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民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一

对于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中外历史上的思想家代不乏书［1］。王夫之 （1619～1692）对这个问题也有自觉的认识，涉及到地理条件与民族和民族关系、政治统治、社会经济生活的双向影响等多个方面。王培华教授先后撰有《王夫之的历史地理思想》、《中国历史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总结性论述》［2］两文，前者侧重于总体考察，后者相对具体地讨论一个方面，对王夫之的历史地理思想予以高度肯定，也为进一步研究拓展了方向。在此，笔者拟对作者的论述略作一点补遗。

在 《王夫之的历史地理思想》一文中，作者指出：王夫之 “对中国疆界，中国地形的描述基本符合历史实际，他对汉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在居住地域上的区别也大体不错，他说地理环境能影响民族特性、民族发展，也都符合唯物主义和科学的观点。”无疑，这是对王夫之在这一问题上认识的精辟之处的合理说明。同时，又认为：“但是切不可忘记王夫之这样强调地理环境影响民族特性和民族发展，而不提及自然的凝聚力和内向性，是因为在主观上他反对满族人从东北入关这样一个历史巨变，因此他关于地理条件和民族发展的论述是有明清之际的时代特色的，因而就有一定的局限性。”［3］暂不论作者对原因的分析，这里所讲的 “自然的凝聚力和内向性”，王夫之是否真的未曾 “提及”呢？有必要就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对于中国历史来说，何为 “自然的凝聚力和内向性”，作者并未解释。有学者这样理解： “中国地理条件，由于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然地区。这个自然地区的环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在这个自然地区里，任何局部的特点、局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种种社会结果，一般地说，都不能不受到这个整体所具有的统一性的约束。”简言之，即中国地理条件之有 “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4］的特点。这里实际上含有三个层次的意思，一是对局部独立性的理解，二是对整体统一性的理解，三是对这种特点之于中国历史发展整体趋势的影响的评估。而其所说的 “整体统一性”，将之理解为作者所说的 “自然的凝聚力和内向性”，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如果从上述的视角来看，王夫之不但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而且其论述远远地超越了关注地理条件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及其关系的影响这一层面。且看他在 《黄书·离合》中的精彩阐释。

二

王夫之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观察，注重禅让到封建、再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变，看到了制度方面的内在差异。而对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的中国历史演进，他更多关注的是形式上的表现，即所谓“一治一乱”、统一与分裂等。相关看法在他论述封建郡县之变、选举刑法兵制等制度变迁，阐明为何不言正统时，在他晚年所作的 《思问录》［5］和《读通鉴论》［6］中，有着较为集中和成熟的表述。不过，这些相应的观点在 《黄书·离合》中皆已有初步的论纲式表达。我们这里考察的重点不在于此，但这种整体的宏观认识是王夫之探讨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之关系的前提。

对于 “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这一特征，王夫之有相似的明确概述。其语言形式是传统的或者具有神秘的色彩，而其内核则是明白无疑的。

关于整体的统一性：他说 “中国之形，北阻沙漠，西北界河、湟，西隔大山，南穷炎海，自合浦而北至于碣石，皆海之所环也”［6］（卷三 《汉武帝三》 “淮南王谏伐南越书挟私以讦武帝”）；“中国之形势，东有巨海，西有崇山”［6］（卷二十一《唐中宗六》 “陈子昂谏开道雅州击蕃”）这类描述，清晰地界定了 “中国”地理范围的外沿。其内外的特征和差异很明显，从而形成了这样的整体特征： “崇峦沓嶂以垣结之，沙衍茅苇以纷披之，绝壁渴涧以沟画之，瀚海尾闾以凝荡之。其中带束脉绕，搏聚约固，寒暑相剂。言语相译，形象相若，百谷相养，六畜相字，货贝相灌，百川流恶，群山荫夕以翕成乎中区之合，自然之合也。”这是指出大山、沙漠、绝壁沟涧和大海自然地形成了 “中国”与外部的屏障，在这个范围内的气候、山水、民族间的经济往来、生产生活、言语习俗等，自然地形成了 “合”的趋势。这个“合”，大致可作今日的 “趋同”、“统一”理解。

关于局部的独立性：在上述这样的 “中国”范围内，由于气候的差异、山脉和河流的走势、关隘的存在等因素，又在内部形成了南北两个大的区域，北方内部则是河北、河右、河南，南方内部则是江南、江东、闽、粤。“若此者，旁条畦列，亦乘天地之间气，率以为离也。”“离”，即独立、分裂的意思。这就是王夫之对 “中国”地理条件局部独立性的观察和描述。

那么，这种特征与中国的政治统治有关联么？在王夫之看来，答案也是肯定的。他认为，“天地之气，辅其自然而循其不得已，辅其自然故合，循其不得已故离。是故知天地之昼夜者，可与语离合之故矣。行其不得已，知其有离，不得已者抑自然之所出也。”这是明确地肯定合与离皆是自然的必然，必须受到尊重。而且，在他看来，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才能探讨历史上的 “合”与“离”。一方面， “间气际离，纯气际合。合气恒昼，离气恒夜。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否泰之所都也。”这无疑是说，自然形成的这种特征将像白昼和黑夜一样形成分裂和统一的不断更替，太平和变乱就是这样产生的。但另一方面，“虽然，亦存其人焉”，这是肯定了在这种治乱交替中依然有人事的因素。

