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芳 林 夏

（1.河海大学文天学院 安徽马鞍山 243031；2.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杭州 310036）

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Andre Lefevere在其专著《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的序言中指出，“翻译当然是对源于文本的重写（又译改写，笔者注）（Translation is,of course,a rewriting of an original text）”(Lefevere，2004：vii)，并且认为无论基于何种意图的重写，都反应了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学的调整，以便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中起作用（All rewritings,whatever their intention,reflect a certain ideology and a poeticsand as suchmanipulate literature to function in a given society in a given way）（同上），从而开创了翻译研究对语码转换之外对翻译过程可能造成影响的因素的关注。当语言层面的技术操作与意识形态和诗学相冲突时，往往屈就于后者。意大利裔美国学者Lawrence Venuti认为欧美强势文化采用的流畅、通顺的翻译策略使得译者“隐身”，声称要采用他所提出的所谓“阻抗式翻译”，让读者感受到所读的乃是译文，从而使译者“显身”，并强调为其如此才能提高译者的地位。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基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对译者作用的凸显，认为传统翻译标准不仅桎梏了译者的主体性，也在译文中越多保留译者的风格，即译者“显身”，也就是译者主体性得以体现的标志。

一、译者主体性

（一）主体性与译者主体性

哲学上关于如何界定主体的争议一直存在着，而主观性与主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刘宓庆认为，主体是对象性的范畴，因此只能在对象性关系中才能获得自己的规定。笛卡尔，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将人的理性和感性视为主体，主体的能动性为理性，而主观性为感性。主观能动性指的是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因此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相互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