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佳

作为第三代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胡丘陵近年来发表了 《2001年9月11日》、《长征》、《拂拭岁月：1949～2009》等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长诗。在这些诗中，胡丘陵以沉静凝练之心思考历史进程中的政治事件，观照政治世界的主导力量——权力关系的运作模式。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不是一件东西，它是指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关系的存在模式是一方可以决定或规训另一方的行为，而反过来另一方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拒绝这样的控制，这就形成了复杂的人际权力关系网络。”①胡丘陵的政治抒情诗，正是对权力场域中权力关系运作模式的最好注解。因此，参照权力理论来具体分析胡丘陵诗歌中的权力关系模式，既可以为深入解读胡丘陵诗歌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也可以用胡丘陵诗歌中最为现代、最为鲜活、最为精彩的中国式权力关系来阐释、丰富权力理论，证明权力理论的实践性、有效性和中西文化沟通的可能性，推动权力理论的发展深化。

一、胡丘陵诗歌的空间与权力关系

在胡丘陵诗歌中，空间与权力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力建构空间，空间则维系权力，成为权力运作的载体与场所，空间的设计、布局、建造，均是某种权力关系的体现。 “两幢大楼”、“三八线”、“中国特区”等人文空间均是权力关系的象征物，而对 “珠穆朗玛峰”、 “赤水”、 “珍宝岛”等自然空间的争夺则象征了对峙双方争夺权力的动态过程。那么，进一步分析诗歌中的权力关系，就不能忽视使权力机制得以运作的空间因素，以及空间因素在社会权力机制中的象征意义。

1.诗歌中自然空间与权力关系

在胡丘陵诗歌中，大量自然空间被赋予了历史、政治、文化内涵。比如，他笔下的 “湘江”是 “一条流血的河流／因为顺流而下的卵石里／总有那些经邦济世的思想∥这是斑竹流泪的潇湘／也是王船山那老夫子／四十年在同一个岸边散步的潇湘／在离曾国藩故居不远的地方／那是湘军的源头也是政治的源头／是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煮茶论诗的河水／也是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饮马论剑的河水”（《长征·湘江》）。“湘江”中流淌着湖湘文化的神髓，而这片潇湘大地也孕育了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赤水”也被诗人之笔化为 “遇上要赤化全中国的领袖／就开始温顺的水”，红军队伍来到赤水后 “忽然变得会打仗了”（《长征·赤水》），赤水的 “赤”和红军的 “红”恰好融为一义，这为 “赤水”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敌军为阻挡红军的攻势，几乎将 “泸定桥”所有的桥板拆去，使其变成 “十三根冰冷冰冷的铁索”（《长征·泸定桥》），“冰冷冰冷”一词透出了战争的残酷、情势的险峻，更反衬出了红军勇士们飞夺泸定桥的英勇无畏之气。

