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诒孔

（作者系原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山不藏人人藏人”

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说的是群众路线是革命胜利的法宝。冯白驹用“山不藏人人藏人”这一生动简朴的话总结了琼崖革命长期坚持和取得胜利的基本因素。

海南岛孤悬海外，远离中央，远离主力，外援极端困难，孤岛奋战，其斗争之艰苦、复杂、曲折，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海南人民的支持，中共琼崖党组织不但不能坚持23年红旗不倒，甚至不能在孤岛上生存。冯白驹在195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而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在海南岛上》深刻地指出：“依靠群众，联系群众，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有过几次失败、艰苦困难时期，其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被迫转入农村；1928年红军第一次反“围剿”遭到挫败，王文明带领600多人上母瑞山建立革命根据地；1929年特委机关在海口被敌人破获，革命一时失去统一领导核心；1932年红军第二次反“围剿”遭到惨败，红军主力损失；1942年日寇的大规模“蚕食”“扫荡”；1946年国民党大规模进攻等，其中最严重的是1933年冯白驹等在母瑞山坚持8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后，革命力量只存下几十个人。然而以冯白驹为代表的琼崖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到最后胜利，靠的就是琼崖党组织高度的坚强与英勇精神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1932年7月，正当琼崖苏区掀起第二次土改革命高潮之时，广东省国民党当局派其陈汉光警卫旅三千多人突如其来，对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由于敌强我弱，加上红军战略战术的错误，反“围剿”斗争遭到惨败，红军独立师解体，各块根据地被攻破，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均遭到严重破坏，通讯联络和交通被打断，琼崖党组织与省委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冯白驹和琼崖苏维埃主席符明经带领幸存的红军警卫连共100多人在母瑞山坚持长达八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剩下25人于1933年4月突围回到琼山老区长泰村。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琼崖大地，琼山老区更是如此，到处是斑斑血迹，荒坡平添新坟。陈汉光的“五户联保”“十杀政策”，加上贴出悬赏通缉冯白驹、符明经等布告，家家户户门上都要贴上“军民合作，杀绝共匪”的反动标语，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血腥恐怖吓不倒置生死于度外的真正革命者。冯白驹在秘密查访中，通过村里可靠的群众帮助联系，在演丰乡与坚持斗争的琼文县委黎民、朱运泽、冯安全、刘秋菊等同志胜利会合，大家见到冯白驹回来了，喜出望外，都满怀信心地一起开展恢复工作。在冯白驹的统一领导下，通过一段时间艰苦的群众宣传发动工作，加上游击小组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使群众看到了红旗没有倒，共产党和红军还在，对革命增强了信心。

冯白驹在琼文地区领导恢复工作时，由于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因而得到群众的积极帮助，仅三四个月的时间，琼山就恢复了演丰、塔市等十多个党支部，武装斗争的烈火也燃烧了起来，与各县坚持斗争的同志也取得了联系。冯白驹常常以此教育干部战士，琼文地区没有大山，但有革命群众，我们就能够扎下根来。这就叫“山不藏人人藏人”！

大家叫他“冯同志”

“冯同志”——这是对冯白驹与海南干部群众鱼水情的最好注解。

琼崖纵队的老同志称呼冯白驹时都说“冯同志”，其真正的涵义是：冯白驹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同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是群众的知心人……老红军林克泽在回忆文章中说：“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冯白驹同志之所以能迅速把琼山县的党组织和人民武装恢复起来，除了他具有高瞻远瞩的革命眼光和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外，他的深入群众，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虽然是县委书记，但从来不摆书记架子，他和群众一样打扮，戴着竹笠，经常赤脚，走村串户，向群众访贫问苦。有时还住在牛棚里。在村头、在田头、瓜寮和群众谈心说笑，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人民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冯’或‘冯同志’，从来不叫他‘冯书记’。”

江田在回忆1941年他被分配来海南第一次见到冯白驹的感受时说：“冯白驹领我们一起用餐。我们出了住处，不是带到另外的屋子去，而是到屋外的场地，我正觉得有点奇怪。不一会，女炊事员抬来了饭菜，摆在场地上。冯白驹招呼我们用餐，说今天弄了点猪肉，招待大家，表示欢迎。大家席地而蹲，冯白驹也一样。不久，听到哨声，部队指战员、工作人员也都到附近的空地上开饭。我一来到部队就接触到官兵一致的共同生活，这一课，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在回忆1944年夏天一次党小组生活会上，郑放讲了革命烈士林茂松给他说的一段非常感人的话：“在陈汉光‘围剿’时期，被困在母瑞山上，最后仅剩下26个人，缺衣、缺粮、缺弹，与各地党组织完全中断联系的8个月的艰苦岁月里，我们过着原始的野人生活，日夜还要和搜山的敌人周旋，要不是冯白驹同志一向平易近人，具有高度的革命友爱精神，关怀同志比亲生父母、亲骨肉兄弟还要好，同生死，共患难，那我早就扛枪逃跑了。我所见的领导人，冯白驹是最好的一个，因而跟随他革命到底。”

