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长龙，张治春

（衡阳师范学院 人文社科系，湖南 衡阳 421002）

杨昌济作为近代湖湘文化一个学贯中西、承上启下的节点人物，他的经世致用的伦理精神是贯穿始终的，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治世伦理观、治事伦理观、治生伦理观上，而且还表现在他的人际伦理观上。它具有立世、立名、立身和立德四位一体的特征，即：第一，个人对于社会当取如何之态度；第二，个人对于处事当取如何之态度；第三，个人对于生活当取如何之态度；第四，个人对于他人当取如何之态度。前三个问题已有论及，本文仅论及他的人际伦理观。

杨昌济受孔孟儒家学说和宋明理学传统道德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又批判地吸收了西方的民主、平等观，在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问题上主张宽容乃立人要务、诚信乃立人之根基、仁爱乃立人之真义，极力主张建立平等友爱、尊重互信、真诚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些主张对于构建现代人际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也值得发展现代湖湘精神借鉴。

一、杨昌济的人际伦理观

1.谦敬互让，浑厚包容，乃做人之要务。杨昌济多次强调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人人当和平共处，恩怨不必太分明，退然有守， “不与人接，人自不与我接，各得其所”［1］3。他自我反省，总结了做人的三条经验，即要做到三戒：一戒好为人师，在别人面前不能装大、不懂装懂、动辄指点别人，这样会遭到别人讥笑；二戒当面揭人过失，以至于使别人难堪，遭别人嫉恨；三戒议论他人短长，说话语言要谨密，对别人要说好话，多说鼓励的话，不要动辄批评、责难别人，他说：“小事不遂意即面折人，议论不合必争论不已，是谓之偏。”［1］13但对于原则性问题，他并不主张无原则地迁就，要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凡大纲节目处，当崭然自立。若小节无关紧要者，但须从众，立异则招嫉”［1］1。那么别人无礼于我怎么办呢？ “固有不能尽受者耶，议论亦有不能不力争者，惟择其至要者，提振精神，以收惩一戒百之效。而小小不关紧要者，则宜一概包容，浑然不露，以养和平之福”［1］13。在处理本人与他人的关系上，他强调以人与人之间的谦让互谅为首要，“忠奸不必太分别，恩怨亦不必过 （分）计较”［1］13，人要克制自己，小处不要与人计较，得理要饶人，而 “大纲节目”处，要把握住理，要保存自己的利益，不让于人。受儒家和宋明理学的影响，他在 《达化斋日记》中总结自己如何自存时说：“余为生徒讲张子正蒙，爱人后然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则不择地而安一节，因言余平生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曰介，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欢；三曰敬，无众寡，无大小，无简慢；四曰浑 （亦可曰下），沉默寡言，不议论人长短，不轻发表意见；五曰诚，言而有信，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此五字可配仁义礼智信五字。余平生循此行之，亦可以免于尤悔，始信圣人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可行矣’之言不我欺也。”［1］23所以他主张做人 “第一要有浑厚、包涵、从容、广大之气象”［1］8。

2.至诚动物，渐以积诚，乃交人之根基。杨昌济留学西方十年余，回国后生活在城市，但没有染上市侩之气，他对社会上的尔虞我诈进行了无情的鞭笞与挞伐，多次从待人处世的角度谈到“诚”。“待人处事，一当出以至诚，然后得圣贤之正，而行之邦家无怨”［1］3。他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权自矜的人，自以为可以愚弄别人，其实别人早已经识破了他的阴谋诡计，窥探清楚了他的内心世界，何况别人假如以诡计来对诡计，那么权术就会层出不穷，就会引起人们的不信任，社会就会混乱，因此，作为君子就应该 “积诚立行，以回易世俗之耳目，而转移其风气，不当随俗苟且，临深为高，而自怠其学行”［1］2。他看到了封建社会温情面纱下尔虞我诈的真实面目，告诫人们不要随波逐流，要用 “诚”的力量来扭转这种社会风气。他提出了 “至诚动物”的观点：“人之言身最要一诚字。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人能存诚，乃是真人物，乃是真学问。”［1］367“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1］367。认为人只要有了诚意就可以感动他人，推动一切。他还将某些机械力学的 “轻物运重”和 “重物移轻”的道理用来解释社会生活，提出了两种观点：一是当 “人之势重，而我之势轻，则积诚以感之”［1］21，用我的 “积力”去推动对方帮助自己。他以古时候舜对父亲瞽叟尽自亲之道，最后使瞽叟感动，申包胥哭于秦庭七日七夜最后感动了秦国出兵救楚为例，说明 “积力”的作用。二是“我之势重，而人之势轻，则重用以助之，增倍其力而已”［1］21，即当我的势力大、别人的势力小的时候，便应该利用我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推动别人。他以孔子造就了众贤三千，六经垂教后世教育后人为例，说明 “力厚”助之的作用，“非孔子之力，岂能造就众贤？非孔子之力，岂能流芳百世？学者诚知此理，不可不讲求增速增力之方矣”［1］21－22。他把机械学的原理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显得比较勉强和生硬，且把 “积诚”当作改造社会、转移社会风气的原动力，过于夸大了 “诚”的力量与作用。

