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

一

自书画进入流通市场以后，作伪之风就没有停息过。在艺术市场刚刚萌芽的魏晋南北朝，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法书，就是人们竞相购藏与赏玩的对象。因此当时临摹王羲之书法者数不胜数。

晋穆帝曾命张翼将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摹写副本。虞龢在《论书表》中记载了张翼临摹王羲之书法一事：“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可见当时张翼仿王书已出神入化，甚至连王羲之本人几乎都辨不清是否出于己手！

当时，除了张翼，模仿王羲之惟妙惟肖者大有人在。“康昕学王右军草，亦欲乱真。与南州释道人作右军书赞。”虽然康昕、释道人之流模仿王书主要是为了观摩学习，但其摹本不免会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东晋高僧康法识“尝遇康昕，昕自谓笔道遇识。识共昕各作王石军草，傍人窃以为货，莫之能识”。康法识和康昕摹、仿王书本无牟利之心，却被他人利用，成为以假充真的工具。

新渝惠侯刘义宗，为求王羲之书法，“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有不计贵贱悬金招买的需要，就有人蓄意造假投其所好。“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这是较早记载书法名迹作伪的文字—先摹、仿二王书迹形貌，再用茅屋漏下的脏水染色，继而搓磨作旧，还故意把真伪书迹糅杂在一起，务求鱼目混珠，瞒天过海。

张翼、康昕的临摹之举与“轻薄之徒”的逐利行为，恰好反映了历史上书画作伪者的两种动机：无意作伪和有意作伪。想当年，喜爱书画的唐太宗李世民，为搜求王羲之书法作品甚至不择手段，“萧翼赚兰亭”就是我国书法史上有名的传说。唐太宗从辩才和尚手中得到《兰亭序》后，就组织当朝书法名家褚遂良、欧阳询、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复制了大量摹本，赏赐给皇太子、诸王和近臣。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一些王羲之的传世书法名帖，就是唐代廓填本。冯承素所临的《奉橘帖》《姨母帖》《初月帖》等，几乎达到“下真迹一等”的乱真地步，是当今学术界公认的唐摹精品。

宋代画院中的宫廷画师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内库所藏书画加以临摹，特别是年代久远、保存状况不佳的珍贵作品。宋徽宗时期，还复制了众多晋唐书画保存在宫中，作为画院画家们观摩学习的范本。现传顾恺之《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大多是宋徽宗时期所摹。

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家里悬挂古代名家书画摹本已成为一种风气。明袁宏道说：“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明陈子野更是放言：“人家壁上无墨，阶前无草者，不可与之往来。”有着崇古心理的文人，即便自己没有古人原作，也要请画家临仿一些自己喜欢的古代书画，以表达对古人的仰慕之情。《清晖赠言》就记载了清代文人高士奇向画家王翚求仿古画一事：“向见黄鹤山樵《一梧图》布景最佳，先生处若有稿本乞临一小幅为草堂秘藏，实为素愿，专此肃候。”

在南齐谢赫《六法论》中，明确指出“传移模写”是作为学习和保存古书画的最佳方法之一，历代奉为圭臬。君不见，目前国内外许多博物馆都将历代摹、仿水准较高的名家书画赝品定为“下真迹一等文物”，加以妥善保存。北宋以后，古代大画家们的伪作在书画市场上都可见到。其中自然有故意造假的，但也有弟子或后人临摹的作品—本来是无意作伪，却成了为书画商人代造之作。

二

作为收藏、学习之用的摹本，最初还不能称之为伪作。但后来经旁人添上款印作为真迹出售时，性质就变了。如清初画家王石谷曾临摹过大批宋元古画，作为习画的范本，后来他的老师王时敏在其中一幅《溪山行旅图》的绫边上题跋，有意将其定为真迹并卖到了京城。于是这幅用于学习的摹本就变成了伪作、赝品。

这种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刻意仿造名家书画的，属于有意作伪。五代后梁驸马都尉赵嵒，借唐末离乱之机，重金收购名画5000余幅。当时的绘画大师胡翼，为其所藏书画品评优劣。如遇劣画，赵岩就让手下画匠仿古人笔意，或用水刷或以粉墨进行涂改，经数次修整后，认定合格方装成卷轴，并请胡翼在画后题跋，以假充真。梁左千牛卫将军刘彦齐，常常为得到精品而不择手段，花钱贿赂收藏者的管家，名为暗借真迹观赏，实为将真迹手自传摹，伪制后退还赝品保留真品。

书画艺术市场的火爆始终与作伪高潮相伴。宋代皇室崇尚文风，设画院、置官爵、筵名流，奖掖绘事，民间也流行书画的赏鉴收藏。好古之风的盛行使得书画作伪渐成风气，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伪高峰。在当时所有的伪品中，摹、仿宋初山水大师李成的最多。据史料记载，画家李成死后，名声更大，于是一帮无名画家摹、仿李成的笔墨特征作山水画，其中更有不法之徒，“刻画图记名字等”，用以“欺世”牟利。米芾在所见300余件作品中，属于李成真迹的“只见两本”。慈圣光献曹太后为此还专门请李成的孙女在宫中鉴识真伪，结果在内府所藏的159幅李成画作中仅挑出4幅真迹。

到了元代，赝品的猖獗令画家钱选进行了“晚年变法”。“余改号雪溪翁者，盖赝品甚多，固出新意，庶使作伪之人知所愧焉。”但是，钱选的让步并没有让作伪者“知所愧”而有所节制，其作品的赝品仍大肆存在。无奈，钱选在《红白莲图》中写下这样一段题跋：“余爱酒爱画，不过遣一时之兴，而假作余画者甚多，使人可厌。”

