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有国际关系就有国际地缘政治，即依据相关国家的地理特征、地缘关系而展开的国际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在西方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主要是为资本主义强国争夺、维护霸权服务的。一百年来，世界地缘政治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格局的不断变化而变化。今天，中国在不断崛起、美国试图拉拢一些国家利用特定地缘关系遏制中国的背景下，如何挫败美国的围堵战略，确保中国和平崛起的成功，建设平等、公正、和平的国际新秩序，亟需中国学者以新思维研究国际地缘政治，建立社会主义的地缘政治学。

一、地缘政治蕴含系统思想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依托地球的地理环境展开的，而地理位置、地理特征的不同则直接影响人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就影响作为经济、文化之“集中表现”的政治。一定的政治要为其经济基础服务，需要认识和利用它可能涉足的地球范围的地理因素，必然产生地缘政治观念，即对地理因素如何影响不同政治势力、不同国家或国际势力之间政治关系的认识。地缘政治思想古已有之，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中国至晚可以追溯到孙子，军事家都有自己的地缘政治思想和地理分析方法。对孙子等人的古代地缘政治思想，以及严复、梁启超等人对西方现代地缘政治思想的介绍和发挥，刘从德有简略的论述。孙子从军事角度研究地理环境，提出一套地理分析方法，所概括出的普遍原则“不仅适用于局部的战争和冲突，同时也为权力争夺者们制定全局的战略提供了依据”[1]32。其中蕴含的系统思想鲜明而精深，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有地缘政治思想不等于有地缘政治学。事实上，只有到19世纪末地球人类被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连成一体，帝国主义争霸成为世界生活的主题之后，才出现了作为一门学问的地缘政治学。它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表现，是这个时代历史地需要的学问。地缘政治学首先诞生于德国，因为德国在开拓殖民地过程中落后了，德国资本主义精英们强烈要求改变这种落后状态，使本国成为支配世界的强大帝国之一。德国人拉策尔第一个把握了时代脉搏——提出了这一要求，成为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那个时代，不少欧洲小国积极参与殖民进程，面对强大帝国争霸局面，为周旋于大国之间以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并从中分得一份殖民红利，它们也关注地缘政治。这种局面使瑞典人契伦成为地缘政治学的另一个创始人。

地缘政治学刚刚诞生，便迅速走红于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和法国，以及新兴的美国。这些国家逐渐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地缘政治学学说和相应的学术带头人，如麦金德(英)、维达尔(法)和马汉(美)等，地缘政治学呈现出一派繁荣局面。今天回首这段学术史可知，这种被称为旧地缘政治学的学问散发着浓厚的资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气味;但是，它试图以科学的方法为列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寻找学理上的合理性，并进而提供行动方案的理论根据，符合帝国主义的时代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此外，它积累了大量世界地理知识，蕴含了相当鲜明的现代系统思想，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

任何科学思想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现代系统思想产生的历史大背景，首先在于世界的系统化。千万年来，地球人类一直以非系统方式存在着。西方资产阶级开拓殖民地的过程，就是地球人类从非系统到系统的演化过程。人类历史上这一意义巨大的演变，在19世纪上半叶已接近完成，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已有理论上的反映。这一进程最终完成于19世纪末，随着全部非洲被殖民地化，特别是屹立于世界东方且农业文明最发达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整个地球成为资本主义支配的一统天下，世界系统最终形成了。自觉地、系统地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的欧美各路精英最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系统化的不可抗拒，他们成为现代系统思想的提炼者。特别是西方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帝国主义争霸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相聚，这些促使各国精英们把本国放在世界系统的整体中考察，从各自的地缘政治条件出发认识世界局势，谋划各自的行动。这成为产生现代整体观、系统观的丰饶土壤。学界早已注意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军事发展的需要是孕育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土壤，但比较而言，地缘政治对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需要更强烈、更直接，也更易于产生系统思想，更易感受到复杂性带来的困惑。由于这一点，当运筹学、控制论等还处在孕育阶段时，地缘政治学已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现实存在的所有系统中，有一类系统的特点是规模巨大、分系统之间联系比较松散，称为体系更为合理。地缘政治就是这样的系统，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优于称世界地缘政治系统。研究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构成、性质、演变之一般规律的是基础地缘政治学，研究地缘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中如何应用地理条件的是应用地缘政治学，两者都是政治学与地理科学交叉的产物。由于诞生于世界系统化的完成期，列强争霸必须把世界作为整体来考虑，故地缘政治学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整体观，其奠基人懂得任何国家的地缘政治诉求都须放在整个世界范围来考察。拉策尔已有明确的整体观，如帕克所说，他的“基本理论观点是，国家和自然界的事物一样是一个有机整体，对其行为的解释最好是将之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行为”[2]23。这表明，地缘政治学一开始就应用了系统观点，而且是有机系统观。

