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娜

(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广西桂林541006)

一、时代条件——启蒙发端

“在西方,女性主义是从现代人权主义运动派生出来的一个分支,人权运动是它的大前提,是西方人文思潮合乎逻辑的发展,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而在中国,女性解放总是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1](P12)

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出现和她们作为人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具体地说,是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辛亥革命摧毁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为人权解放创造了社会条件。随后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在文学创作上以“人”的文学为主流,宣扬人性和人道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权解放的认识。作为人权解放诸问题的女性解放问题开始受到关注,成为知识分子热议的话题。“五四时期,在冲出 `黑屋子',掀翻`吃人的筵席'这同一个神圣的目标下觉醒了的男女两性之间有一种精神的默契和无形的同盟,围绕着`娜拉出走'这一共同的行为方式,男作家也写出了一些作品为 `娜拉' 代言。”[2]也就是说,从五四时期开始,女性解放问题逐渐成为普遍而敏感的话题。

鲁迅作为五四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人”的启蒙文学的身体力行者。他的创作以“国民性批判”为核心,希望能“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病苦”就包括着深受几千年封建毒害与压迫的中国女性的“病苦”。在鲁迅创作的33部小说作品中,近半数有女性角色,有的甚至直接以女性作为主角。鲁迅通过对这些女性的描写,不仅要反映她们的身心在几千年的压迫中所遭受的残害,同时,也不断思考着她们的出路,即女性如何实现自身觉醒,走向解放的问题。

杂文《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关于女性解放问题探讨的著名篇章。“娜拉出走”作为女性维护个人自由意识的觉醒行为,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当今社会都是值得肯定与鼓励的行为。易卜生的戏剧注重的是“娜拉出走”这一行为本身,对于出走之后娜拉的结局并没有交代。“出走”的决心显示出浪漫主义的英雄情怀,然而出走之后的现实社会或许会让浪漫主义情怀烟消云散,于是对娜拉出走之后结局的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于是,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说中就为娜拉出走之后的结局做了具体的设想。娜拉的出走就像她做的一个梦,梦醒了,还是要面对现实,面对当时女性没有获得解放的事实。娜拉要活下去,必须要有养活自己的经济条件,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为女性获取经济条件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因此,娜拉出走之后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结局则要么回来,要么堕落,除非她获得了经济权。“因为如果是一匹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也诚然无路可走。”[3](P128-129)如果要避免这样的结局,她除了“带走一颗觉醒的心”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钱,就是经济权。鲁迅先生在此指出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女性获取经济权对于实现女性解放的重要性。

周作人在《北沟沿通信》中也说到:“妇女问题的解放现在似乎还不能不归在别的大问题里,而且这又不能脱离了群众运动的范围,所以我实在也有点茫然了,妇女的经济解放是切要的,但是怎么办呢?”[4](P37)尽管周作人对于妇女解放问题感到有点茫然,但他也点明了经济权对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性。

二、经济自主权之重要性

(一)悲剧命运的原因及出路的探讨

鲁迅作为现实主义作家,总是立足于现实,力求逼真地再现客观现实。他同情挣扎在社会底层,受尽残害的女性,但是他并不因为同情就给她们涂上理想主义色调,而是真实地在再现她们的凄惨命运。因此,悲剧性就成为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共性特点。其笔下的女性无不殊途同归,要么走向异化,要么走向死亡,她们身上笼罩着悲剧的阴霾。

归结起来,造成当时女性悲剧性命运的原因有三:一是封建制度的迫害,这是社会的、历史的客观原因。封建道德观念、封建统治几乎是压在当时女性身上最难以动摇的“磐石”,她们被压得血泪横流,身心畸形。二是经济上缺乏独立性,这是基础及前提。对于封建制度压迫下的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失去独立性,而经济是最基础的层面。失去经济独立性,女性只能依附他人而活,因此,政治、文化等意识层面的独立性也就无从谈起。三是女性内心深处的奴性,这是主观原因。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说到:“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子的拳头之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5](P64)“妾妇之道”并不是女性自发养成的,而是被迫养成的。社会外在的封建统治律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潜移默化地浸染进她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形成了她们对于这些封建律令的无条件认同,取代了女性自身的独立思考。

与上述三种原因分析相对应,从当时的社会情状出发,女性解放问题的解决方式归结起来有三种:一是社会制度的更替,即用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道德观念取代封建制度、封建道德观念,为妇女解放创造良好的客观环境。二是获取经济权,实现经济独立、生存独立。女性经济权的获得对于男权社会将形成有力的冲击,“经济独立被有意识和无意识地看作是对男性权威的直接威胁。”[6](P111)三是女性自身的觉醒,摆脱封建奴性,实现自我解放,女性受教育成为实现这一解放的最佳途径。“任何一个长期受压迫的群体要想获得解放,首先应解决教育问题。”[6](P95)

