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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溢出、政府补贴对军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军工企业的实证分析

2013-09-12赵中华鞠晓峰

中国软科学 2013年10期
关键词:补贴效应政府

赵中华,鞠晓峰

(1.哈尔滨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2.黑龙江大学国防教育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技术溢出、政府补贴对军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军工企业的实证分析

赵中华1,2,鞠晓峰1

(1.哈尔滨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2.黑龙江大学国防教育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技术溢出与政府补贴是影响军工企业技术创新两大重要因素。通过对技术溢出和政府补贴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理论分析,以我国22家上市军工企业为样本,采用2009年-2012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技术溢出与政府补贴对于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溢出与军工上市企业研发产出显著负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67,说明技术溢出严重损害了军工企业创新研发动力,政府补贴与军工企业技术研发产出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16,说明政府补贴能够促进军工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但作用并不十分显著,这一结果与军工企业的特性和行业发展规律相吻合。因此,军工企业应该通过技术创新产权激励机制等其他方式来减少创新溢出带来的企业创新动力的损害。

军工企业;政府补贴;技术创新;技术溢出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量理论与实践已表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1],研发(简写为 R&D)作为创新的重要手段和载体,其除了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功不可没外,还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其综合投资回报率可以达到62%。2010年,我国 R&D经费投入总量已达7062.6亿元,比上年增加 1260.5亿元,增长21.7%,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75%;2011年,我国 R&D发展经费8687亿元,比上年增长23%;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84%,高于上年的1.76%,这些数字表明,我国的 R&D投入稳步增长。军工企业是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军事工业技术创新水平是国家经济、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是国防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根本保障。作为国家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军工经济伴随我国经济总量和大国地位的稳步提升渐露锋芒。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武器装备追求独特和领先的属性及战略性产业竞争特征,决定了军工企业的发展必然是一个高强度、持续的技术创新过程。但是有资料表明我国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投入仅是国家民口基础研究投入的1/26,前沿探索领域约是美国同类计划投入的1/40[2]。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军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技术创新溢出。大量文献表明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通过不可控的技术溢出,使研发投入所产生的收益由研究者向模仿者转移而使企业受益低于社会收益[3],导致企业研发的“惰性”,减小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因此为了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应该对有技术溢出的企业进行一定的补偿,政府补贴成为各国政府影响企业创新研发行为的主要方式之一。

政府补贴作为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在研究军工企业创新行为时显得尤为重要。防务专家Melman认为,国防产品合同采用的是盈利性合同,加之缺乏竞争,所以弱化了企业作为资本主义公司恰当行为的能力。它们无需减少成本,而是竭力寻找增加补贴,使成本最大化以提高它们从政府那里取得的资金。2013年我国中央财政国防预算支出为7201.68亿元,比去年增长10.7%,而且会计数据表明所有上市军工企业都接受国家政府补贴,但是,政府补贴是否真的促进了军工企业创新研发?政府补贴能否弥补技术溢出带给创新企业利益的损害?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解决技术溢出造成的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大有裨益,同时,对于促进军工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带动军事技术变革的推进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1.关于技术溢出的研究

国外研究技术溢出的文献有很多。20世纪60年代,MacDougall(1960)第一次将技术溢出效应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进行解释,Terleckyj(1974)、Griliches(1979)以及Scherer(1982)较早地注意到了一个行业的技术创造(technical generation)能够对其他行业的生产率产生影响[4-6]。此后学者们相继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是 Scherer(1982)提出在生产函数的设定中需要引入R&D的投入,并认为在引入R&D的投入时,不仅需要考虑行业自身的研发投入,也需要考虑可能通过以产品为载体的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他通过对美国1970年代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R&D投入—无论是行业内部的投入,还是通过购买其他行业产品的间接投入,对生产效率的提高都具有持续的正向促进作用。Henderson、Kuncoro、Turner(1995)对于一些高技术行业的研究表明产业内技术溢出和产业间技术溢出都较为显著[7]。Fornii和 Paba[8](2002)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产业间的技术溢出进行了实证,发现溢出效应通过投入产出关联发生作用,并且很多产业技术溢出通过前向关联发生,而且技术溢出效应的显著性与产业本身是否技术密集型无关。Odagiri and Kinukawa(1997)探讨了其他产业对某些特定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9];Düring and Schnabl(2000)、Dietzenbacher and Los(2002)则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探讨一国多个产业间或全行业间的技术溢出[10-11]。