这些自然空间被赋予的政治、历史内涵，是诗人在客观认知政治世界的基础上，对之进行的主体性 “拂拭”、反思的结果。经过 “拂拭”、反思的 “湘江”、“赤水”、“泸定桥”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空间，而成为了微观权力运作的工具。对这些自然空间的占领，则意味着某种相应权力的获得。比如，“红星闪烁金属的光芒／令许多国家的征服者／不再产生／占有的欲望∥其实，钢铁一般的汉子／面对的不是钢铁／而是一种呼啸而过的声音／珠穆朗玛，中国的高峰／只有中国的丝竹管弦／才能鼓舞中国的壮士” （《1960，珠穆朗玛峰》），中国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的一刻，宣告了中国对该空间的绝对主权，也向世界展示了钢铁般坚毅的中国精神。珍宝岛，“一个零点七四平方公里的小岛／金元宝似的／摆在中苏边境／成了世界注目的／焦点”，成为中苏双方权力利益的争夺点，苏联 “在中国偿还所有债务后／还想索取”，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却 “不畏寒冷／更不怕／数倍于自己的／坦克和敌人”（《1969，珍宝岛》），为维护主权展开了自卫反击战并成功击退苏联军队，这场战争因中苏双方争夺珍宝岛而起，珍宝岛事实上成为了体现双方权力对比的工具。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政治抒情诗作为主旋律的一部分出现，以热情歌颂党和国家为主要内容，诗歌中的自然空间被塑造成为政治意义的载体，以郭小川诗歌 《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为例， “野火却烧起来了！它用红色的光焰昭告世人：从现在起，北大荒开始了第一次伟大的进军！”“北大荒”这一自然空间孕育着革命、战斗和青春，谱写着耕耘、劳动和收获之曲，被诗人塑造成为政治、革命力量的纯粹象征。这一代的政治抒情诗与时代氛围契合，以一种激进的抒情方式对当时的政治事件进行宣传，注重诗歌的社会政治效应。相较而言，胡丘陵诗歌则更客观、更理性，在 《1968，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北大荒”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缩影，藉“北大荒”的发展，诗人回顾和评价了这段历史，一方面，知识青年的到来，使得 “北大荒／不再荒芜／而是炊烟袅袅／荆棘丛生的茅草地里／也开始有了笑声”，同时，诗人却叹道，“但暴风雨／终于封不住／通往城里的道路／许多孽债／无法偿还／又得匆匆补偿自己／失去的青春”，客观地揭示了上山下乡运动给知识青年以及农村造成的负面影响。胡丘陵对诗歌中权力与自然空间之关系的新发掘，在于其能在创作过程中将诗性思维与理性思考融合，展示了作为诗人主体对历史、政治事件应持的理性态度。

2.诗歌中人文空间与权力关系

如果将审美眼光从胡丘陵诗歌中的自然空间延伸到人文空间，我们就会发现，在胡丘陵诗歌中，权力既渗透进了自然空间，也贯注在了人文空间中。我们知道，人文空间是权力意志的产物，本身就蕴含着先天性的政治意义在内，是权力在空间中运作的工具。福柯声称：“空间位置，特别是某些建筑设计，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②

首先，胡丘陵诗歌展现了权力对人文空间的生产。建国以来，在主权独立这一前提下，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诸多成就，这其中包括城市 （人文空间）的建设发展，“中国特区／是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地图上／画的几个圈圈／这几个地方／便与众不同了”，国家政策的保障为深圳提供了最具优势的资源，使之 “有着特别的生命力”（《1980，中国特区》）；“这一年，有一位老人／带着他的女儿和外孙／在这里，栽下了一棵／常青树／于是，一幢幢高楼／高山榕般的成长／园内的跳舞兰／都跳起舞来” （《1992，那是一个春天》），“常青树”是权力的象征，权力的实践保障了高楼的成长和跳舞兰的生命力，即该地区的发展动力。国家政策是权力关系运作的具体体现，那么，国家政策对一地发展的帮助也就间接展现了权力关系对人文空间的绝对操控性。此外，权力关系对人文空间的生产还体现在，不同的国家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结成同盟—— “欧洲的十几个国家／围绕同一种货币旋转”，承着同一血脉的族亲却会被硬生生地拆分—— “一根铅笔划出的三八线／还不时牵动地球的神经”（《2001年，9月11日》），“欧盟”、“三八线”这些空间均受权力关系左右而被人为地设置出现。可见，人文空间不可能独立于权力关系之外，权力关系的实践生成了人文空间。

其次，胡丘陵诗歌展现了权力对人文空间的消费。为了在权力场域中实现利益最大化，权力在塑造了人文空间之后，将进一步通过对人文空间的消费以完成权力的实践和利益的分配。在胡氏诗歌中，建筑是现代社会权力的象征，“许多因为拥有这两幢高楼／总是仰视的头颅／和许多因为没有这两幢高楼／也必须仰视的头颅／都低了下来”（《2001年，9月11日》），“这两幢高楼”是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象征，“因为高，受到许多仰视和崇拜”，但也正 “因为高，受到许多屈辱和打击”（《2001年，9月11日》），成为受压制群体的攻击目标，不同群体因对该类权力化的人文空间持有不同态度而被阶级群分，或引以为荣，或施以攻击，均以符合阶级利益的方式对人文空间进行消费。正因为人文空间的这一特性，一国的衰弱或强盛也就可以通过人文空间呈现的状态而体现。过去的一百年，国力的衰竭、主权的丧失，使得中国 “消瘦得／拿不起那杆／曾经画过 《清明上河图》的／湖笔”，如今， “29个脚印，走过这片／诞生火药／却让夷人用火药占领过的土地∥从二十四史里重新发掘青铜／击缶而歌／替代格林尼治／计算着，北京时间”（《2008，中国画卷》），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博精深，宣告了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

