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巧燕

（衡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湖南 衡阳 421002）

一、《说文广义》在说文研究史中的湮没无闻

众所周知，清代说文研究达到顶峰，成果辈出，影响深远。据史料记载：从清初到清末罗振玉、王国维为止说文研究者，共有二百零三人［1］424。其间，对王船山和 《说文广义》只字未提。查找最近20年清代说文研究成果的相关统计资料，如 《清代说文解字的论著研究》［2］122－123、《清代学者对说文解字的古文研究》［3］8－9等文献，亦难觅王船山和 《说文广义》踪影。

这一现象表明，直至今日，王船山的 《说文广义》在中国语言学研究史上，完全被忽略不计。作为清代说文研究的开山之作，竟然在清代说文研究中，湮没无闻，毫无地位，其影响微乎其微。

那么，这部书是否真的不值一提？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而导致了它的湮没？这些问题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重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开始深入研究 《说文广义》，给出了高度评价。

二、《说文广义》在清代说文研究上的贡献

（一）开山地位：筚路蓝缕开山之功，不可抹煞

汉语史记载：明末方以智著 《通雅》五十二卷，多称引 《说文》，可算明末清初时，最初提倡《说文》研究者。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还没兴起对《说文》的研究。乾隆中叶，惠栋著 《读说文记》十五卷，可说是清儒研究 《说文》专书的开始［1］424。

事实上，从成书年代来看，王船山的 《说文广义》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一年 （1682），距今三百二十多年［4］57，较乾隆中叶惠栋所著 《读说文记》早一百多年，应为清儒研究 《说文》的第一部专著，其开山之作的地位应载入中国语言学史。诚如童第德先生所言： “……其筚路蓝缕开山之功，自不可抹煞，为一部有相当高价值的好书，是可以肯定的。”［5］411

（二）研究范围广，研究内容丰富

汉语史记载：清代学者对 《说文》众多之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对 《说文》进行校刊和考证的研究工作；第二是对 《说文》有所匡正的研究；第三是对 《说文》作全面的研究，并多所阐发的；第四是对先辈或同时代 《说文》研究著作的补充订正。其中以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的 《说文》研究最为重要，最有成绩。他们四位，学术界称为 《说文》四大家。其中又以段玉裁、朱骏声最为突出［1］424。

那么，《说文广义》是一本什么样的专著呢？它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如何呢？王船山在 《发例》中即阐明了写作该书的目的，我们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1）补脱漏

“《十三经》、《诸子》、《史记》、《汉书》，皆在 《说文》之先，而所有文字，《说文》多缺，不知许氏何以如尔其略。”［5］55

王船山认为，经史子集中的许多文字在 《说文解字》之前已有之，却不被许慎收录，当属脱漏，在训释过程中予以增补。

（2）辨流俗，纠舛谬，审定读音

《说文》音切，乃徐铉所增。徐氏原有云“读如某字者”，古今异响，多不可通。所以注切不注音者，音有不可借者多矣，惟切为审。……流俗字书注音者，十九舛谬［5］55。

王船山认为，古今音差异很大，审音当以反切为依据。流俗字书注音，多有舛谬，应特别注意审音辨音。

对于一字多音现象，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字而发为数者，其原起于训诂之师，欲学者辨同字异指、为体为用之别，而恐其遗忘，乃以笔圈破，令作别音，而纪其义之殊。若古人用字，义自博通，初无差异。今为发明本义应尔，晓者自可曲喻，以省支离。若经师必欲易喻，一任其仍习旧读。至于俗书 《篇海》之类，将上声浊音概读为去声，如 “道”字无徒皓切、“善”字无裳衍切正音之类，则陋谬甚矣［5］55－56。

