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文学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96)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改变其早期尤其是“语丝”时期的战斗姿态，由“文艺必谈政治”转变到“不谈政治”、“超政治”、“近人生”，建立起了幽默、闲适、性灵的文艺观。他通过办刊物、写小品文、创作《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文化著作，以及《京华烟云》、《赖伯英》等“文化小说”，大力宣传道家文化。细致研究，我们发现，林语堂的这种宣传并非以阐发老庄哲学的要义、宣传民族文化为最终目的，而是利用道家哲学中的某些因素，意图解决现代西方世界生存中的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林语堂笔下的老庄思想是一种“生存哲学”。

一、道家的信徒

林语堂走向道家文化并非偶然。像一般倾向道家思想的作家一样，他对自然的爱好很早就表现出来，他在《自传》里写到:“童年之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那位使人无法忍受的理想家，三是严格的基督教家庭。”［1］47童年时期，“山景”对他的影响是首要的，可见其性情。比这一点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八岁时写的一首诗:“人自高/终必败//持战甲/靠弓矢//而不知/他人强//他人力/千百倍//”［1］54其中已经有了老子“不争”思想的信息。这些早年的几乎本能的思想性情制约了林语堂，因而他在中年时期思想转向道家就不足为怪了。

二三十年代之交，林语堂遭遇了一系列的打击。先是1925年女师大学潮事件，林语堂由于攻击军阀政府的文章与鲁迅等54人受到通缉，后林语堂南下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不久被排挤而出;1927年春，林语堂受武汉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邀请，出任外交部英文秘书，但“几个月的‘衙门’工作，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投机分子。前一刻称兄道弟，后一刻大棒相加，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向政敌摇尾乞怜，可以出卖盟友、亲人。比起这个浑浊的泥潭，他欲逃之而后快的厦大实在是太干净了!”［2］89林语堂又来到上海，并与鲁迅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他的思想已流露出消极情绪，特别是1933年，同盟社成员杨杏佛被“蓝衣社”特务暗杀后，本来就进退维艰、还在歧路观望的林语堂，发出了“近来更觉得与其钻入牛角尖之政治，不如谈社会与人生。学汉朝太学生清议，不如学魏晋人的清谈，只不要有人来将亡国责任挂在清谈者之身上。由是决心从此脱离清议派，走入清谈派，并书‘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之句”(《说女人》)。由“清谈”而“清议”，表明他要结束自己如汉朝太学士一样议论政治的习惯，转而学习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魏晋人谈玄论道、远离政治。1932年，林语堂办《论语》，之后又办《人间世》、《宇宙风》，倡导“幽默”、“闲适”、“性灵”，并创作大量闲适小品文，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向老庄思想靠近。

但此时的林语堂还不能称为道家的信徒，他并没有很多直接的老庄思想宣传，主要目的只是取道晚明公安、竟陵以及清人金圣叹、李渔等人注重性灵的思想，开创一种注重性灵的闲适、幽默文风。他真正全面推介包括老庄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在去美国以后，陆续用英文写出《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和《老子的智慧》等文化著作。他在介绍自己写这些著作的初衷时说:“除了将中国人观念中的人类最高文化理想表现出来之外，除了将那个中国人理想中的听天由命的、逍遥自在的放浪者、流浪者和漂泊者表现出来之外，我还有什么更便当的取胜良策呢?”［3］97“放浪者“、”流浪者”、“漂泊者”是林语堂在他的著作中屡屡称谓的道家信徒，可见这些著作是以道家思想为中心的。

除了直接的介绍，林语堂还用艺术的形式，创作了《京华烟云》、《赖伯英》、《红牡丹》、《朱门》等小说，这些小说因为含有明显的文化意味和宣传倾向被称之为“文化小说”，道家思想是其中的重头戏，这在《京华烟云》这部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小说中表现得分外明显。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在介绍这部小说的主要特点时说:“此书的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的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全书受庄子的影响。”［4］797道家思想在全书结构和人物形象上很清楚地体现出来。全书共分三卷，每一卷都以庄子的话为题词，表明文旨，如卷上云:“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太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卷中云:“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庄子·齐物论》)卷下云:“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这些引言暗示，全书人物命运无一不在“道”的支配之下，而世事的变幻往往不能和人的主观愿望相符合，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但面对严酷的现实不必担忧，未来何尝没有希望。

