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 民

元明易代给当时士人精神上和肉体上带来的伤害是普遍而又沉痛的。当此之时，士人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新旧政权呢？是效忠前者，成就令名；还是顺应形势选择明主，以成就功业；抑或全身避祸，做一个自在逍遥的隐者？这些问题都是当时士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刘基自然也不能例外。刘基的选择，众所周知的，是投靠以朱元璋为首的新政权。但是，刘基入明抉择背后的心路历程，则尤需关注，它典型地体现出在元明易代之际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儒家文人在面对华夷之辨和忠贰之辨的两大历史困境时的纠结心态，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刘基仕明抉择的两难困境

关于刘基投靠朱元璋的经过，不同的史料之间记载颇有出入，记载最为详细同时也最为可信的当属宋濂《故江南等处行省都事孙君墓铭》①中的叙述，宋濂是刘基的好友，对于刘基的事情应该知道地比较清楚，以宋濂的性格，也许会为朋友隐瞒些什么事情②，但还不至于捏造或者歪曲事实。其文云：

（己亥）十一月，召（孙炎）为省都事。会处州降，择镇安州者，……遂命为处州总制……时上欲用人……而刘君基、章君溢、叶君琛尤为处士所推。刘君最有名，亦豪侠负气，与君类，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宝剑奉君。君作诗，以为“剑当献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还之。为书数千言，开陈天命，以谕刘君。刘君无以答，逡巡就见。君置酒与饮，论古今成败，如倾河决峡，略无凝滞。刘君乃深叹服，曰：“基始自以为胜公，观公议论如此，基何敢望也。”

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信息：一是刘基是被征辟出山，而非主动投顺，他在投奔朱元璋的时候身份是隐士，而非元官。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后面还要详论。二是刘基起初并不愿出山，是在屡次劝勉之下才出山的，可见刘基对于出山是有顾虑的。三是从史实来看，这次谈话的最终结果是刘基同意出山辅佐朱元璋，并为大明政权的建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这段话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问题：刘基为什么迟疑着不愿出山，他在担心些什么呢？刘基最终选择了出山，这一决定又是如何做出的呢？这些问题尚未有公论，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刘基为何不愿意出山的问题，周松芳的《刘基研究》曾总结了两点：一是相时而动，不肯轻出；二是自重身价，以引起朱元璋的重视。③应该说，这些都是不错的，但还不够深入。下面本文就在以上两点之外，再提出一些个人的观点，以供参考。

通常认为，刘基不愿出山最大的顾虑就是曾经仕元的经历，也即文中宋濂所说的“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刘基在对元朝政府彻底失去信心后，选择了隐居避世。然而客观地说，隐居后的刘基对于元朝政府并不抱有太强烈的眷恋之情，这个不可能成为他投明的无法逾越的障碍。④他更担心的，是儒家伦理道德对于“事二主者”的谴责，以及由此而来的同时代人对于他的仕明抉择的非议。关于这一点，以前的论者大多都有所论及，这里想说的是，在元末明初这个易代之际的特殊背景下，儒家“不事二主”的观念和积极入世的思想这两者之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如果要想建功立业就必须出仕，但是处于正统地位的元政权明显已经是要走向灭亡了，而且，就是这样一个走向灭亡的政权，也不愿意给刘基贡献力量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基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去投靠一个新政权又能如何呢？

龙蛇未分明，智力正争强。孔明鱼得水，毛遂锥脱囊。雾晦豹始变，海激鹏乃翔。嗟尔独何为，抱己自摧藏！《放歌行》⑤

这一首《放歌行》大约作于隐居青田时，所谓“一鹿走中原，熊虎竞腾骧。”以及“孔明鱼得水，毛遂锥脱囊。”“嗟尔独何为，抱己自摧藏！”云云都表现出对于元末政治时局的深刻洞察和隐隐流露出的政治雄心。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满腹雄心的刘基，却在接受到朱元璋的邀请时，迟迟的不肯出山，令他难以释怀的，正是儒家“不事二主”的传统观念！