国内学者研究技术溢出的文献也有很多,如潘文卿,李子奈(2012)以35个工业部门1997-2008年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中国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产业部门间的技术溢出对工业各部门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12],产业间技术溢出的生产率弹性值约为0.348,高出各产业直接R&D投入的影响。黄苹(2010)把技术溢出区分为物化溢出与知识溢出并采用中国28个制造业行业间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13]。宁进和于渤(2011)针对关联产业间技术溢出的特点及系统动力学模拟该过程的优点,将系统动力学模型引入到技术溢出过程模拟中,通过实际情况比对,有效模拟分析长三角区域关联产业技术溢出的发展过程[14]。郑绪涛和柳剑平(2011)探讨了溢出水平、吸收能力与补贴政策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它们在激励 R&D活动方面的功效[15],其结论显示了:一方面吸收能力的提高不但带来更低的产出成本,还降低了有效的溢出水平,另一方面补贴力度不仅与R&D活动的溢出水平正相关,更与吸收能力正相关。

2.关于政府补贴的研究

国内外关于政府补贴对于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不尽相同,国外学者们对于政府补贴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具有替代效应,即政府研发资助会减少企业 R&D投入,代表性研究主要有 Wallsten(2000)[16];二是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投入具有互补效应,及政府研发资助行为会对企业 R&D投入产生正向影响,代表性研究主要有 Busom(1999)[17],Lee(2003)[18]等;三是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 R&D 投入的影响存在行业上的差异,如 Holger Gorg、Eric Strobl(2007)[19]的研究等。

国内学者张东红、殷龙、仲健心(2009)利用博弈论研究了政府和企业两类支撑主体在研发投入上的相互作用关系[20],认为在适当的补贴政策下,政府的投入可以激励企业研发,从而使企业与政府在研发投入中实现互补。于长宏,白辰(2012)通过建立基于溢出效应的博弈模型[21],分析结果表明当R&D溢出效应较小时,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在R&D溢出效应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会逐渐显现出来;一定规模的补贴收入可降低溢出效应的边际作用,从而帮助企业克服溢出效应的负面影响,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宋之杰、孙其龙(2012)以博弈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研发补贴与污染排放税收下的企业研发模型,研究了减排目标下企业的最优研发水平、最优研发补贴和最优污染排放税收[22]。研究结果显示:适当的污染排放税收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和产量的提高;研发补贴不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排挤效应”,可以较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

从以上分析来看,第一,目前对于技术溢出的研究主要以产业间溢出为主,而对企业间溢出研究较少,其主要原因在于企业间技术溢出很难测度。第二,关于政府补贴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的研究,国外学者由于采用研究方法、变量、样本大小、研究时间、数据来源等不同,实证研究结论尚未统一。国内学者的研究几乎建立在博弈模型的基础之上,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同时含有很多简化条件的假设,这或许会与企业活动的现实不相符合,结论的政策指导意义现实性不大。第三,在现有国内外文献中,关于技术溢出与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关联研究较少,特别是利用我国上市军工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更少。因此,本文通过对我国22家上市军工企业2009-2012年间面板数据的分析,研究企业间技术溢出及政府补贴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通过对军工企业间技术溢出的度量,分析军工企业在存在技术溢出情况下,政府补贴对于企业研发活动的作用。

