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胜兵，刘友金，向国成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多重冲击下沿海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与结构
——基于区域CGE模型的模拟分析

贺胜兵，刘友金，向国成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科学准确地测度沿海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与结构是制定产业转移相关政策的必要前提。文章运用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分析四种外生因素变化对沿海产业发展的影响，测算了多种典型情景下沿海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与结构。模拟分析的结果表明:(1)劳动力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对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民工荒”和融资困难加剧，将导致沿海产业转移潜在规模大幅增加;(2)税率下调使沿海地区总产出水平增加或产业转移潜在规模小幅下降，企业间接税下调对地区总产出的促进作用比企业所得税更为明显;(3)由于产业结构不同，长三角和粤闽地区的产业发展对外生冲击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提出了促进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的建议。

外生冲击;沿海产业转移;潜在规模;区域CGE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凭借其坚实的工业基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倾斜，承接了大量的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拉大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这一进程中，制造业是沿海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但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区段［1-2］。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知名品牌，大批企业长期处在价值链的低端。2003年起，我国沿海地区频现“民工荒”，同期生产要素价格明显上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大，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当地企业面临的困难进一步加剧。在定价权缺失的情况下，由于无法将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转嫁出去，企业的利润水平趋于下降。在此背景下，一部分沿海企业把生产经营活动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以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沿海产业转移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推动沿海地区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是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2010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并先后设立安徽皖江、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湖南湘南、湖北荆州等承接产业转移国家级示范区，积极引导面临发展困境的沿海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中西部地区也纷纷出台涵盖要素供给、税费减免、配套设施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优惠政策，加入对沿海产业转移的争夺。但是，从区际产业转移的实际效果来看，迄今中西部地区承接的沿海转移规模明显低于人们的预期。

我国沿海产业的发展深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多种因素如劳动力和资本供给状况、税率调整、原材料和能源价格走势、人民币汇率变化、土地价格变化、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国际经济景气状况等都会对沿海产业转移产生影响。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面临不同的外生冲击条件下，我国沿海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究竟有多大?潜在的转移企业主要分布在哪些行业?显然，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提高产业转移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是十分必要的。考虑到沿海产业转移涉及多个地区、多个部门之间的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本文从全局的、系统的观点出发，采用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测算多重冲击下沿海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与结构，分析产业转移宏观调控的政策着力点。

二、相关文献回顾

(一)沿海产业转移规模的测度方法

我国统计部门一直没有专项的产业转移统计数据，较为相近的指标是各地发布的“内联引资”或“利用省外资金”数据，但是各地关于这一指标的定义、内涵、统计口径和范围并不明确，其与区际产业转移的实际规模仍有较大不同。

关于沿海产业转移规模的研究，现有文献中主要采用3种测算方法:一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工业销售收入［3］、工业总产值［4］或工业增加值［2］在全国所占比例，通过比较不同时点上沿海和中西部地区行业份额的相对变化进行衡量，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简便易行，但是存在明显缺陷:即，如果一个地区某产业的产值比例上升，既有可能是外源性的产业转移的结果，也可能是内源性的产业发展的结果;二是根据区域间投入产出表，通过计算关联地区的投入产出变化来测度产业转移规模［5］，然而，投入产出模型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比例关系，这种方法既不能反映价格变动引起的供求变化和替代效应，也无法纳入影响产业转移的诸多因素;三是研究者先开展实地调查，然后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统计推断［6］，由于产业转移的调查对象是企业的决策者，出于保护“商业机密”的考虑，企业方面往往难以提供真实的营运数据，不仅如此，由于企业调查的空间跨度大，使得组织实施和过程控制的难度相当大，抽样调查数据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二)沿海产业转移的规模和结构

