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佳和

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于1993年开幕，经由栗宪庭推荐，该届双年展的策展人博尼托·奥利瓦邀请了14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参展。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亮相。

外围的热血沸腾

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参展艺术家余友涵，恰在今年迈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他说：“如果说去美国是为了在理智上向西方艺术做一次告别，那么威尼斯之行只是在西方世界的一次旅行，对我的艺术创作，没有影响。”同样参加了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孙良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早已对“商业化”了的威尼斯双年展不再关心。在推行策展人制度之后，策展方把中国馆承包给某些人，有人出钱大力推荐自己手中掌握的艺术家，让中国馆策展人的选择越来越不公正，“后面的经济支持者的意图太明显了”。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时的神圣感湮灭在一轮轮被选择的无奈中，“当时中国的艺术家没有机会，中国当代艺术完全被西方人选择，这个本身就有问题。都是在为别人生产，中国艺术家都在为了参展而揣摩别人的意思”。

方力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如今的中国当代艺术相对于威尼斯双年展而言已经与1993年大不相同。“1993年的时候中国人大多没有钱，而且即便有钱，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人也很少。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有当代艺术这回事，更不要说把资金投到这个上面来。那时我们的经验非常欠缺，所以那个时候办展览相对要困难很多，而现在大家对当代艺术的熟悉和认可程度不一样了，可能有很多钱投在这个上面，大家做起事来相对要方便一些。”喻红回忆中的1993年，处在一种谁都不懂展览体制和模式的状态，没有赞助商，也不知道如何去寻找资金支持。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所有的参展费用都需要艺术家个人承担，包括在威尼斯当地的住宿费、往返的机票等，对在地下黑暗中挣扎了许久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而言，这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993年，双年展策展人奥利瓦策划的主题是“艺术的基本方位”（Cardinal Points of Art）。按照他详细的实施计划，本届主题展划分为几大展区，分主题有“20世纪的艺术”、“东方的经过”、“事物的疾速音响”、“兄弟”、“再具象”、“互动”、“开放93：紧急情况”、“意大利歌剧”、“艺术的共存”、“反艾滋联盟”、“艺术与诗”、“去地域的”、“和平机器”等。“20世纪的艺术”回顾展计划庞大，但因经费不足，缩小为“艺术之点”，参展的有博伊斯、巴塞利兹、克莱门特、封塔纳、卡普尔、库奇等人的作品。“东方的经过”旨在展现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趋势，参展的有日本的“具体群”和小野洋子、6位俄罗斯艺术家、14位中国内地艺术家。

政治波普的起始

1993年，余友涵50岁，还在上海工艺美校教书。他参加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是两幅油画，一幅是将领导人与美国当红歌星惠特尼·休斯顿并置，以半身像的形式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上，整体色调是明快的橙红；另一幅是名为《花枝女》的作品，尺幅不大，画面中，在领导人笑意盈盈的正面形象旁边，是一个背朝着观者的女子。女子窈窕而曲线分明的身姿裹在紧身旗袍里，旗袍上盛开着朵朵鲜花，女子的卷发及腰让观者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妖娆”、“女特务”、“夜来香”及“靡靡之音”这些意象。这两幅作品都是当时的策展人奥利瓦亲自挑选的，挑选的时候他没有机会直面作品，只是看到了照片。奥利瓦说：“你要么两幅都拿来，如果只有一幅，那就都不要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用余友涵的话来说，那时候“自己在上海有一点点小知名度”，这点知名度不是在官方美协系统里传播的，而是在民间，存在于对当代艺术有兴趣的那些人之中，那些人包括李山、宋海东、丁乙等在内，是总数不超过20人的小圈子。全国的艺术交流平台，那时候有《中国美术报》，栗宪庭和高名潞都在这里工作。李山因为在声名远播的“’89现代艺术展”上展出了“洗脚”的行为艺术，因而比余友涵的名声更大，虽然余友涵也参加了“’89现代艺术展”，但他的作品放在传统架上作品

20世纪80年代，栗宪庭先后任《美术》杂志和《中国美术报》的编辑，报道“星星美展”，推出“伤痕美术”和“乡土写实”，推动“’85美术新潮”，组织“’89现代艺术展”。他参与了当时艺术界的每个重要节点，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亲历者和推动者。比较多的三楼。传统而安静的形式，较之“开枪”、“卖虾”等轰动一时的行为艺术，显然受关注度稍逊一筹。

余友涵的抽象绘画与政治波普并行，几乎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了，这样的转折“没有受什么理论的影响”。经过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理想狂飙，“艺术家们都想搞反常、刺激的一套，语不惊人死不休，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哪怕画得丑一点、恶一点，像丑恶的魔鬼一样从画面上爬出来，只要观众看了不会忘记就行，艺术家普遍都是这种想法。中国波普艺术的盛行，可能是社会本身所带来的情感上的刺激、全球的当代艺术潮流的影响以及中国的政治生活的因素三者碰撞所导致的。我把它画出来，不是要引导潮流，这些和我没有关系”。

上海的当代艺术家之间保持着频繁的联络。1992年，香港汉雅轩的张颂仁去北京，敏感的商人嗅觉让他每次来内地都会找一些人咨询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的创作情况，其中主要是找栗宪庭咨询。其实栗宪庭和余友涵素来无多交集，但是栗宪庭曾经给余友涵写过一封让后者念念不忘的信。信的大致意思是“现在在全国所有画领导人物的画家中，还有王广义，但我比较喜欢你”。信里也没再多的理论分析。于是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远离京城的余友涵显然也是“栗家军”中的一员，其实之后，余友涵只去过一次宋庄。再后来，他在一些展览上遇见栗宪庭，简单寒暄，问他对现在年轻艺术家的看法，栗宪庭也只是简短地作答：“都是泡沫，都是泡沫。”显然，身在其中者不便多言，彼此都能理解身不由己之意。