王船山认为，一字多音是由于训诂者要区分体 （名词）、用 （动词）之别而产生的，他主张“凡一字之体用能所，义相通而音不必异”。

（3）明假借，探字原。

有义无字，假它字以通之曰借，又从所假之义更借它用曰转，要之各有义焉。若“日”音密、“焉氏”音支之类，或夷语，或方言，莫可究诘，无容鑿为之说［5］56。

王船山用 “借、转”等术语，探求字原，寻找词义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对词义引申进行论证。

（4）语助皆有所本，揭示词义虚化。

语助皆有所本，如 “之”为出生而往之义，“其”为有定基可指之类，皆有义存焉。同为语助，而用之也殊，此初学所必当通晓者，辄为发明助语成文之理。然此亦必自喻于心，则正用逆用，或增或减，无施而不可。知者不待释而晓，不知者不待释而逾增其疑，殆聊以尽释者之惓惓尔［5］56。

王船山认为，语助词 （相当于虚词）由实词虚化而来；同为语助，用法不同，视角涉及虚词，还包括同义虚词的辨析。

（5）字形变化

王船山认为，字形的变化应该有原则。若笔画太多，不利于书写，则可以变通。纯粹为了美观，则不可取。

总之，该书以 《说文》所收之字为研究范围，以许慎的 “六书”为准则，补脱漏，辨流俗，审字音，揭示词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探寻词义演变规律，还论及虚词的来源和意义，对同义词辨析、汉字的文化义均有涉及，同时全面匡正时俗字弊，故名 《说文广义》。从该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上来看，无论如何都应算作清代说文研究的专书之始。

（三）首次以专著的形式研究词义引申

清代说文研究中，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突出的是在词汇学研究方面，已讨论到字与词的关系，词的音义关系，对同义词的辨析，词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以及词义的发展变化问题。［1］428学术界一般认为，段玉裁对词义引申的研究，开创了系统研究汉字本义及其引申义的新方法：以汉字的形体为依据，探求字的本义；以字的本义为核心，推求词义的引申线索，重建每一个词语的词义系统。而且，段氏已经发现了词义引申规律与人类的思维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了一些词义引申规律的雏形，认识到了词义引申的普遍性、系统性与规律性，为后人建立起完整的词义引申系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6］42。

在词义研究方面，汉语史上极少提到王船山。近几年，廖以厚、黄建荣、方平权等学者专题探讨了 《说文广义》词义引申的理论，认为：“船山以前，训诂家虽已开始了字 （词）义引申的研究，但大多数是在随文释义过程中对单个字 （词）引申的观察和研究，尚未出现系统研究的专书。仅就这一点来说，《广义》首次以专著的形式研究字（词）义的引申，无疑显得非常重要。”［7］“标举《说文》所释字的本义，并以本义为基点，解说其引申义和假借义，是 《广义》一书最有价值的部分。”［8］345

其实，如果把 《说文广义》中的词义引申理论与 《说文解字注》的词义引申稍作比较，就可以发现其中许多观点类似，不失精辟独到。

（1）注释词义的方法和体例

《说文解字注》一般先注本义，次注引申义，后注假借义，有时还加以说明。如： 《说文》：“则，等画物也。”《段注》：“等画物者，定其差等而各为介画也。……引申之为法则，假借之为语词。”但也有少数先注假借义，再注引申义的。如《说文》： “迮，起也。” 《段注》：此与人部 ‘作’音义同…… ‘乍’者仓促意，即 ‘迮’之假借也。引申训为迫迮，即今之窄。”［6］42

《说文广义》则常用两种格式将词义的变化道路展示得明白清楚。一是先说明由本义引申出新义，再说明词义引申理据，格式为 “x，本训x。借为x者，以xx；”如：

则：本训等画物也，谓画物分之，使各为等。《书》称 “则壤”是也。今人以较量斗斛权衡之大小轻重为 “则”过，乃其本义。借为 “法则”之则，等画分明，则可定为成法矣。转借为语助辞，以法则有一定之用，故为既然而必然不爽之词。其云 “然则”者，言已然则必然也。若 《孟子》 “则之野”，乃继事之词，虽无必然之意，而亦承既然者言之［5］120。