现有文献对沿海产业转移规模和结构的讨论，可以主要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规模。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深圳市综合开发研究院(2008)经测算得出:“到2010年，仅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需要转出的产业，产值估计将达到14000亿元。”［6］但是，该研究没有测算分行业的转移潜在规模，也没有分析可能发生的外生冲击对沿海产业转移潜在规模的影响。与此同时，现有文献对转移实际规模的判断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已经发生大规模的跨区域产业转移［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跨区域产业转移，或者产业转移并不明显［7-10］。数据显示，2009年江西省利用省外5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资金1367.1亿元，其中有75.3%是来自长珠闽地区①数据来自《江西省人民政府公报》2010年第18期。;2010年，湖南省内联引资实际到位资金为1733.13亿元，其中有63.98%来自广东、浙江、上海、福建和江苏五省市，仅广东省就占到39.49%②数据来自湖南省经济协作办公室。;而来自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的数据显示，2011年1至7月份，上海、江苏和浙江在安徽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共3405个，实际到位资金1887.9亿元，同比增长71.9%③数据来自新华网。卫婧、葛如江.安徽承接沪苏浙产业转移规模持续扩大.新华网，2011年09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21/c_122069096.htm.。由此可见，现时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已有相当大的规模，且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但是仍然低于人们的预期。

二是关于沿海产业转移的地区和行业分布。现有文献普遍认为，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和厦、漳、泉闽南三角地区是沿海产业转移的主要转出地。中西部各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实际规模存在明显差异，沿海产业转移到沿海欠发达地区、沿海毗邻地区如安徽皖江城市带、湖南湘南地区、江西赣州地区等，以及一部分产业基础较好、人力资源充沛、区位优势突出的区域中心城市如重庆、武汉、成都、郑州等地的规模较大，还有一部分沿海企业转向海外，如印度及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实际转移规模较大的行业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以及技术层次相对较低、位于产业链中下游的生产性行业，如纺织业、服装及鞋类制造业、五金制造业等［3，11-13］。

三、沿海产业转移潜在规模的测度方法

相比之下，测度沿海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就显得更为困难。由于企业的转移决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使得产业转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通常，只有当调整生产区位后能明显改善企业的盈利情况，或者具有盈利改善的稳定预期时，一个理性的决策者才会选择进行产业转移。因此，观察到的实际发生的产业转移规模总是小于潜在的转移规模。

不妨回到产业转移的起点进行思考。沿海产业为什么会进行跨区域转移?韦伯(A.Weber)的工业区位论认为，在考虑运输、劳动力及集聚因素的相互作用之后，理想的工业区位应是生产成本最小的地点，以廖什(A.Lösch)为代表的市场区位理论则认为应是利润最大的地点。此外，刘易斯(W.A.Lewis)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弗农(R.Vernon)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赤松要(Kaname Akamatsu)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及小岛清(Kiyoshi Kojima)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分别从要素、产品、企业、产业等不同层面考察了跨国投资和产业转移的原因，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成本节约和市场接近仍然是这些理论最基本的关注点。2010年，我们课题组对珠三角和长三角转移企业的实地调查显示，转移到湖南湘南地区(郴州、衡阳、永州)和江西赣州地区的87家沿海企业中，有69家将降低生产成本作为转移的首要因素④企业的跨区域转移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我们在发放的调查问卷中要求企业经营者对下列选项进行优先次序排序:获取自然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接近目标市场;企业家故乡情结。，这说明现阶段经济环境变化下沿海地区涌现的产业转移浪潮更多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而这一点也为众多的实地调查所证实［14-17］。

考虑到现阶段沿海产业转移主要是由于经营环境恶化，致使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甚至亏损而引起的，于是，以不同情景下沿海各产业的产出损失量作为产业转移潜在规模的代理变量，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这是由于，当成本“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沿海企业生产经营面临亏损时，企业既有可能选择退出生产领域，也有可能选择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沿海欠发达地区或其他国家继续经营。在通常情况下，如果产业转移目的地的经营条件足够优越、转移之后企业的盈利水平能够明显提升，则这一部分因成本上升、利润下降而陷入困境的企业，特别是面临亏损的企业转移到该目的地继续经营是很有可能的，此时沿海地区的产值损失量也就相应地转化为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因此，本文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出发，通过测算经济环境变化下沿海地区各产业的产值损失量，来反映沿海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和结构①产业转移决策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一部分企业在面临亏损时可能选择退出经营而不是跨区域转移。从这个意义上看，以沿海地区产出损失量测度的潜在转移规模，可以看作是沿海产业转移潜在规模的上限值。。