(二)经济权的强调

对于上述造成女性悲剧性命运的三种原因,“封建制度的压迫”与“妇女自身奴性”这两个原因,常常成为研究者针对当时的社会情状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重点。因为封建制度是当时社会背景下妇女受压迫最根本的原因,女性自身内心深处的奴性便是这种祸害的典型产物。因此,这两个原因的相关性常常被突显出来。然而我们知道,社会制度的更替是一项复杂艰难而且常常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越是根源的事物越难动摇。因此,女性解放问题还应回到女性本身,女性解放权利的获得还应靠女性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女性要解放,首先要从自身生存解放开始,获得最基本的人权,不依附他人而活。不依附他人而活首先就得有钱,也就是有经济权。在家庭中能够享有财产继承权,在社会上能够享有走出家庭从事工作的权利。女性拥有经济权,经济能够自主,将为女性受教育创造条件,受教育的实现有利于促进女性社会意识的觉醒,女性社会意识的觉醒又将助益于当时的社会变革。由此看来,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伴随着社会革命为女性争取经济权,对于实现女性解放及对于社会革命的成功具有极大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三、以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例进行分析

(一)问题的缘起:爱姑的未来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只能成为别人算账时的一颗棋子而最终败诉的爱姑回到娘家之后怎么办?父母对于离婚后的她的态度会怎么样?她是否会被迫再嫁?她该如何应对周围的闲言碎语?

爱姑是鲁迅小说《离婚》中的主人公。《离婚》写于1925年11月6日,是鲁迅现代小说的殿后之作,出场的主角还是女性,是正在闹离婚的爱姑。最终,在地方上拥有一定威望的父亲庄木三毕竟敌不过有权有势的官府政要七大人,数了洋钱带着爱姑回到娘家。爱姑败诉了,被迫离婚。1925年10月21日才塑造了被迫回到娘家最终离世的子君形象,接着在殿后之作中又塑造一个被迫回娘家的爱姑形象,这其中便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程度。

当然子君和爱姑这两个形象是不同的,两篇小说所要反映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但在反映经济权对于女性解放的紧要性上,二者都是最好的实例。描写子君时,鲁迅为她回到娘家之后的命运走向设置了死的悲剧结局,在描写爱姑时并没有设置回娘家之后的结局。因此,对于爱姑回娘家之后的命运走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实例分析

1.理想主义者“子君”与背叛者“嫦娥”

鲁迅笔下的子君形象是一个受当时先进思想影响的新女性形象,是追求自由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她的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成为文学话语中的经典女性话语,给当时正处于启蒙期的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力,进一步促进了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

她会带着好奇而又微笑的神态,听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雪莱……好奇,说明她具有追求新思想的欲望;微笑,表明她认同这样的观念。并且在行动上,她实践着这样的观念。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出走与涓生结婚;在同涓生一同找房子的路上,遇到讥笑、轻蔑的目光,涓生全身有些瑟缩了,然而她却是大无畏的;在付房子的租钱时,她执意要卖掉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这一系列细节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子君实践新思想的意识与努力。然而,事情常常没有想象中的美好。婚后的涓生与子君在生活的磨难中不堪一击,被材米油盐打败,特别是被拮据的经济状况打败了。他们既无力抵御社会的经济压力,爱情也就失去往昔的光辉。婚前婚后两重天,最终走向了无爱的婚姻。子君回去了,回到了那个她曾经背叛的家,并且选择了死,死在了这无爱的婚姻中。

传统神话中的嫦娥,是一个美貌而忧愁,带给人无限美好幻想的女子。鲁迅《奔月》中的嫦娥却一反传统,被塑造成一个违背道德礼教的叛夫者形象。

嫦娥过的是很纯粹的太太生活,不事家务、不务营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然而,在物质生活上,美貌的嫦娥终年面对乌鸦肉炸酱面,于是变得脾气暴躁。羿整天不辞辛劳寻找猎物,却永远只能打回几只可怜的乌鸦,无力改变现状。羿很努力,嫦娥很不满。射日英雄羿在美貌的妻子面前唯唯诺诺,低声下气,一点脾气也没有。嫦娥无视羿的努力与苦心,逐渐不满足于单调的物质生活,于是这样的婚姻变得不和谐起来。

嫦娥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享受,羿给不了,而她自己也没有经济能力获取,于是选择了偷吃仙丹,叛夫升天。

2.“坏” 女人“杨二嫂” 与“吴妈” 的苦楚

在鲁迅小说的女性形象中,堕落了的女性形象首推那个被鲁迅用“圆规” 形容,因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乡》中的杨二嫂。“堕落”的第一层意思是“(思想、行为)往坏处变化”,杨二嫂的堕落属于这一种。