说到底，系统科学是关于整体涌现性的科学技术，具有整体涌现性是系统最根本的质性。这一观点的通俗表达是: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难能可贵的是，契伦比贝塔朗菲早半个世纪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整体涌现性观点。契伦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以国家为对象的科学”;关于地缘政治体系，他指出:“正是其作为地理空间的统一体的特征，使之转化成了某种根本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组成它的部分之和”[2]26。这是旧地缘政治学具备科学性的突出表现。不过，早期的地缘政治学还只是一门学问，算不上严肃的科学，最终沦为纳粹思想武器并非偶然。尽管地缘政治研究是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思想准备之一，其系统思想水平之高至少不亚于同一时期的其它研究领域，但系统科学界在追溯本学科的历史渊源时绝口不提地缘政治学。原因就在于它一度成为纳粹的意识形态，遭到学界鄙视，并随着二战结束而被抛弃。这虽有一定历史的合理性，但也有片面性，任何片面性都将随着历史前进而被消除。

二、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复杂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缘政治研究重新为学术界接纳，首先出现在美国，接着传播到欧洲列强各国，形成了所谓新地缘政治学。这既有政治历史原因，也有科学发展的原因。二战后形成的冷战地缘政治体系，自身不久便开始孕育着巨大的变革。以美国为盟主，一心想打赢冷战的西方世界强烈地需要新的地缘政治学，前苏联也需要这门学问，新地缘政治学便应运而生。从学理上清除了纳粹思想的污点之后，地缘政治研究的客观性和必要性重新被人们肯定，学者们认识到二战后全盘否定地缘政治研究不是科学态度。更重要的是，科学作为系统整体上已进入转型演化的历史时期，简单性科学的主导地位开始被复杂性科学取代。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期间，系统科学取得很大发展，这为地缘政治学提供了科学方法论，使自觉而系统地应用系统科学于地缘政治研究成为可能。

地理系统和政治系统都是钱学森所说的兼具开放性和复杂性的巨系统，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归根到底来自地理系统和政治系统，两者的复杂性交互作用而升华为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如果说旧地缘政治学还不可能把复杂性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来对待，那么，二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新特点，复杂性科学兴起所营造的科学文化新环境，迟早会在地缘政治学中得到有力的反映。这一点可以从两本著作看得分明。帕克的《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发表于1998年，是一本地缘政治学简史和要义综述。科恩的《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发表于2009年，被誉为“一本最好的地缘政治学专著”(亨里克森)。两书都撰写于复杂性研究成为世界科学前沿热点之后，必然受到复杂性科学的强烈影响。帕克反复提到“复杂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2]99，“地缘政治形态的复杂性”[2]125，对现行地缘政治学“试图简化复杂的现实”提出批评[2]197。科恩使用了“体系复杂性”概念[3]6，承认地缘政治体系越来越复杂，强调全球化“一般会带来一个更加复杂得多的地缘政治体系”[3]9，认为地缘政治学理论应当“适应地理环境动态的和复杂的性质”[3]15，还引入一些复杂性科学提出的新概念(如分叉、网络、阵发性等)。这表明，地缘政治学界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对象属于复杂性科学。

历史地看，地缘政治学诞生以来的一百年中，众说纷纭，学派林立，中心地带说与边缘地带说，海权说与陆权说或空权说，东西方说，南北方说，等等。这恰好反映出地缘政治体系的复杂性。自觉到自身属于复杂性科学，必然促使地缘政治思想产生飞跃。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察这种复杂性，它们在科恩著作中或明或暗都有所表现。

