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义德

（兰州城市学院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沙武田先生在藏经洞封闭原因上主张“1052年末法说”。[1]然而敦煌遗书及敦煌史料并无辽之末法的任何记载，辽对敦煌佛教界的影响亦微不足道。辽之统治者重视末法的时间是1027年，这已非敦煌与辽往来时间。沙先生的“1052年末法说”仍需更有力的证据。

“1052年末法说”缺乏说服力。正如沙先生文中所言“最有说服力的佛教史料和藏经洞资料中均没有发现相关的蛛丝马迹。”[1]敦煌遗书中不仅仅是没有关于（1052年）末法的蛛丝马迹（任何信息）而已。敦煌遗书基本未提“辽”，也没有任何一件文献是确凿无疑出自辽五京（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的，仅一件涉及“契丹”（S.4473b）。[2]

沙先生指出S.529的《诸山圣迹志》提到了“幽州”，[1]在《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新编》[2]检索“幽州”，仅有S.0373，P.2163两件文献涉及。S.0373出于后唐同光元年（923），敦煌与辽此时并无往来。P.2163的题记时间是“开元廿有三载（735）”，与辽亦无关系。在《敦煌学大辞典》3检索“幽州”，结果有初唐时期的“佛图澄幽州灭火”图、唐韩愈的《送幽州李端公序》、P.2625（东汉时期）、P.4638（久视元年 700年）、S.373（同 S.0373）、S.5381（唐五言古诗）、P.3399（公元697年）。综上所述，可能唯一能证明敦煌与辽地区有联系的证据就是S.529《诸山圣迹志》。

从“辽”、“契丹”以及辽之城市方面来看，辽对敦煌佛教界的影响甚微。那么从辽之主要姓氏来看又如何呢？“辽代契丹人只有耶律和萧两个姓氏。”[4]下文即以这两个姓氏为线索考察敦煌遗书。

在《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新编》中检索“耶律”只有两个结果，即P.4612、S.5664提到的鼻奈耶律，只是这都不是姓氏。《鼻奈耶》属佛经之律部。[5]《敦煌学大辞典》中检索“耶律”，结果亦然（非敦煌遗书中出现的除外）。在《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新编》中检索“萧”结果如下表：

地名在《敦煌学大辞典》中检索“萧”（非敦煌遗书中出现的以及上面提到的这两种情况除外），结果是：

《昭明文选》，南朝梁萧统编选 P.2189,梁武帝萧衍萧该，开皇二十年（600）梁武帝萧衍的《棋评要略》P.3655,唐初 净度三昧经，或谓萧子良所抄之经

上面两个表中所有的“萧”姓均非辽国人。据此可知，敦煌与辽在人员交流上亦颇少。而以上论述充分表明，至少在藏经洞封闭前，辽对敦煌佛教界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1052年末法”引起统治阶层并采取措施应对末法在1027年。“圣宗太平七年（1027）起继隋唐石经《涅 》、《华严》之后，续刻成《般若》、《宝积》，计四大部。”此时敦煌与辽已经有七年未曾往来。敦煌曹氏归义军最后一次遣使入辽是开泰九年（1020）“九月乙亥，沙州回鹘敦煌王曹（贤）顺遣使来贡。”[7]辽代皇帝以轮回王自居表达护法思想则更晚，目前发现的辽之“1052年末法”的最早记载是在1043年。[1]再考虑到敦煌与辽之间的联系主要以政治为媒介、敦煌遗书并无关于“1052年末法”的记载以及辽对敦煌佛教界影响甚小这些因素，辽之末法思潮几无传入敦煌之可能。

结语

敦煌遗书中并无关于“1052年末法”的任何记述。虽不可否认敦煌与辽在937—940、1006—1020这两个时间段是有一定往来的，但是从数万件敦煌遗书来看至少在藏经洞封闭前辽对于敦煌佛教界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大规模封藏寺院经书并非小事，末法思潮没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的话敦煌佛教界是根本不可能那么做的。末法在辽形成全国性思潮的时间在敦煌与辽的交往时间之后，辽之末法思潮几无传入敦煌之可能。所以因辽“1052末法”封闭藏经洞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1]沙武田：《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

[2]施萍婷、邰惠莉：《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4]都兴智：《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社会学辑刊》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