胡丘陵诗歌中的 “人文空间”已然 “不是排除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学之外的一个科学客体”③，空间的形成实质上就是权力关系网中各种因素作用下的政治过程，这是一个动态过程。在以往的政治抒情诗中，人文空间往往是以静态、固定、带有既定政治内涵的形象出现，以郭沫若 《学大寨》为例：“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诗人高声歌颂、甚至神化 “大寨”，将之塑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例典型，并号召全国向大寨学习，“大寨”成为神圣化的政治内涵的载体。与之相比，胡丘陵诗歌更重视人文空间生成的动态过程，将人文空间视作权力场域中体现权力意志的重要工具。同是写大寨，大寨这一空间的意义在他笔下的不同时间中是完全不同的， “陈永贵，也由此／开始管理着全国的田土／在政治局的会议室里／他不止一次告诉大家／只要不怕苦／所有的水田／都能长出旱粮”（《1965，大寨》），然而，在新的时代，我们再来看大寨，就会发现 “大寨毕竟是一个寨子／可以生产一些特殊的思想／却不能／生产很多／开花结果的高粱”。这里，他真实地将权力的实践赋予人文空间的生成、变化行为中，体现了权力对人文空间的塑造过程。显然，胡丘陵笔下的空间意象，作为权力的流通媒介，具有非常明显的隐喻意义，一方面，它是权力的演练的场所；另一方面，它的命运又随着权力的流动而流动。而在权力带来的空间命运的流动中，胡丘陵循着时间的通道，融合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民族的集体记忆，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极大地敞开了空间生产意义的可能性以及生命主体在这种空间中生成不同形态的价值。

二、胡丘陵诗歌的知识与权力关系

在胡丘陵的诗歌中，知识与权力之间呈现一种互动状态。福柯曾谈到： “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说，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在 ‘迈向真理’。我指的是，这个社会生产和流通以真理为功能的话语，以此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并获得特定的权力。”④任何知识都是一种话语，知识的获取以规约权力为基础，通过各种加强知识积累的权力工具和手段，人们在不平等的施者与受者之间的交互中获得知识；知识的生成、传播则塑造了权力的合法性，保障了权力的实践，知识与权力互为依托。

1.诗歌中权力对知识话语的建构

知识的合法话语来自权力的生产，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在权力规训的 “现实—指涉”世界中，人们建构了各种知识话语 （真理）。

首先，权力建构了道德话语。“中国小说，是那一百零八个／逼上水泊的好汉／打打闹闹／一会被当朝说好／一会被当朝说坏” （《1957，中国小说》），朝廷掌握话语权并引导了社会价值取向，因此，记叙农民起义之事的 《水浒传》的命运就取决于其价值取向是否合于当权者利益，换言之，权力生成真理。“一颗螺丝钉／将一位带着冬帽的／士兵头像／钉在全国／所有的教室∥因为春的温暖／这个名字永远年轻／年轻得一代又一代少年／都称之为叔叔／那一篇篇写作水平并不很高的／日记／成了新一代中国人的／范文”（《1963，雷锋》），当权群体为规范道德走向，将雷锋树立为全民道德模范，对其英雄事迹广泛宣传，展现了权力对道德话语的生成和发送过程。其次，权力建构了经济话语。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时，“整个中国／成了一个火炉／被沸腾的热血点燃∥只因为，好不容易站起来的人民／都嫌自己的腰杆／硬度不够／哪怕毁掉祖先所有的遗产／也要炼出钢铁”（《1958，大炼钢铁》），不切实际的 “大炼钢铁运动”乃至“大跃进运动”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在权力机制的导向作用下，完成建设任务就是真理。“2006年，中国所有的稻穗／都低头／向国家敬礼了……乡亲们，年复一年／将谷子，在田间、官仓和农舍间／挑来挑去／挑了二千六百年／腰都挑弯了／挑得阡陌上，只剩下骨头∥直到共和国的一个决定／农家所有的炊烟／都笑起来”（《2006，农业税》），从中可见，二千六百年以来沿袭的税费体制和2006年起实施的税费改革，是不同权力机制的产物，而后者的绝对优势则可以从农民群体由“腰都挑弯了”到 “笑起来”的变化中体现出来。再次，权力建构了科学技术话语。“毛泽东开中国的汽车能走这些路／从南湖到井冈／从瑞金到陕北／开了二万五千里／死了好多修路的人／中国汽车，才开到了天安门”（《1956，中国汽车》）；“北大方正／也冲到外国去／科技是他们的武器／国家和人民／永远是／强大的后盾” （《1988，北大方正》）。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主权坚不可摧，为中国汽车的畅通行驶和以北大方正为代表的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提供了保障，并因此完成了对科学技术话语的建构。