进而，这种关联之于 “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演替有何具体的表现和影响呢？王夫之认为，从这个角度通观 “中国”历史，无疑是一部中国先人克服地理条件的局部独立性带来的分裂倾向而不断寻求统一的历史。

在 “三、五之代”，先贤 “敦亲贤，祚神明，建万国，树侯王，君其国，子其民，修其徼圉，差其政教，顺其竞，乘其合，稍其离，早为之所，而无夸大同。然后总其奔奏，戴其正朔，徕其觐请，讲其婚姻，缔其盟会，系以牧伯，纠以州长，甥舅相若，死丧相闻，水旱相周，兵戎相卫，仕宦羁旅往来，富贵相为出入。”在王夫之看来，出于 “乘其合，稍其离，早为之所”的考虑，采用了 “封建”制度，不过最终的结果也仅仅是“名系一统，而实存四国。”但是，他还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 “寓涣散于纠缠，存天地之纯气而戒其割裂，故气应以正而天报以合，数千年之间，中区之内訚訚如也。”肯定了人为的措施对分裂的克服，从而带来积极的统一结果。

秦汉时期，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度， “中国”文明的范围也得以拓展，即王夫之所谓 “东南壹尉，西北均候，缀万国于一人之襟，而又开河西，通瓯骆，郡朱崖，县滇笮，其合也泰焉。”不过，在他看来，“物不可以久合，故河山条派奇杰分背之气，率数百年而一离”，秦汉至南宋末年的中国历史，就是在这样的统一与分裂中演替的。及至蒙古入主中原，“驱除其离，以授其合于洪武。祥兴 （1278～1279）以后，中区之气，永合于兹者四百载矣。”这是肯定了元朝消除分裂，奠定将近四百年的统一之势。纵观这样一部中国历史，他产生了这样的看法： “是故合极而乱，乱极而离，离极而又合，合而后圣人作焉。受命定符，握枢表正，以凝保中区之太和，自然之节，不得已之数也，天且弗能违，而况于人乎！”并通过考察秦汉统一的进程和历史经验，得出这一结论：“故三川 （按：终南、汧、渭之交）并而天下一，驱除尽而汉祖兴。”进一步地明确了地理的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必要前提这一认识。

上述表明：王夫之谈论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有循环论的色彩，固然是其局限的一方面。但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考察与自然山川之势相联系，体现了其深刻的洞察力。同时，他也看到了人事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看到了中华文明在地域上的延展和巩固。在价值取向上认同大一统，由此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元朝的作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自己的民族狭隘。

既然地理条件的这种特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历史的走势，那么，应当怎样克服其不利的影响 （分裂）而推动历史向好的一面发展 （统一）呢？王夫之看到，三皇五帝时代的兄弟甥舅之国，后世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以致有的成为 “殊类”，互相之间流血争斗不休。他认为，这是 “天地之所深悼”的 “惨心痛髓之事”，称之为 “害气”。然而一般情况下能做的，则仅仅是 “姑且听之，行其不得已。”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严重到“惧其坏溃而无以救其孑遗”，则需 “原坂以阻之，江河以堑之，金铁、粟米、盐卤、皮革散其产以资之，贤豪财勇各君其地、帅其师以长之。”意即依靠局部地域内的物力、人力，割据自保。从这个意义上讲， “离者”亦 “贤人之功也”。他肯定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一些割据王朝的积极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的。不过，这仅仅是面对不得已情况下的考虑，王夫之更为注重的还是 “圣人之德”的 “合者”，呼吁要 “戒其或离而求致其功”，即要防备那些割据地区的领导者可能的分裂倾向，而引导迫使他们为大一统建功立业。“因条戒，络地脉，靳天宝，采物杰，因民志，建规抚”，这就是达到目的的原则性指导方针。

其具体措施，王夫之将之归纳为 “八术”，即“地有必争，天有必顺，气有必养，谊有必正，道有必反，物有必惜，权有必谨，辅有必强”。做到这些，方可以 “慭爱余民，救害气于十一，抑可以为百年之谋”。这里的 “八术”，后七项都大致可以归结为政治方面的举措，而首项乃地理因素。

所谓 “地有必争”，王夫之也有明确的说明，即 “南条之纪，不得熊耳、冥阨、寿春，不足于守。中条之纪，不得杨刘、曹濮、河内、太行，不足于守。东条之纪，不得虎牢、广武、少室、熊耳，不足于守。江汉之纪，不得荆门、上庸、襄阳、舒、皖、濡须，不足于守。坤维之纪，不得武都、天水、仇池、陈仓，不足于守。武林放海，余气也，不阻太湖，不足于守。五岭穷于蛮中，余气也，不左洞庭，右彭蠡，不足于守。”这主要是从战略性的山脉、关隘、湖泊着眼的。除此七 “不足于守”外，王夫之还举出了四种政治方面的不当举措可能造成的 “不足于守”。他认为，“此十一不守者，贤者所必鉴也。”将 “地有必争”放在首位，并详细举出七个方面的例子，可见他对这一因素之于统一的重要性的重视。