(二)理论分析

1.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研发的影响

技术溢出是指通过企业技术信息的扩散,促进了其他企业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表现,是非自愿的,不可控的[23]。技术创新投入是为了提高本企业利润和企业竞争力,但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效应。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其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24]。军工企业的技术溢出则指军工企业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技术(知识)自愿或非自愿地扩散到其它企业,从而促进了其他非创新企业的发展。这种溢出可以是通过人员交流、技术合作以及人力资本的流动来进行,也可以是通过下游厂商对于上游企业产品的模仿等途径。军工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活动的产出就是技术或知识,这种技术或知识首先是一种商品,但是这种知识又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即具有流动性。Lichtenberg(1984)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研究了军事领域会通过知识的流动产生挤占效应,这会严重削弱具有高层次军事研发计划国家的竞争地位[25]。而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军工企业的技术创新就进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技术创新可以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社会福利,促进技术的进步,扩大差异化,获得更多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搭便车”现象存在,导致了恶性竞争,使创新企业减少收益,没有企业愿意进行技术创新研发,这就必然导致技术创新停滞不前,即技术溢出的“负效应”。而在本文中的技术溢出主要指后一方面,即技术溢出的“负效应”。由于军工企业属于高科技企业,一个国家每有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会首先应用于军事方面,因此,军工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个经常而且持续不断的过程。军工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投入大,成本高,但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使技术创新企业投入并没有获得预期收益,这大大损害了创新企业进行研发的动力。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假设H1:技术溢出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负相关。

2.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研发的影响

政府补贴是政府出于扶持和鼓励经营的目的直接给予企业的无偿性货币资产,包括一般性的发展资金补贴、补偿性收入和针对特殊项目的专项补贴。

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会产生重大影响。Spence等人研究都表明对于技术创新活动的补贴不仅可以刺激企业从事更多的 R&D投资,而且还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这一结论表明了对技术创新投入进行补贴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善 R&D活动的市场失灵[26]。

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率先采取了许多激励企业创新研发及企业之间 R&D合作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直接出资补贴、间接税收优惠等。其65%的R&D经费用于企业,56%以上的 R&D人员集中在企业,且R&D经费和人员向企业的流动呈上升趋势。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的技术政策中对企业研发活动提供了具体的支持。主要有创新支持项目(SFI)、微电子产业支持项目(MISP)、光纤和光电子发展项目(FOS)和软件产品计划(SPS)等。其他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德国、瑞士、法国等,其政府资助的对象大部分为企业。就中国来看,政府也通过直接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政策对企业的R&D活动进行支持,通过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的创新研发成本,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我国政府对军工上市公司也给予了诸多优惠政策,主要包括财税减免政策、财政补助、公益补贴、价格补贴以及出口创汇贴息等。随着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政府近年来对军工的专项补贴力度也逐步加大,力图为我国军工企业发展塑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假设H2:政府补贴与军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正相关。

三、回归分析

(一)模型的设定

假设本文分析的军工企业生产均符合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其中,Yit表示t时期i部门的技术创新产出,Ait表示技术水平,Lit表示劳动力,Kit表示资本存量,Sit表示政府补贴,RDit表示企业研发支出。假设军工企业通过技术因素影响其他企业技术水平,则

其中,IRDit表示i企业通过企业间技术外溢而溢出到其他企业的企业创新投入。

为简便起见,假设上述生产函数f(·)以 C-D函数的形式出现,则上式可改写成:

其中,IRDη

it用来刻画i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于其他企业的影响,C为其他影响i企业技术进步的因素;α、β、γ、λ 分别表示资本、劳动、政府补贴、研发投入的待估参数。由于我们选取的是2009-2012年间中国22个军工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具有典型面板数据的特征,因此,我们最终估计的模型是对上式取对数后得到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

在上式中,如果η显著为正,则表明技术溢出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正相关,反之亦然。同理,如果系数γ显著为正,则表明政府补贴对军工企业技术创新有促进效应,如果系数γ显著为负,则表明政府补贴对军工企业技术创新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其中,ζit为随机误差项,表示其他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有关的因素。