二是先说明本义，接着说明词义引申理据，再说明引申义，格式为 “x，本训x。xxx，故借为x。”［8］347例如：

若：本训择菜也，一曰杜若，芳草。择则各从其类，故借为分类之辞，曰若某若某［5］264。

我们可以发现，二人对 “则”的训释基本相同，体例和方法很相似，只是段氏明确提出了“引申”这一概念，王船山则用 “借”来表述。

（2）所用术语

段氏标注引申义所用术语有 “引伸、引申、引、引而伸之”等，还用 “因之”、 “故”、 “以为”、“因以为”等来标注词的引申义［6］43。

船山在 《广义》开篇的 《发例》中，首先界定了词义引申研究的术语：“有义无字，借它字以通之曰借。”“又从所假之义更借而它用日转”。船山所说的 “借”、“转”，分别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直接引申、间接引申。在该书中，还经常用“通”的术语。据其文例分析，所谓 “通”，也是引申，不过是指由具体义引申出抽象义，由特殊义引申为一般义。另外，也用 “以”、 “故”、 “故为”等揭示词义引申的理据。

尽管二者所使用的术语不完全一样，但观其实质则无差异，可谓殊途同归。

（3）词义引申规律：王船山和段玉裁一样，注意到了由个别到一般的引申、由具体到抽象的引申、由因到果的引申和由果到因的引申、动静转移引申等引申规律。

A.个别到一般的引申

段玉裁的著述中，阐释了个别到一般的词义引申理论。例如：

《说文》：“粉，所以傅面者也。”

《段注》：“引申为凡细末之称。”《说文》：“臼，舂臼也。”《段注》：“引申凡凹者曰臼。”

“粉”的本义是一种用来敷面的东西，细末状，所以引申为凡细末。“臼”的本义是一种用来舂米的器具，中间凹陷，所以引申为凡凹陷的东西。这说明词义的发展方向跟事物的形状有关系。［6］44

王船山也注意到了这条规律。例如：

理：本训治玉也。通诸凡治者皆曰理，与乱对，故为理国、理对，而治刑之官曰大理。理之则有理矣，故转为 “理义”字［5］352。

“理”的本义是指 “治玉”，引申为凡治者皆为理。

B.由具体到抽象的引申

段玉裁论述了词义由具体到抽象的引申。如：

《说文》：“须，颐下毛也。”《段注》：“引申为凡下垂之称。”

《说文》：“苛，小草也。”《段注》：“引申为凡琐碎之称。”

《说文》：“苞，草色也。”《段注》：“引申为凡青黑色之称。”［6］44

王船山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如：

厉：本训旱石也，谓石无水而暴裂者，有热燥刚粗之象，故借为威猛之辞。威以自持，则为君子之严毅；……［5］242

“厉”本义是无水而干裂的石头，引申为 “威猛、严毅”。

芒，草端也。草端微芒不可辨察，故借为芒芒无所知见之辞。俗有 “茫”字，为浩淼无际之貌，……渺芒，亦不可辨察也［5］256。

“芒”本义是指草的尖端的细刺，因为不可辨察，引申为 “渺芒”。

C.因果引申

段玉裁用句式 “故引申为某”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由因到果的逻辑推理关系。

《说文》：“介，画也。”《段注》：“分介必有间，故引申为间。”

《说文》：“刷，饰也。”《段注》：“去尘而得光明，故引申为文饰之义。”［6］45

王船山也运用了因果引申来解释词义演变。

才，本训草木之初也。木枝叶未全，初生之象，故可通为 “方才”字，与 “裁”通用。木初生，衣初制，皆始然无几时也［5］85。

王船山常用 “故……为、通以……、故可通为……”等句式，揭示了由本义到引申义的缘由，详细而明白。

D.动静转移引申，指表示动作的词义转移引申为表示名称、性质、状态等的词义；或与之相反，表示名称、性质、状态等的词义转移引申为表示动作的词义。段氏发现了这个动静转移引申的规律，他用 “体用同称”来概括，这是段氏总结得最完整的词义引申规律，它揭示了引申前后两个义项的内在联系：表示名称的词义 （即“体”）与表示动作的词义 （即 “用”）可以同用一个词。如：