企业迁移或再区位(firm relocation)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经济环境变化下的一种市场行为。Forslid R 等(2002)、Knarvik K H M 等(2002)、Partridge M D(2010)等文献在多部门、多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采用CGE模型考察了运输成本、进出口关税变动等多种外生冲击对企业迁移的影响，通过设定外生冲击的不同情景，进而分析各情景下企业区位选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18-20］。企业迁移是产业转移的微观表现，上述文献为产业转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以之为借鉴，本文将从地区投入产出的角度出发，以区域CGE模型为分析工具，计算不同外生冲击条件下沿海地区各产业的产出变化，进而分析各典型情景下沿海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与结构。

四、区域CGE模型的分析框架

(一)区域CGE模型

CGE模型实质上是一个多部门、多市场的模型，它把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外生变量变化引起的经济系统任何一部分结构变化都会波及整个系统，导致商品和要素价格、数量的普遍波动，使得经济系统从一个均衡状态向另一个均衡系统过渡。相对其它局部均衡分析方法，CGE模型能够更好地刻画经济环境变化对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国内学者中，赖明勇等(2010)基于CGE模型分析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产业转移对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的影响［21］。

传统的CGE模型用于分析单个国家政策和经济变化的影响，难以处理跨区域的产业转移问题。本文在标准CGE模型［22］的基础上，引入地区间贸易因素，建立区域CGE模型，包括生产模块、居民模块、政府模块、投资储蓄模块、国际贸易和地区贸易模块、市场出清条件6个模块，共由42个方程组构成。模型以经济环境变化下我国沿海地区的各产业发展为主要模拟对象，通过分析比较沿海各产业在经济环境变化前后的产出变化，测算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和结构。考虑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沿海企业经营产生影响，这使得准确模拟沿海产业转移过程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突出研究目标和简化分析过程，我们做了一个相对理想化的假定，假设区域外部的经济环境没有发生变化②区域CGE模型通常采用这一设定，如Stodick L.et al.(2009)建立的Idaho-Washington模型［5］、王铮等(2010)建立的上海市区域CGE模型［24］等也进行了类似的处理。，即在分析外生冲击对沿海产业发展的效应时，未考虑其对我国中西部地区、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可能造成的影响。

国际贸易方程中采用的是小国假设，即国际价格外生，我国是价格的接受者，以此反映沿海企业缺少定价权的情况。国内产品和进口品不完全替代，二者之间的替代关系由Armington条件来描述。同时，考虑到沿海地区存在“民工荒”，区域CGE模型采用充分就业假设的新古典闭合准则，并以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价格基准(numeraire)。模型以GAMS软件为基础编制计算程序，采用非线性规划(NLP)算法求解各参数。为尽可能减少外生设定参数的影响，本文构建的区域CGE模型没有引入动态机制。表1给出所建区域CGE模型的核心方程组体系，限于篇幅，价格方程等未予列出。

(二)数据来源与参数的校准和设定

1.社会核算矩阵

社会核算矩阵(SAM)是CGE模型的数据基础，本文的SAM表包括活动(商品)、劳动、资本、居民、企业、政府、投资储蓄、区域外、国外9个账户。由于2012年的全国和各省级投入产出表尚在编制之中，因此，本文SAM表中的地区投入产出数据主要来源于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五省市的2007年投入产出表和2008年统计年鉴。为准确测度沿海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和结构，分别从长三角地区(上海、浙江、江苏)、涵盖珠三角和闽三角的粤闽地区(广东、福建)以及包含这两大地区的沿海五省两个层次上进行考察，并分别编制相应的3个SAM表。企业所得税、进口关税等税收数据来自于《中国财政年鉴2008》和《中国税务年鉴2008》。由于这些初始数据的SAM表是不平衡的，采用直接交叉熵法对SAM表进行调平。同时，为描述分行业的产业转移情况，将活动(商品)划分为25个部门，具体的部门分类如表2所示。

