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若男，湖北大学文学院学生

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模糊了雅与俗，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限，颠覆传统，解构中西文化，充斥着消费和物质的欲望。其电影传达了平民化的价值观，与普通大众契合，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给承受重压的人们提供轻松愉悦的享受和成功的希望，具有明显的大众化、商业化的特点。

一、浓厚的大众化娱乐化特征

1.对经典和民间故事的解构重组

周星驰的电影以“一种轻松的平等的态度，对神圣经典进行戏谑性改写。”(傅莹:《当下中国电影戏仿美学之思——由周星驰的电影说开去》，载《学苑论坛》2005年4期)其电影中，有许多对中外经典文本或电影在内容主题上进行解构，在情节上进行重组，成为一个新的故事或者保持原有故事架构，塑造出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用一种全新的视野来表达他对现实世界的看法，达到脱离甚至破坏现有秩序的效果。而且改编后的故事比较新颖奇特，相比原作有所突破和升华，所以在票房和口碑上成绩不俗。其中改编最彻底最成功的当属《大话西游》，这部电影也最获观众的认可。

《大话西游》以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为蓝本，对其进行解构，分为《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和《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两部。电影情节与原著相比大相径庭，基本上是一个新故事。孙悟空借助月光宝盒穿梭时空，为救爱人白晶晶偶然穿越回五百年前，却遇上一生所爱紫霞，至尊宝在两个女人之间犹疑不决。《大话西游》算是比较早的穿越电影，天马行空的想象、穿插交错的情节满足了观众追求新奇的心理。人物形象被解构，孙悟空成为强盗至尊宝，贪恋红尘，陷入纠结的三角恋，善与慈悲的化身唐僧成为啰嗦的烦人精，菩提老祖变成贪生怕死的神仙，白骨精成为忠于爱情的贤良女子……人物的形象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高大全的人物形象降格为普通的有明显缺点的小人物，阴狠毒辣的妖怪反而显示了温情的一面。在《大话西游》中，爱情是电影的主题。孙悟空不再是降妖除魔的大英雄，而变成了怕死不愿承担责任的至尊宝，并且在深爱自己的两个女子中徘徊。原著的崇高性和严肃性被消解，电影的娱乐性凸显出来，恰恰满足了新一代年轻人追逐爱情，游戏一切的心理，《大话西游》着力渲染的爱情的力量和地位也在观众心中获得认可。所以《大话西游》引入大陆后，引起一阵热潮，风靡一代。

电影《鹿鼎记》是周星驰对金庸的小说《鹿鼎记》的改编，情节曲折，笑料百出，特别是《鹿鼎记2神龙教》讲述韦小宝与众老婆的风流韵事，汇集林青霞、李嘉欣等众多美女，极大的满足了观众的视觉需求和窥探心理，所以票房大好。

《国产凌凌漆》是周星驰对好莱坞经典影片《007》的解构重组。凌凌漆不再是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而变成了一个潦倒好色的猪肉贩，其另一个身份是一个不被国家重用的后备特工。最终猪肉贩打败了金枪人成为民族英雄。《国产凌凌漆》对人们熟悉的经典进行彻底的颠覆，创造出另一种搞笑的风格。

电影《武状元苏乞儿》和《济公》都是对民间故事的改编，运用民间故事中的人物来创作全新的故事，电影与原来的故事相去较远，观众在熟悉的人物上看到与平时不同的故事以及新的内涵，满足了他们追求新奇的需求。

2.无厘头的闹剧表现形式

“‘无厘头’的语言实际上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透过其嬉戏、调侃、玩世不恭的表象，直接触及事物的本质。”(《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周星驰的电影是一种无厘头的喜剧，无论痛苦还是快乐，讽刺还是赞美，都以闹剧的形式表达。“无厘头影片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与批判表现尤为突出，特别是迎合了新生代的消费者的审美要求以及后现代深藏的悲观厌世，及时行乐，侥幸心理及小人物的英雄梦幻。”(吕佳:《论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草根性》，载《电影文学》2011年1期)幽默调侃的语言，夸张搞笑的动作，来回穿插的情节，天马行空的想象，特技科幻等，周星驰的电影一直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让观众在一种突兀的情境中感到莫名其妙，以此达到搞笑的目的。

《武状元苏乞儿》中，周星驰饰演的苏察哈尔灿和其父(吴孟达饰演)有一段对话:“老爸。我已经决定去报考状元。”吴孟达:“好!儿子!老爸等你这句话已经等了30年了。”周星驰:“我可不是为了光宗耀祖，我是为了一个女人。”吴孟达:“好!为女死为女亡。为女去考状元郎，不知是哪家的姑娘啊?”周星驰:“是怡红院的如霜姑娘。”吴孟达:“妓女!好!敢爱别人之不敢爱，老爸佩服你。”这段对白对父子关系、平常伦理进行调侃，因为不合常理，所以更容易博得观众一笑。