(二)样本的选择与数据的获取

1.样本的选择

目前,我国有十大军工集团,这十大军工集团旗下拥有55家A股上市公司。大多数公司都同时拥有军工和民用业务。逐一分析它们的业务构成后发现,其中,有30家公司真正涉及军工业务,其余公司业务均为民用。进一步分析上述30家公司的军工业务,结果表明有6家公司的军工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90%。我们也发现部分公司被市场认定为军工概念股的公司,实际军工业务占比非常小,军工业务占比都要低于10%,对公司整体业绩的贡献非常有限。由此,如果剔除上述军工业务占比很少的伪军工概念股,那么,目前A股市场中真正的军工股只有22只,它们是:中航重机、中国卫星、航空动力、西飞国际、钢研高纳、航天晨光、光电股份、航天电器、航天电子、中国重工、中信海直、中航光电、成发科技、洪都航空、博云新材、北方导航、轴研科技、哈飞股份、四创电子、西仪股份、航天通信、航天科技。

2.各变量数据的获取

(1)技术溢出(IRD)的度量。尽管技术溢出效应表现出一种外部性,是一种非常明确的经济现象,但是如何准确度量它却存在一定的困难。首先,技术溢出效应的这种外部性因R&D活动的产出、知识或技术的特性而异,比如“显性知识”可以用文字进行编码,可以设置知识产权对其进行保护,也可以在产权交易市场上明确获知其价值,但是对于“隐性知识”而言,无法对其进行准确度量。其次,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链会很长,其范围也可能非常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在浩瀚如沙的数据中搜寻溢出效应的轨迹”[27]。正是由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度量存在很大困难,因而对于技术溢出效应的测度方法,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

Griliches(1979)在 Cobb-Douglas生产函数基础上最早提出了一个知识产品生产函数来描述R&D活动的溢出过程[28],之后Jaffe(1988)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得到了Gri1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模型[29],这个模型被后来从事R&D活动研究的学者们广为应用至今,而且实际上无论知识生产函数形式作何种变化,或者是更为先进的计量经济学工具应用于其中,我们认为都是在基于Gri1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模型上的进一步研究,可见这个模型在R&D溢出效应测度中的重要性。

Lichtenberg和Ptte1sberghe(1996)基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估计来对R&D活动进行分析[30],这类研究方法目前并不为学者们所常用,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TFP本身的定义内涵就不是很明确,很多研究直接认为TFP代表着技术进步的贡献,但实际上经济增长中所有不能够被纯物质资本投入和纯劳动力投入解释的部分都被归纳在TFP中,包括技术因素、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等,无法直接将技术因素从TFP中完全剥离出来。

从现有的文献看,虽然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尽相同的技术溢出的测度方法,但这些方法几乎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一个产业获得的技术溢出是其他产业 R&D投入的加权和,Los(1997)称其为“间接的 R&D”[31]。产业 j通过技术溢出获得的间接R&D投入为:

其中,RDi表示第 i产业直接的 R&D的投入,权数wij用来测度第 i产业的技术存量(technology stock)有多大的比例溢出到了第 j产业,因此IRDj可以认为是i企业的技术溢出。

权数wij的确定却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Odagiri(1985)、Goto和 Suzuki(1989)、Wolff(1997)等将权数wij就确定为投入产出表中的分配系数[32-34]。这一做法背后的经济含义是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是通过产品的交易完成的,即符合产业间技术溢出的市场性溢出机制,但我们所说的技术溢出除了包括产品的物化溢出以外,还包括知识等无形产品的溢出,因此,我们使用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来代表权重,它表示某j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单位总产出直接消耗的i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即i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入后的技术溢出量。在22家上市军工企业中,通过查看各企业上市年报,发现大部分企业如博云新材、钢研高纳、中国重工、航天晨光等企业都可归纳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因此,我们采用投入产出表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来代表权重,而中国卫星、北方导航、四创电子等企业属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我们采用投入产出表中该行业的直接消耗系数来代表权重;中航光电、航天科技等企业采用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制造设备行业的直接消耗系数;西仪股份主要业务机械加工,应采用电气机械及器材业的直接消耗系数。