如何表现出 “诚”呢？杨昌济提出了两点：一是 “至诚动物，亦以渐也”［1］4，就是说表现出诚意要慢慢地来， “惟淡中之交为可恃”［1］4，寄淡如浓，情似溪水，涓涓细流，积汇成河。 “一见语合，不能必其终”［1］4。他道出了 “诚”与情表达的方式，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人与人之间的至诚与信任是慢慢地建立起来的，只有经过时间与苦难的考验才能达到 “诚”的最完美境界。二是必须有所 “倚点”，即要有外在的表现形式。他指出：“将以吾心之诚达之于人，何恃乎？色也，貌也，言语也，文字也，事也，物也，人也。”［1］22他进一步解释，待人面色要温和，不怒不怨，恭敬有礼；说话要诚实，讲信用，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承诺，不能做到的事情不要答应人家，即承诺要 “不出吾身能力之外”；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要尽力帮助，要肯施物于人，肯出力帮助别人，“积无数之温、恭、忠、敬，而成盛德至善之功用”［1］22。

3.与人为善，循理而行，乃友人之真义。受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的影响，杨昌济主张 “仁”在吾心，“仁”即 “理”、“是”，“彼仁人者，以心为天地之主宰，而身为心之庐舍”［1］74。“仁”在我心中，循 “理”、“是”而行，便体现出了 “仁”。他具体从两个方面论述了 “仁”：

第一，待人以情，对人充满爱。杨昌济主张对天地万物、古今人事要充满感情， “临事让三分”［1］5，要与人为善， “千载以上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千载以下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读古人之书，见其乐也，吾亦欣然焉；见其忧也，吾亦戚然焉”［1］73。他特别告诫人们要去 “吾身乖戾之气”，待人宽恕，这样可以以柔济刚，可以 “至诚格天”［1］10，给自己带来转运，省却侵扰，强以立身。他强调要爱人，人与人之间要 “和”，要善待别人，即使是恶人也要用平常心去对待他。他严厉地批评了封建社会对恶人采取酷刑的做法，赞同王船山刑罚论中 “凌迟处死太惨酷非人道”［1］214的主张，认为肉刑 “是皆与于不仁之甚者也”［1］214，因为 “虽恶人亦人也。有罪服刑，足以蔽其辜矣，何可令其求死不得，大伤天地之和哉？”［1］214假如“官吏以残忍之道待人民，盗贼遂亦以残忍之道待人民，吾人以残忍之道互相待，外人遂亦以残忍之道待吾人，呜呼痛已！”［1］215他去肉刑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体现出了对生命、健康的尊重，但是他不分善与恶、好人与坏人、恶大与恶小，去无原则地善待人，无原则地求 “和”，这就抹杀了封建社会阶级与阶级之间、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对立与斗争的不可调和性，也混淆了善与恶、美与丑的界限，模糊了人们的道德界限。

