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君喜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 200240）

“媒介批评”理论是大众传播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媒介批评学，研究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征，首先要有其专属的研究问题，其次要有相互独立的不同层次的学科理论体系，同时，还要有专业化的实践范畴。就此意义而言，媒介批评所关注的问题、领域、方法及实践等，与传统的大众传播研究显然有所区别。

媒介批评主要指的是基于人的传播活动的对媒介现象进行的价值评判和反思性活动。因此，要试图建立独立于大众传播学理论的媒介批评学科理论，就须在逻辑上厘清媒介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明晰媒介批评学科赖以成立的核心范畴与理论，才能明确界定学科研究的基本内涵和边界，从而确立学科本身的特征和独立性[1]。总体而言，媒介批评学的基本问题包括以下方面。

一、人和媒介的关系与传播活动

媒介批评学研究应该确立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人们基于媒介的所有传播活动，是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简而言之，人和媒介的关系，是媒介批评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所谓传播活动，就是人类使用媒介进行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所有活动。在传播活动过程中，通过“意义建构”，人和媒介的关系得以确立并不断调适。借助于媒介，人们建立起来属于自己并被社会共享的“符号表征系统”，并藉此建构起来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媒介成为人类社会文化意义的基础，假如没有媒介，任何人类文化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因此，探究媒介，就必须要探究媒介的文化意义构成，以及由媒介和文化构成的社会现实。

媒介批评理论要做到关怀现实，观察和思考现实问题，其前提和基础是必须要对“媒介”本身有深入和全面的认识，那么，就必须要对“媒介为何”的问题做出回答。对媒介本身的考察，不能仅停留在传统媒介理论研究的层面，即仅仅把作为物质形态存在的媒介研究作为重点，这样的结果就是把媒介独立于人的社会文化活动之外。媒介批评理论所关注的重点和研究对象同样是“媒介”，但是，媒介批评重点考察的是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文化间的意义关系。由此，“人和媒介的关系”自然就成为媒介批评理论的基础问题和关键问题。

从现实的媒介技术发展演变的角度看，各类新兴媒体不断出现并不断更新、补充和颠覆传统媒体，但仅仅从技术层面上的媒介变迁认识媒介，显然无法全面解释媒介的特征。因此，媒介批评理论必须要将媒介置于人类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下，将媒介发展视作连续性的文化整体进行探究。也就是说，媒介批评对传播媒介的考察，是将处于传播活动中的媒介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媒介整合起来，作为连续性的文化构成加以考察。就媒介发展而言，无论是早期的口耳相传，还是新兴媒介的使用，都体现出人对媒介的参与和控制的程度，以及在参与和控制中改变的程度。根据人在传播过程中的不同活动形态，如参与媒介的程度、控制媒介的程度等，并由此来定位和分析不同的媒介形式及其文化内涵。这一分析路径，就明确体现的是人与媒介的内在关系问题，是媒介与文化的变迁问题，而不单纯是媒介技术形态的演变问题。立足于人和媒介的关系角度看，传播活动是人类活动的构成部分，媒介批评理论也正是建立在人类传播活动的基础之上。将传播活动确立为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强调了人和媒介关系的重要性。由于媒介技术的不断变化，人和传播形态之间，以及媒介内容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彼此对立的反映和被反映的静态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的互动性影响关系。进而言之，文化和社会意义也深深地植入这种关系之中。因此，媒介批评理论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是基于传播活动的“人和媒介的关系”问题。而人和媒介的关系，也正是隐含在人类传播活动中的社会、文化的问题。质言之，在此意义上，媒介批评理论也就是立足于以“人为目的”的价值立场的关于媒介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批判。

二、信息传递与意义建构

对于传播活动以及人和媒介关系的认识，以往的传播研究理论基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即“信息传递论”和“意义建构论”。

“信息传递”论者认为，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流和传递活动。“传递说”将传播活动理解为一个过程，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会影响接受者的思想和行动，通过传播效果的实现与否来考察检验传播活动的最终实现。与此不同的是“意义建构”论，该观点认为信息交流活动是人们在社会、文化中发生的“社会化”的活动[2]。传播“意义建构”论者将传播活动看作是“意义”的生产与交换，认为媒介与人发生互动关系从而生成意义，重点强调的是媒介文本在文化与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3]。就信息的意义生成而言，与“传递论”重视传播者的作用不同，“建构论”则认为传播者在传播活动中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文本及受众对文本意义的解读，并认为受众解读是一个“建构意义”的过程。当信息接收者将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加之于文本的解读，从而建构符号形态时，就出现了所谓意义的“协商性”建构，当这种“协商”达成一致时，意义建构就转换成了“意义的共享”，亦即传播者、接受者乃至其他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意义交集”[4]。“意义建构”论的重点，是强调接受者的立场决定了信息的传播结构和传播过程，并非是由信息或传播者本身来决定。