2.参数的设定和校调

CGE模型的主要参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CES和CET函数相关的弹性系数，取值需由外生给定，一般通过计量经济方法进行估计，但是其估计值对所采用的函数形式、数据类型和数据结构较为敏感。在参考现有文献［25-26］的基础上，本文将各行业国内生产和进口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及国内消费和出口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均取值为 2;另一类是各种比例系数和份额参数等，采用标定(calibration)的方法，在基准均衡数据集和外生弹性系数的基础上计算得到。随后，将各参数取值代入区域CGE模型中进行复制检验，模型运算的结果与原有数据相一致，表明本模型和计算程序运行稳定。

五、情景模拟分析

一般认为，沿海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涉及劳动力、土地、企业税收、企业融资、人民币汇率、环境保护、产业转移优惠政策等［7，13］。由于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众多，须从复杂变化的沿海经济发展环境中抽象出主要的因素。本课题组2010年和2011年对沿海转移企业的实地调查显示，廉价劳动力短缺和融资困难成为困扰沿海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生产经营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对数据完备性的要求，本文重点考察劳动力投入量、资本投入量①由于缺少沿海地区分行业的信贷缺口数据，此处以资本投入量的变动反映融资缺口的影响。、企业所得税和企业间接税对沿海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的影响，进而计算各典型情景下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与结构。由于缺少各地区分行业的土地使用数据②我们对湖南湘南地区、长株潭地区和江西赣州地区的实地调查发现，转移到当地的沿海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已经购置或打算购置工业用地，进而自建生产厂房。其中，超过半数的企业先期租用工业园区的标准化厂房快速投产，在进一步熟悉当地的经营环境之后再行购地、建厂。对持续生产经营的企业而言，购置土地属于一次性投入，因此，对后续生产成本的影响相对较小。、各行业的进口税率和出口退税税率等，没有考虑这些因素变化的影响。在研究中，我们分别模拟了前述4种因素变动对沿海各行业产出水平的影响，测算了25个沿海产业相对于初始状态的转移潜在规模。下面分别报告了单因素冲击和多因素联合冲击下的主要模拟结果。

(一)劳动供应量与资本投入量变动的模拟分析

“民工荒”是我国沿海产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统计数据显示，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27］，而2010年浙江省前三季度求人倍率分别为 1.95、1.89、1.99，劳动力缺口平均达到 112.24 万人③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浙江省从业人员总数为3636.02万人，由此计算得到前三季度劳动力缺口的比例为3.09%。［28］。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预期我国劳动力总数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顶峰，以后开始下降［29-30］，因此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局面仍将进一步持续。另外，为抑制通货膨胀，2011年国家连续出台措施紧缩银根，使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现融资难问题，沿海多个地区出现了“钱荒”危机，温州等地甚至出现企业家“跑路”现象。

为刻画沿海地区“民工荒”和信贷紧缩带来的影响，我们将沿海地区的劳动投入总量(QLS)和资本投入总量(QKS)进行外生处理，模拟分析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各减少5%的产出效应，模拟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劳动力投入量(QLS)减少5%时，长三角地区除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总产出增长之外，其他部门的总产出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部门，其产出减少幅度较大，其中，农林牧渔业、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建筑业及其他社会服务业的降幅超过了3%。就长三角地区的沪、苏、浙三省市而言，其总产出相对于初始状态下降2.15%，即总产出减少4078.92亿元，根据前文的分析，亦即此时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潜在规模为4078.92亿元。

表2 劳动力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各减少5%的模拟结果

当QLS减少5%时，粤闽地区的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以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出增加，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对这些行业的发展影响不大。农林牧渔业等劳动密集型的部门，其产出减少幅度较大，尤其是纺织业和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对劳动力市场变化较为敏感，下降幅度分别达到 16.12%和 21.27%，产值分别为640.85亿元和1287.92亿元。广东、福建二省的总产出相对于初始状态下降1.63%，即地区总产出的损失量为1927.15亿元，此时粤闽地区的产业转移潜在规模为1927.15亿元。进一步观察发现，如果不考虑产出增加的行业，其他行业减少的产值达到3192.67亿元，占到地区总产出的2.7%，这一比例明显高于长三角地区(2.24%)，其中仅纺织业和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的转移潜在规模就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

