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小平，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讲师，博士

电视剧《推拿》海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残疾人为主角的内地电视剧并不多见。2004年的《穿越激情》(《爱过我就放了我》)和2005年的《花开有声》是其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历史剧、谍战剧和青春剧占据主场的今天，2013年8月，央视黄金时间推出了31集电视剧《推拿》显得新鲜而特别。这部电视剧以一群盲人推拿按摩师为主角，打破传统以家庭为主场的故事叙事模式，超越从健全到残疾的励志建构方式，群体性地呈现出盲人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整体生存状态。

感光能力的缺失将盲人与正常人置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感知世界。光赋予正常人以感知色彩的能力，色彩赋予了世界以五彩斑斓的构成，从而提供诸种意义生成的可能。在缺少光的世界里，世界依靠触摸和想象来感知。在触摸中，世界是具体触摸点连接成的面;在想象中，世界抽象成为一种内在自我的随性构成。这种具象和抽象的结合构成了心灵的世界，这种心灵世界带着沉重的肉身融入社会，在社会中找寻着活着的意义和价值。电视剧《推拿》就是以这样的视角，带我们进入一群人的生活，这群人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时而游离，时而连接，时而共鸣，在波澜不惊的欢笑泪水中，应和着人情与人性，共同构筑了整个社会的精神家园。

一、自我的独语

现实世界，人总在有意无意间追逐符码意义的生成。符码意义更大程度上成为人社会性存在的标志。但在社会性存在的背后，人总是在构筑自我内心深处心灵的独语，这种独语是对真善美的向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场独舞。在正常人的世界中，我们睁开眼的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光，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真切存在与变化，感受到他者微妙的肢体语言，从而构建起逐渐强大的自我保障体系，以保证我们的行为随环境流转，随语境变化。人交际技巧层面的流动性元素使人不断得到肯定和赞扬，从而不断巩固人的社会性存在。但在盲人的世界中，很多构成元素是模糊停滞的，他们需要声音来辨识，需要触摸来认清，参照物的先天性缺失，导致几乎所有构成都是建立在他者口头相传以及自身触摸感受的经验性基础上的，这使得自我的构建比正常人更加封闭。所以自我的独语成为大部分时间他们分享人生的途径。他们在独语中，调整自己的言行;在独语中重新点燃生的希望;在独语中，将烦恼忧愁一一排除。

剧中的沙复明用独语的方式，保留着年轻时代对爱的渴望;王全用独语的方式，排解着对爱的猜忌;马跃用独语的方式，延续着对母爱的向往;张一光用梦中独语的方式，在无数次的惊醒中证明生的存在;金嫣用独语的方式，不断给自己爱的勇气与希望。他们的独语让观众清晰看到了生的意义生成的诸种可能，那是温和的、静寂的自我对自我的倾诉和重建。剧作给予剧中人物的叙事视角以极大的尊重，让我们看到了一群盲人生存意义符码书写近乎完整的过程，那是沉默但充斥温暖的人情，冷静但饱含坚强的人性，平淡但充满热情的向往。

自我的独语构成了《推拿》意义生成的第一环，这是内在精神符码建构的过程，是人生意义从朦胧逐渐走向清晰的过程。在盲人看不见的世界中，这是他们唯一可以整体感知的港湾，它让自己从外在无法确切感知的世界重新驶回安全温暖的地带。也正是因为这个自我独语过程的存在，久违的那份真实才随剧情渐次展开，逐渐将我们吸引，在剧中人物数次心灵独语中，在无数次内心挣扎徘徊下，生活化的图景层层展开，成为“与民众生活融为一体的生活艺术”，(《电视艺术通论》，蓝凡著，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181页)帮助观众完成对自我人生的重新审视。

二、残缺与完整的低回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往往采取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看取人生。好/不好、快乐/痛苦、善/恶等等。在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中，残缺与完整成为绝然对立的两个方面。《推拿》帮助我们逐渐消隐了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带我们从诸多表象层面看似明显的对立冲突中走出，洞悉人生深层多侧面的融合。