在电影《大话西游》中，变成凡人的孙悟空，即至尊宝是一个强盗头子，在面对春三十娘时被兄弟抛弃，为了不被杀对她下跪叩拜。二当家为了躲避刺杀春三十娘的任务，不惜被扎一刀也要装昏，然后大腿和后背先后喷血。小人物猥琐的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令观众捧腹。《大话西游》上部中，孙悟空的转世至尊宝担负着取经重任，但他却爱上了妖精白晶晶，不愿意承担取经的责任。下部，至尊宝为救被牛魔王杀死的白晶晶，利用月光宝盒偶然穿越回五百年前，遇到紫霞仙子，历经曲折发现自己最爱紫霞，最终却失去爱人走上取经道路，改写了历史。至尊宝借助月光宝盒穿越时空，使得故事在平行的两个时空中展开，时空的变换使人物的行为在荒诞中显得合理，情节曲折，笑料百出，至尊宝穿越五百年找寻的这段爱情在滑稽中蒙上了凄美色彩。搞笑与爱情并存，悲欢交融，观众能从中获得快乐，又能感受到人生之痛，《大话西游》是电影在艺术和商业化上比较完美的结合。《西游·降魔篇》同样是爱情加喜剧的模式，段小姐对玄奘忠贞不渝的爱情令人动容，玄奘在一路斩妖除魔的过程中，制造了无数笑料。在现代大众媒介文化中，爱情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最容易吸引人的眼球。喜剧比较轻松，大多数人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碌，重压之下，渴望娱乐身心。周星驰的电影以闹剧的形式极尽搞笑之能事，同时不失艺术上的审美趣味。观众在其电影中既能得到放松，又能有所收获。所以周星驰的电影受到大众的喜爱和追捧。

现代好莱坞大片中科技的运用，制作出奇幻逼真的画面，对观众造成视觉冲击，观众从中获得观赏快感而对这类电影更加买账。周星驰迎合观众的需求，在自己的喜剧电影中融入科幻特技的因素，使电影更具吸引力。

电影《少林足球》海报

《西游·降魔篇》、《长江七号》、《功夫》和《少林足球》中，有大量科幻特技的出现，使得影片既有好莱坞的影子，又有自身独到创新之处。巨大的如来佛像，可爱的外星狗长江七号，凌空而下劈出的如来神掌，超现实的足球比赛等。绚烂的画面使电影中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夸张了人的主体力量，在想象的世界中圆了观众心中的英雄梦。观众在观影时感觉到超能力的存在而身心愉悦。

二、平民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周星驰电影采用通俗化策略，其电影的价值观是平民化的，从大众的利益和愿望出发，给普通人以成功的希望。当然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世俗恶劣的审美、价值取向。周星驰的电影一般以小人物为主角，表达他们生存的无奈生活的辛酸，表现他们自身的各种缺陷，但他们都不失善良的本性和进取的愿望，最终小人物一定得偿所愿，爱情事业大丰收。

在《大话西游》中，紫霞仙子刚开始遇到至尊宝时，只是把他当成自己的附属品，把他当狗一样使唤。当至尊宝拔出紫青宝剑，她也说:“居然是他。”但是，她坚信拔出了紫青宝剑的人就是她的如意郎君，所以她要求至尊宝:“那我们大家立刻开始这段感情吧。”至尊宝开始并不在意紫霞，用各种谎言欺骗她，甚至当他说出那一段感人至深的表白:“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时，也明确表示这是一个最完美的谎话，目的是让那把剑的女主人彻底地爱上他，以此逃脱一死。紫霞知道至尊宝的谎言，却并不揭穿，仍做着神仙眷侣的美梦。当至尊宝看到紫霞在自己心里留下的一滴泪时，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真正深爱的是紫霞。爱情在这里发生得毫无道理，爱情是由外在物决定的，而不是心与心的交流，爱情打上传统的宿命烙印。崇高神圣的爱情的内涵被周星驰和朱茵压缩、平面化后，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动机，仅仅因为上天的安排，因为一把剑，一个女人就死心塌地爱一个男人，把精神追求的爱情异化为物的存在。爱情的基础和保证变成了一把剑，变成了天意。有了天的保佑和指引，凡俗之人可以高枕无忧，为所欲为，所以爱情的双方便有恃无恐，至尊宝随意地骗，紫霞随意地相信，两个人没有心灵上的沟通交流，也不用承担责任，什么都无所谓，不计较后果，以物为承载的爱情的基础是如此薄弱，不可信赖。至尊宝戴上金箍，从此人间一切与自己无关，再不能有半点情欲，半点留恋，负起取经重任，全心皈依我佛。为了救紫霞，不得不戴上金箍，变回法力无边的齐天大圣，但从此不能再有情欲。这是一种苦行僧式的自我惩罚，以此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因为不能和最爱的人在一起，所以也就不再需要爱情，不再爱人。尽管《大话西游》中，孙悟空陷入三角恋，欺骗爱人，但最终还是因爱情而痛彻心扉，使爱情升华，回归到大家信奉的忠诚于爱情的价值观。被简单化、平面化的爱情在消费主义文化中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在电影《功夫》中，阿星是一个小混混，立志加入斧头帮，并且先后两次粗鲁地抢走女主角芳的冰淇淋和钱。阿星因为是万中无一的天生武学奇才，在救神雕侠侣时，被火云邪神打通任督二脉，间接将他的潜能逼了出来。最终阿星打败火云邪神，完成了为民除害的英雄使命，也与芳终成眷属。周星驰的电影多表现小人物英雄这个主题，这些小人物地位卑微，有许多缺点，但他们始终拥有梦想，怀抱希望，本性善良。他们的成功多有偶然因素，他们或天赋异禀，或依靠不被重视的技艺，无意中对其事业有大的帮助，并不是脚踏实地，凭借一步步的积累才赢得成功。影片中主角的经历往往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小人物前期已经历了太多艰辛，所以让他短时间内成功，看起来不合逻辑，实际上正体现了传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和努力就会有收获这些价值观。相比之下，冯小刚的喜剧中，人物总在繁琐世俗的生活中奔波劳累。《不见不散》中的韩冬是小人物，日复一日地为生存在都市里忙碌，《一声叹息》中的梁亚洲靠写字谋生，费心劳神。他们不会有什么奇遇，也不是天赋异禀的奇才，只能碌碌劳作，蹉跎岁月。冯小刚的喜剧更具有生活化的气息，小人物始终是小人物，大多数人只能在灰暗中持续灰色的生活，更能体现生活的本质和内涵。