在《故乡》 中,杨二嫂虚伪、庸俗、尖酸刻薄、奉承、顺手牵羊。然而杨二嫂真的这么坏?恐怕并非如此。曾经的杨二嫂人称“豆腐西施”,是一个注重仪表,有着一个小店铺的个体经济户主。并且“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那么,现在的杨二嫂为什么变得堕落了呢?究其原因首推经济。《故乡》塑造杨二嫂这一形象是对闰土形象作出的补充,是破产的小市民的代表。曾经的豆腐店生意好,能够为杨二嫂带来稳定的收入,不用为生活而辛苦钻营。破产的经济状况,使生活变得辛苦辗转起来,一前一后的变化,作为女性的杨二嫂当然更难接受也更难适应。从她偷手套,偷“狗气杀”来看,都可以推想出她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拮据。因此,杨二嫂是后来才“坏”的,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斤斤计较,不得不辛苦钻营。

在读者的印象中,《阿Q正传》中的吴妈真是个“坏”女人:小题大做,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冷漠,缺乏同情心;虚伪奉承。吴妈出场的时候,阿Q深陷“调戏门”事件。因捏了小尼姑的脸而飘飘然的阿Q,晚上与赵太爷家唯一的女仆寡妇吴妈闲聊的时候,情不自禁,扑通下跪,要和吴妈困觉。这一跪,一说,随即引爆了一枚强力炸弹。“啊呀!吴妈愣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这一连串的动词使用,把一个活生生的大呼小叫发了疯似的吴妈栩栩如生的呈现在读者面前。结局是,“被调戏者”安然无恙,且分得战利品——阿 Q的破布衫。“调戏者”根本没得逞,却得到了不应有的惩罚。吴妈为什么要高度自卫呢?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大惊小怪的行为,在当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说到:“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3](P91)吴妈如此自卫,就是受“节烈观” 的压力。她之所以“跑”、“嚷”、“哭”,是试图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的贞节。当然,她的目的达到了。

证明了自己清白的吴妈,得以继续在赵太爷家做女仆,阿Q却因此失掉了工作。试想,吴妈要是不“跑”、不“嚷”、不“哭”而失节,她定会被赶出赵太爷家,并且会遭受社会道德的舆论压力,那么她作为社会更底层的女性,必然会面临更大的生活困境。由此分析,吴妈的大哭大闹是要守节,更是要保住自己的饭碗,通过继续在赵太爷家做女仆来养活自己。由此看来吴妈并不是真的“坏”。

3.命苦的寡妇

既经历过回来,而最终又走向堕落的,是那个一直跟旁人苦苦诉说“阿毛的故事”的祥林嫂,尽管无论是回来还是堕落都具有被迫的成分。在这里,“堕落”所取的是第二层意思,即“沦落、流落”。祥林嫂的命运走向可以通过她的两次鲁镇打工经历进行分析。

第一次来到鲁镇的祥林嫂是死了当家的人,并且从后面的故事发展走向知道她是逃出来的。尽管经历了丧夫之痛,她却凭借自己的力气在四叔家做得风生水起,她的吃苦耐劳获得周遭的一致好评,以至于“她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地有了笑影,脸上也胖了”。能够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并且与周围的人际关系很好,是给她带来满足的理由。第二次来到鲁镇打工,祥林嫂二度丧夫,连孩子阿毛也被深山里的狼给叼走了,祥林嫂不得不再次来到四叔家寻事做。这一次,精神恍惚的祥林嫂没有了前一次的干劲。做事不麻利被四婶嫌弃,重要的是被四叔认为“不干净”而不让她参与祭祖事宜,就连捐了门槛也还是洗不掉这“不干净”。这一切最终导致祥林嫂精神的极度崩溃,被赶出了四叔家而沦为乞丐。在鲁镇新年的祝福声中,祥林嫂“穷死”了。

可以用这样一条线索来概括祥林嫂的经历:失去丈夫的依靠——第一次四叔家打工获得经济权——再嫁获得依靠——再度丧夫、丧子失去依靠——第二次四叔家打工获得经济权——被四叔赶出家门失去经济权——穷死。这样的一条线索已经清晰地体现出经济权的有无对于祥林嫂命运走向的重要作用。

4.七斤嫂的命运

《风波》中的七斤嫂一出场,给人的印象真是够毒辣强悍的。先是与婆婆九斤老太据理力争,接着便骂晚归的丈夫是“死尸”。待刚听得七斤说“皇帝坐了龙庭了”,“要辫子”两句话后,风波一起,七斤嫂的内心就没有外表上的强悍了。先是“着急”,接着就“动怒”,忽而又“绝望” 了,发展到最后是“完全绝望了”,继而便撒泼,当着村人的面与七斤大起争执,甚而与劝架的八一嫂大闹一场,完全像一个失去理智的疯女人了。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七斤嫂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这怎么好呢?这样的一班老小,都靠他养活的人……”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七斤家已经三代不捏锄头柄了,靠撑船进城出城赚钱养家糊口。皇帝坐了龙庭要辫子,七斤没有辫子,不能再进城,甚至面临杀头的危险。七斤的危险就是七斤嫂的危险,如果七斤出事,不仅一家老小面临着生存危机,她还很可能变成寡妇。这样的连锁反应,七斤嫂再强悍泼辣也会心悸、恐惧。