王夫之关于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演替之关系的见解，大致已如上述。还得交待的是，他对历史的观察是服务于对历史前途的观察。 《离合》篇末尾论道： “或曰：天地之数，或三或五，三百年而小变，千五百年而大变。由轩辕迄桀千五百年，禅让之消，放伐变之。由成汤迄汉千五百年，封建之消，离合变之。由汉迄乎祥兴千五百年，离合之消，纯杂变之。纯以绍合，杂以绍离。纯从同，杂乱异。同类主中国，异类主戎狄，各往其复，各泰其否。然则授天命以振三维者，非奖掖中区，宰制清刚，作智勇之助，骁悍硗之气固不能早绝。纯杂之消，反之于太古轩辕之治，后之治也而无所俟焉。呜呼！非察消息，通昼夜，范围天地而不过者，又恶足以观其化哉！”［7］应当说，这些观察，既有注重到实质性变化的方面，也有仅仅看到形式上的变化之处，都不失为颇具通识的深刻见解。他看到了元代以来所造就的统一，但限于自己的民族立场，又不认可这种少数民族所造就的大一统，依然期待着一个纯粹 “同类”的 “中国”，这正是其身之所处带给他的狭隘性。地域的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基础和保证，但只有换个视角、摆脱偏见，推进民族的平等、交往和文化的认同，才能真正奠定更具有包容性、坚固性和持久性的统一中国。

三

王夫之具有哲学的眼光和通识，不仅是他论中国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之关系的基础，也是他的这一论述成其为相关领域的时代性标志成果的重要表现。可以说，对船山历史哲学的研究，补上他对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演替之关系的论述，将更为完整。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讲，《黄书·离合》篇足以成为修正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贫乏的重要依据之一。

当然，任何思想的形成皆非无源之水的凭空而来，也不可能在相近的时空中鹤立鸡群。在此，有必要略及王夫之关于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发展之关系的论述中其他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则，相较于他的同时代人顾炎武 （1613～1682）和稍后的顾祖禹 （1631～1692）等人来说，王夫之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呈现出总体零散、相对集中的特点。顾炎武纂辑有 《天下郡国利病书》、《历代宅京记》、 《肇域志》等书，顾祖禹有 《读史方舆纪要》等，王夫之则无类似的鸿篇钜制，其系统性和涉及的范围是有其限度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人们认识他的相关见解。《黄书》一般被认为是王夫之表达其政治思想的系统论述，其中，《原极第一》论 “三维”，其依据正是源于天地自然 （“天地之德”），而此篇又恰恰是该书的论纲；《宰制第三》则专门结合地理形势论述行政区划、军区建置、兵源招募等问题；而 《离合第七》可以认为是阐述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进程尤其是统一与分裂问题之关系的纲领性论述。《尚书稗疏》卷二、《尚书引义》卷二论 《夏书·禹贡》，虽名为解经之作，其实质则是辨析相关的地理问题，也多涉人地关系，尤其是关于治河的相关问题。至于其史论代表作 《读通鉴论》与 《宋论》，各篇之间虽无明确的联系，但每篇都有自己的中心，其中谈及地理与人事之关系的篇目也相当可观。这是王夫之论述这一问题在文献上的特点，明乎此，对于他论述这一问题的自觉意识当有更高的估计。

二则，王夫之能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历史的发展和累积这一习焉不察的因素是最基本的。如地理条件与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有密切的关系，但其作用却不是孤立和绝对的，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8］人谋因素还是居于最终的决定地位，这是早在贾谊 （前200～前168年）的 《过秦论》中即已阐明的辩证道理。这种基本原理，大致上可以作为衡量后世中国古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所达到的水平的标尺。总体上看，王夫之也持这样的看法。由此可见，对其承继前人的一面要充分注意。不过，从贾谊到王夫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又走过约1800年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本身已经极大地丰富了，后者所能征诸载籍的人事也广博得多，可以凭借的探讨这方面问题的思想资源也多了［9］，因此，王夫之不仅思考的关涉这方面的历史问题本身多了，而且他已经有条件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内思考这一问题，从而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呈现出贾谊所在的时代所难得具有的气象和深度。

［1］白寿彝.中国通史·导论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99－154.

［2］王培华.中国历史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总结性论述［J］.船山学刊，2001 （4）：10－13.

［3］王培华.王夫之的历史地理思想［J］.船山学刊，1993（1）：125.

［4］瞿林东.关于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几个问题［J］.史学史研究，1999（1）：6.

［5］王夫之.思问录·外篇［M］.长沙：岳麓书社，2011：467.

［6］王夫之.读通鉴论［M］.长沙：岳麓书社，2011.

［7］王夫之.黄书·离合［M］.长沙：岳麓书社，2011：532－537.

［8］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282.

［9］瞿林东.中国古代历史理论 （上、中、下）［M］.合肥：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2011：157－206，101－172，103－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