较差。传统产业技术升级缓慢，产品科技含量低，产业附加值低，产业利润的获得尚处于主要靠简单地压缩要素成本价格为主，经济整体发展质量过低，导致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性不足。

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通常都会遇到的阶段，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未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出现的经济增长停滞或徘徊不前，其实质为由于人力资本不相适应而出现的产业结构陷阱。调整产业结构的根本又在于人力资本结构调整，通过人力资本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更好地促进其他要素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和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如果能顺利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就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树立“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就需要先打好人力资本的基础。一方面通过技术教育，对就业人员进行再培训提高技能，使其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就业环境；另一方面是通过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创新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创新者并非生下来就处于知识的前沿，他需要接受现代知识教育与研究才能实现创新。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9年我国的试验、发展（R＆D）支出占GDP的百分比的1.4%，但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1%，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韩国，其R＆D支出占GDP百分比均在3.3%以上。由此可见，通过教育及研究培养就业人员的创新能力，对于经济持续增长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在未来发展中，应树立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确保财政中教育支出的比例不低于财政收入增速；在教育投入中，职业化教育的投入不低于高等研究性教育的投入。

（二）加强对弱势产业的人力资本投入。根据资源禀赋理论与索洛增长模型，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源泉及动力。人力资本优势的发挥将直接决定产业发展的成败。因此，建议国家对包括农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业等在内的弱势产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通过普惠型、研究型与职业型教育，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引导其将所学发挥到相对弱势型产业上去，通过弥补短板来促进这些弱势产业转型升级。实施人才引领战略，通过人才带动逐步缩短差距，甚至发展成为我国新的优势产业及支柱型产业。

（三）提升高素质人才的创造价值，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相关部门应制定激励政策，激励科技人才到一线中干事创业。促使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与一线生产相结合，多出创新型成果与专利型技术，多为生产一线解决问题，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早日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贡献力量。

（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创造高端人才需求。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具有相互协调性，产业结构调整为人力资本培育发展提供了方向。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应注重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创造对高端人才需求的环境，通过高端产业对高端人才的吸纳促进我国人才培养机制与导向的创新，为高端人才提供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力资本向高科技方向流动。

[1]刘福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J].南风窗，2011（7）：76－78.

[2]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J].经济学动态，2009（7）：42－45.

[3]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2）：4－9.

[4]胡学勤，李巧云.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若干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11）：1－6.

[5]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1.

[6]胡晓登.在调整产权结构和工业产业结构中提高“工业强省”质量[J].贵州社会科学，2011（1）：81－83.

[7]杨益民.人才结构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分析的指标及应用[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8－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