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聪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一、意见相左的评论者

英国作家劳伦斯写于20世纪初的长篇小说《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以下简称《查》)，一直以来因其对性爱的赤裸描写而闻名。也正是因为诸多性爱描写，该书一度遭遇封禁的命运。当女性主义思潮兴起后，女性主义者也对它暗含的阳具崇拜思想展开了批判。如凯利·米利特在《性政治》中提出的，劳伦斯“变相地把男性的优越表现为一种通行国际的、尽可能制度化的宗教”。与以“淫秽”为名批判劳伦斯的人们相比，对米利特来说，劳伦斯的问题不在于他笔下的性描写色情到什么地步，而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夸大了阳物的威力，神化了一个器官。米利特站在性别立场上进一步指出，在劳伦斯的性爱赞歌中，女性始终是配角，处于被动地位。从女性主义角度对此书大加批判的，不只凯特·米利特一个。另一位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波伏娃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劳伦斯心醉神迷的完美结合，就是要让女性放弃自主的存在。

自20世纪7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被提出之后，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以新的方式再一次引起了人们讨论的热情，这部曾经被女性主义泰斗们批判过的作品，又具有了新的积极意义。

从侧重小说生态意义的角度立论的文章有穆宝清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部充满生态思想的作品》。文章指出，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可以发现小说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造成生态危机和人性异化的原因[1]50。黄颖思的《重建和谐——＜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一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探讨了《查》中劳伦斯对自然与女性的关注。并认为“《查泰来夫人的情人》这部小说蕴含了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内涵，对建立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健康和谐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2]76。

同样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小说有近乎相反的评论。这固然源于女性主义思想自身在不断发展中有一个“从拆解到重构”[3]60的过程，小说本身在对待女性的观点上暗含的矛盾，则是更根本的原因。作为劳伦斯的最后一部小说，《查》叙述了一位积极追求自己人生幸福的独立女性不断努力奋斗的经历，在整个过程中突出了她与情人梅勒斯之间的真诚爱情对二人原本寂寞、干枯的生命的重要意义。然而劳伦斯并不是作品中真心相爱的情侣，在厌恶资本主义工业对人性的侵蚀、鄙弃阶级社会的虚伪与冷漠这些层面，康妮与梅勒斯宛如作者的代言;然而梅勒斯对待女性的态度，与劳伦斯本人的态度，却并不一致。更准确地说，劳伦斯在小说中描绘了他心中理想的男女相处、相爱的情形，而他本人却尚未做到从男权主义传统中完全脱身。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小说既是一首支持女性解放、向往平等自由的性爱关系的赞歌，又是男权观念影响下的产物。立足小说的不同侧面做出的评论，也就自然构成相左之势。

二、性爱赞歌中的女性解放意识

(一)“性”与“爱”的紧密联系

凯特·米利特在其代表作《性政治》开篇列举了一些包含露骨性爱描写的作品，通过对具体文本语言的分析，指出了“性问题中常常被忽视了的政治内涵”，并进一步指出了“强权和支配观念在……描写性行为”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米利特分析道:“男性对软弱、顺从和十分愚蠢的女性的控制是性政治在性交这个基本层面上的例证”。而《查》同样是一部以大胆赤裸的性爱描写闻名的作品，在不少女性主义者看来，小说实际上仍然是在论性政治，即“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男权制”的控制和指导下的作品。

但如果将米利特在“性政治例证”一节中所引的性交片段与《查》中的类似描写加以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它们在处理男女两性的地位关系方面有较大不同。劳伦斯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凸出生理快感，也不在于强化男性对支配地位的掌控。小说中的性爱描写，赋予了男性与女性同等的地位与自由。对康妮和她的两位情人之间的相处情况加以分析的话，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康妮来到拉格比之后不久，便与迈克里斯发生了性关系。康妮从中感受到了克利福德不曾给过的生命活力。然而，这段关系没能长久维持。这一结局不能简单归结为二人性生活的不和谐——它不符合人们对和谐性爱的“传统”理解:康妮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了享受。最初俩人对此都表示接受，俩人的相处因而也十分和谐。终于迈克里斯对此表达了不满，这使得康妮十分难堪:“这种莫名其妙的男性生理常识，康妮对此毫无兴趣。她被他粗鲁、不可思议的言行举止完全震惊了。她觉得自己很无辜”[4]43。康妮从之前想要嫁给迈克里斯的幻觉中迅速抽身，俩人的关系由此画上了句号。这段关系的失败并不在于性的失败，而在于两人性别观念、对两性关系的认识上所产生的巨大分歧。