2.诗歌中知识对权力实践的保障

事实上，在这样一个权力关系网中，知识并不是像人们认为的那样超脱、客观。权力关系促成知识的生成，并将之发送、弥散于整个社会网络，而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权力话语在知识的保障下得到强化。

首先，知识在科学技术方面保障了权力实践。胡丘陵在 《1973，哥德巴赫猜想》中明确提出，“国家＝科技”，国家发展以科技进步为依托，权力的实践也要依靠知识的生成、散播。“中国的汽车材质不好／可美国的枪炮攻也攻不破／西方的封锁拦也拦不住／因为中国汽车／烧的是大庆的石油∥尽管，中国汽车也有抛锚的时候／尽管，中国汽车也曾在风中受阻／尽管，也有人／想把中国的汽车／开入歧途／但中国汽车中国人自己能够修理／中国汽车中国人自己能够稳稳操作”（《1956，中国汽车》）。“百多年来／一直被别人算计的中国／已经能够／以每秒一亿次的速度／计算着／风云变幻的／银河……然而，经历过一场场风雨／共和国／仍然屹立”（《1983，银河计算机》）。即使遭遇西方列强的重重封锁限制，新中国仍能依靠自身的资源和技术力量，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次，知识在道德导向方面为权力实践提供保障。《1966，中国红卫兵》中这样描述那个疯狂的时代，“这是一个，只要左手／举起红色小本子／变成了世界主人的年代／一切遗产／都是毁灭的对象／他们的心中／只有这红色的海洋／和这甜蜜的苦旅”，“红色小本子”就是那个时代的道德标尺和时代真理，而红卫兵们依恃这一道德标尺，就可以成为“世界主人”，就可以 “毁灭” “一切遗产”，让世界成为 “红色的海洋”。在 《1967年，大字报》中，“中国大字报／震惊了全中国∥许多被硝烟熏大的将军／不怕隆隆的大炮／却被几张写着几个大字的／白纸／打得抬不起头来……对的东西／被大字报贴得不对了／不对的东西／被大字报一贴／便对了”，所谓的维护真理的大字报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排除异见、巩固既有的权力机制而生的。其次，知识在政治方面为权力实践提供了保障。在知识的保障下，“1954年4月的日内瓦／风光宜人／站起来的中国人／第一次，真正／站在国际舞台上” （《1954，日内瓦会议》）。在知识的保障下，“中国人的志气／像马兰一样顽强生长／用中国的技术／中国的设备／裂变儒家的思想／哪怕风沙吹白黑发／哪怕感情发生碰撞／将士们也要用／挺直的腰杆／搭成铁架／发射心中的理想”（《1964，蘑菇云》）。凭借着知识，中国获得了相应的政治话语权，日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知识，就这样使我们的国家形象焕然一新，国家权力和尊严得以实现。

