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菲菲

（西南民族大学 西南民族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在以往中国乡村的人类学研究中，对社会结构及组织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还呈现出某种创设“范式”的雄心。施坚雅从经济空间出发，建构了一整套贯穿村落、集镇与城市的等级性社会交往网络；弗里德曼则通过对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组织的研究，深入探讨了宗族的结构和功能；杜赞奇则提出了一个包容性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已将前人的市场取向与宗族取向涵盖其中。这些“范式”探索为我们具体的经验材料提供了丰富的解释路径与反思空间。与上述汉学人类学家着眼于整体中国的“一般性”理论诉求不同，本文想探讨的是一个有特殊历史背景与族群背景的村落所呈现出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交往路径。在具体行文过程中，我将抛开市场、行政、宗族等惯用的框架预设，从村庄形成与发展的具体过程出发，分析一个移民型村庄的建构脉络。

一、村落的形成

苗族总给人一种居住分散、流动性大的族群形象，而在云南苗族的民间传说中也提及其先民很大一部分是自明、清以后才分别由贵州、四川、广西等地迁入云南的。迁入云南之后又因与土著民族的依附关系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在相当一段时期中仍在不断四处迁徙。[1]175-179“大花苗”作为“苗族”这一笼统身份类别下的次级分支，在族群认同上曾有过一段从“苗人”到“教徒”（基督教）的转变历史。正是这种历史赋予的特殊性，大花苗在迁徙的过程中还带有一定的传教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