杨昌济同时又受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强调 “吾之心灵”的作用，以心去把握、判断行为的善与恶、大与小，要去小恶为大善，因为“万恶皆起于见小，见小则以小害大，以小害大则恶矣”［1］26，所以要与人为善，从小善做起；不与人为恶，即使是小恶也要戒之。他还强调为善不仅在目前，而且要为后人着想，深谋远虑，遗泽于后世。“书一遗嘱也，分析必明，恐子孙之兴讼也；造一桥梁也，基础必固，恐后人之重劳也。……假如有人置刀于屋梁而去，有见之者，不为取去而亦去，数十百年之后坠而杀人，犹置刀者所手刃也，亦即犹见而不为取去者所手刃也。凡可以为天下后世之害者，不惟不可自我倡之，且当自我去之，可以去之而不去，即谓我害天下后世可也，试思之，于心忍乎？”［1］27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出他的 “我之为人”的人伦观，凡事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尽己之责，给他人、后世以恩惠，克勤守己，达到自身的完善。他还认为，与人为善，但不要好虚名，要踏实诚恳，唯有立德、立功，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与肯定。他强调人要留精神于社会，所谓 “名者，实之宾也，实至名归。君子之好名，好其实也”［1］74。他说，人在世，评价人掺杂着个人利害，只有人死后才能盖棺定论，人转瞬即老即死，但人的精神将会永远留存于世，垂教后人。他脱离社会现实空谈人的守身克己，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虽然有些空虚，但他的通过爱人去赢得别人的尊重的观点，给我们如何做人留下了深刻的教益。

第二，仁爱的兼容性。杨昌济提倡的仁爱并不是无原则地自我牺牲，“临事让三分，而把握住自己七分，且纵不义。偏于后，亦君子之过也”［1］5。他深刻地揭示出了 “厚与义”的关系，表现出了他在 “仁”字认识上的辩证性：一方面，他认为对人无原则的迁就会纵容他人的不义行为，一个人的厚道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无谓的牺牲自我。他举例说，假如人掉在井里面，人们去救他，这是仁义的行为，但不能因为救人而又使自己陷了进去，否则这是愚蠢的做法，因此他主张“人之用爱不能无限制也”［1］93。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人为孝道可以屈义。他以古代攘羊犯罪而其儿子证明他有罪为例，说：“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主张公道之于极端，乃有此伤恩之举动，非中庸之道也。夫子言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诚合乎天理人情。”［1］89因此他主张的“用爱不能无限制也”、“君子重用其爱”［1］93提倡的是中庸之道，就是个人心目中的 “义”，循自己的主观上的 “理”。 “当仁，以仁为己任也，虽师亦无所逊，言当勇往而必为也”［1］75。在他看来，“仁”就是 “自为之”，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善的，就应该去做。总之，他的这个原则就是自己心目中的 “仁”，就是 “理”，这样他脱离了 “理”的现实客观基础，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

二、杨昌济的人际伦理观对重构现代湖湘精神的启示

一般说来， “人文精神是一个包含科学层面、道德层面、价值层面、人本层面、终极关怀层面等的复杂结构系统”［2］，表现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对于他人和社会当取如何之态度，人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自我，其最终目的是人如何实现生命的价值，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真正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部内容。传统的湖湘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上，主张塑造 “内圣外王”的个性品质，强调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倡导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勇于任事、敢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这也是近代以来湖湘大地仁人志士辈出的原因，因此我们湖湘文化的一些核心价值内容可以继续保持和发扬。但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重经济、促发展、增和谐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党和政府强调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建立安定有序、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与价值追求的大背景下，我们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重构湖湘人文精神显得非常急迫和重要。结合杨昌济先生的论述，我认为在构建现代湖湘精神时，要特别强调培育和树立三种精神：

1.宽厚包容的博雅精神。杨昌济先生在论述湖南人的性格时说：“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非学风所播，志士朋兴。”［1］351南宋以前，湖湘大地乃蛮貊荒芜之地，宋代理学的兴起和传播才逐步确立起湖湘的文化地位。但是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湖泊和河汊相错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民众文化的闭锁性和狭隘性。近现代学者比较普遍地认为，湖南人有一种 “坚忍不拔”、 “扎硬寨、打死仗”的奋斗精神，近代湖湘学者杨毓麟把它概括成 “独立之根性”。章自钊曾经说： “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2］这就是说，湖南人只要是自己认准了的道理就会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这种 “独立之根性”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陷。从缺陷来说，就是先入为主，自以为是；就是爱与人计较，凡事要争个高低，道理要辩个分明；就是认死理，心胸促狭，听不进不同意见，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也要硬扛下去，缺乏理性精神。引申到社会交往中去，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亲近和重用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排斥和打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结成小团体和宗派。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交往是陌生人之间的等距离交往，在经济交换活动中把利益摆在首要位置，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企业管理和决策过程中，不是唯感情是用，而是唯贤是用，唯理是用，要弘扬君子般的 “博雅精神”。 “博”即广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雅，即雅量，宰相肚里能撑船，也就是杨昌济先生所讲的 “要有浑厚、包涵、从容、广大之气象”。即要以宽阔的胸怀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哪怕是反对你的人的意见，这样才能在分析批判和比较中得出最佳方案，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