老红军陈英、郭贻甫在回忆文章《司令与军需》中说：“1930年初，陈英在冯同志身边工作。当时，我党我军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后不久，正处在恢复时期，生活极为艰苦，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有时甚至断了粮。每人每月配给两块光洋，冯同志也不例外。有时他还把两块光洋给别人。他常对同志们说，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住荒山野岭，有福就共享，有难就同当，我们胜过同胞兄弟。”“冯同志的心中始终装着大家的冷暖。有这么一件事使我们永不忘怀。一次，陈英同志要执行任务，可是，他唯一的一套衣服洗后还没有晒干。这件事冯同志知道后，便把自己的衣服拿来给陈英，说，‘穿上这一套吧，不要把身体搞坏了。’陈英说，‘你除了身上的也只有这一套了，我穿了，你怎么办？’冯同志说，‘目前，穿上这套衣服，你比我更需要，不要争了，快穿上吧！’当陈英穿这套补了又补的衣服时，一股革命友爱的暖流涌上心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他心中装着群众

1952年秋，冯白驹调离海南，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兼统战部长，10月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54年底，冯白驹任中央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冯白驹人在广州，但心里每时每刻牵挂着海南，特别是老区人民群众和五指山黎苗族同胞。

1953年7月，冯白驹利用参加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的机会，检查了海南少数民族的工作情况。8月5日，冯白驹向华南分局写了《关于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工作情况报告》，如实地反映少数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合实际的改进意见。10月14日，华南分局批转了这个报告，对冯白驹的正确意见予以肯定：“分局同意白驹同志的报告，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值得一切有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上的重视。”

1955年6月7日，冯白驹带领慰问团回海南老区慰问。冯白驹看到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丁裕高时，情不自禁去拥抱老丁说：“革命的老屋主呀！你还硬朗呀！”冯白驹还看望了黄大献烈士的妈妈，泪水一滴滴洒在老妈妈的身上。冯白驹叮嘱区委的同志照顾好黄妈妈，并留给她200元养老之用。接着赶到区委隔壁的中心小学召开老区代表座谈会，认真倾听群众对老区建设的意见。这一行冯白驹一行还瞻仰大水战斗、云龙改编旧址等革命圣地，还到万泉河、六连岭、五指山等老区进行慰问。回省机关后，冯白驹如实向省委报告，省委转发了冯白驹的报告，在按语中指出：“海南老区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房屋问题，应予解决。”

1957年12月，冯白驹被广东省委打成“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受到撤销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和海南军区政委的处分。1958年1月20日挂职下放到三水县，名义上是担任中共三水县委副书记，实际上是劳动改造。刚到三水县，冯白驹就要求县委把他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锻炼，县委考虑到他年纪大，身体又不好，便安排到离县城较近、交通较方便的河口乡魁岗高级农业合作社蹲点。

刚到三水县那年夏种，县委要求大暑前插完秧。河口的干部群众抵触情绪很大，认为这种要求违背农时，提前插秧会造成严重减产。冯白驹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后，连夜请一位农业技术员用单车载着他到县委汇报。县委根据冯白驹反映的情况，同意河口乡推迟插秧时间。后来全县通报插秧进度，河口乡进度落在全县9个乡的“老九”位置，被评为“下游”。冯白驹也因此挨了批评。河口乡的干部群众有的为他打抱不平，有的为他担心，冯白驹很坦然地对干部群众说：“下游是坏事，但只要大家努力，坏事可以变好事，下游就能争上游。我挨点批评不要紧，只要获得好收成，我就高兴。”果然，这年河口乡的水稻单产和总产都比往年增加，增产幅度在全县排第二名，位居上游。

1963年4月冯白驹调到浙江省任省委委员、副省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当时的浙江省，地方病比较多，如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等，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的健康。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冯白驹认为对人民健康威胁最大的是血吸虫病，他下决心要为浙江人民办好消灭血吸虫病这件事。他对一道参加调查的同志感慨地说：“共产党要关心人民疾苦，血吸虫病就是浙江以至南方13省市流行区人民的一大疾苦，怎么向人民交代？”“根据我的情况，来浙江不可能做很多工作，但如果在有生之年，为在浙江消灭血吸虫病作点贡献，也就可以向马克思交账了。”他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经过研究分析，提出了全省血吸虫病防治的方针和措施，向省委写了报告，省委批转了他的报告，决定由他兼任省委血防领导小组组长。接着中央又委任他为南方13省市血防领导小组成员。在他的亲自领导下，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浙江省全省血吸虫病得到控制并迅速减少，成绩显著，受到华东局的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