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内在异质性。地缘政治有两大要素，即地理环境和政治过程。按照科恩的理论，环境又分地理特征和地理模式。在世界政治格局不断变化下，不变的地理特征显示出不同的经济、文化、军事价值，形成不同的地理模式。政治过程包括那些在国际层面活动的势力和影响国际行为的国内势力。两大要素互动互应，使得地缘政治作为系统的成分而形形色色，够得上钱学森所说的“花色品种多”。麻烦在于很难明确定义地缘政治单元，不同学派有不同的定义，给出不同的划分，恰好表露出地缘政治体系的内在异质性。

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层次复杂性。复杂系统都是多层次、跨层次的，典型的复杂系统往往有多少层次、层次间如何划分也说不清楚。地缘政治体系显然具有多层次、跨层次结构，但如何划分层次相当困难，至今没有共识。科恩划分为三大层次:地缘战略辖区为宏观层次;地缘政治区为中观层次;再低的地区属于微观层次。笔者认为，称微观很不准确，三个层次都属于宏观，划分为高、中、低三层次似乎更合理。鉴于许多地区不能划归此三层次，科恩又补充了破碎地带、压缩区、门户去、汇合区。这表明被誉为“天才著作”(德姆科)作者的科恩，无法准确地给出地缘政治体系的层次划分，面对地缘政治体系特有的层次复杂性，他显得才智不足了。

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动态性。科恩认为:“地理环境与政治过程都是动态的，每一方影响着另一方，又被另一方影响”[3]15。而且这种变化在加速进行，与以往相比，20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变迁速度更快，范围更大，内容更丰富多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都在改变着冷战后的世界地缘政治。关心时事的人们都看到，随着美国围堵中国战略行动的展开，我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在发生变化。

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非线性特性。学界已经明确注意到地缘政治体系的动态性，至今却未提及它的非线性特征。但现实的复杂系统都是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实际上，地缘政治学文献中提到的动态现象，如阶段性演变、变化的加速性，等等，都是非线性系统才有的现象，它们不会出现在线性动态系统中。冷战地缘政治体系崩溃这样的巨变，更是强非线性、本质非线性系统才会有的现象。所以，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实质上是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同时具备非线性和动态性这两个产生复杂性的主要根源。

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社会属性。由于地球人类是被资本帝国主义系统化了的，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体系，以及它后来的变种，都深深地打上西方国家特有的阶级的、民族的、历史的印记。在西方国家的操弄下，这些历史陈迹仍然在现实地缘政治中不时发酵，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种种麻烦。仅就中国来说，许多地缘政治难题，如中印边界线之争，中日钓鱼岛之争，南海之争，台湾迟迟不能统一，都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争霸造成的历史错误，至今仍在被他们利用来制肘中国。

美国人尽管标榜“美国基于国际正义的地缘政治学”[3]14，但欲盖弥彰，所谓新地缘政治学主要是为美国争夺和维护霸权服务的。它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为美国与苏联争霸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美国独霸世界服务，今天则重点为遏制中国崛起，试图为扭转美国的衰落态势服务。从美国正在实施的重返亚洲战略中看到，地缘政治学是其不可缺少的理论武器，世界地缘政治空前的复杂性是今天美国精英津津乐道的话题。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也必将改变，地缘政治话语权应该属于全人类。

三、新中国的独特地缘政治思想

迄今为止，国际地缘政治学界不提中国人在这一领域有什么独特的贡献。但存在决定意识，实践出智慧。既然全世界已经演变为一个系统，中国已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重要参与者，迟早会获得观念形态反映。从世界范围看，地缘政治体系的第一个历史性转折点是十月革命，它打破了此前完全由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构成的体系。十月革命不仅造就出一个另类的地缘政治实体，而且把马列主义向广大被压迫民族传布，激发出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强大力量。首先得益的是中国，从那时以来近一百年中，中国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关联越来越密切，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复杂激烈的百年实践，独特的文化积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三者整合起来必然涌现出独特的地缘政治思想。在新中国，之所以地缘政治学长期被忽视，是因为我们缺乏学科建设的自觉性。

中国独特的地缘政治思想，首先反映在毛泽东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思考中，笔者按五个阶段给以简要说明。