悲剧也正在于此，儒家“不事二主”的观念和积极入世的思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并非刘基可以解决，在这二者的矛盾抉择中，刘基最终选择了后者，这是刘基仕明决定背后的心结所在，并且迟迟无法解开。“忠”和“孝”是儒家士子必须恪守的两个基本的道德规范。在太平之世，为朝廷尽忠不是什么难事，“孝”便常被抬到更突出的位置；而在战乱之时，尤其是王朝更替之际，“忠”作为一个最能体现儒家士子品性的要素，便被赤裸裸的凸显出来了。正如人类经验所熟知的那样，只有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矛盾双方的能量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展现，因而，也只有在易代之际，忠贰之抉择才变得更加的艰难，也更具代表性。

二、忠贰之辨与易代之际的历史抉择

翻开历史，可以很容易的归纳出在易代之际士子们所做出的抉择：一是归隐。大量的士子在易代之际都选择了归隐，究其心理动机，或者是为了躲避战乱对生命的危害，或者是为了保持气节，或者是看破了红尘俗事，抑或是几种考虑兼而有之。从个体的保持上来看，这种选择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它既能保全个体的生命，又不违背儒家的“忠”的道德规范，如果才能足够高、运气足够好的话，还可以通过立言来传世，实现不朽之名。但是，这种抉择方式并不是每个士子都可以做出的，首先，这个人在前朝官不能做得太大，官越大对于朝廷尽忠的义务就越高，想要激流勇退，前朝的政权固然不答应，新朝的政权也可能会来找麻烦；其次，这个人名声不能太大，名声大的士子往往在道德、文章、政治才能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上具有代表性，其抉择往往会影响一大批人，因而常成为各个政权争取的对象，所谓树大招风，有时候想逃避也逃避不了；再次，这个人对于政治的积极性不能太高，这个主观因素也很重要。政治积极性太高的话就会不甘于隐遁，而是自发的要选择某一个政权作为效忠对象，这样的人也当不成隐士。

士子们所做出的第二种选择是以身殉国。如果说归隐是达到了物质存在和精神需求的最大限度的妥协的话，那么，殉国则是以消灭个体的肉体存在来实现精神需求的最大满足。殉国是一种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满足道德追求、实现不朽之名的做法，是精神能量的瞬间爆发和瞬间消亡，生命在这一刻的璀璨足以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道永不磨灭的痕迹。无论是战死的或者是自杀的，无论是被迫的或者是自愿的，无论是在朝的或者是在野的，在殉国的这一刻便有足够的理由成为儒家封建道德的楷模。相应的，殉国也成了很多儒家士子最为理想的死亡方式。

士子们的第三种选择则是抛弃旧政权，投靠新政权。这种选择是最容易的也是最难的。说其容易，是因为趋生避死、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反应，如果一个人没有其它的考虑，这样的本能选择是无可厚非，而且是最正常不过的。说其难，是因为这种选择往往给儒家士子精神上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深重的。一旦成为贰臣，无论其原来的名望功业有多卓著，无论其抉择出于何种考虑，无论其为新政权建立的功勋有多卓著，也无论其承认与否，他都必须一生背负着“贰臣”的沉重枷锁。这种个体本能的选择与个体所遭受的精神伤害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儒家传统道德规范对于个体的要求。这种要求往往忽视了个体最基本的需求，比如保护生命、保护财产、实现个人理想等等，而赋予个人沉重的社会义务，比如无条件的效忠君主、顺从父母、维护社会秩序等等。在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时，这种经过汉儒改造过的道德规范却没有遵循儒家思想最原初的中庸精神，而是粗暴的以牺牲前者保全后者为最理想的行为方式，所谓的“忠孝不能两全”、“舍生取义”都是这种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道德规范的体现。客观的说，这种道德规范其产生和存在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正是这种道德规范的社会权威性使得个人对它的背弃显得那么无力，也就愈发凸显其悲剧性的色彩。在这个意义上，那些选择转投新朝的士子们所遭受的精神伤害较之前两种选择来说，无疑更为沉重。