因此，信息的传播并非是由此及彼的线性关系构成，而成为某种特定的结构关系中的构成要素。信息与传播者、接受者，以及其他要素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传播结构模式（如图1所示）[5]。在该图式中，信息“意义”居于核心地位，就此层面看，传播者和接受者都成为信息意义生产的参与者。他们依托于媒介文本，对媒介文本的文化符号进行建构，以及不断地再建构的过程，从而形成了媒介文本的“意义”。意义的生成，基于各种不同的要素的影响，但集中体现在对“文化符号”的形成层面，不同的文化符号表征着意义的差异。媒介批评理论对“意义建构”的关注，是自身作为以批判性研究为主导取向的学科的突出特征。由此来看，以媒介文本为载体，立足于“共享意义”的立场，对媒介的文化符号的意义的解读，成为媒介批评学的核心范畴。

图1 信息与意义建构的关系

三、媒介现实与真实现实

媒介批评理论不仅系统考察传播活动中的信息传递，同时还立足于文化社会视野系统探究信息的意义建构。基于“意义建构”立场对传播活动的探究，具体则体现为对“媒介现实”的特征的研究。因此，“传播形态”和“媒介现实”是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直接对象。

柏拉图在其著作《国家篇》中基于对人类知识的想象性理解，提出了著名的“洞穴之喻”。洞穴隐喻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传播形态与媒介现实问题的阐释。因此，就人和媒介的关系而言，传播主体与媒介现实之间的关系，就是“囚徒”与“影子”的关系，“囚徒”只有走出“洞穴”，才能认识到真实世界的存在状态。也就是说，人们处于媒介现实之中，久而久之，从而自然而然地认为“媒介就是真实的现实的反映”。但是，只有当人们走出“媒介现实”时，才能认识到真实事物本身。

关于媒介对传播主体的观念形态及内容的影响，对此问题研究者早就做过深入探究。早期许多大众传播学理论，都试图解释媒介现实和真实现实的内在关系，比如作为传播学研究源头的“芝加哥学派”，就提出“符号互动论”，李普曼提出媒介的“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观点，麦考姆斯的“议程设置”理论，以及“涵化理论”“框架理论”“第三人效果”等传播学理论，都已涉及到对“媒介现实”与“真实现实”间的关系问题的考察。甘斯（Gans）与吉特林（Gitlin）概括为五种观点，具体包括（1）媒介内容反映了社会真实，即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的镜子；（2）媒介内容受媒介工作者的社会身份与态度的影响，即传播中心论；（3）媒介内容受到媒介组织的影响；（4）媒介内容受到社会机制和社会力量的影响；（5）媒介内容是意识形态立场的工具，目的是要维持现状。

显然，基于媒介批评理论基础的“意义建构”视角，对传播形态及媒介现实与受众内在关系的全面的结构化分析，尚未在理论上完全展开。媒介批评理论从传播形态和媒介现实的分析入手，剖析传播形态中隐含的政治、历史、社会、文化、技术等文化意义，剖析媒介如何构建属于自己的现实，从而认识真实现实的存在状态。对于这些问题的考察，自然也就成为媒介批评理论的基本研究导向。

从“媒介现实”和“真实现实”的关系角度看，传播形态包含三个层面：真实现实、媒介现实和受众现实[6]。持“传递论”观点者理解的事实和媒介的关系，具体呈现为事件经由媒介到受众的线形传递过程。但是，持“意义建构”论观点者认为，对“媒介现实”的理解应从事件、媒介、传播主体三者的“意义共享”关系中去探寻，并重点立足于受众的解读“视域”加以考察[7]。基于此，对传播形态的分析就可以从上述三个分析层面展开，这三个层面就构成了传播形态的现实存在性、可能性和解释性。对这些内在问题的分析，构成了媒介批评学的基本阐释框架。

四、传播网络与媒介组织

人类的传播活动本身是社会化的活动，不过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传播活动的社会化水平各有差异。随着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人类传播活动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通过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人们构建了庞大的传播网络，从而使得人类彻底进入“媒介化社会”的生存方式中。传播活动的社会化的主要是以传播网络的建构为基础的媒介信息的组织化、标准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传播活动的社会化也自然成为人们获取社会资本的途径[8]。因此，对于传播网络与媒介组织的研究，则是媒介批评学的实践范畴中重点关注的问题。

就传播活动的意义建构层面上看，所谓传播网络，就是以人类社会共享意义的生产、流通和交换为核心的多层面的、动态的信息交流的结构形态。传播网络不但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结构，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结构，传播网络中结构的维度、层面和结构形式的动态变化影响着结构的性质，从而也就直接作用于传播整合。处于社会中的公众通过传播活动，不断在建构、使用传播网络，因而，传播网络的建构、组织和使用的能力，也就体现了社会整合的能力，以及拥有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能力[9]。概言之，传播网络体现了总体社会化程度的高低。