胡丘陵是一个拥有现代性知识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个拥有一定权力话语的诗人，这种穿越与融通权力与知识二者的背景使他无论对知识还是对权力的思考都具有一种极大的超常性。在胡丘陵看来，“世界上最精确的制导不是卫星／而是思想”（《2001年，9月11日》），“思想”按照权力机制引导和控制社会思潮和舆论的走向。诗人一再强调知识在权力网络中的重要作用，知识的 “合法”源于权力，而 “合法”知识的存在也为权力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保障和科学依据。50、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为了维护现行权力机制的合理性，习惯于自我陶醉地唱着 “主席走遍全国，工也乐来农也乐，粮山棉山冲天，钢水铁水成河”（《主席走遍全国》）， “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十辆卡车并排过走／火车来往不晃荡∥一粒麦子三天粮／秸当柱／芒当梁／麦壳当瓦盖楼房”（《一个谷穗不算长》）等服从政治意志的诗句，一味地宣扬知识在权力网络中的积极作用。相较而言，胡丘陵诗歌则敢于客观评价权力化知识的实践给社会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对大跃进运动、上山下乡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尤其是对事件中体现出来的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坚持公正重估的态度，例如，“直到冬天来临的时候／六亿神州／才感到饥饿与寒冷／鸟儿也找不到筑巢的地方／只有一堆堆，似钢非钢／似铁非铁的东西／留给后人思想”（《1958，大炼钢铁》）。就这样，胡丘陵以哲人的智慧和诗人的敏锐告诉我们，无论是政治权力话语，还是道德、经济权力话语都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以一种流动的、发展的方式演变着。这说明，一时一地看来是真理的知识话语并不具备永恒的威权地位，而只具备当下性的瞬间性的威权地位。而这种对权力与知识话语的认识，不仅对于过去与现在的大多数政治抒情诗而言是一种超越，而且对于我们的权力与知识话语的既成性认知结构也是一种极大的触动与推进。

三、胡丘陵诗歌的身体与权力关系

特纳 （Bryan S.Turner）将 “身体”定义为：“人的本体，它既为个体存活的肉之躯，也是社会观念和话语实践的产物。”⑤在他看来，身体不再是一个纯粹生物性的躯壳，而是被社会所型塑和创造的，充满着文化与社会意义。这样的身体，福柯将其视为权力对社会复合体中的个体实质上的监视、规训、惩罚作用下的身体。在福柯看来，根据在场和缺席的原则，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既定的位置，个体的任何行为都受到监视，权力完全按照等级制度运作，“一种全然不同的权力物理学，一种全然不同的干预人体的方式出现了”⑥。

在胡丘陵诗歌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权力以“一种全然不同的干预人体的方式”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胡丘陵诗歌中的社会常常以一种权力与身体的关系为动力而运转。身体，在他的诗歌中始终处在一种无形权力的监视和辖制之下，征服者的主体地位和从属者的附庸地位得以巩固。与之相对应，抵抗与斗争也不断出现在社会个体对已成型的权力关系的反思过程中。

1.诗歌中权力对身体的监视与规训

权力与身体的关系，在胡氏诗歌中首先体现为权力机制要求每一个身体必须具有内在、自我克制的理性发展，使秩序可以在自我情欲上发生规制的效果，以此规约、监视身体的发展。这种权力关系已经变成一种机制网络，布满了整个现代社会。

“或许，越是耀眼的高楼／对不属于他的人／越是刺眼∥太阳的亮光／被玻璃幕墙，反射到／大洋的彼岸／使那些躺在帐篷中的人／耿耿难眠∥当树根指引他们／从干涸的沙漠／走到取水不尽的城市／因为不准随地吐痰的缘故／一吐，就吐出血来∥真正流着蜜和牛奶的哈得逊／不能让人随意吮吸／高楼越高／小草越长不成小草／城市越是喧嚣／失去圣城的流浪者／越是孤独……那些放牧羊群的皮鞭／却不得抽赶贵妇人牵着的小狗……道路越是宽广／越不知道／路，在什么地方∥塑料袋包装的城市／使乡村的孩子惊奇／也使乡村的孩子恐怖∥荆棘中的大厦／和那些电一样／总不让乡村的孩子触摸／于是，就有了雷电”（《2001年，9月11日》）。权力机制将社会阶级对立化，“耀眼的高楼”、“太阳的亮光”、“流着蜜和牛奶的哈得逊”、“塑料袋”都是权力的象征，是社会掌权阶级所特享的，而“那些躺在帐篷中的人”则在权力机制监视下 “耿耿难眠”，更加不能随意吮吸哈得逊河中流淌的蜜和牛奶，越发迷失了自我方向。这部分的诗歌内容展示的就是权力机制作用下的社会现状，权力监视并规训身体，每个个体都被安排在一定的位置，被赋予相应的权力义务，社会整体则在这一既定的权力机制作用下实现了相对平稳的运转。

