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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对我国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影响——基于德尔菲法的专家意见分析

2013-10-08陈丽莎杨文杰

关键词:劳动力城镇化意见

陈丽莎,杨文杰

(1.马来西亚理工大学,新山市 81310;2.河北大学 管理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一、国内外研究回顾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起来的。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进入了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城镇化研究的著作及论文不论从数量还是内容上逐渐丰富起来。如林玲在论著《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中探讨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1];加藤弘之和吴柏均著作了《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一书,对中国城镇化与城乡协调发展及产业集群等热点问题和经典案例展开了论述[2]。国外学者对我国城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与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同步的,我国城镇化发展在“十年动乱”期间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外国学者大多在这一时期探讨的是中国城镇化落后的成因,如Weber认为是作为中国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城镇化发展进程[3];而Scott则认为是中国城市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城乡差距不能支撑中国城镇化的发展[4]。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化迅速发展,国外学者开始对中国城镇化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Konrad&Szelenyi及Ofer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性,因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既不同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同步城镇化”(parallel-urbanization),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城镇化”(over-urbanization),中国目前的城镇化发展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5-6],因此中国应该制定更加积极的城镇化发展策略,以适应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要求及人们对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需求。

而劳动力成本的变动,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同时又影响着社会总福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和谐,因此针对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动问题,国内学者作了很多探讨和研究。辛永兵、李景勃分析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裙带效应,认为应当采取调整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开发结构,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加强宏观调控等措施,使得劳动力成本健康增长和经济健康增长相适应[7]。廖萍对新《劳动合同法》带动劳动力成本上涨进行了评价[8],而张本波认为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包括生活成本上升、劳动力需求增长和供给结构性短缺、政府规制和政策调节以及经济全球化等原因[9]。Janet Ceglowski和 Stephen Golub 用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研究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发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和汇率有关系,并且认为中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增长在短时间内对中国的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加速或者劳动力短缺范围扩大,整个经济领域工资上涨,将会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产生影响[10]。Guillermo Calvo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暂时性的,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很多人的生活水平仍然处于贫困线以下[11]。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从很多方面进行了评述,但是很少有从同样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的城镇化入手分析。对此,本文的研究愿意在这方面作一些努力和尝试。

二、城镇化对劳动力成本影响因素的确定

(一)德尔菲法

本文采用德尔菲法共设计了三轮专家调查问卷。

首先,专家的确定。德尔菲法的选定的专家需要具备主题相关的必要理论或实践经验,以保证专家意见征集结果的质量和权威性。本文在专家的遴选过程中主要考虑“城镇化”和“劳动力成本”这两个核心概念,根据专家所发表的学术论文、著作的内容及研究方向,在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暨南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及河北经贸大学等学校选择了30多位具有资深教学和科研经验的专家学者,涉及的专业包括经济学、管理学、人口学、城市经济与管理、工商管理等专业及方向。

其次,问卷的设计。根据研究需要,本次专家意见征集共设计三轮问卷调查。第一轮的问卷中向各位专家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及本次专家意见征询的过程设计,并且请专家列出中国城镇化发展对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影响因素。对首轮专家意见的结果进行归纳整理,将总结后的城镇化发展对劳动力成本变动的7项影响因素设计成表格,在第二轮问卷调查中请专家给总结后的影响因素根据影响力的大小排序,“1”代表影响力最大,“7”代表影响力最小。收集第二轮的专家打分结果,加以汇总,通过取每一项影响因素的专家打分的平均值确定专家小组的打分。在第三轮问卷调查中,将小组评分及专家本人第二轮的评分反馈给专家本人,专家可以保持原有意见也可以更改打分。经过三轮的专家意见调查,最终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统一的对于城镇化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因素这一问题的专家意见。

再次,问卷的发放和回收。三轮专家意见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都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电子邮件一方面具有普遍适用性,便于专家意见的反馈,也可以节省各位专家的时间;另一方面专家与研究者通过电子邮件单方面联系,可以保证专家组成员之间的保密性。