《说文》： “梳，所以理发也。” 《段注》：“器曰梳，用之理发亦曰梳。凡字之体用同称如此。”

“梳”为 “体”，“用梳理发”为 “用”二者用同一个词 “梳”来表示［6］45－46。

而最近的研究资料表明，在清代说文研究史上，是王船山首次把这对哲学范畴引入对汉语词义演变的分析。“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范畴。体即实体或本体，用即这种实体或本体的性能、功用。在词义范围内说，体即名词，用即动词、形容词。作为哲学家的王船山，在阐释词义时，紧紧扣住体用之别，论述了词义由 “体”到 “用”的引申［8］73。

一方面他认为，“一字而发为数者，其原起于训诂之师，欲学者辨同字异指、为体为用之别，而恐其遗忘，乃以笔圈破，令作别音，而纪其义之殊。”［5］55－56多音多义字 的产生就是因为体用之别而造成的；另一方面，他在阐释词义时，也注意体用之别。如：

断：正音徒玩切，读如段，截也。……或发上声读如短，已断也。 “断之”音锻，“已断”音短，因体用而别，若此类众矣。其始本一字一音，义类自可相该。后之经师，欲令读者易于分晓，加之分别，以体用分四声，如风有 “讽”音、道有 “导”音、治有“稚”音之类不可胜举。［5］102

意：从音从心，察言而知意也。则闻言而记、识之于心者，亦可曰意。…… “记意”、 “意念”，皆当作 “意”。一字而体用兼者多矣。思、意皆心之动几，而自体言之，思为心之灵，意为心之发；自用言之，思为推度绎，意为怀念记持。各兼两义［5］151。

王船山从体用之别讲述一字多音的缘由，联系 “思”和 “意”二字来谈，认为它们都是由体引申为用。只不过 “思”兼表体用，词形一致，而 “意”的体用之间有 “意”与 “憶”的区别。

E.实虚转移引申。实虚转移引申是指词义由实到虚或由虚到实的引申。

以往学者认为，段玉裁揭示了虚实转移引申规律，“已使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发展到了深入探求词义本身的内容特性和内在规律的新阶段，使 《说文》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走上了科学语言学的道路”。

《说文》：“岂，还师振旅乐也。”《段注》：“岂本重难之词，故引申以为疑词，后人文字言岂者，其意若今俚语之难道。”

《说文》：“必，分极也。”《段注》：“引申为词之必然。”［6］45

其实，在这一点上，王船山对实词虚化的揭示同样体现出真知灼见。

王船山在训释过程中多用 “语助词”、 “辞”、“词”等说法表示虚词，他认为：“语助皆有所本，如 ‘之’为出生而往之义，‘其’为有定基可指之类，皆有义存焉。”［5］56

在王船山看来，语助词均可追本溯源。基于此，他在解说虚词时，始终扣住本义解说虚词，以本义为基点，追寻虚词意义产生的根源，揭示虚词由实而虚的演化过程。如：

尝：口吮以知其味也，从尚从甘。尚，庶几也，庶几知其甘也。既尝之，则习知其味，故借为已试之辞［5］167。

乌：本孝鸟之名，而借作 “乌呼”叹词，以鸟鸣有似悲欢也［5］83。

余：本训语之舒也。自 《楚词》始以为自称之词，世习用之，盖南楚之方言耳［5］365。

梅季极力推崇王船山的虚字说。他评价道，船山先生于三百年前业已注意虚词产生演变之规律，得出文言虚字 （词）是由实字 （词）引申虚化、向实字 （词）假借、与其它虚字 （词）通用、直接创造等四种方法产生演变的结论，不能不说是语法史上一位功臣！［9］109