当守林人梅勒斯走进康妮的生活中之后，康妮被搁置已久的身体再次与生机勃勃的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应和。从康妮与梅勒斯初遇，到最后两个人都决意为更好的生活从各自晦暗的婚姻中脱身，两人由陌生而逐渐靠拢的整个过程占据了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劳伦斯对于二人之间感情的逐步发展也倾注了细腻的笔墨加以描绘。小说中对性爱的描写，是二人情感发展到不同阶段的反映。

康妮刚开始与梅勒斯相处时，她置身事外、冷眼旁观、麻木却又痛苦。性生活上从无到有的改变并没有使她感受到温暖，性爱的过程中她依然在哭泣，而梅勒斯对此全无体会。他们之间横亘着“夫人”与“男仆”的阶级鸿沟，更大的鸿沟在于精神世界的陌生与阻隔。当他们对彼此了解逐渐深入，两个陌生灵魂也逐渐熟悉和走近，他们的性生活才随之呈现出美好而愉悦的一面。当他们最后共同守望一个美好的未来的时候，这种心意相通已不需性爱来渲染和强调。小说在梅勒斯写给康妮的长信中收尾，“他们在两个地方共同地等待着，等到春暖花开孩子降临，等到初夏再度翩然而至”[4]266——这种宁静的愉悦，唯有相知相爱的两人才能体会。我们从中感觉不到任何一方与另一方的不平等或者依赖与控制的关系。这种平等、自由的男女之爱，为人类所共同向往，亦是劳伦斯所理想的男女关系。

梅勒斯在遇到康妮之前，他的生活同样孤独、静止而缺乏生命活力——但他却并不缺少这所谓“至高无上”的器官。也许这正是女性主义，尤其是极端女性主义容易走入的误区之一，即认为如果女性要真正的自由与独立，就必须通过“完全不需要男人”这样的方式才能实现。事实上，问题的核心在于两性关系中的尊重与平等，尤其是平等而自由地表达自己意愿、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而康妮正是这样一个为自己的理想生活而不断努力的女性形象。

(二)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康妮

《查》中，康妮作为主角，相当程度上是作者劳伦斯心中理想女性的化身。小说在1928年发表，在那个年代，人们是怎样定位女性与男性不同的职责与分工的呢?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等随笔散文中的描写相当生动。这些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妇女的智慧与天赋被无视，而只能成为家里的摆设、天然的家务劳作者的社会现实。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劳伦斯笔下的康妮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在校园里尽情挥洒自己青春与才智的女性。她在人文与艺术的大海里畅游，在校园里与异性的第一次接触充满了青春的激情与浪漫的色彩。那时康妮对性与爱并无理性、成熟的认识，两性的结合却是平等和自由的。“年轻的男孩子们与她们热情地交谈，欢快地歌唱。林中夜宿，空气里弥漫着自由自在的气味，欲望喘息着想要结合”[4]3。当恋人捐躯沙场，康妮的形象并不是失身的弃妇，也没有因为失去“贞洁”而跌了身价。日后康妮主动背叛了婚姻，我们不管从道德的角度还是法律的角度，都不难判断这一举动所处的被动地位，而作者对康妮此举的态度，也是理解而支持的。

显然，康妮从头至尾的所有选择与决定，都印证了作者在一开始就提出的“女孩子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完全在于是否获得绝对的、完美的、纯洁的、高尚的自由”的观点。康妮这个独立、自由、为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断努力的女性形象的建立，已经很好地说明了劳伦斯的女性观。小说的积极方面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