小说塑造了两个典型的道家人物:姚思安和姚木兰。现代的庄子姚思安的两大爱好“是道教精义和科学”，他超脱通达、无为而治。他是富商，拥有很多店铺，但并不亲自经营，而是委托给冯舅爷管理。对家里的事，也全遵照道家哲学，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并已觉十分满意。姚思安超脱世俗之外，沉潜于黄老之术的修养，赏玩古董，修身养性，视富贵如浮云。他在儿女成婚、妻子亡故之后，只身云游四方，长达十年之久。姚思安成了林语堂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另一理想人物是被称为“道家的女儿”的姚木兰，她受父亲的影响，认为“心浮气躁对心神有害”，遇事镇定，从不心浮气躁。当北京变乱，举家到故乡杭州去避难时，她冷静异常，从容准备，处变不惊，方寸泰然。“咧着大嘴微笑”的荪亚给木兰的影响不好，但她后来还是依父命与之结婚。她“相信个人的婚姻大事，是命里注定的”，从而放弃与之两情相悦的情人孔立夫。姚木兰是寄托林语堂道家思想的另一主要人物:“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4］797

可见，三十年代以后的林语堂从生活方式、理论研究到创作实践等方面全面投入道家思想，这种全方位的投入在现代作家中是极为少见的。现代作家大多对老庄持批评态度，有的作家对老庄有好感，如郭沫若、周作人、闻一多、沈从文等，只是取道家思想的某一方面作为对他们生活或创作的一种调剂。相比而言，林语堂可谓是道家的信徒了。

二、生存哲学:幽默、闲适、和谐的哲学

林语堂对道家哲学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他不像鲁迅那样批判老庄造成中国人的巧滑、保守等国民性，也不像郭沫若那样欣赏老庄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而是选择了“生存”这一视角，发挥老庄的生存思想，探讨老庄思想应对现代西方世界生存困境的意义。他总结中国哲学时说:“一切中国的哲学家在不知不觉中认为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怎样享受人生?谁最会享受人生?我们不追求十全十美的理想，我们不寻找那些得不到的东西。我们不要求知道那些不得而知的东西;我们只认识不完美的、会死的人类的本性。在这种观念之下，我们要怎样调整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可以和平地工作着，旷达地忍耐着，幸福地生活着呢?”［3］74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关注的最重要问题是生存问题，而不是空幻的西方形而上学。当然，林语堂的这个结论是由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共同观察得来的，但他在实际的论述中对道家的偏好是明显的，对儒家则颇有微词。

林语堂欣赏庄子对人的本性的关注，他把这种本性翻译为现代的“自我”:“我们在生活的追求中常常忘掉了真正的自我，像庄子在一个美妙的譬喻里所讲的那只鸟那样，为了要捕捉一只螳螂而忘掉自身的危险，而那只螳螂又为了要捕捉一只蝉而忘掉自身的危险。”［3］74但林语堂更欣赏庄子幽默的人生态度，认为庄子可称为中国幽默的始祖，并说:“自从有了庄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国政治家和盗贼都变成了幽默家了，因为他们都直接间接地接受了庄子人生观的影响。”［5］61

对于老子哲学，林语堂则下了这样的评判:“这一部著作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阴谋哲学”［5］108，“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学，没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经》那样的著作”［5］50。他把老子哲学看作“阴谋”哲学、“俏皮”哲学，但同时认为，正是这种“刁慈的‘老猾’哲学却产生了和平、容忍、简朴和知足的崇高理想”［3］81。这种哲学“相信在天地万物的体系中，在大自然依动力和反动力的规律而运行的情势之下，没有一个人能永远占着便宜，也没有一个人始终做‘傻瓜’”［3］81。因为这种“近情的微妙的智慧”，从而在中国产生一种“老猾的和平主义”。

