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引 言

上市公司高管报酬与分红一直以来是社会公众、监管部门关注的热门话题。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公司分红锐减而高管报酬不减反增的“倒挂”现象，更是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质疑。为规范上市公司分红，证监会相继出台《关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2008)》、《关于创业板拟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要求(2002)》等规范性文件;此外，2012年4月，国资委鼓励上市央企建立符合价值投资理念的分红机制。与此同时，对于天价薪酬的管制也成为共识，2008和2009年我国财政部相继修订和颁布了针对国有金融企业的限薪规定，旨在规范国企高管年薪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便是其一。根据代理理论，公司分红降低了高管可支配的现金流，将迫使经理层转向资本市场寻求资金，从而引入外部资本市场对管理层的监督机制［1］。另一方面，合理的高管报酬契约将使经理层按照股东利益行事，也有助于代理问题的缓解［2］。不同的是，分红属约束机制，而报酬契约则属激励范畴。因此，公司分红与高管报酬建立最佳的联系有助于代理问题的缓解［3］。从代理理论的角度，股东的问题是设计一个能激励经理层按此行事的薪酬契约。上市公司管理层(如董事会、总经理等)在分红决策中处于核心地位，在管理层薪酬契约中载入公司分红条款，将高管薪酬与分红建立“事先的联系”，有助于管理层在利润分配中更多地考虑股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