(2)技术创新产出Y。对于产出 Y大部分学者采用专利数据来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但是,采用专利数据有一个弊端就是我国大部分企业对于专利的申请保护意识并不强,所以导致有的企业创新产出并没有申请专利,因此,本文采用新产品产值来表示Y,同时对Y按照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3)R&D投入(RD)采用各企业上市年报费用中的研发支出来获得。

(4)资产存量 K。通过永续存盘法(PIM)计算。即Kt=(1 - δ)Kt-1+rt,rt为企业研发投入,δ为企业折旧率。基期的R&D资本存量表示为:

在式(6)中的ri0表示基期R&D支出,g表示R&D资本的平均增长率,根据 Goto和 Suzuki(1989)、Trajtenberg(1989)的研究,在确定基期R&D存量时,均假定R&D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等于每年R&D支出的增长率[35-36]。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上市军工企业在2009-2012年R&D支出增长的算术平均值表示g。经过计算,得出军工上市企业R&D经费投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0%,高于邓路、高连水(2009)在研究高技术产业溢出效应时的取值10%,其原因是近几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于军工企业为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所以各军工企业也在逐年加大对R&D的投入力度。δ为研发投入折旧系数,Goto和Suzuki(1989)的研究发现R&D投入的折旧系数取值在15%-25%之间,另外Harhoff(1998)研究发现折旧系数的具体取值对研究结论影响并不大[37]。因此,本文将采取折中的办法将δ取值15%。

(5)政府补贴(S)。政府对于企业补贴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查阅上市公司年报可以发现,在军工企业中政府补贴主要指增值税返回、财政补贴、财政综合与其他补贴收入。手工摘取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贴项目金额以及税收返还金额,二者相加后以该数值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作为测度政府补贴水平的数值。

由于需要动态反映22个军工企业创新成果的变动,我们对所有数据按照朱平芳(2003)[38]等的方法,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加权合成指数作为 R&D的价格缩减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权分别按45% 与55% 来取。上述各类价格缩减指数均以2009年为基期计量。

本文所需会计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来源于沪深两市交易所军工上市企业年报、2007年我国投入产出分配表以及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

(三)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技术溢出最大值为35240万元,最小值为332万元,中值为4822万元,说明有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溢出得比较多,有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溢出得相对较少,且二者之间差距较大。政府补贴最小值为49万元,最大值为17842万元,说明国家对于各企业政府补贴差距比较大,这与国家政策性的倾斜有一定关系。

(四)回归分析结果

一般而言,面板数据可用固定效应(fixed effect)和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估计方法,即如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则利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LSDV)或者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如果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则利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本文采用原假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p值为0.01低于0.05,因此,否定原假设,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并使用GLS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回归结果来看,本模型R2值为0.9704,说明模型模拟效果较好,F值为46.31,说明各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比较显著。

技术溢出与企业技术研发成果系数为负,说明二者呈负相关,并且T值为4.565,说明影响较为显著。表示技术溢出每增加1%,企业研发产出减少67%。由此可见,技术溢出对于军工企业技术创新研发的损害很大,并且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客观上不利于整个社会达到最优福利的技术创新水平,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技术创新溢出带给企业的这种损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单位:万元、人

表2 模型的回归结果

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产出系数为正。说明二者正相关,表示政府补贴每增加1%,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增加16%。T值为1.954,虽高于0.96判断值,但P检验值0.059>0.05临界值,证明二者虽有线性关系,但影响并不十分显著。这与我们在数据分析时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有的企业政府补贴数量虽有减少,但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却有所增加,如中航光电在2011年政府补贴为800万元,但是2012年政府补贴数额为603万,补贴数额有所减少,但是企业当年创新产出却由186636万元增加为220348万元;有的企业当年政府补贴很多,但企业创新产出却减少,如中国重工2011年政府补贴数额为29678万元,2012年增加为35240万元,增加了 18.7%,但企业当年产出却由6480338万元减少为5850138万元,减少了9.7%。这说明政府补贴对于军工企业运营与企业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其原因在于军工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大,而政府补贴的数额有限,因此,只靠政府补贴来促进企业研发作用不明显,所以军工企业的发展不能单纯的依靠国家政府补贴,必须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增强技术创新水平才能获得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R&D投入对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影响非常显著,影响系数超过0.5,说明企业研发投入对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相当重要,这也能够说明各产业正逐渐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的原因。