沙复明的名字有“复明”二字，但是他的眼睛与现实世界的光明无缘。王全的名字有“全”一字，但是他从小就没有真切感受过这个世界具象的存在。都红有着姣好的面容，但是她却从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切。完整的人生期望和残缺的肉体之间形成巨大张力，而眼睛这一关键点的功能缺失，导致整个感知世界的畸变。剧中盲人，无法看到别人，无法看到自己。但肉体的残缺并不意味心灵和精神的残缺。他们在努力构建一个和谐温暖的心灵世界、精神空间。沙复明和崔云走到一起的过程，是一种从先前记忆到现实生活到理想实现的过程，是一种由幻象到具象到二者融合的过程，心灵的美将两个并不完美的人吸引到一起，从而谱写了一曲平淡但充满温情的爱的篇章。王全和孔佳玉的结合，遭到了明眼的孔佳玉父母的反对，王全用一颗真挚善良的心赢得了佳玉父母的认可。他们虽然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无法看到彼此，但是他们秉承和尊重着各自心灵的意念，在找寻追逐着彼此，在将靠近融合一点点变为可能。

剧中盲人世界残缺与完整的逐渐消融，依靠的是心灵的力量，爱的力量。这一消融过程，给予明眼观众以无限正能量。对于盲人来说，明眼人是他者;对于明眼人来说，盲人是他者，在他者与自我的对视中，在自我和他者的对话中，二者找到了共通点。残缺与完整从来不是对立存在的，它们几乎并存于我们自身，并存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在灵与肉之间，在追逐与等待之间，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是一场场残缺与完整的对话和博弈。而在这其间，精神符码的意义对社会性物质符码的意义超越，心灵的力量对物质和肉体缺失的弥合，残缺与完整的低声倾诉与回响，将残缺的人生不断推向完整。

残缺的遗憾和人不断弥补缺憾走向完整的渴望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成为《推拿》意义生成的第二环，在这一环中，残缺与完整相互对话，使自我逐渐向他者靠拢，自我意义的生成逐渐成为他者意义生成的一部分，他者也在其自我的映照下，逐渐告别残缺，走向完整，由此自我独语的符码意义完成了由“小我”到“大我”的蜕变。

三、卑微存在和人生理想的唱晓

剧中的推拿中心，蜗居于城市的一角。推拿中心的一群盲人，就在这城市的一角追随着时间的脚步推进着生命的进程。在不断反复的的按摩动作中，生命找寻不到太多的起伏变化，更多的是从作为顾客的他者口中获取些许外界的信息，混以个人先前的经验打发着人生。这在很多人看起来是一种卑微的存在，卑微得无法自由地在城市游走，卑微得无法将情绪任意宣泄在外在世界的准确的角落，卑微得无法亲自获取更多的人生经验。但是作为活着的生命体，他们有着自己的人生支点，这种支点就是理想。

剧中很好地以理想为基点，将盲人和健全人穿插在一起。沙复明的理想是将中医和西医更好地融合;王全的理想是和孔佳玉有自己的推拿中心;都红的理想是可以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他们看似卑微的人生都是在理想的支撑下积极地前行着。高唯是推拿中心的前台，小小的角色也有着大大的理想，她蹭MBA的课，为盲人争取权益，力图将现代企业的理念融入小小的推拿中心。牛三勇这个起初具有反面特征的人物，在沙复明的帮助下，不断调整理想的方向，将人生推向正轨。一群卑微存在个体因为理想而互相理解，因为理想而不断融合，因为理想而彼此欣赏，因为理想最终走到一起。

剧中人物都是典型的小人物，但每个人都没有轻易否定自己的存在。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起点上，以踏实稳健的心境和行为找寻生的意义和价值。小人物因为理想而让观众看到了大光环;卑微因为理想的存在，而赋予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大时代中无数小人物的集合，是无数理想的汇聚，无数小小的角落，因为理想的存在融为一片美好的社会图景。