林语堂对于庄子看重其幽默，对于老子看重其和平思想，而不是他们思想严格的学理辨析，甚至忽略这种哲学的核心，这正是典型的生存论立场。

但林语堂也认识到，老庄哲学的消极保守对于人类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要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哲学，终究是拙劣的”［3］89。认为先知老子确是一位杰出教师，可是它那回复自然和拒绝进步的本质对于解决现代人的问题不会有什么贡献。林语堂意识到:“生活的最高类型终究应属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他即是中庸的作者，孔子的孙儿。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古今哲学，还不曾发现一个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真理，这种学说，就是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学说。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与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3］90但是，林语堂的所谓“中庸”与儒家的“中庸”并不是一回事:孔子肯定中庸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就是伦理行为上的中间路线，所谓“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它是属于儒家伦理范畴;林语堂的“中庸”是指调和儒道后所得到的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如把道家的现世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配和起来，便成中庸的哲学”［3］90。“孟子那种比较积极的观念和老子那种比较圆滑的和平观念，调和起来而成为中庸的哲学。”［3］73林语堂要用儒家积极的生活态度来纠正道家的消极保守;而更重要的是，他要用道家的超脱来纠正儒家文明对人性的压抑。

林语堂认为，中国国民性的根本在于儒道的相反相成。“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学者，没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经》那样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即为一种俏皮圆滑的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怀疑主义，它是在讥讽人类冲突争夺的枉费心机，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的嘲笑，加以少许对于理想主义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来，与其谓由于缺乏毅力，毋宁说由于缺乏信任心。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所以补救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基本不同的元素的锻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灭的所谓中国民族德性”［5］51。在他看来，道家的“冷淡”、“怀疑”、“对理想主义之不信心”的消极，与孔子“实验主义”的积极这两种相对立的人生态度共同作用于中国人，形成中国民族的特性。这种民族特性在于，“当顺利发皇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吾们之间努力建设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5］51。在道家的“俏皮圆滑”、“怀疑主义”、“袖手旁观”的游戏态度中，中国人也就消解了儒家文明带来的严肃沉重，一种幽默闲适的人生从而产生。林语堂称这种民族特性是“永生不灭”的，这当中也暗示了他中西比较视野下对于这种民族品性的看重。

尽管“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5］51，但林语堂并不是同等地看待儒道哲学对中国国民性所起的作用。他说:“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常隐藏有内心的浮浪特性和爱好浮浪生活的癖性。生活于孔子礼教之下倘无此感情上的救济，将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是工作姿态。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服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5］107林语堂论人性每每重视人的天性，这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道家，而对儒家则在肯定当中包含了批判。他曾说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在辛苦地工作［3］126，这可见他对作为中国人“工作姿态”的儒教的潜在的批判意识;则相应地，道家思想也就是他的理想了。他在三十年代所倡导的“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也是他道家思想的体现。

同时我们也看到，林语堂对儒道互补的批判更有深刻的哲学意识，他看出孔子“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成分。……道教代表神奇幻异的天真世界，这个世界在孔教思想中则付阙如”［5］106。“道家学说总而言之是中国人想揭露自然界秘密的一种尝试”［5］112。但形而上的玄思始终不是他发挥的重点，生存哲学才是他关注的中心。

三、走向现代、面向世界

林语堂文学活动和学术活动最活跃的三四十年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文明世界陷入战争海洋的时代。战争宣告了西方科学物质文明的破产，传统的形而上学陷入危机。林语堂的生存哲学正是在西方社会面临最严重的生存问题时提出的，它力图用东方的古老智慧揭示出西方形而上学和物质文明的弊端，从而为世界和平作出努力。林语堂的这些思考是富有启迪的。他不仅对困扰当时西方世界紧迫的战争和劳动问题提出批判，更把批判的锋芒伸向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