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对身体的规训，相应的惩罚机制必不可少，惩罚与规训相结合，生产出一套完整的控制机制。“惩罚是君权的一种仪式。它使用报复的仪式标志，对犯人的肉体施加报复”⑦。事实上，惩罚是一种意识形态权力实践，具有强制性，这种刑罚不仅是为了制造肉体的痛苦，更是为了体现受罚者与施罚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意在制造一种威慑的效果，以保证权力的连续运作。在 《1952，中国第一大案》一诗中，诗人以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为素材，展示了惩罚机制的运作，“刘青山不青／张子善不善／饿着肚子的民工／热情被渐渐克扣／怒火，就这样开始燃烧／共和国领袖也由此想到了／糖衣炮弹／和关于守住江山的许多事情／毛泽东用他那支／写过战功嘉奖令的狼毫／写道——／杀之可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侵害了群众利益，犯有严重罪行，必将受到权力机制的惩罚；作为惩罚对象，他们二人在该过程中的作用是 “在罪行和刑法典面前重新引出所指物的实际存在”⑧，即指示出其背后的权力关系。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句，也体现了在权力机制中，相应的惩罚行为可以使得犯人向社会偿还自己的债务，并消解其不良的社会道德及物质影响，以保证社会体制的正常运行。惩罚权力的制度化和科层化，使得主体不仅在肉体上受到处罚，而且在精神上受到规训。

2.诗歌中身体对权力的反抗与斗争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阻力”⑨。身体与权力的关系还体现为被监视者对权力的抗争，即社会主体反抗、抵制规训性的权力机制。福柯认为，人是自由的和理性的，本质上关注自我的存在，主张反抗压迫，回归生命权力，提出对微观权力物理学的政治批判。

在胡丘陵诗歌中，世界按照一种既定的权力机制而运转，社会群体始终处于权力关系之内，但形形色色的局部反抗也不断出现， “生命与使命，同时撞上／美利坚，美丽而坚固的大厦／和8点48分，这一刻骨铭心的时间／那些叫做石油的文明乳汁／因为在地下／或者与伊拉克那些／也只能在地下生活的儿童／一起埋葬得太久／迸出伤口，野蛮地燃烧／将世界上最亮的月亮／熔化成血液，从哈得逊的脉管／急剧扩张／让地球的每一条河流／都掀起，滚滚巨浪”（《2001年，9月11日》）。在伊拉克乃至更多被压制民族争取民族利益的过程中，压制与反抗始终存在于其与美国 （权力象征）的关系建构中，从而在既定的权力关系中促成一种动态的、充满张力的态势，抵抗成为这些被压制群体的重要的社会实践，在抵抗过程中，他们作为主体的独立性、理性得到复苏。中国近现代史也是对这一权力关系的真实写照。“不要总以为中国人有时头也低着／那是在弯腰拾起盛唐的威仪／你没看见——／吴仪穿的，已不是李鸿章的官袍／而是那件，既能挡风又能挡雨／很合中华同胞口味的／长风衣∥请转告不懂中文的克林顿先生／下次差人来谈的时候／所有的汉字都可以误译／但在条约上／有两个字，必须注意／北京，不能念成南京”（《1995，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此时的中国人已直起了腰杆，拾起了泱泱大国的威仪，南京条约时期旧的政府形象已定格在当时的权力关系网中，成为过去；如今， “204个国家，45亿双眼睛／都看着一幅中国画／徐徐展开” （《2008，中国画卷》），中国冲破了原有权力关系网的束缚，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力争以 “永恒的时间”和 “公正的历史”为制作标准，以期建立一套合理、崭新的权力机制。

