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薇

“在我女儿的眼里，她们班里的同学分成了三个等级，一类是有北京户口的，一类是有居住证的，还有一类就是户口和居住证都没有的。她觉得自己是中间一等，不算太坏。”

说这话的是陆昕，一位年薪12万的中产阶层女性，2003年第42期《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总有一些声音在提醒 你是一个外地人》的主人公之一。陆昕是海南人，因丈夫赴京发展，2000年，带着5岁的女儿到北京定居。

在可见的媒体报道中，这也是中国主流媒体关注城际间流动人口的身份与权利的开端。彼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找不到一个研究这个群体的学者；在北京市统计局，对这个群体亦没有准确定性；他们甚至连统一的称谓都没有，唯一与此相关的词语是“农民工”。本刊则将这些异地工作的中产阶层率先定义为“城际移民”。

10年之后，这一群体对于权利与尊严的争取渐渐集中为一个较为可见的目标——子女的就读地高考权。

《中国新闻周刊》仍和陆昕保持着联系。但是她们一家等不到政策的改变了。她的女儿正努力接受自己将离开中国温暖的家、独自去加拿大上大学。在班上同学都备战高考时，她在准备托福，而陆昕自己，则在为每年20万的留学费用操劳。

从“绿卡族”到“被出国”

在《中国新闻周刊》做出报道之后的2004年，像陆昕这样的北京绿卡族约有4万多人。所谓“绿卡”，是“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由北京市人事局在1999年推出，有了这张“绿卡”，即可在购房、购车、子女入托入中小学、因公出国、申请驾照等等方面与北京市民享受同等待遇。

但陆昕一家的遭遇，似乎就是要证明，所谓的同等待遇，其实极为有限。

2007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公立初中入学报名登记时间，陆昕和丈夫却找不到愿意接收女儿的学校。几家中学的答复类似，只接受有《2007年朝阳区初中入学报名卡》的学生，而报名卡的获得，条件之一是具有北京市户口。

夫妻俩的遭遇，被写进了2007年第14期《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户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文章同时提到，尽管至当年3月，全国已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式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以户口登记为依据，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不合理的社会管理功能仍然没有消失；尽管中国在财政收入上已经走向税收国家，但在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公共产品分配体制上，仍然没有相应变革。

陆昕最终通过“走后门”勉强让女儿上了一所中学，但她此时已经明白，没有北京户口，女儿的高考注定是一场挣扎。2004年，包括北京在内的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被授权高考自主命题；2005年，教育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发通知，要求坚持户籍学籍双认定原则，以减少高考移民。

陆昕的户口所在地海南，分数线比内地平均低100多分，加上户籍管理日渐宽松，曾是高考移民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此，海南规定，除户籍外，考生本人高中阶段后两个学年需在海南就读才能报名参加高考，之后，又规定空挂学籍者一律取消学籍。

没有户籍就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没有学籍也不能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陆昕女儿的两条高考之路都被堵死了。

从2005年起，陆续有北京市政协委员为此提案，也有家长状告北京市教委，不过多为“单兵作战”，都以失败告终。城市新移民的孩子们，要么出国留学，要么找关系、想方设法回户籍地高考。

2013年是陸昕女儿的高考年。她最终选择了第一条路。“我女儿就是‘被出国的那一种。”她说。

家长们联合起来

2009年，一位温州女教师章冬翠的上访、一封知名学者撰写的《关于非北京户籍子女上学权利的呼吁信》、一群律师的公益援助，使得呼吁异地高考权利的群体渐渐可见，并日益壮大。

2010年2月的一天，包括章冬翠在内的家长们聚在一起，开始了这项为下一代谋求平等受教育权的行动。“那是春节刚过，鞭炮隆隆，大家聚在大钟寺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热火朝天地讨论。”2012年10月，《中国新闻周刊》在报道《27个月的27次行动》中重现了这些家长的行动。

从争取“小升初”的正当权利起步，成功后转向争取居住地高考的权利，这些家长们在27个月中，坚持每月到教育部表达自己的诉求，“我们是中国公民，可以来说话，只是来说话”，其中一位家长说，“我们不是上访，没有个人怨气，我们拿的是公民呼吁书，只是向部门表达基层群众的呼声。”

他们将自己命名为“教育平等公民联合行动”，并从最初只为自已利益诉求，很快扩展到整个流动人口群体的权利，最终发展到中国的教育公平。

2011年10月29日下午，部分非京籍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公布。方案建议：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来认定高考报名资格——为了与投机性的高考移民区分，他们特别厘清自己争取的“异地高考”应为“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而这种权利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家长们早已为所居住城市合法纳税多年。

这份被视为“异地高考”的民间方案，出现在《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作者为本刊前记者谢良兵。在关注“富人移民”选题过程中，谢良兵发现，并非所有送孩子出国上大学的家庭都是大富大贵，有一些仅是因为无法在中国参加高考。

那时，同样没有北京户口的谢良兵刚做了爸爸，对于孩子的未来，他同样无法确定。他随后结识了网名为跳舞、桃源等几位志愿者家长，并参与其中。

“他们大多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会计、律师、IT人、创业者，”谢良兵说，“可以说，他们都是有权利意识、公民意识、重视子女教育的中产阶层。”

解决异地高考，需顶层设计

时间进入2012年，随迁子女家长们争取高考平等权利的同时，本地家长的反对声音也渐渐高涨。

作为志愿者，谢良兵曾去一家公司征集签名。一位刚结婚的北京姑娘，听到是为这件事签名，脸涨得通红：“那我的孩子怎么办？”

不过，谢良兵没有把这个细节写进稿子里。他不想放大或挑动京籍家长们的不满。

他也没有渲染非京籍家长们的种种压力。事实上，阻力无所不在——比如事先商定的开会酒店，往往突然抱歉地通知无法提供场地；而家长们的征集签名活动，也常常被迫中止。

“这个制度伤害了我的孩子。我痛恨这个制度。如果我能亲手把它送进垃圾堆，我义不容辞”，桃源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因征集签名被制止时，曾对派出所警察这样说。

桃源的女儿，被迫在高三回山东。这个在北京班级排名前十的女孩，为了排解独自面对高考的压力，拼命吃东西，一下子长胖了20斤。为了孩子，老公狠心关掉公司，回去租房陪读。

然而他们一家已不再期待政策对女儿的实质影响。复读一年后，女儿考上了一所二本院校。对于为参加高考回山东两年间发生的事情，女儿都不愿再提了。

尽管在教育部的要求下，各省市都赶在2012年12月31日前出台了各自的异地高考方案，但北、上、广等人口输入集中地的方案，并未提及家长们迫切关注的高考，而只是简单地将他们推向了中职和高职。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现有2.2亿人离开户籍地工作和生活。仅以北京为例，2012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非京户籍学生41.9万人，约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40.9%。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数字仍会保持增长。

谢良兵采访的专家们均表示，在现有制度下，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由地方政府“打补丁”式地解决，只會引来新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不解决完全由政府操控的教育问题（国家主义教育观），就难以实现公平。”

但谢良兵也感受到了变化。他最近收到朝阳区招生考试中心小学初中办公室的一封信，采集未来三年入小学生源的相关信息，信中特别强调，“其户籍所在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在朝阳区的适龄儿童，均在此次统计之列此次信息采集是对入学需求进行统计，将作为研究政策和落实学位的重要依据。”

虽然已与自己无关，桃源仍然志愿参加教育平等行动。有人说她，孩子已经高考过了，还跟着瞎起什么哄？她反驳说，“这不只是为了我的孩子，不只是高考。我仍然是非户籍人口，这是我的权利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