四、结论与建议

溢出效应理论历来认为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会伤害企业创新研发的积极性,此外,该理论以往的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可以抵消溢出效应的不利影响,对企业创新研发起到激励作用。但是本文通过对上市22家军工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通过对22家上市军工企业在2009-2012年间技术溢出的度量,发现在资本、劳动力以及企业研发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军工企业技术溢出与技术创新产出负相关,且相关系数较大,为0.67,即企业技术创新溢出每增加1%,企业研发产出减少67%,这表明技术溢出对军工企业创新活动影响非常显著。当创新企业的新技术或者新产品通过人员的流动、信息的扩散等途径溢出到非技术创新企业,或者被其他企业无成本的模仿,创新企业技术投入不能完全获得预期的收益,使其企业收益低于社会收益,这样就使技术创新企业利益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必将导致没有企业再愿意首先技术创新,从而导致技术创新企业的创新“惰性”,阻碍了整个军工产业的发展。

第二,政府补贴使企业收入和研发产出有所增加,但影响并不显著,即证明政府补贴对于促进军工企业创新研发的激励作用有限。原因在于政府补贴是直接或间接向企业提供的一种无偿的转移,属于转移支付范畴,因而这样的补贴是有条件的。事实上,政府出于某些目的,认为有必要干预企业去追求某些经济利益的活动时,才会产生补贴行为。而且,从数据分析来看,国家对于军工企业的政府补贴是根据国家政策需要而定。如中国卫星与航天晨光企业规模相差不大,政府对于中国卫星补贴的数额由2011年2.45千万增加为5.61千万,而对于航天晨光补贴的数额却是2011年的1.21千万增加到2012年的1.81千万,虽有增加,但从绝对数额来看,二者相差很远。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对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运营等服务的支持。仅“北斗”卫星及其相关项目便获得资金补助1.6亿元。

既然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有限,且获得补贴还需要一定条件,因此,军工企业应该采取其他方式来防止企业技术创新溢出带来的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其中一个可行的途径是技术创新产权激励机制。

技术创新的产权激励通过确立技术创新者与创新成果的所有权关系来保证技术创新者应获取的收益,以克服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动力的损害。建立产权激励主要是通过法律确认技术创新者对其创新成果拥有产权,并通过法律保护使这种产权具有排他性,创新者可以垄断使用。在我国很多军工企业并不注重对专利产权知识的保护,如哈飞集团在2012-2013年期间没有进行任何专利申请,导致大量创新成果溢出到其他企业,使企业创新收益下降。经济学家诺思曾指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建立产权激励机制,加强产权保护,这也将激励企业不断地、大量地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不断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开拓新产业、新领域,尽可能多地享受专利技术产权带来的垄断利润。总之,技术产权的确认有利于减少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对企业创新动力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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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mpact of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upon Military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ivities: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Listed Military Enterprises

ZHAO Zhong-hua1,2,JU Xiao-feng1
(1.School of Management,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150001,China;2.Hei Long Jiang University,Harbin150001,China)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are two key factors affecting military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influence factors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with 22 listed military enterprise in our country as samples,this paper used panel data model and empirically test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governent subsidies influence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behavior.The results show that technology spillovers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listed military industry enterprises R&D production,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0.67.This manifest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s damage listed military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Government subsidies ar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listed military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duction,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16.This manifest government subsidies promote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but the effect is not very significant.The results and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industry enterprises and law of military industry enterprises development.Military enterprise,therefore,should be through other ways such as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perty right incentive mechanism to reduce spillovers damage to military enterprise innovation power.

military enterprise;technology spillovers;government subsidies;technology innovation

F752

A

1002-9753(2013)10-0124-10

2013-03-20

2013-08-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031003)

赵中华(1977-),女,黑龙江省依安人,黑龙江大学讲师,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技术创新、企业战略。

(本文责编:海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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