当然，从小说中一些详细描写康妮内心情感的段落里，我们也能得到一种在这段感情中康妮投入更多、依赖更多的印象。这方面原因在于，小说的主人公是康妮，由于叙述视角的限制，作者只能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康妮这里。他可以写康妮孤独一人时候的哭泣，以细腻的笔触使康妮的苦闷与空虚得以淋漓尽致地倾吐，绝大多数时候却只能通过康妮的眼睛去观察梅勒斯。而梅勒斯并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作者也很少直接交代梅勒斯的内心波澜。这种叙述视角可以使小说对康妮这一角色形象的塑造更深入、更饱满，因此对康妮在这段感情经历中的感受和体会也就交代得更细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康妮付出她的感情的时候，梅勒斯只是单纯地享受被倾慕的感觉而情感上无动于衷。小说第十章里，梅勒斯因为思念而夜不能寐时在山顶上遥望煤矿的段落即是证明。如果小说的题目换成《守林人的情人》，则会更多地写到梅勒斯内心的挣扎与渴望、思念和眷恋、在与康妮分别的时日里他的焦灼和苦闷。对于康妮与梅勒斯而言，他们之间的需求与依赖是互相的，不存在一方向另一方的倾斜。

(三)劳伦斯的性爱观

劳伦斯在小说中露骨甚至色情的性爱描写，其目的在于表达一种与“耻于谈性”的世俗观念坚决斗争的态度。在《查》序言中，劳伦斯写道:“我希望世界上的男男女女可以完整地、真正地、没有压力地去想关于性的问题”[4]3。而他所推崇的理想的对待性爱的态度，即不视它为禁忌而赋予它自由，不刻意将它隐藏而使它得到自然的表达，以及性爱的核心魅力建立在双方的真诚之上——这正是性爱与美相连结的关键所在。

劳伦斯散文作品中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这方面的意旨。在《惊惶失措状态》一文中，劳伦斯写道:“在性爱方面的麻烦全部出在我们不敢自自然然地谈论它和去想它上面”[5]142。并表达了对一种更开放、接纳的对待性的态度的向往:“我的性爱是我，这跟我的心灵和精神是我没有什么两样。另一个男人的性爱是他这恰似他的精神是他和他的心灵是他。一个女人的性爱是她这正如她的心灵和她的精神同样是她。而一旦一个人对此能采取平静安详的承认态度，人类的同情心之流会何等深刻和何等真实，这是会使人感到惊异不已的”[5]143。在《性爱与可爱》一文中，劳伦斯更赞美道:“性爱与美是同一个东西，象火之于焰一样”。而在表达对性爱的赞美、对美的讴歌的同时，劳伦斯更强调了真正的美源自沟通和真诚:“美既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也不是面貌上的某种安排。美是感受到的某种东西，是一种激情，是一种可以相互沟通的关于美好的概念”[5]7。

正是因为劳伦斯对性爱与美有这样的认识态度，小说也就具有了性爱赞歌的特点。真正美好的性的体验，离不开双方的真诚与热情。这其间潜在地包含了平等与自由、灵魂的沟通和贴近，而男权主义式的性别优劣高下之别，是无从存在的。女性在劳伦斯所讴歌的理想性爱中的地位，在小说伊始就得到明确交代:“女孩子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完全在于是否获得绝对的、完美的、纯洁的、高尚的自由。如果不能摆脱从前那种污浊的两性关系和耻辱的主奴状态，一个女子的生命便显得毫无意义”[4]3。

不论是对小说情节主线的分析，还是对康妮这一角色的具体分析，都能令我们认识到:对独立自主追求幸福的女性康妮的理解与支持，这一鲜明的女性解放的立场，深刻地蕴含于小说对理想性爱的热情讴歌之中。

二、叙述声音与角色意志的对立

读者在阅读《查》的过程中，被小说中激流澎湃着的对自由、纯真、自然的人性赞歌而深深感染、为其间女性解放的意识而喝彩的同时，不得不承认小说中有另一股暗流，它干扰了人们对小说性别观念的判断，亦使小说内部呈现了某种分裂和对立的态势。这正是于前述的性爱赞歌、女性解放这一情节主线和角色设置之外，隐隐伴随的男权主义思想。

(一)叙述声音里的男权主义

“因为她一脸老式妇人长相，蓝色大眼褐色卷发，声音温婉腰肢挺拔，面色红润皮肤白皙，再加上些凌乱的雀斑，看起来像一个村姑，不似男孩化平胸窄臀的瘦沙丁鱼干。她太女性了，所以没法说她十分漂亮”[4]11。把男孩化的身材特征比作“瘦沙丁鱼干”未见得是一种赞美，然而“太女性”与“十分漂亮”的对立，难免给人造成越靠近男性化的身材特征，距离漂亮就越近的印象。当康妮在镜前打量自己身体的时候，作者崇尚男性身体之美的倾向就更为明显:“曾经，她的体型是被认为美丽的，但现在落伍了，女人味十足，缺乏男孩的刚劲。……虽然肉体不满自身的女性线条，但也无法改变，无法变得像男孩化那样轻灵飘逸，晶莹剔透。反而是有些晦涩浑浊”[4]57。