最后,数据分析方法。三轮专家意见征集结束后,使用SPSS软件对第二轮和第三轮专家评分进行Kendall和谐系数检验,通过观察P值、比较卡方检验结果和临界值的大小来检验专家意见是否是根据同样的判断标准得出的,他们的意见是否具有一致性。

(二)影响因素的综合判断

第一轮专家意见征集有23位专家给予了回复,共列出35点影响因素,根据这些影响因素涉及的内容及其关系,作者对其进行了综合梳理,将这些影响因素划分为7大项,即生活成本、福利及就业成本、迁移成本、人口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劳动者观念(表1)。

表1 第一轮专家意见汇总

在第二轮和第三轮专家意见征集中,分别有18位和17位专家给予了回复,对这两轮数据进行整理之后,分别进行了Kendall和谐系数检验,结果见表2和表3。两轮的P值都为0.000,说明两轮的结果都具有统计学意义,否认专家的意见不具有一致性的假设,即专家判断城镇化对劳动力成本影响因素的意见具有一致性。第二轮专家回复结果的Kendall和谐系数为0.290,第三轮的Kendall和谐系数为0.385,说明经过对第二轮小组结果的反馈,专家的意见更加趋于一致,也使得小组意见更具参考性。

表2 第二轮专家意见汇总

表3 第三轮专家意见汇总

除了对第二和第三轮专家意见进行kendall和谐系数检验外,本文还运用SPSS软件分别对这两轮专家意见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包括对平均数、中位数、众数、标准差等以及对各因素专家评分的频度分析。通过对比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描述性分析结果,7个影响因素中除“政策因素”外,其他因素的标准差在第三轮的结果中都有所降低,说明专家的意见更加趋于集中;而“政策因素”的标准差虽然略有增加,但是“政策因素”的众数由4变为2,说明专家对于“政策因素”的意见虽然稍有分歧,但是总体趋向于认定“政策因素”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三、主要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析

(一)生活成本的变化

2005年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年为100)为 101.6,2006—2008 年 分 别 为 101.5、104.5、105.6,2009年由于经济危机下降为99.1,但是2010年又回升为103.3,2011年为105.4。这些生活成本主要包括衣食成本、住房成本、文化娱乐等交际成本以及医疗成本等,其中住房成本提高成为城镇化过程对城镇生活成本的一个显著影响因素。我国城镇住房的供应不是由城镇住房市场的需求决定的,而是由政府及土地开发商的商业战略允许的土地供应决定的[12]。而我国城镇化的迅速推进是建立在大量农村-城镇移民基础上的,这促成了城镇人口的大规模、快速增长。在市场经济商业模式下,城镇地价和房价过快上涨,且上涨速度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涨速度,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房价更是让众多的中低收入者望尘莫及。我国房价收入比严重失衡,中小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往往在6倍以上,而大中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则超过20倍,这远远高于国际惯例的3-6倍的合理区间[13]。居高不下的房价使得住房问题能否解决成为劳动者在评判工资高低时的一个重要标准。

(二)城镇化政策影响

首先,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方针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开始的“控制大城市”“发展小城市”到后来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①1980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市发展总方针: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2002年“十六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发展方针的调整,使得我国的中小城市迅速发展。鼓励发展中小城市的政策也搞活了地方经济,众多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焕发着勃勃生机,成为服务地方和区域经济增长、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新生力量。因此农民打工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南方一些城市招工难的情况,企业和工厂不得不提高工资标准或者增加企业福利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来企业工作。

其次,城镇化促使城镇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城镇化建设中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正当收入的需要。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使得企业不得不对其他标准也进行调整,如基本工资标准、加班工资、工资体系中不同职位员工的工资比例、员工社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等福利[14],企业都感受到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带来的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压力。