林语堂比较了中国哲学和西方传统形而上哲学的区别，他说:“简单讲来，中国的哲学，可说是注重人生的知识而不注重真理的知识。中国哲学家把一切的抽象理论撇开不谈，认为和生活问题不发生关系，以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理智上所产生的浅薄感想。他们只把握人生，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怎样地生活?”“西洋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是很无聊的。西洋哲学以论理或逻辑为基点，着重研究知识方法的获得，以认识论为基点，提出知识可能性的问题，但最后关于生活本身的知识却忘记。”［7］137这种分析是切中西方形而上学的要害的。与中国的生存哲学相比照，西方哲学在逻辑的无限推衍中忘记了生活，走向迷失。因而，他针对这种迷失开出了药方:“人生真义这个问题，久为西洋哲学宗教家的悬案，中国人以只讲求实际的头脑，却解决得十分明畅。其答案就在于享受淳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及在于五伦的和睦。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或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这样淡朴的快乐，自中国人看来，不仅是代表含有诗意之片刻心境，乃为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得达此境，一切泰然。”［6］142这种比较是笼统的，但他以和谐的生活为哲学的指归这一思想表达得很鲜明。

事实上，林语堂对于西方哲学的根本理念并不感兴趣，他怀疑西方的哲学名词，如柏拉图的“意象”，斯宾诺莎的“本质”、“本体”、“属性”，康德的“无上命令”等等，是一种钻牛角尖的哲学。如同对中国哲学一样，他对西方哲学只取生存论的视角，而不是形而上的考察。正是这样，宣告“上帝已死”、主张大地的意义的反形而上学哲学家尼采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在《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曾用很大的篇幅来探讨人类的“动物性”，探讨尘世的意义。他说:“有时我们太富于野心，看不起这个卑低的，但也是宽大的尘世。可是我们如要获得精神的和谐，我们对于这么一个孕育万物的天地，必须有一种感情，对于这个身心的寄托处所，必须有一种依恋之感。”［7］41这是尼采的“生活在大地上”的教导。他又说:“凡是一种良好的、实用的哲学理论，必须承认我们都有这么一个身体。现在已是我们应该坦白地承认‘我们是动物’的适当时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的真理成立以后，自从生物学，尤其是生物化学获得极大的进展之后，这种承认是必然的。不幸我们的教师和哲学家都是属于所谓智识阶级，都对于智能有着一种特殊的、专门家式的自负。”“以我个人的意思，人类也许已经达到崇高的阶段，但是从社会集团这方面说来，人类还受着原始时代的情欲所支配。”［7］56这些认识吸取了进化论、现代科学的因素，但主要是尼采主张的人类的生物本能和反形而上思想。

林语堂称庄子是“中国的尼采”，他看出尼采的思想和中国道家哲学有着内在的关联。尼采主张生活在大地上、主张人类的动物性本能与中国哲学的现实性特点是一致的。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即是不主张空洞的玄思，这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现实人生态度是一致的。道家的“道”虽玄妙，但混同自然，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林语堂虽赞同尼采，但毋宁说他是用道家的自然哲学观来解读了尼采。因为，他虽然对尼采的大地、生物性、本能、情欲等概念津津乐道，但对尼采哲学的核心概念“权力意志”、“超人”却只字不提。事实上，林语堂是反对西方文化中那种过于强大的意志冲动的，而这恰好是尼采哲学的核心。林语堂明确意识到这点，他说:“尼采把伟人的造就当成世界历史的唯一目的，庄子则把万物自性的追求看作世界的最高真理。”［7］246他对尼采哲学的根本趋向是警惕的，强大的意志冲动必造成对和谐生活的破坏，这正是林语堂担心的。他反复强调，“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使身心协调起来”。“哲学的结论和它的最高理想，即必须对自然完全理解，以及必须和自然和谐。”这种目标只有老庄的自然哲学才能实现。其实，林语堂只是吸取尼采哲学中现实性的因素以建立切实的人生，只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才将尼采与中国哲学同称之为“快乐哲学”。总的看来，林语堂利用尼采来反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但舍弃了他的强力意志学说而代之以中国哲学的和谐自然，从而努力使西方哲学从缥缈空洞的形而上学返回到现实的、和谐的人生。