2.重诚守信的契约精神。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一般认为，湖湘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兼容并包，在致用中变革创新，为我所用。从魏源的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左宗棠倡导并领导的 “西器中用”，再到谭嗣同的 “变法图存”，发展到毛泽东的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无不求变。有变才有创新与发展，这是主流、大势，是值得赞赏的。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求变强烈地体现出了 “以我为主”的主体意识，虽然积极面世，但多表现为一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态。近代湖湘学者王闿运所谓的 “帝王之学”，《三个湖南人彰显的湖湘精神》所列的代表人物之一杨度在近代历史中扮演颠来复去的角色，就是这种心态的生动体现。荆楚大地的人灵泛是出了名的。不喜欢受条条框框的约束，遇到栏杆砸个豁口或者跨跳过去直接走，遇到红灯绕道走，有了缝隙钻着走，在生活中不守规则；在经济活动中也喜欢钻空子，打擦边球，不守条规，信用度比较差，缺乏对终极利益的关怀和长远利益的追求，也就是杨昌济先生所讲的 “以权自矜”，以术牟利。还有的人，为了达到个人一时之目的，对有权势、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人表现出过度的热情，而对社会底层真正需要关心的人缺乏热情，缺乏普惠式的关爱。在市场经济初期、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些 “变术”的应用可能会带来暂时的利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是双方互利互惠的等价交换，经济法律和规则比较完善，必须要把终极利益作为首要的追求目标，在你事业起步阶段，必须遵循杨昌济先生讲的 “至诚动物”的做法，在你事业成功、实力雄厚时，则 “重用以助之”，在长期的互相交往中以诚守信，以信固诚，建立起牢固的互利互赢的合作关系，这样才能最终把实业做大做强，即使一时有困难，也有人相助，以达到终极目标的实现。

3.尊道爱人的和谐精神。湖湘文化的又一种个性特征是强烈的民族自主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对外表现在对 “夷类”的警惕意识，当遭到外敌入侵时挺身而出，舍生忘死。这是值得赞赏和弘扬的。杨昌济先生在论述湖南人性格时说：“又一友人曰，湖南人求其能负气者不难，惟其情厚者难得尔，是亦名论。”［1］14这种族群意识在对内方面则表现出重宗亲、重血亲、重乡情。近代湖湘文化的繁荣是从曾国藩建立湘军开始的。湘军开始就是以办团练起家的，是以各地大地主为头目、以宗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武装，在曾国藩打着“忠君勤王”、“恢复封建道统”的旗号下才统一团结起来。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通过宗亲、姻亲、血亲互相提携，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栋梁，清朝咸同时期天下总督、巡抚三分之一为湘人就是这一时代背景的产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大批湖南人也是兄带弟、舅带甥、表兄弟与宗亲互带走向革命道路，他们以后有许多人成为政治家、军事家，给家庭、家乡带来荣耀，尽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了同志式的友谊关系，但是湖湘文化的族群观念在个人事业成功中的作用得到固化。这种强烈的自主和族群意识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就是互不服气，逞强斗狠，进而扩大到宗族之间、地域之间。遇事缺乏分析判断，缺乏杨昌济先生所讲的 “临事让三分”的宽恕之道，缺乏 “以柔克刚”、以 “善”求和的精神气量。现在构建和谐社会成了人们的共同价值追求，凡事讲究个理字。理者，依法律之事实服法律之规则也，它不崇亲，不尚力，只唯实，他要求跳出个人感情的狭小圈子站在社会公正的立场上看问题，树立和谐精神，既要站在己方的立场维护利益，又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学会换位思考；既要考虑当前，也要思量以后。杨昌济先生说 “临事让三分，而把握住自己七分”，就是说，我们遇事既要讲究谦让，也要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凡事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讲究个“理”字，这样不枉不纵，就可以主持正义，使各方利益得到伸张，从而化解矛盾，进而构建起和谐社会。

［1］杨昌济.杨昌济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周秋光.湖湘文化的个性特征与历史缺陷及现实价值［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 （3）：5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