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坤

企业家要不要谈政治？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却因为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前不久的一次发言而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尤其是在企业家中引起较大争论。柳传志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对于柳传志的这段话，赞同者不少，反对者也很多，有的企业家、学者甚至言辞激烈地对柳传志进行人身攻击。那么，中国企业家到底要不要谈政治？

越界？

有人一看到企业家谈政治，就想到“越界”之类的概念，认为政治非企业家的分内事，还是“在商言商”为好。这种看法妥当不妥当？或者说，“在商言商”是否该被简单地理解为企业家只需关心做生意？

一位地方财政局长表示：“‘现在企业家不谈政治，我不赞成这个观点。我认为企业家要谈政治。企业到地方办厂，就应当给当地做贡献，如果企业家不谈政治，脱离了现在的体制，偷税漏税，那么这个企业就呆不长久。在面对选择时，很可能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企业不断壮大，做一些不择手段的事情，如果企业违背了国家利益，与国家政治体制背道而驰，与人民利益和社会体系相违背，那这样的企业再大，也不能对社会有太多贡献，企业也不会发展长久。奶粉企业就是个例子，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大，因此民营企业必须要讲政治，必须为国家做贡献，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说到企业家和政治的关系。企业家要做生意，尤其是要做大生意，就不能不与官员产生联系，获得他们的支持，至少是认可。当然，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地方政府官员要出政绩，也离不开企业家的支持。他们乐意与企业家打交道，给他们提供便利，各种各样的政策优惠。放到全球范围看，中国政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最为紧密。甚至有专家认为，企业家都是政治高手，越是成功的企业家，其政治手腕越高。

只是，如此紧密的政商关系未必是企业家希望的，它也经常让企业家恐惧。因为，这种关系背后的体制，不够理性化。企业家离政府太近，难免靠政治发财。依靠权力越多，企业家就会离市场越远，慢慢地失去在市场里的生存能力。众所周知，当前腐败问题高发，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企业家秘密拉拢政客使自己成为红顶商人，实现官商利益勾兑。中国企业家要避免官商勾结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家确实应该和官员、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

至于“在商言商”，看起来消极，但也完全可以有助于体制的理性化。这也是有人支持企业家不讲政治的另一个原因。

话说回来，企业家关心公共事务，不是官商之间走得远走得近的问题，而是一个公民对于公共生活应有的责任与担当。因为每一个公民都有关心公共事务的权利与义务。企业家是公民，当然拥有同样的权利与义务。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关注政治，乃至关注社会、法律等更广的领域中的种种命题，均是理所当然。这也为什么“正和岛”的岛民王瑛听了柳传志的一席话后，选择了退出“正和岛”，并公开声明：“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的原因吧！

不确定性？

“To be or not to be”，这句《哈姆雷特》中的经典独白，最能揭示选择的艰难。

企业家有参与或回避政治的权利和自由。其中要害，取决于大的政治环境的开放与否，以及经商环境的开放程度与安全系数。企业家应该绝对信任体制还是背弃体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常常是一个实时变化的灰色地带，转型期则尤其如此。

柳传志特意提及“当前的政经环境”，确有些许意味。因为政府权力不受约束，法制不完备，造成了中国政府力量过大，企业家没有足够与其较量的资本，与其交缠不清，倒不如避而远之。

正所谓“你不谈政治，政治却要谈你”。其可能的结果就是万科董事长王石提到的重庆企业家在“唱红打黑”期间的遭遇。当权力被滥用时，曾经风光的企业家其实非常脆弱，其财产和人身完全缺乏制度化的保障。

也因此，在这样的转型社会中，企业家自我保护也是情非得已。出于企业现实利益考量，企业家尤其是有巨大影响力的企业家，选择谨慎言行，以免因自己出言不慎而对企业和个人带来无法预计的冲击。

同时国内外经济走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多企业家感觉自己需要变化，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变化。许多持观望态度的企业家表示，其实整个中国都在十字路口，该往哪里走，我们真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也没法确定。

王瑛严肃地表示，“我不反对企业家做柳传志这样的人，可是我反对柳传志在中国企业家群体里头，已经有了这样地位和影响力的时候，他还要说现在这样的话。他可以不说话，但不要放大恐惧、制造恐惧”。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是分不开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位地方财政局长告诉记者，“其实企业家很关心政治，企业家需要政局稳定，只有政局稳定了他才能赚钱。

事实上，企业家的经营活动，需要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这个商业环境本身，其实就包括了稳定、清明的政治环境，以及公正的法律环境等。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直线向上的，都有潮起潮落的阶段性和周期性。

现在的中国正是社会转型期，所以中国更需要有资源、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发挥更大的作为。

本期专题采访的多位政府官员和企业家都认为，企业家不是要不要谈政治，而是怎样谈政治的问题。

公民企业家

“我不希望我的后代面临着我这样的尴尬，要么就去同流合污、合谋，要么就艰难地面对世界，失去很多的机会。”

“我实在不愿意，将来我的女儿她们还要去行贿、巴结、违心地说话，为了做笔生意，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吃饭送礼……我不愿意让孩子们这样。”这是知名投资人王功权的自述。无可厚非，父母总想把最好的、最宝贵的留给孩子。

但如果社会大环境不确定，一切都变得苍白。这时公民社会便是最好的选择。而公民企业家又是完成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

“公民企业家”这个舶来品，表达了由于企业家所拥有的财富可以摊在阳光之下，加上个人强烈的社会关怀，其利益表达超越了企业和自身，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也大大突破了赈灾捐款、公益慈善等既有途径，以更主动的姿态积极进行政治参与和公共表达。

就像王瑛所描述的，几年内，80后就会成为重要的生力军。这个群体扎根在市场上，大部分企业家的行业领域、商业模式、盈利模型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靠政府关系挣钱和发展的企业家比例相对小了很多。这个群体的独立性要强一些，骨头也要硬一些，在未来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会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这时用什么样方式搭建一个行使公民权利的平台，关乎中国的未来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