如果以沿海五省作为整体来考察，当QLS减少5%时，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产出增加，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出降幅较大。沿海五省的总产出相对于初始状态下降2.09%，总产出的损失量或者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达到6322.69亿元。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资本投入量(QKS)减少5%，长三角地区除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的总产出略有增加之外，其余行业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等16个行业的下降幅度超过了3%。长三角地区三省市的总产出相对于初始状态下降2.86%，总产出的损失量为5420.79亿元，即产业转移潜在规模为5420.79亿元。

当QKS减少5%时，粤闽地区产出增加的行业与长三角类似，除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及农林牧渔业的产增加之外，其他行业产出均出现下降，尤其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出下降较为明显，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的降幅达到13.73%、8.76%和9.98%。粤闽地区的总产出相对于初始状态下降4.01%，总产出的损失量为5435.89亿元，即产业转移潜在规模为5435.89亿元。如果不考虑产出增加的行业，其他行业减少的产值为5968.16亿元，占到地区总产出的 5.05%。

如果以沿海五省作为整体来考察，当QKS减少5%时，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的产出增加，其余行业均有不同程度的缩减，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出下降幅度较大。沿海五省的总产出相对于初始状态下降2.92%，总产出的损失量或产业转移潜在规模达到8833.62亿元。

(二)企业所得税与企业间接税变动的模拟分析

税收是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重要因素，减税是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税能够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下降、赢利空间扩大，其中一部分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有利于增强产品竞争力，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所得，有利于企业扩大再生产，还有一部分转化为劳动者收入，有利于提振居民的消费需求。本文主要考察企业间接税和企业所得税对沿海产业发展的影响。从税收结构上看，数据显示2010年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占我国税收总收入的比例达到56.7%①数据来源于中国青年报。何代欣.为什么越减税，收上来的税收反而越多.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14日。，因此，适当降低间接税是实现结构性减税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随着经济蛋糕的进一步做大和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未来企业所得税率仍有下调的空间。鉴于此，我们模拟了企业所得税率(τde)、企业间接税率(τzj)下降10%对沿海产业发展的影响，模拟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企业所得税率和间接税率各降低10%的模拟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企业所得税率τde在原有基础上缩减10%时，长三角和粤闽地区的25个行业类别中，大多数行业的产出变化趋于增加，但是增长幅度较小，两个地区产出变化率分别为0.08%和0.02%，相应的产出增加数量为151.77亿元、23.65亿元，这显示出企业所得税降低对粤闽地区企业的刺激效果更小。在此情景下，沿海五省的总产出变化率为0.07%，即总产出增长211.76亿元。

为什么长三角和粤闽地区的产业发展对税率调整等外生冲击的反馈存在明显差异?两大区域的产业结构差异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与长三角地区相比，粤闽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加工贸易类企业所占比例更高，2011年，仅广东省的加工贸易就占到全国的近40%①数据来源于商务部。2011商务形势系列述评: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2年1月1日。http://www.gov.cn/gzdt/2012-01/01/content_2035240.htm。。加工贸易企业以赚取加工费为主，虽然产品进出的总量很大，但是企业的利润水平很低，因此，以企业净所得为课税对象的企业所得税，与作用于生产和流通环节的企业间接税相比，其税率调整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加工贸易类企业转型升级的难度较大，因此，不利的外生冲击对珠三角产业发展所造成的困扰更为严重。

(三)沿海五省多重因素变动的模拟分析

我国沿海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劳动力短缺、流动性偏紧、税负偏重等一系列需要克服的问题，前文分别模拟了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企业间接税及企业所得税变动对沿海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的影响。但是，现实中企业所面临的往往并不是单一的问题，通常多个不同因素会对其同时产生影响。下面将分3种情形模拟分析上述四种因素变动的不同组合对沿海五省产业发展的影响，表4展示了模拟的结果。