再次,为了适应城镇化的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国家颁布了新的“三农政策”。通过加大农业税减免改革力度、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及对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补贴等措施,增加了农民收入、优化了农业发展经济结构、改善了农村生活水平,使得农民在城镇打工的时候有更高的收入期望和生活期望。

(三)福利与就业成本的变化

劳动力成本除了企业单位支付给雇员的工资外,社会保险支出和就业培训支出是其另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保险费用占劳动力总成本的近20%,占非工资性(或非直接)劳动力成本的60%[15]。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者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越来越多的人在择业时会考虑选择提供更多更好社会福利的企业单位,也愿意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险及商业保险来保障今后的生活。而城镇化带来的产业聚集也促使企业通过提高福利待遇来吸引人才提升企业竞争力。此外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在内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体制已经逐渐完善,企业面临着为员工承担更高的社会保险成本的问题。

企业和个人越来越注重对教育的投资,除了劳动力在就业前进行了各种高等教育、职业技术培训之外,企业在引进新员工时往往还会进行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在工作期间也会通过组织学习、参观及出国深造等活动来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人力资本投资在提高公司职员的工作水平、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四、结 论

劳动力及其成本的变动对生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会传递到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因此,劳动力成本的研究对于维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16]。综合以上分析,生活成本、政策因素、福利及就业成本、人口因素、经济因素、迁移成本和劳动者观念7大因素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动有影响,生活成本被认为是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而政策因素则是从宏观上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动产生影响。

我国目前劳动力成本的增长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是不可避免的。研究城镇化进程对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影响,目的是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的研究,采取理性的城镇化政策,调控城镇化的规模与速度,减少劳动力盲目流动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增长产生的消极影响。合理解决劳动力的收入和福利要求,使劳动力成本增长与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形成良性互动,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目标。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坚持既积极又谨慎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速度保持同步才会达到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作用;加强政府职能对企业和劳动者间的利益均衡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的社会职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力保市场物价相对稳定;努力提升企业劳动力素质和就业能力,增加员工福利,建立工作奖励机制,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

[1]林玲.城市化与经济发展[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29-36.

[2]加藤弘这,吴柏均.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74-81.

[3]WEBER M ,GERTH H.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M].Glencoe IL:Free Press,1951:48-52.

[4]SCOTT J C.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54-62.

[5]KONRAD G,SZELENYI I.Scoial Conflicts of Under-urbanization[M]// M Harloe eds .Captive Cities:Stud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ities and Regions.New York:Wiley,1974:19-23.

[6]OFER G.Industrial structure,urbanization,and Socialist Growth Strategy:An Historical Analysis,1940-1970[M]//S Rosefielde eds.World Communism at the Crossroa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7]辛永兵,李景勃.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9(1):32-35.

[8]廖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兼论新《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J].会计之友,2008(7):92-93.

[9]张本波.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因素和影响[J].中国经贸导刊,2008(10):21-24.

[10]JANET CEGLOWSKI,STEPHEN S GOLUB.Just How Low are China's Labour Costs?[J].The World Economy,2007(4):597-617.

[11]GUILLERMO CALVO.Rising Labour Costs are Transitory[EB/OL].[2010-07-18/2011-01-13].http://www.economist.com/eco nomics/byinvitation/guest-contributions/rising_labour_costs_are_transitory.htm.

[12]JUNHUA CHEN,FEI GUO AND YING WU.One Decade of Urban Housing Reform in China:Urban Housing Price Dynamics and the Role of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1995-2005[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1(35):1-8.

[13]房 价 收 入 比 [DB/OL][2012-01-05].http://baike.baidu.com/view/865384.htm.

[14]李晓敏,张胜波.深圳最低工资提至1500元[N].南方日报,2012-02-02(A01).

[15]张本波.我国劳动力成本变动趋势及影响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2009:89-95.

[16]孟祥林,王印传.新型城乡形态下的农村城镇化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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