廖以厚、黄建荣也认为，《广义》释虚字义的特色之一便是注重分析虚字由实义变虚义的演变过程，该书涉及的虚字约有80多个，较为集中地解说了虚字字义及用法，在古汉语语法研究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7］。

通过比较分析，笔者认为，王船山的词义引申理论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说文广义》在理论方法上的一些创见，堪与乾嘉小学相比较而自有特色，纳入清代说文研究并确认其应有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

三、湮没原因

尽管 《说文广义》是清代说文研究的开山之作，王船山的文字学观点和见解，并不逊于清代说文研究者，却一直湮没无闻，究其原因，是由其学术思想的历史命运决定的。与其他学术大家相比，王船山学术思想的历史命运十分特殊，大体上呈现了先抑后扬、借历史机缘而兴的态势。

船山在世时，隐居山野，著述虽多，却大都湮没无闻。原因在于清初统治者思想钳制甚严，船山作为前明遗民，生存环境十分险恶，其著述虽多，但几乎没有多少刊刻，没有流传。“《说文广义》三卷，今所见者惟两种版本，即清同治四年 （公元一八六五年）之金陵书局 《船山遗书》本及民国二十二年 （公元一九三三年）之太平洋书店 《船山遗书》本。”［5］413船山后人 （主要是船山次子王敔）、官修 《四库全书》以及私人出版 （如嘉庆时衡阳翰林马倚元汇江书室刻本）虽然收有部分船山著作，但一则刊本不全，二则发行地域不广，三则文字狱仍很严酷，四则当时学风重汉学考据，而汉学并非船山最擅长，故从康熙经雍正、乾隆、嘉庆到道光之际，船山的影响仍可称寥寥，知者甚少。

清朝统治日趋稳定后，就需要表彰遗贤宿学，学问与人品均在其褒扬之列。人品尤其是作为道学人物更为当局或时人看重。王船山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称之为 “旷代之师，南国儒林第一人”，这使得较系统地出版船山著作、较深入地研究船山思想成为可能。但人们关注的只是其人品。

清末民初，借由民族主义思潮 （排满）兴起、西学参照与冲击、专门研究机构 （船山书院、船山学社相继成立，《船山学报》刊行）的促进，船山研究蔚为壮观。王船山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先驱而备受革命者们的广泛推崇，其民族思想成为当时歌颂的主调。

20世纪30年代后，大陆学界的船山研究一波三折，王船山被学术界定格为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启蒙思想家。还有人认为，王船山是新儒学的代表。王船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戴上了诸多耀眼的光环，王船山研究也由星星之火发展为一代显学。从 “村塾师、竖儒”到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启蒙思想家、新儒学代表，正是由于船山学术研究的命运与社会时局、历史变迁紧密相连，学者对王船山学术内容的关注与政治、历史密切关联，作为唯一的一部文字学专著《说文广义》被学界所忽略［10］7。

总之，作为一部文字学专著，《说文广义》虽有一些偏颇的观点，研究的精度和广度难与清代说文研究大家相提并论，但该书中如词义引申、虚词研究、同义词辨析方面的论述，都是值得肯定的，在清代说文学和汉语史研究中，应受到重视并确认它的应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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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梅季坤，杨坚.船山全书·说文广义［M］.长沙：岳麓书社，1989.

［5］［明］王船山.说文广义［M］／／船山全书：第九册，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长沙：岳麓书社，1989.

［6］刘亚辉.《说文解字注》中的词义引申［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 （4）.

［7］廖以厚，黄建荣.清代 《说文》研究的开山之作—王船山 《说文广义》述评［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2005（4）.

［8］方平权.王船山的 《说文广义》［J］.古汉语研究，2006 （4）.

［9］梅季.《说文广义》试评［J］.船山学报，1984 （2）.

［10］彭巧燕，朱迪光.王船山研究史中关键术语的演变［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