通过规制秩序和惩罚机制的实现，权力完成了对身体的规训，并且形成一种有意识的、持续的可见状态：社会个体都被安排在权力网络中某个固定的位置，并被赋予相应的权力义务。同时，与既定权力关系对立的主体抵抗也以局部、间断性的方式不断出现，对权力机制提出质疑和挑战，真正为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提供了活力。50、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多强调旧政权对工农等身体的监视与惩罚和新政权对工农等身体的解放，以何其芳 《我们伟大的节日》为例： “终于过去了／中国人民的哭泣的日子，中国人民的低垂着头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日本侵略者使我们肥沃的土地上长着荒草，使我们肚子里塞着树叶的日子∥终于过去了／美国吉普车把我们象狗一样在街上压死，美国大兵在广场上强奸我们妇女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中国最后一个黑暗王朝的统治！”封建旧政权给人民带来的是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是漫长的苦难、黑暗，是无尽的贫穷、病痛；然而，“毛泽东，我们的领导者，我们的先知！他叫我们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就被我们打倒了！他叫我们喊出打倒蒋介石，蒋介石就被我们打倒了！他叫我们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美帝国主义就被我们驱逐出去了！”共产党人带领工农以自己的身体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通过身体对权力的反抗、抵制，以实现身体的自由。这首诗很典型地诠释了当时政治抒情诗对 “人民翻身做主人”这一主题的集体热情歌颂。相较而言，胡丘陵诗歌则实现了对这种身体与权力的单一性关系的突破。新政权一面解放了旧政权对身体的束缚、枷锁， “因为打碎了枷锁／人们稍稍运动／便成了手舞足蹈／曾经举着示威标语／喊着反对口号的人们／今天终于举着红旗／扭起了秧歌”（《1949，二十八响礼炮》），新政权的建立使得工农群众获得了真正自由；同时，新政权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实践着对身体的监视与惩罚，“许多被硝烟熏大的将军／不怕隆隆的大炮／却被几张写着几个大字的报纸／打得抬不起头来”（《1967，中国大字报》），在新政权执政过程中，这些曾经战功卓著的将军们的身体却为权力所监视、惩罚，成为权力的作用对象。这里，对于人的全面自由与解放以及生命的主体性等的探讨都是围绕着身体来展开的，透过身体，胡丘陵既体验到了权力的多重意义指向，也发现了身体蕴含着的丰富的潜能。由此，胡丘陵对权力与身体关系的思考的独特性就不仅表现在他诗歌中的身体获得了极大的凸显和敞开，而且在于他透过凸显和敞开的身体探索了生命获救的途径。这就使得，胡丘陵对权力与身体关系的思考往往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了一起，而它的终极指向，一方面指向了健康、良性的身体与权力关系的生成，另一方面则指向了对曾被权力忽视与挤压的主体生命史的重建。

从胡丘陵诗歌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运作模式：为了维护现有的权力关系，使统治具有更高的合理性，权力塑造了空间，生成了知识，规训了身体。可见，空间、知识、身体都是权力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空间和知识是权力的实践工具，身体是权力的实践对象，三者与权力的互相作用共同保障了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转。在这样一个权力网络中，胡丘陵诗歌中的空间、知识、身体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三者都不再是一种静态概念，而是作为一种可生发性力量出现，这种可生发性体现在：空间、知识、身体不再仅仅担任被塑造、被规训的角色，而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权力关系的生成、变更作出影响。然而，社会有机体即是在这样一种权力关系模式的推动下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胡丘陵诗歌在国内外政治性诗歌的发展历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诗歌中构造的权力网络是客观、深刻的，是诗人对历史进行理性“拂拭”的结果，也是诗人对政治抒情诗这一诗歌传统作出的独特贡献。

注释：

① Michel Foucault，Sylvere Letringer，ed.Foucault live：Interviews，1966－1984 ［M］﹒ Trans.John Johnson.New York：Semiotext，1989.

② 包亚明编 《后现代性和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③ ［美］爱德华·W﹒苏贾著，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2页。

④ ［法］米歇尔·福柯，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⑤ 转引自王晓路等 《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页。

⑥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0页。

⑦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6页。

⑧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3页。

⑨ ［法］米歇尔·福柯著，张廷琛、林莉等译： 《性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