这里不是想对那些贰臣的变节行为予以辩解，而是希望能够找到他们的人生选择对于个体以及整个历史进程的意义。如上所说，变节行为是一种个体精神与社会道德规范的对抗行为，个体无论是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还是出于保存自己生命的需要而变节，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旦变节，他就必须面对强大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指责与攻击，退无可退，避无可避，直到生命的能量完全耗尽，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才宣告结束。为国殉节，也许只不过是用自己的生命重复演示一次前人已经演示过上千遍的僵硬的道德规律，而勇敢的活下去（无论是以何种方式），至少是一种敢于面对新的考验（对于人格结构之弹性的考验）的表现，虽然很多人在这种考验中都失败了，但他们的行为毕竟给后人在面对同样情况时提供了更多抉择上的可能性。

上述的状况在每一次易代之际都会出现，元明易代之际也不例外，刘基的选择也自然在上述三者之内。投靠朱元璋，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心理层面，刘基都还有许多无法开解的顾虑：如何面对自己曾经效力过的大元朝廷，如何面对石抹宜孙等旧日同僚，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的所作所为？朱元璋政权是否值得自己为它效力，它能否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自己的才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施展？如果出仕了自己的父老怎么办，如果朱元璋政权失败了怎么办，如果自己得不到重用怎么办？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刘基不得不考虑的。

此外，还想说的一点是，“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与刘基眷恋元朝与否是两个问题，它们之间并不能划等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以前的一些研究者似乎有些混淆。与此相关的是，一些研究者在谈及刘基的仕明心态时，无论是遗民说还是逸民说，都没有看到刘基与一般遗民的不同之处。无论是戴良、丁鹤年、还是杨维桢、危素，无论最后是做元的忠臣还是做贰臣，他们都不曾主动背弃过元朝。唯有刘基，他是主动背弃了元朝，并选择了归隐。可惜的是，看清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就连同时代的人也每每以刘基元朝旧臣的身份说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基就被历史书写成了一个“身在明而心在元”的贰臣了。而要想弄清这一问题，就必须对刘基从元末弃官到归隐再到入明这个过程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三、刘基从归隐到仕明的心路历程

据杨讷的推论⑦，刘基辞官当在至正十九年春夏之交，这一推论应该比较接近史实。刘基辞官与归顺朱元璋之间相距有一年多时间，这一年的时间非常的重要。它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刘基是先背弃了元朝，事隔了一年之久才在朱元璋的拉拢下投明，至少从时间上，他并非是为了投靠朱元璋或者其他什么新的主子而弃元的。因而那些认为刘基在投明后依然眷恋元朝的说法至少是不准确的，它忽视了刘基是主动背弃元朝的，而非出于朱元璋的强迫。二是刘基在投明之前，是过着山中隐居的生活的，这一点值得注意，以往的论者往往过于关注刘基的事功心理，漠视了这段隐居生活中刘基的心理状态。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刘基在元末最后一次辞官归家以后，虽然仍然念念不忘想要建功立业，但是对于隐居力学的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眷恋。这从他给宋濂的赠诗以及诗歌创作中频繁出现的隐士形象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这种心境也是他迟迟不愿意投靠朱元璋的原因之一。在此意义上，刘基的入明选择，也许并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变节之臣，他既不同于张昶的遭扣押而被迫为官，也不同于危素的国破而无奈受降，无论是辞官还是投明，刘基的选择都相对来说比较自主。毕竟，他是在背弃元朝之后选择了隐居力学的生活道路，在隐居以后才选择了仕明。但是这样的说法，似乎带有某种替刘基辩解的味道，不但在当时没有人把刘基的这段隐居生活当成一回事，而且从现有史料上来看，虽然有很多人为刘基的两朝为臣的行为做过辩解，但似乎也很少有人在意刘基其时也许更有可能成为一个隐士而非后来的开国元勋？然而，无论刘基对于入明有着怎样的顾虑，但是他毕竟最终还是选择了投明，这个决定背后又隐藏些什么呢？

首先，刘基本人的事功心理依然是其重新出山的内驱力。刘基虽然很留恋隐居的生活，也对投明充满顾虑，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子，建功立业的人生信念已经深入骨髓，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不可能丝毫不动心的。作于入明以后不久的《题谢皋羽传后》⑧一诗似乎能表达他的这种考虑：

