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

一

所谓“代笔”，即找人代作书画，落上自己的名款，加盖自己的印章。目前所知较早的有关书画代笔的文献，见于梁陶弘景答武帝萧衍书启中关于王羲之书法的代笔问题：“从（羲之）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人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这位替王羲之代书各类书札、信件的，竟能让“世人不能别”，可见与王书无多大差距。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亦有吴道子让学生为其代笔的记载：“吴生（吴道子）每画，落笔便去，多使琰（崔琰，与张藏皆为吴的学生）与张藏布色，浓淡无不得其所。”说的是吴道子作佛像壁画时，当自己勾完线条后，就叫人代笔设色。

宋代，随着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带来了书画市场的活跃。与此相应，书画作伪也进入全新的时代。据《海岳志林》载：“今人以无名为有名，不可胜数，故谚曰：‘牛即戴嵩，马即韩幹，鹤即杜荀，象即章得是也。”这里的杜荀鹤、章得象是唐宋两位名人的姓与字，并非画鹤、画象的大家。因为他们的名字中有“鹤”、“象”二字，竟被那无知之徒冒他们的名义画鹤与象。宋代书画造假泛滥可见一斑。

具体到书画作伪上，宋徽宗带头示范，找人代笔。在《宋徽宗赵佶亲笔画与代笔画的考辨》中，徐邦达指出：“古代著名书画家中间，代笔画最多而年代最前的，应推宋徽宗赵佶。他的作品现在能见到的几乎十有七八是代笔画，其间还夹杂一些本是他手题的‘院画（作者无款），而为后人误解，也挂在他的名下了。”

徐邦达这么说，不是没有根据的。蔡京的儿子蔡修，在《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宋徽宗叫人代笔的事情：“独丹青以上皇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代御染写”，不正是那些名手替皇帝代笔而自己默默“无闻”吗？蔡修是宋徽宗亲近之人，而且所记又涉及封建帝王，其记录应是可信的。另据邓椿《画继》记载，宣和四年（1122）三月，宋徽宗又一次在宫廷召集了三公、宰执、亲王、使相、从官等人，共同观赏内府所藏图画，观毕宣布把他平时所画的作品分赐众人，“公宰、亲王、使相、执政人各赐书画两轴”，“从官以下，各得御画兼行书草书一纸”。对于一国之君宋徽宗而言，一次性创作如此众多的作品分赠群臣是不现实的。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赵佶让人代笔的事实。

一般来说，请人代笔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应酬，作者名声大，求作品的人多了，应接不暇，因而示意某人代作。还有某些著名的书画家，因年老体衰，自己无法料理，不得不找人“捉刀”。作为天子，宋徽宗既不年老力衰，也非疲于应酬他人，因为所有画幅大都存于宫内为自己欣赏—最著名的所谓“积至千册”的《宣和睿览集》，尽管题上“御制”、“御画”、“御书”，但实际上那些“御画”没有一幅是宋徽宗亲笔画的。

帝王作假，可用宋徽宗著名的花押来形容—“天下一人”。高士奇的孙女婿张照，擅长行、草书及楷书，常常为乾隆代笔。慈禧赏赐给宠臣亲宦的花鸟鱼虫条幅及山水、人物扇面，大多是缪素筠、屈兆麟等人代笔。每逢寿诞，臣子阿谀奉承、大送寿礼，慈禧一律以缪素筠、屈兆麟代笔的“御笔之宝”回赐，并在字画上加“万岁”二字。这些善于溜须拍马的王公大臣借题发挥，变着手法吹捧，把老佛爷喜得眉开眼笑，误以为自己是“羲之在世，道子还魂”了。

二

明代社会经济日趋发达，商品生产和交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书画市场需求量远非昔比，画家累于应酬，因而书画代笔在史料中屡见记载。“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性情温和，宽厚大度，别人索画，从不拒绝。《图绘宝鉴》卷六称沈石田：“因求画者众，一手不能尽答，令弟子模写以塞之。”唐寅在应付不暇时，也请老师周臣为之代笔。清初安歧《墨缘汇观》记载：有僧人琢云欲求唐寅作图，难以启齿，遂请周臣代作，请唐寅署名。唐寅欣然从之，并另作《琢云图》，流传至今。

文徵明书画的代笔作品比较多，较之沈周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日，文徵明静坐家中，忽见一小童登门送礼，言主人长途跋涉，到访苏州，唯求一见朱朗。徵明莞尔：“此非朱朗家，你家主人见朱朗所为何事？”小童压低声音曰：“勿外泄，唯求朱先生仿照一幅文氏赝本，主人愿以高价求之。”徵明大笑，遂请小童回复主人：“我画真衡山，聊当假子朗，可乎？”一时传为笑谈。

朱朗者何人？文徵明小徒也。《明画录》说朱朗“学画于文徵明，乃以写生花卉擅名，鲜妍有致，其山水与文徵明酷似，多托名以行”。其画山水酷似徵明，外行难分真假，故徵明应酬之作多交朱朗完成。文徵明曾给朱朗写信道：“今日无事，请过我了一清债。”意思是叫朱朗去代他作应酬画，了结一些画债。