前后对照,七斤嫂似强实弱,她的心悸与恐惧是那个时代每个女性都会有的心悸与恐惧。自己无法获取经济权,依附丈夫而活,如果丈夫发生什么不幸,全家生活便无指望。要是七斤嫂自己手握一份经济来源,即使是小小一份经济来源,遇到这样的风波,她倒不至于如此失态,她的内心倒可以如外表便强悍应对这突如其来的风波。

(三)问题的解答

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常常把自己的认识和体验通过主体审美能动介入的方式,对于生活中具有特征、具有典型性的事物给予独特的艺术处理,从而创造出既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又具有相当普遍意义,体现出一定的审美价值取向的艺术形象。在这个形象中,常常体现出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作为“特别的一个”,在其身上所反映出来的“一般”具有深远的普遍意义。

鲁迅小说中的子君、嫦娥、杨二嫂、祥林嫂等女性形象常常被视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典型,也就普遍反映出了当时女性所遭受的种种压迫,以及她们在尝试寻求自身权利时所遭受的困境与非难。那么从这些女性的命运回到问题的缘起爱姑的命运上,我们已经可以相当明白地知道爱姑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无非就是像子君或者祥林嫂们那样走向悲剧。而女性经济能力、经济权的缺失,对这些女性悲剧性命运的决定性影响又是显而易见的。

四、经济权的获取任重道远

(一)想当暴发户的方太太

鲁迅的《端午节》相对于他的其他小说算不上有名,但仔细阅读分析之后,反映出的问题却于女性获取经济权与实现自身自由这一议题具有重要的佐证作用。《端午节》中塑造的主人公方玄绰是一个表面上进步,骨子里落后的旧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中主要描写的“索薪”事件,让他不尴不尬,左支右绌,颜面尽失。然而,小说中最具讽刺意味的要数结尾的那出“彩票” 事件。

方太太:“我想,过了节,到了初八,我们……倒不如去买张彩票……”

方玄绰:“胡说!会说这样无教育的……”

……

“这时候,他忽而又记起被金永生支使出来以后的事了。那时他惘惘的走过稻香村,看店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彩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也毅然决然的走远了。他脸色一变,方太太料想他是在恼着伊的无教育,便赶紧退开,没有说完话。方玄绰也没有说完话,将腰一伸,咿咿呜呜的就念《尝试集》。”[7](P121)从这段话来看,到底是谁无教育?答案是显然的,方玄绰最无教育,讽刺意味就在此。方太太想要买彩票,妄想一夜暴富,恰恰就是被方玄绰逼出来的。往年端午节前一天就会发工资,今年却过了节还迟迟发不下来,政府欠薪,方玄绰义愤填膺,但是当人家联合去索薪的时候,他却放不下面子。结果家里不断有人来催债,方太太手里的债单一天多比一天,孩子欠缴的学费学校也在催。天天面对债主的日子,心里确实不是滋味。没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方太太作为家庭主妇,并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帮着想办法。何料方玄绰觉得这也做不得那也做不得,最终却还是叫方太太第二天继续挡债主。被逼无奈下的方太太只好说出了“倒不如买张彩票”的话,被迫妄想一夜暴富。这句话反而被方玄绰骂了无教育。

纵观这件事,作为无知识的家庭主妇方太太,在面对家庭经济危机时,显示出的态度比方玄绰更现实更坦然。她不仅意识到当下解决经济问题的紧迫,而且主动寻找出路,最终却被骂了“无教育”,尽管中奖的几率微乎其微,却比一样也想过买彩票,只是没有说出来,却还骂人的知识分子方玄绰强得多。

(二)任重道远

之所以要用一篇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中的事件作为实例,是因为知识分子是那个时代精神启蒙的主体,他们在促进妇女解放问题上应当比普通人更具先锋意识,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鲁迅笔下如方玄绰之类的伪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意识甚至是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捍卫者,妇女解放问题的实现难度可想而知。客观的说,需要推翻封建制度,为妇女解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主观地说,需要女性自身的觉醒,敢于不向夫权低头,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运动当中。而经济权的获取,对于这两个条件的实现最具实效性,从难度上说,却是任重道远。

[1]周乐诗.笔尖的舞蹈: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策略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征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15.

[3]鲁迅.坟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周作人.知堂文集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5]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6][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 [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7]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