如果说作者只是单纯地描写康妮的身体在缺少性爱滋润的情况下变得苍老或干瘪，那我们无可厚非。然而这种将女性身体特征与男性相比，并毫无理由地认为男孩化的身体就是“轻灵飘逸、晶莹剔透”的，则是作者男性至上的思想在审美上的直接反映。

“康妮对他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怜惜之心，夹杂着同情和厌恶。这种情感有点像是爱……迈克里斯很快觉察出她对自己有了一丝好感。他用他那双有点凸的褐色眼睛看着她，装作不在意的样子。他在揣测她，拿捏他给她留下多少好感。只要和英国人在一起，他就会受到奚落，爱情也一样。可是女人们却时常对他着迷……英国女人也不例外”[4]17。在康妮和迈克里斯之间的“电流”刚刚萌芽的时候，迈克里斯是在“揣测”和“拿捏”康妮的感受，这种“揣测”和“拿捏”的姿态明显处于掌控者的地位。作者不失时机地还补充道，不止康妮一人，已经有很多女人“时常对他着迷”了，而这个令很多女人着迷的人，却是一个在英国社会遭到奚落的人:“如同一代代幻灭累积堆起来的东西，和地层一样。而同时，他又像是落单的孩子。换个角度说，他是个被社会抛弃的人”[4]16－17。迈克里斯固然“英俊”，而且“克利福德比他更无赖更流氓，而且显得更愚蠢”，但他毕竟没有任何独特的人格魅力。而他楚楚可怜、“小媳妇似的委屈的神情”却能激起女性的同情心，因为这种母性的天性，女人被认为缺乏判断力，并且只适合处理家庭内部的杂务和养育孩子。在康妮，以及很多英国女人都被迈克里斯吸引、打动这个情节的交代上，隐隐流露着作者对女性天性的贬低与否定。

“他抬起头，温情脉脉地看着她，一切尽在不言中了。与此同时，他的胸膛迸发出如同深夜孩子啼哭的声音，让她的子宫都在颤动”。

“随即，他抬起头，用那让人眩晕的目光看着她，她被卷入了五光十色的万花筒中不能自主。与他的无限欲望遥相呼应的渴望在她胸中泛滥，让她想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她。

他是个怪异而温情的情人，对女人很是温存，情不自禁地战栗着。可与此同时，他却又冷静地听着外面任何一点声响。

对康妮来说，除了知道要与他身心合一之外，不在意其他什么东西”[4]19。

在迈克里斯“勾引”康妮的过程中，康妮完全处于被控制的局面，她的感受与欲望被迈克里斯洞悉，节奏与进度完全由他掌握。他喜欢与男爵之妻调情的感觉，又不愿为此承担相关责任。康妮对此毫无异义，直截了当地说“我觉得你很好”。康妮迷失在了爱与性的“幻觉”中。“康妮从未真正了解过他，可相信自己爱他”。然而，迈克里斯对她“并无渴望的态度”。在与迈克里斯相处过程中，康妮的形象是一个在缺乏性爱的婚姻中对异性极度渴望的女性，对男性的勾育与挑逗全无抵抗能力，只是顺从。

康妮的“无意识顺从”在与梅勒斯的相处过程中一样有所表现。

“饱受折磨的现代女性大脑还是无法停歇下来。在追问，是真的吗?她明白，如果自己献身于这个男人，那么便是真的。如果不愿意献身，那么刚才的就什么也不算。她忽然觉得自己老了，有百万岁那么老了。她再也承受不了这生命之重。她只好将自己让与他人，任他拿去。

男人在胸前沉默。他在想什么?想做什么?康妮无法知道。他是个陌生的男人，还不清楚这是个怎样的男人”[4]99。

他们第一次发生关系之后，康妮被无力与苍凉的感受笼罩了。这一段亲密关系发生的背景是康妮在小鸡的生命力中更加彻骨地感觉到了自己生命的绝望和凄凉，而悲伤地流下了眼泪。对后来发生的一切，康妮感到“茫然”，直到性交结束，康妮的心情依然是“由它去吧”。在作者笔下，即便康妮并无这样的意愿，顺从男性的要求也是唯一正确和合理的做法。而这一点正是女性主义者们大加挞伐的地方。