上图：1993年，王广义携《大批判》系列参加了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

下图：1995年，张颂仁策划的第46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我相与他相”，张晓刚的参展作品“血缘—大家庭”系列。

中国艺术家在威尼斯的“怨言”

威尼斯双年展的联系人弗兰把中国艺术家的照片带到威尼斯给展览负责方看，但没想到引起了当年策展人奥利瓦的注意和兴趣。一天，余友涵接到弗兰的电话。弗兰说过几天会有“重要人物”到来，希望届时余友涵接待一下。

弗兰将余友涵称为“领导”，这个典型的中国式称呼，意味着她信任余友涵能够秉公办事。余友涵问“重要人物”想见哪些人，弗兰回答，就是平常与我们接近的那些艺术家，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名单。言下之意，要余友涵自己来划定具体见哪些人。余友涵夹带了“私货”，在其中加入了一位自己的好友，却被敏感的奥利瓦嗅出了作品中隐约的“官方”气息。时间紧迫，奥利瓦在艺术家工作室挑选作品十分迅速，他看似随意地翻看一沓照片，要这张或者那张，决定的时间不过几秒钟。但是从这个艺术家工作室走到那个艺术家工作室，需要很长的时间。

奥利瓦只负责在全世界挑选作品，中国之行只有两天时间，挑完之后不再有别的安排，李山、孙良、宋海东、王子卫等上海参展艺术家的作品，基本上都由余友涵陪同挑选。奥利瓦十分相信自己的眼光，旁人的意见丝毫撼动不了他的决定，“他画得十分努力”之类中国人之间司空见惯的赞誉，从他的耳旁飘过，等同于废话。陪同奥利瓦来华的意大利方出资人对余友涵说：“在意大利，艺术都是私人的事儿，有钱就干，没钱就算。”联系起2009年，奥利瓦第二次到北京时，面对较20年前更国际化更复杂也更阔绰了的中国当代艺术界，他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不过是个热爱艺术的意大利人”。多年来，他的观点并没有因为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式按惯例在绿园城堡举行。在余友涵的记忆里，地处绿园城堡内的各个国家馆的形制有点类似于上海世博会，国家馆彼此相距并不遥远。50米长的主要通道的顶端处，摆放了一张六七米长的长方形木桌，宽度也不大，桌面以浅浅的灰蓝色布铺底，布料十分普通，随处可见。如此重要的场合，桌面上不见摆放鲜花，只有两个话筒。站在台前准备讲话的四个人，其中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奥利瓦。讲台前半部分放着一些凳子，后半部分，艺术家和观众们都站着，可以自由走动。总统讲了最多一分钟，奥利瓦发言两三分钟，整个开幕式用时不到半小时。

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绿园城堡内，首次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们没有专门的展厅，只占据了一幢建筑的底楼的一部分，作品之间挨得很近。有中国艺术家因此怪罪弗兰，认为她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安顿在比较醒目的位置。“弗兰是个极好的人，但是在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有中国艺术家埋怨她，因为彼此之间‘抢地皮’。”余友涵感叹，这样的争论不免显示出中国艺术家的丑陋一面—人既然已经到了威尼斯，又是第一次集体亮相，只要自己的作品好，哪怕被安放在角落里，也会引人注目多看几眼。

左图：1997年，刘小东参展第47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油画作品—《违章》。

右图：1993年，余友涵携自己的油画作品参加了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

“平行展”与双年展没关系

双年展开幕当晚，余友涵的胆囊炎发作，涉及肝脏和胰腺，胰腺被感染，几乎要危及生命。幸好医院不远，开车仅一分多钟的路程。怀揣着出国前刚刚向张颂仁索要来的2200美元卖画所得，余友涵住进了当地的医院。“包括参加威尼斯参展作品在内的5幅作品，张颂仁一共给我出了2万美元的‘天价’。当时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没有正规的画布，都是画在质地松散的面纱布上，这种质地的布料一般只能用作商品的外包装材料。张颂仁说，别人四五百美元一张，你年纪长，1000美元一张。”

住院期间，医院里有位漂亮的护士手绘了一幅自画像，画面上是一位裸女的背影，女子回眸的视线所及处用中文写着“余友涵”三个字，作为示好。次日清晨，站在病房门口的余友涵遥望这位姑娘低头羞涩地在长廊上缓缓而行。可惜，中国艺术家的含蓄让姑娘与之擦肩而过，甚至连单独的交谈也羞于启齿，“想想，这似乎不太礼貌，更多的是惆怅。”余友涵说，在医院住的时间长了，周遭的病人和在此工作的医生们也都知道这里住了一位中国艺术家，为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而来，随后找余友涵画像的人络绎不绝，直至10天后出院。

医院结账的地方在与治疗的大楼相邻的另一幢楼里，余友涵通过莫妮卡表达了“所携款项无多，医药费是否可以打折，若不能，可否归国后再补寄一些医药费”的要求。出人意料的是，医院方竟然回答：“我们这里没有讨价还价的，有钱你就付，没钱你就走吧。”

此后20年，余友涵与威尼斯双年展没有更多接触，直至今年参加王林策划的“平行展”。对于“平行展”，余友涵坦言“那不是威尼斯双年展，与双年展没关系”。余友涵说：“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是人家来找我，我是被动的，后来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越来越多地做装置。我喜欢走路，后来人家发明汽车，我仍然在走路，走路总是没什么不可以的。我离艺术中心的旋涡是远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卷进去，远就远了，不是每位艺术家都愿意进威尼斯双年展好几次的。现在人家玩的是另外一种旋涡，有些人有这样的力量和这样的兴趣，他们喜欢玩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