至于其他代笔者如钱榖、居节、文嘉等，或用笔粗放，或全仿细笔，或疏简纵逸，他们从各个方面得文氏的传授，本身的书画都有相当水平，由他们代笔自然几可乱真。有时，遇到赞助人要求的题材并非自己所擅长，文徵明只好假手他人代作了。如《寒林钟馗图》，属于典型的传统节庆应景主题，因文徵明并不善于人物描写，不得不请仇英代他绘制钟馗，自己再完成背景部分。不过，文徵明风骨凛然，富贵者求画多不与。时有商贾以十金求画，文徵明面斥之：“仆非画工，汝勿以此污我！”

一般来说，需要代笔的，大多是那些疲于应付的书画大家。启功先生曾写《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一文详加考证，认为身处松江画坛主帅的董其昌，“以显宦（官居礼部尚书）负书画重名，功力本来有限，再加应酬繁多，不能不乞灵于代笔”。

据史载，董其昌家中绢纸堆砌，竹笔凌乱，每疲于应酬，遂请诸子代笔，并亲自完成图章书款，以赠求画者。大学者陈继儒曾写信给沈士充：“子居老兄，送去白纸一幅，润笔银三星，烦画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落款请董其昌为之，而董其昌闻之竟欣然落款。

董其昌书法的主要代笔人，乃其门客吴易。董其昌在京为官时，就令吴易代笔书法。吴易亦工山水，后游历四方而卒于粤，传世之作有故宫博物院藏《石间户松声图轴》。此外，为董其昌代笔作画者还有赵左、吴振、叶有年、沈士充、僧常莹、王时敏等人，其间不乏大家。据周亮工《读画录》载：“钱虞山尝言：‘董文敏最矜慎其笔墨，有请乞者，多请他人代之；或点染已就，僮仆以赝笔相易，亦欣然为题署，都不之计。”

当然，书画代笔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即夫妻都有画名，但其中一方技艺稍逊，于是这一方的作品就常由另一方代笔。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为管道昇代笔书写的《致三总管札》（即《秋深帖》），便是这种情况。整封文札均由赵氏代写，到结尾具款时，赵氏一下顺笔，误将自己的名字“孟頫”署上，发现笔误后旋在原字上改书“道昇”，修改痕迹极为明显。

三

到了清代，随着第三次作伪高潮的到来，书画代笔成为普遍现象。尤其是社会地位高或名气大的书画家，因困于应酬，不得不请学生、朋友代笔。

清“四王”中，王原祁继承董其昌、王时敏书画思想，受到清代最高统治者荣宠，成为清初画坛的精神领袖。他反对绘画商业化，主张人品与画品相结合，不为名利驱使，将绘画作为精神追求，使之成为“文人的遣兴”。康熙非常看中王原祁的“画品”思想，也很欣赏他的绘画，并经常让他挥毫作画。一时间，满朝文武大臣、王公贵族向其求画者众多，康熙还下旨令王原祁外甥李为宪代笔作画应付权贵。尤其到了晚年，王原祁公务繁忙，应酬多，自己作画速度较慢，经常请弟子门生代他作画，画完之后由王原祁自己书写名款，钤盖印章。王敬铭、李为宪、王呈、黄鼎等人经常为王原祁代笔作画。

“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更有后来居上之势。清俞蛟《梦庵杂著·读画闲评》载：“昔钱塘金寿门树帜骚坛，声称籍甚，客居维扬，两峰（罗聘，号两峰）师事之唯谨。每作画，乞其题咏，署名其上，时人遂争购之。”可知，金农请人代笔并非出于应酬，而是他的代笔画被同道大加吹捧而不得不找人代笔。

邓之诚《骨董琐记》云：“翁同龢曾见寿门（金农）至朱绮谷十余礼，皆请其代笔，又有杨姓者，而寿门亦公然作伪矣。”他的作品大多是罗聘、项均、陈彭、朱绮谷等人代作的。对此，金农本人也从不避讳。其《冬心自写真题记》中记述：“项生均，初以为友……近学予画梅，梅格戍削，中有古意，有时为予作暗香疏影之态，以应四方求索者。虽鉴别若勾处士，亦不复辨识非予之残煤秃管也。”

在扬州公开张贴润格售画的郑板桥，代笔情况又怎样呢？络绎不绝的登门索书画者，让郑板桥应接不暇。为此，他找到谭云龙为自己代笔，以偿付如山画债。谭云龙，又名化龙，山东潍县人，幼学木工技艺，所做家具精细典雅，人称“谭木匠”。谭木匠并非只是木工艺人，他酷爱金石治印，博采众家，聪明勤快，另具“匠”心，对书画亦有研究。郑板桥当年在潍县做官时，见谭木匠也读过几年诗书，与自己颇为投缘，便将他留在身边。每遇板桥作画，谭木匠便在一旁用心观看。郑板桥自然也少不了答疑解惑，示范指导。因为谭木匠刻苦临板桥书画，时间久了，竟能乱真。有了谭木匠的帮助，得到解脱的郑板桥悉心政事，终成一代名吏。

不过，遗憾的是，这位谭木匠在郑板桥去世后，由代笔而变作伪，天天在家中仿制板桥书画，时人不知真伪，皆以重金收购。桂馥教授莱州时，惊其书画酷似郑板桥，于是以“子猷（犹）”字之。今天，郑板桥书画赝品众多，作伪作坊层出不穷，谭木匠等人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