卑微存在和人生理想看似不相干的两个点，统摄在剧中人物身上，成为充满和谐力量的整体。这个整体的构成是:不在物质世界迷失自己，不在理想面前忘却现实。这种感性和理性相互融合的光芒，是给予观众真实感动的基点，导演视角、摄像机视角、角色视角和观众视角，在这一基点上得到了统一，进而了无痕迹地实现了作为人的自我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完美融合。

卑微但不自卑，卑微但不放弃，卑微但积极找寻意义，这是《推拿》意义生成的第三环。卑微的存在或许只是当下的一种状态，并不代表永远。再卑微的人生也有权利拥有理想，再卑微的人生也有资格通过努力去实现理想，人生当下的状态以对社会贡献的多寡来看可能存在卑微，但是人生的理想与卑微无关。《推拿》带领着观众进入卑微和理想的对话，在经历自我沉淀、外人嘲弄、不懈努力的蜕变过程后，卑微与理想生成了新的符码意义。

四、人情与人性美的共鸣

给予观众以真实的感动是影视剧的生命，而在此基础上给予观众以真切的启示是影视剧的使命。《推拿》在生命和使命之间做得近乎完美。这种完美来自于对底层人物和弱势群体的关注，关注点的选取是其成功的关键，这一关注点就是对人情美和人性美的颂扬。

在崔云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小人物最朴素的情感，那种对拥有的满足和幸福感，那种发自内心本能的强烈的母爱。在牛三勇的身上，我们看到走出迷失的人的最本真的状态:仗义、直率、热情、勇气。在沙复明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长者的宽容、理解和关爱。在马跃、都红遭遇不幸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群体勃发出来的慰藉的力量。这些都展现了最真实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在看似舒缓的剧情推进中，在剧中人物无法看到的惟妙惟肖的动作表情变化下，在一个个看似微小的事件中，观众真切地体会到了爱的力量。这其中有两性之间的真爱，有朋友之间的友爱，有同事之间的关爱，无论哪一种爱，都来自于一份真诚和善良，都将“人之初，性本善”进行了近乎完美的诠释。

可以说《推拿》将人性的美在人情这个舞台上尽情舒展地舞蹈，人情的美将人性最原初的那份生而为人的根本淋漓尽致地呈现。剧中极好地将现实舞台上的“舞者”同内心世界的舞者进行跳接，画面组接真实自然，在内与外的冲撞中，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在小我与社会的聚合中，“融入了日常生活的经纬和体验，发挥着一种温和的效力。”(《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美]劳拉·斯·蒙福德著，林鹤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15页)

人情与人性的对话，有效推动了《推拿》意义符码生成的第四环。《推拿》没有简单粗暴地将人情的冷漠和人性的险恶做出单一的呈现，而是在舒缓的剧情推演中，以正面的力量化解负面的影响，这种化解不是来自于预设意义的先行，而是来自于人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对于世界的热情与信任，来自于对美的渴望。在这种热情和渴望中，充满着人情与人性的对话，充满着正负两种力量在为小我得到和为大我牺牲问题上的激烈争论，运用真实朴素的画面语言，《推拿》极好地完成了对这一问题的“推拿”，从而成功生成了其第四意义环。

自我的独语、残缺与完整的低回、卑微存在和人生理想的唱晓、人情与人性美的共鸣，四个部分构成了《推拿》这部主旋律电视剧的有效意义生成符码。真实、真诚生活图景的呈现，普通人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对弱势群体公平、平和视角的看取，对意义漩涡中无数原生态对话的呈现，将观众一次次带入忘我的境地，随剧情而肆意游走，从而最终实现“将电视上的视觉形象混同于其指代的事物本身，忽视了其符号性”(《传播学纲要》，宫承波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122页)的目的。无论从内容的角度来看，还是艺术的角度来说，这部主旋律电视剧的成功及其意义都极为深远。某种程度是上说，《推拿》已成为主旋律电视剧赢得更多受众、更好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精神家园这一使命的极好电视剧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