当林语堂用这种哲学去观察西方文化带来的现实难题时，他显然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富有启示的思路。这种现实难题一是战争，一是社会经济领域里的激烈竞争。关于战争，林语堂认为是西方人的“固执己见与不安定”［5］54和“武力崇拜”造成，而中国道家的理想即是一种典型的和平主义，这无疑是应对西方“不安定”精神的良方。“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低能的战士，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她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糅合以孔教的积极鼓励，养成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5］55。林语堂特别注意道家思想当中的和平因素，他对老子思想有一个根本性看法:“老子刁慈的‘老猾’哲学却产生了和平、容忍、简朴和知足的崇高理想。”［3］81他认为，“中国和平主义的根源就是情愿忍受暂时的失败，静候时机，相信在天地万物的体系中，在大自然依动力和反动力的规律而运行的情势之下，没有一个人能永远占着便宜，也没有一个人始终做‘傻瓜’”［3］81，这是根源于老子思想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其结论是:“竞争是徒劳的。老子曰:智者‘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又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3］81同样，庄子也用一个寓言讲述了“不争”的道理:有一种叫“意怠”的鸟，“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祸”。把中国道家哲学的这种“不争”思想运用于解决西方的战争问题，林语堂很有信心，他说:“只因克雷孟梭(Clemencean)没有读过《道德经》，希特勒亦然，致令两方斗争不息，而老庄之徒，徒手作壁上观，莞尔而笑。”［5］55“凡尔赛会议如果请老子去做主席，我想今日一定不会有这么一个希特勒”［3］83。

战争是西方社会激烈的竞争在军事领域的表现，这种竞争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就表现为对效率的追求和对事业的过度重视。林语堂批评“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及希望成功，似乎是美国的三个恶习”［7］140。认为人们为了生活而劳苦地工作，忧虑到头发发白，甚至忘掉游玩，真是不可思议的文明［7］129。为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观之现代欧洲之景象，吾们有时觉得她所感受于繁荣不足之烦恼，不如感受于圆熟智慧不足之甚。”［5］54正如西方哲学为了理念而忘记了生活本身，西方人为了经济的繁荣、为了活下去而拼命忙碌，忘记了悠闲地生活。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人的生活观念:中国人爱悠闲，“它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的态度”［7］133。因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智慧的人绝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绝不是智慧的，善于优游岁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7］127。对资本主义世界激烈残酷的竞争现象，林语堂并没有表现出悲观，相反，他依据道家哲学理念大胆作出预测，认为西方人必定会改变态度，学习东方哲学的容忍精神，因为，“态度之变迁，不缘于灿烂之学理，而缘于自存本能之实现”。所以“欧美方面也许会减弱其固执之自信心，而增高其容忍。因为世界既已紧密联系起来，就罢不了相互容忍，故西方人营营不息的进取欲将为之稍减，而了解人生之企望渐增。骑了青牛行出函谷关的老子之论行宏见扩传益广”［5］54。这种预测是有前瞻性的，无论是从海德格尔对道家哲学的青睐，还是二战后世界的相对和平都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现代作家中，把道家哲学进行现代转化、以解决现代生存问题的并不仅仅是林语堂一人，胡适、宗白华、许地山、林同济都表达了这种愿望，但林语堂的思考有其独到的价值:第一，许地山在小说中写了一系列随遇而安、顺物自化的人物，但仅仅解决的是个人的生存问题;林语堂针对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生存难题，体现了开阔的理论视野。第二，胡适极力推崇老子的无为政治，宗白华从艺术上探讨了现代人生问题;林语堂的讨论则涉及哲学、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体现了一种全方位的视角。第三，林同济从理论上探讨了道家人格的几种类型，但较少实践的分析;林语堂则处处联系现实问题剖析，实践性极强。第四，尤其可贵的是，林语堂在对中西哲学的比较中，让我们看到了西方哲学的缺陷和道家哲学的魅力，表达了用中国哲学去补救西方哲学之弊的愿望，体现了宏大的理论气魄和深邃的历史眼光。尽管这种比较还欠深入，但他基于现代生活，显然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并走在时代的前列。

［1］林语堂．林语堂自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2］朱艳丽．幽默大师林语堂［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3］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

［4］林如斯．关于《瞬息京华》［M］//林语堂．瞬息京华．郁飞，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5］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北京:宝文堂书店，1988．

［6］林语堂．林语堂散文: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7］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