阮籍哭穷途，墨翟哭素丝。贾谊上书期寤主，卞和抱玉无人知。人生有情不可塞，谢生恸哭非狂痴。神奔鬼遁天地革，龙鱼猫虎三辰黑。黼裳玄衮换毡裘，鞮唱羌歌满中国。生也何辜逢此时，有才不用空男儿。伯益丘墟管仲没，孤根弱植谁扶持？既不能学申胥顿首血沾臆，却具再建荆社稷；又不能学邹衍长号彻帝关，飞霜六月凄燕山。空将泪洒荒冈雨，添作秋涛撼江浦。君不见杞梁之妻善哭夫，哭得城崩又何补？夜猿叫罢天晦冥，哭声摇动虚危星。潇湘竹死凤凰去，但见白波连洞庭。呜呼此士今安在？金石可销心不改。应将魂魄化精卫，衔取南山填北海。

诗中有几个信息点颇值得重视：首先，刘基表达了对谢皋羽的理解，不过他是站在“士不得用”的角度上来说的，丝毫不提忠贰的问题；二是巧妙的引入华夷之辨的问题，“黼裳玄衮换毡裘，鞮唱羌歌满中国。生也何辜逢此时，有才不用空男儿。”在这里，刘基强调的是元统治者的异族身份，以此来掩盖忠贰的问题，为自己的投明作开脱；三是所谓“君不见杞梁之妻善哭夫，哭得城崩又何补？”的感慨，这句话显然是有所针对而发，“杞梁之妻”的形象应该就是影射那些以元遗民自居的人，刘基不愿意“空将泪洒荒冈雨，添作秋涛撼江浦”，而是希望“应将魂魄化精卫，衔取南山填北海。”通过建立不世功业来实现自我的价值。从这首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基对于自己投明行为的一系列考虑，或者说是辩解。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除了对于元朝的态度有些欲盖弥彰、太过偏激外，别的都还是可以成立的。

其次，刘基投靠朱元璋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所论：“（元朝末年）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朝的叛乱分子……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⑨刘基正是这一类精英分子中的一个典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像刘基这样的进士出身的社会精英分子，其第一选择无疑是为大元效力，但是元朝廷对他的态度使他难以得到施展的机会，虽然屡次出山，但仍然看不到任何希望。那么，他能否隐居不出呢？也很难。当时的形势下，各个割据政权对于刘基这样的社会精英分子都比较重视，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依靠对象的话，刘基作为一个地方上的知名人士，由于其政治倾向对于地方上的影响力，肯定会不断遭受各方的骚扰，隐居的生活实际上也是很难实现的。正如《诚意伯刘公行状》中所记载的：“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讵能获万全计哉！”⑩无论这句话是否出自刘基之母的口中，但的确道出了当时刘基的处境。那么，剩下的就是选择谁作为投靠对象的问题了，刘基的政治眼光之敏锐也正在这个层面上得以体现，他选择了朱元璋。

此外，还要注意的一点是，前人在论述元末明初文人心态时，有时会从阶级论的角度将文人归入地主阶级，把他们作为民众的对立面。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往往同情甚至歌颂最下层的民众，有些优秀的知识分子更是最下层的民众出身，他们并没有全部变质为下层民众的压迫者。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在元末乱世知识分子为何纷纷依靠各色政权，来实现自己或大或小的政治目的或者说是人生理想。最后要说的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排斥农民政权，尤其是那些出身并非豪门世宦的知识分子，只要是这个政权能够符合自己的人生理想（甚至仅仅是一时利益的需要），很多文人在经过权衡之后还是能够接受的。他们口中所谓的乱贼之说，不过是为了确立自己所效忠势力的正统地位，以打击其他势力而已。所谓的忠贞不二、所谓的夷夏大防，也许都并非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①《宋文宪公全集》卷3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关于孙炎的三顾刘基之事，可参考杨讷的《刘基事迹考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74-78页。

③周松芳《自负一代文宗——刘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67页。

④杨讷《刘基事迹考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⑤⑥⑧《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229、284页。

⑦杨讷《刘基事迹考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58-60页。

⑨牟复礼、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0页。

⑩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刘基集》，第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