从表4可以看出，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沿海劳动力投入量(QLS)和资本投入量(QKS)同时减少5%时，沿海五省25个产业的产出水平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所有行业的降幅都超过了3%。此时，在劳动力供给减少和资本供给减少的双重不利因素冲击下，沿海五省的总产出下降4.94%，即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为14956.04亿元。从行业产值来看，潜在转移规模最大的10个产业依次为:化学工业(-1297.05亿元)、建筑业(-1234.55亿元)、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1217.07亿元)、金融及技术服务业(-1211.5亿元)、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958.39亿元)、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916.88亿元)、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882.44 亿元)、其他社会服务业(-766.27 亿元)、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业(-751.61亿元)、交通邮政及信息传输(-740.79亿元)。不难发现，在这10个产业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占大多数。根据现阶段沿海产业转移的特点，上述产业的潜在转移规模仍将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区段，类似的例子包括富士康转移到重庆、郑州、成都等地，台达电子转移到郴州等②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额为6612.0亿美元，占到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34.8%，但是就贸易方式看，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贸易出口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7.9%和7.6%，突出表明现阶段我国电子信息行业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于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2011年重庆、河南、四川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同比分别增长646.8%、724.5%和193.8%，增幅明显高于电子产品出口额居前五位的广东(13.5%)、江苏(3.2%)、上海(9.7%)、浙江(10.7%)和山东(-7.6%)①2011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增长11.5%，内资企业比重提升.中国信息产业网，2012年2月12日。http://www.cnii.com.cn/index/content/2012-02/02/content_952776.htm.。

如果沿海劳动力投入量(QLS)减少5%的同时采取减税措施，将企业所得税率(τde)和企业间接税率(τzj)各降低10%，此时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产出明显增加，其余绝大多数行业的产出水平出现下降，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降幅超过5%。在此情景下，沿海五省的总产出下降1.72%，即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为5197.21亿元。转移潜在规模最大的10个产业依次为:其他 社 会 服 务 业 (-1238.31)、纺 织 业(-817.59)、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789.02)化学工业(-499.07)、农林牧渔业(-397.08)、金融及技术服务业(-396.17)、建筑业(-336.21)、交通邮政及信息传输(-230.25)、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业(-185.8)、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178.32)。在这些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例相当大，这印证了近年来沿海地区纺织、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大举内迁的实际情况。

表4 沿海五省多重因素联合冲击的模拟结果

如果沿海劳动力投入量(QLS)和资本投入量(QKS)同时减少5%，企业所得税率(τde)和企业间接税率(τzj)又各降低10%，产出变化情况与未进行税率调整的情形较为接近，各行业产值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此时，沿海五省的总产出下降4.59%，即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为13875.68亿元。转移潜在规模最大的10个产业依次为:其他社会服务业(-1515.79亿元)、化学工业(-1249.23亿元)、金 融 及 技 术 服 务 业 (-1150.59 亿元)、建筑业(-993.65 亿元)、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972.25亿元)、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750.86亿元)、交通、邮政及信息传输(-696.09亿元)、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677.4亿元)、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670.02亿元)、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业(-656.57亿元)。

进一步，我们考察了各外生因素变动幅度更大时对沿海产业转移潜在规模的影响。在各情景设定中，将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分别缩减10%，企业所得税率和企业间接税率则分别降低20%。表5展示了4种不同情景下沿海产业转移潜在规模的计算结果。从表5中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沿海五省产业结构的变化幅度进一步加大，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明显增加，虽然企业所得税率和间接税率的更大幅度下调能够减轻不利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减税对产出的刺激效果相对较小，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出现小幅下降。

表5 沿海五省多种情景下产业转移潜在规模的模拟结果

六、结论和建议

当前，积极引导面临发展困境的沿海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已成为我国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国家发展战略。中西部地区有选择地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不仅能够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水平，加快当地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也能够为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释放出宝贵的经济资源。为提高产业转移相关政策的针对性和有限性，需要科学准确地测度沿海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和结构。本文以2007年省级投入产出表数据为基础，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之下，采用区域CGE模型测算了不同外生冲击条件下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并分析了潜在转移的行业结构，情景模拟分析的主要结果如下。