周星驰的电影采用通俗化策略，“放弃了站在精英文化立场上的启蒙和反思，毫无负累的沉浸在大众文化的世俗的肆意狂欢之中。”(《论周星驰电影的价值观》，翟丽娜、张玉霞著，载《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1期)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人渴望成功，周星驰电影中人物夸张传奇的经历和平民化的价值观在这个消费时代也更容易受到大众的追捧。

三、物质化的欲望

周星驰的电影以商业化、大众化否定高雅性、严肃性。其电影中没有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也没有崇高严肃的理想值得追求，他惯常以小人物的视角，表现小人物希望出人头地，一定要获取功名利禄的愿望。这与当今无数普通人的心愿不谋而合。

在电影《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中，包龙星立志做一个贪官，为了一两银子也要判一桩冤案。后来帮助小莲伸冤，也是因为自己曾对小莲有爱慕之心，而且自己已经牵涉其中，要为自己平反。到了京城，包龙星遇到皇帝，被皇帝封为八府巡按，重审戚家灭门惨案，为小莲伸冤。当平反昭雪后，包龙星已经顺带娶了去京城的路途中遇见的两个女子，并且两位夫人都已身怀有孕，就算在逃难途中也不忘风花雪月一番。为自己平反后，包龙星不再做官，而是开了药铺，卖生子秘方，做起了生意。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这应该是所有中国男人的梦想，包龙星在电影中凭自己略微善良的品性和在妓院中学到的骂人技巧就做到了，令所有做梦的观众倾倒。

在电影《审死官》中，宋世杰身为状师，爱财胜过主持正义。曾经为了几车黄金替杀人者辩护，并成功颠倒黑白。为杨秀珍伸冤是因为其妻为杨秀珍伸冤不成反被掌嘴，宋世杰为了报仇和重新享受当状师的快感而重上公堂。《鹿鼎记》中，韦小宝和陈近南认为反清复明的意义不过是夺回被清朝抢去的金钱和女人，复不复明关人鸟事。《功夫》中，当阿星还只是一个小混混时，他说:“这个世界满地是钱，遍地是女人。”他认为只要加入斧头帮，钱和女人就都有了。

金钱、权势、女人是小人物追求的最实际的东西。小人物处于社会底层，享受不到足够的社会资源，所以十分渴望满足生存的最基本需要。周星驰电影中充满了物质化的欲望，带有明显的商业化特征，人物为欲望所驱使，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这是当代人最真实的写照。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周星驰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鼓励占有资源，争名夺利，可以得到很大一部分观众的共鸣。

结语

周星驰电影的商业化操作策略十分成熟，获得了票房上的成功，周星驰也被称为“喜剧之王”。在解构重组中实现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以无厘头闹剧的形式表达小人物的离合悲欢，特效科幻的运用等，都对观众有吸引力。但无论有怎样不拘一格的外在形式，周星驰在内涵上还是回归了传统，遵循平民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其电影在娱乐化和商业化的道路上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但是，周星驰的电影正是缺乏文化上和价值观上的创新，并包含了一些落后的价值观，没有一种新的文化上的观念来与发展中的消费主义时代相匹配，所以其电影的文化内涵有所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