小说中给人以男权主义思想阴影的语段并不止以上列举的这些，但已经足以证明《查》中男权主义思想的存在。

在《为她树立一种模式》一文中，劳伦斯对当时男性为女性树立的模式表示反对，但提出的解决办法并不是两性平等，而是应该给她们一个“更好的模式”。在劳伦斯看来，“她们实际上并不尊重模式。但她们却非有一种模式不可，否则她们就无法生存”[5]17－18。这句话里显然流露出女性必须处于被支配、被规定的地位的涵义。此外，劳伦斯指出了女性只能迎合男人口味，但实际永远无法使男人满意的遭遇:“可怜的女人不管想遵循哪一种模式他都需要另外一种。现代的婚姻其情况正是如此”。但最终依然认为“生活中的事实是女人必须对男人树立的模式持迎合态度。男人既然已经把一种令她满意并可以迎合的模式树立起来，她当然只好把她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向他进行奉献”[5]19。“如果他们想从女人们的身上得到些什么那就让他们为她树立起一种像样的、令人满意的妇女观吧”[5]20。这些论述，无疑是男权主义影响下的产物。

劳伦斯在性爱观念和两性观念上，有超越于他所处的时代的地方。这赋予劳伦斯进步和先锋的一面。他在思想上虽然有超越时代的进步之处，但却并未有意识地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社会的现行规则有过反思。对劳伦斯两性观念中积极、进步的一面的肯定，与他是一个男权主义者的事实并不矛盾。

(二)叙述声音与角色声音的对立

在对劳伦斯的思想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之后，我们有必要关注劳伦斯思想中的两个方面在小说中的表现方式。这两种本质上彼此对立的思想，分别以叙述声音和角色声音的方式得到了体现，小说中的人物角色并不完全是叙述者的“牵线木偶”。男权主义思想皆表现在“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叙述声音里，而每当述及人物角色自身的体验和态度的时候，往往与叙述声音呈现出相反的状况。

例如，当叙述者批评康妮的身体不够美的时候，梅勒斯却赞美康妮“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屁股蛋”;当克利福德在家里举办聚会时，叙述声音交代，康妮应该安静地呆在一旁，甚至关注他们说话的内容都是不应该的。但康妮不但一直在听，而且兴趣盎然，最后情不自禁地插话，并对在座男士发言提出反诘。当劳伦斯在散文中大谈特谈男人应该为女人树立某种模式的时候，小说中的梅勒斯，对康妮并无任何这方面的要求。而当迈克里斯感到康妮与他所认可的“模式”不同的时候，以粗俗野蛮的言语表达了他的不满，但康妮却并非顺从地按他的意思改变了自己，而是坚决中止了这段关系。

种种现象表明，小说文本中角色的意志与作者的意志产生了分歧乃至对立。小说中两种思想的交锋也是时代观念的某种体现。人们一方面渴望人性的解放、秩序的重建，一方面尚不能从旧的秩序习惯中完全脱离。劳伦斯意识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种种悲剧的、可怜的存在，也认识到了女性身上不论从肉体上还是从精神与灵魂上并不输于男性的地方，但无法明确地产生两性平等、并无优劣之别的思想。

如果我们用“最精明的性政治家”来定位劳伦斯的话，那对他无疑是不公平的，也会抹杀他的思想和作品中积极的一面——这一面直至今日依然有其现实意义。而如果我们只看到康妮与梅勒斯的欢爱，而忽略这里面依然存在的女性被动顺从的一面，则同样会被它蒙蔽。既不做极端批评，也不盲目赞美，应该是我们对待劳伦斯的作品一个比较可取的态度。而这也正是劳伦斯这位有争议的作家，连带他有争议的作品，最值得的待遇。

[1]王凯军，穆宝清.《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生态思想[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8(6).

[2]马慧.轮椅下的女性和自然——《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11).

[3]石碧球，李晓哲.从拆解到重构—西方女性主义对女性与自然关系的解读理路[J].现代妇女，2011(4).

[4]劳伦斯.查泰来夫人的情人[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5]劳伦斯.劳伦斯散文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