(1)劳动力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对沿海地区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当劳动力投入下降5%时，长三角地区、粤闽地区和沿海五省对应的产业转移潜在规模分别为4078.92亿元、1927.15亿元和6322.69亿元;当资本投入量下降5%时，三大区域的产业转移潜在规模分别为 5420.79 亿元、5435.89 亿元和 8833.62 亿元。这表明，充沛的劳动力资源是中西部地区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优势，而适度宽松的金融环境是沿海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量分别下降10%的模拟结果显示，如果“民工荒”和企业融资困难加剧，将会导致沿海产业转移潜在规模大幅增加。

(2)税率下调使沿海地区总产出水平增加或产业转移潜在规模小幅下降。相比之下，企业间接税下调对沿海地区总产出的促进作用比企业所得税更为明显。这表明，适度的减税特别是降低企业间接税，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能够为沿海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缓冲，从而有利于沿海企业度过难关。

(3)长三角和粤闽地区的产业发展对外生冲击的反馈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外生冲击导致沿海各行业产出水平出现相应的变化，反映出经济环境改变引致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由于闽粤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企业的比例更大，总的来看，不利外生冲击对当地产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比长三角地区更为严重。文中详细计算了多种典型情景下两大地区和沿海五省25个产业的转移潜在规模。中西部地区可以结合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有针对性地选择本地区适宜承接的沿海产业。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测算了不同外生冲击条件下沿海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相配合，产业转移的潜在规模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现实规模。伴随国内外产业发展环境和综合比较优势的相对变化，沿海产业也可能向海外转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几年内，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不仅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将进一步上涨，而且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上扬。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在2011年10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31］，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孟加拉国制造业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分别为306美元、280美元、205美元、123美元、78美元，东南亚等一些周边国家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我国。虽然这些国家在产业基础、员工素质、电力供应、社会安定等方面有所不足，但其仍然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强有力竞争者。因此，要想吸引沿海产业向我国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中西部地区须扬长避短，努力打造有利于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的良好投资环境。

在影响潜在转移企业经营成本的诸多因素中，硬的因素包括人力资源、配套设施、交通运输、产业基础、优惠政策等，软的因素包括政府服务、社会网络、风俗习惯等，其中，地方政府的服务效率尤为重要。我们在对沿海企业的实地调查和访谈中发现，企业家普遍认为硬的因素是可以计算的，因而是可以清晰地纳入生产成本的，而软的因素由于无法准确预计，甚至可能发展成为成本“黑洞”，因此是潜在的转移企业最为担心的。沿海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高，地方政府的市场意识浓厚，办事程序规范透明，行政干扰少，办事效率高。相比之下，中西部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部门的服务意识仍存在很大差距，不规范的政府行为会增加企业后续运营成本的不确定性，这成为很多沿海企业不愿意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根本原因。鉴于此，为推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东部地区而言，一方面要创新体制机制，加快现有产业的转型升级，允许和鼓励本地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外转移;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发挥较低交易成本的优势，吸引优质外资，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等，持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对中西部地区而言，为吸引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要求的潜在转移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既要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培育和增强地区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又要努力提高政府服务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提升政府服务效率，打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使企业经营者能够形成相对稳定的成本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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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Scale and Structure of the Coastal Industrial Transfer under Multiple Shocks:A Scenario Simul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gional CGE Model

HE Sheng-bing，LIU You-jin，XIANG Guo-cheng

(School of Business，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411201，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regional CGE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s of four exogenous factors on the coastal industrial transfer，and to measure the potential scale and structure of the coastal industrial transfer in a variety of typical scenarios.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Firstly，labor supply and capital supply has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transfer in coastal areas，while the potential scale and structure of the coastal industrial transfer will continue increasing if the"labor shortage"and financing difficulties get any worse.Secondly，the reduction of tax rates lead to decrease in the coastal outputs，furthermore，the reduction of corporate indirect taxes has more obvious effects in improving regional total output when compare to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Thirdly，due to the different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response of regional industries development to the exogenous shocks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the Guangdong Province and Fujian Province.Lastly，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have been made.

exogenous shocks;coastal industrial transfer;potential scale;regional CGE model

F427

A

1002-9753(2013)10-0134-13

2013-03-19

2013-07-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09＆ZD04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0CJY03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120159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271139);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3YJC790224);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1YBA126)。

贺胜兵(1977-)，男，湖北枝江人，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本文责编:海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