明代商品经济大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官宦富商，奢华的消费观极大地刺激了书画作伪的发展。苏州是当时的经济重镇，也是书画作伪的集中地。一些古玩店专门招收10岁左右的小学徒，让其学习古玩知识，练习绘画、书法。之后经过考察筛选，留下天分好的，根据各自特点“对号入座”，专门临摹特定名家的字画。经过数十年的练习，摹本可达到乱真的水平，书画商便公开以真迹销售。朱昂之学董其昌书法，并伪董氏之作。时人曾问董其昌：“卿书画名满天下，作伪者颇多，试问如何辨别？”董笑答：“余画山水，郡中多有质本，反而工于其昌。以此辨之，知真者不必工也。”

更夸张的还是明末上海人张泰阶。他“先流布其书，后乃以伪画出售，希得厚值”，竟“集所造晋唐以来伪画二百许，刻为《宝绘录》二十卷”。这部于崇祯六年（1633）编成的书，“皆赵松雪、俞紫芝、邓善之、柯丹丘、黄大痴、吴仲圭、王叔明、袁海叟十数题识”。难怪清代吴修评论道：“不为传名定爱钱，笑他张姓谎连天。可知妮古成何用，已被人欺二百年。”

这种伪造大量宋元绘画并配上著录卖给藏家的手段，称得上是卑鄙至极了。但若与清朝的地域性造假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清代，书画作伪地区之广，作伪人数之多，作伪手段之精，以及赝本流传之盛，均超过了以往各代，令人咋舌。“苏州片，京师相；江西裱，扬州帮；开封货，长沙装；后门造，一炷香。”其中，“苏州片”大多有底稿，以绢本工笔设色居多，名款以吴门画家的绢本青绿山水为主；“开封货”以历史上著名书法家作品为主；“后门造”多仿造清代宫廷画家的画作。这样全国性的造假，一直延续到了民国。

三

与那些赤裸裸地追求经济利益的作伪者不同，一些有意作伪者仿造名家书画，主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艺术天才和绘画技巧。中国书画的学习方法历来采用师父带徒弟的方式，临摹古人和老师的作品是学画的唯一途径，而临摹得像与不像则成为将来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

嗜古成痴的米芾擅长临摹古人书法，几能乱真，在当时就颇负盛名。被乾隆帝珍为“三希”之一的王献之《中秋帖》就出自他的手笔。米芾不仅自己造假画，还常常借了别人的画临摹装裱，“并与临本真本还其家，令自择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米芾曾临摹一幅王羲之的书法，后被著名画家王诜当成真迹收藏。一次文人聚会中，王诜向大家展示了这幅作品。米芾一看，原来是自己的摹本，于是当场很得意地指出是自己所为。

米芾的仿作被著名画家王诜当成王羲之的真作，黄宾虹把张大千仿作当做石涛真迹，也恰好说明书画鉴定之难。早在魏晋南北朝，书画作伪的情况就引起了某些有识之士的忧虑。在《答陶弘景书》中，梁武帝萧衍就很不客气地指出王羲之赝品乱人耳目，损害王书声誉，并就自己的经验提出了鉴别王书真伪的心得：“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太史箴》如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上二者已经至鉴。”因搜集进宫的王羲之作品数目远远大于王羲之的存世之作，唐太宗不得不令当时的书法名家和鉴赏家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对搜集来的王羲之作品进行仔细鉴定。

谢稚柳先生认为，书画鉴别的历史与书画作伪的历史是相应地发展的。宋代出现作伪高潮，以致出现了以辨真伪为主要内容的文物鉴赏著作《洞天清录》。南宋赵希鹄在这本书的“古翰墨真迹辨”、“古画辨”等篇专门探讨了书画辨伪。如论李公麟之画，“殆无滞笔，凡有笔迹重浊者，伪作”；论幅式，“古画多直幅，至有画身长八尺者，双幅亦然，横披始于米氏父子，非古制也”；论墨色，“古画色黑或淡墨，则积尘所成，有一种古香可爱，若伪作者，多作黄色，而鲜明不尘暗，此可辨也”。

书画作伪盛行，说明书画市场繁荣，假货有市场有销路。早在唐代，“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一组屏风至少有四扇，多则六扇、八扇，可售十万以上。若是六朝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的作品，还要贵上几倍。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况且有了唯利是图的商人，又有“手揣卷轴，口定贵贱，不惜泉货，要藏箧笥”的买主，真画不足，就作假画，这不是很自然的趋势吗？所以，面对仿者如云，董其昌“知其伪而不辨”。陈继儒在董氏60岁的寿序中云：“书画出公之手无十二，而借名衣食者，其赝笔往往播传于辇毂，流通于外夷，残煤短啻，购募饼金，当吾世日见其身价百倍者，唯公一人而已。”陈继儒并没有批评作伪谋生的人，反而认为董氏十分之九的赝品流传于海内外，既让许多人得以“借名衣食”，又使董公“身价百倍”。既然是各获名利的事，董其昌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书画交易中的真伪问题并不可怕。在董其昌看来，“古董今之玩物也，唯贤者能好之而无敝。拘谨之人视为无用之物，斥之不蓄，恐人耽于玩好，废时失事，流为游惰而无成也。其敞失于鄙俗而止。贪戾者视为货殖之物，见有可居为奇者，竭蹶以图，唯恐不得。得之保重之过于性命。或至争夺怨尤，皆归咎古董。岂古董咎，咎在不知好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