媒介批评理论则基于传播网络分析的视角，审视建制化的媒介组织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的作用和意义。作为社会传播网络的构成基础的媒介组织，是社会网络建构的重要影响因素，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具体而言，媒介组织首先应该是公共事业单位。其次，媒介组织是一种信息产业机构。此外，媒介组织还是社会机构。因此，媒介组织作为社会网络建构的基础，它一方面具有公共性，即给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又具有产业化的特征，要按照市场需求的变化生产。同时，它又受制于社会环境，必须在社会系统的环境中运行。因此，只有在了解了媒介组织自身运行的特征，以及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社会文化如何影响媒介，媒介又是如何影响社会的。

媒介组织作为传播网络构成的基础，它与整个社会现实的发展紧密相连，它是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及社会价值的呈现者。那么，这就涉及到媒介组织的目标，一方面以市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要满足社会大众的信息需求，更为重要的是，不能偏离社会价值的标准。媒介组织是专门化的媒介产品生产机构，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站等，其主要功能是给大众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因此，由媒介组织生产的媒介产品，不但要根据市场需求，生产能满足媒介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还要坚守社会的价值底线。媒介产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性产品。广义的媒介产品包括新闻版面、文字版面和广告版面、节目和广告时段。狭义的媒介产品指报纸、电视节目、广播节目。报纸、电视节目、广播节目为受众提供新闻信息服务、提供娱乐服务、提供各门类知识，受众付出时间和注意力来获得读报、收看节目。媒介产品作为产品，首先是一种处于市场环境背景下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其价值是通过满足受众的需求来实现的，这是媒介产品的自身要素。但是，媒介产品与其他产品截然不同的是，它是一种负载着社会“意义”的产品，它不仅使人们获得物质方面满足的体验，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人们以精神上的满足和实现。如何通过媒介组织的生产，从而生产出既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又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媒介产品，这又是媒介批评理论需要探究的关键问题。

五、媒介素养与媒介教育

传播学理论基于施拉姆、拉斯维尔等提出的线性传播模式，形成了以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受众分析等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其中，受众研究是大众传播理论探究的重点领域。但是，对于受众的概念，在习惯性的使用之外，目前仍然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大众传播理论认为受众具有规模巨大、分散性和异质性、匿名性和流动性、无组织性等基本特征。这一受众观是基于社会学中“大众社会理论”对“大众”的界定。传播学者麦奎尔认为，受众是一定社会环境下（共同的文化兴趣、理解和信息需求）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于特定形式媒介供应物的一种反应。受众通常是同时存在的，当一个媒体开始对某一范畴的成员或者一个特定地区的居民进行诉求时，受众便开始存在。媒介的使用同时也反映出广泛的“时间使用、可获得有效性、生活方式与日常事务”等运用模式[10]。

大众传播理论对受众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理论描述。例如“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是积极的，但自身未必是具有绝对控制力的；批判理论认为受众的信息需求、获得机会与信息选择等收到某种程度的限制；社会认知理论、符号学理论则认为信息内容能够建构人们的社会行动；文化研究认为人们必须实际地估测出，他们与媒介文本的互动会怎样影响这种互动在他们所处环境中的功能；认知与行为科学则认为人类有着不同程度的认知处理能力。基于社会文化的受众研究传统，重点考察的是受众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的意义建构，阐释受众内容接受的意义及其在语境中使用。媒介批评通过对受众的深层次分析认为，作为信息接收者的受众，各种不同的因素影响着其信息的认知、选择和阐释。因此，要使得媒介能够实现其影响社会受众的良性功能，当然理想的方式是提高受众使用媒介的能力，也就是提高人们的媒介素养。由此，媒介批评的对媒介素养及媒介教育的研究，则成为媒介批评实践范畴的重要问题。

媒介素养教育立足于人类发展的目标，通过对媒介文本以及影响媒介文本生产的社会文化各种因素的考察，从而提升人们认知和揭示传播活动中的科学、审美、道德等范畴的具体体现[11]。由此，媒介批评理论对媒介素养问题研究的核心，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对媒介的理性认识和反思性批判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种知识和技能，是为了使所有与媒介发生联系的人们，能够反思性地审视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媒介，理解和提升人们如何使用媒介的能力，认识了解媒介如何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媒介批评本身也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成为起支配性作用的社会力量。显然，媒介技术的变迁所引发的传播媒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都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简单的信息传递的解释范畴，技术发展使得媒介本身的价值观以及为特定利益或权力服务的立场变得更加隐蔽。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受众对媒介信息批判的能力，为了保证社会公平合理的良性发展，立足于媒介批评学视野，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探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总之，媒介批评学如何确定自身的基本问题，并通过不断的学术探究，从而形成学术共识，尚需漫长的探索过程。但正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指出的，科学的进步源于基本认知“范式”的改变，即当人们的思考模式和关注问题的重点发生了变化，相应地也会带来科学本身的变化。就此而言，媒介批评学理论的建立，如何找到自己的基本问题，应该是媒介批评研究需努力的方向！

[1]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3.

[2]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

[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9.

[4]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6.

[5]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

[6]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20－321，360.

[7]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11.

[8]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4.

[9]吴飞.一种新的视野：社会传播网络分析[C]／／张国良.中国传播学评论：第2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3.

[10]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58—160.

[11]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