大革命失败后，对红色政权在中国能否存在这个重大问题。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斯大林都持否定态度，唯独毛泽东给出肯定的回答。毛泽东在论证红色政权能够存在时，分析了中国自身的地缘政治特点，指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地方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4]51，从地理条件上为红色割据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另一方面，南方诸省工农大众经过革命运动的洗礼，存在一些受到工农群众衷心拥护的正规红军，全国革命形势在继续发展，又有共产党领导，具备了红色割据的政治条件。这两方面相结合，造就出小块红色根据地得以存在的“奇特”地缘政治条件。这是孙子地缘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并在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过世界范围的影响，其科学性已经被历史验证了。

中国抗日战争属于世界地缘政治演变史上的大事，孰胜孰败，都会极大地影响战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面对当时甚嚣尘上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又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给出科学分析。从国际地缘政治看，中国大而弱，又属于国际进步阵营，具备既不会灭亡、也不会速胜的客观可能性;日本小而强，属于反动的法西斯阵营，虽然一时嚣张，却注定要失败。就中国内部看，国土广大，地理复杂多样，给实行运动战、游击战以充分的地理条件支持，因而能够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历史同样验证了这一分析的科学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中国进行了两种命运的决战。它发生在二战改变了的世界地缘政治环境中，而中国内战的结局又将深刻改变这一环境。毛泽东深知这一点，从《论联合政府》到《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都反映出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思考的结果集中反映在建国后重大国策的选择上，就是向苏联一边倒。这对战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演变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此决策今天引起某些非议，也确有可讨论之处;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总体上是正确选择，对于新中国的巩固和初期发展意义重大，不容否定。换个角度看，这也表明世界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非线性、动态性)的特点，值得从理论上给以科学的总结。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毛泽东于1946年提出“中间地带”概念，是对战后世界地缘政治演变趋势的科学预见，超越了西方所有地缘政治学家。

新中国建立之初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又一个重大地缘政治事件，昔日的半殖民地国家战胜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联盟，是数百年来的头一次。它对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及未来演变的深远影响，或许现在还不能完全看清楚。在显在的层面上，它有力地遏制了美国在东亚的重大地缘政治图谋，暴露了美国力量的有限性，二战后快速演变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至此基本稳定下来了。潜在的层面，世界头号帝国发现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对手，他的正气、勇气、智慧以及独特传统文化令美国人从内心里深感敬畏。此种心理是这个帝国主义盟主从来没有过的，直到现在仍然潜在地影响着美国精英们的地缘政治分析。总之，新中国的建立，抗美援朝的胜利，在十月革命之后又一次改变了世界历史行程的方向，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意义。

二战后，两大阵营相对抗的地缘政治格局原本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机遇: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高举和平、进步、发展的旗帜，挫败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后期的苏联干涉别国内政，发动侵略战争，致使两大阵营对抗演变为美苏两大国争夺霸权的冷战结构，阻挠世界的进步，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毛泽东、周恩来最先认识到这种动向，及时采取果断的地缘政治新措施——改善中美关系。在理论方面，毛泽东把“中间地带”概念发展为“三个世界”的地缘政治理论，明确了中国在新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位置，为我国外交政策确定了科学依据。“冷战时期，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准确把握了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和第三世界整体兴起的时代特点”[5]52。这种地缘政治理论的形成和实践的展开，成为冷战结构走向解体的重要推动力。基辛格是地缘政治学在20世纪70年代复兴的第一推手，基于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新动向过人的敏感，他协助尼克松从美国方面作出打破中美关系坚冰的努力。这一奇特经历又使他进一步认识了新中国的地缘政治价值，预感到中国对世界地缘政治体系未来演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直到今天，他在这方面的认识仍然比美国执政精英们的更为清醒。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对自己主政时期的世界形势做过适时的地缘政治分析，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推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演变。积累到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之一。随着中美两国领导层完成新的换届，开创世界地缘政治体系新局面的进程又要开始了。

四、建立社会主义的地缘政治学

把西文geopolitics译为中文的地缘政治学，不仅颇为科学，而且富含人文精神，符合人类未来发展的需要。不同种族、民族、国家、地区的人类依一定的空间地理因素而发生关系或联系，本来是大自然联结人类的“缘分”。汉语早有“人缘”、“地缘”、“天缘”等词，意即是人就有缘，同在一个地球上就是缘分，同在一个苍天下就是缘分。大自然造成的地缘关系本应该用于不同部分的人类和平友好地往来，相互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共同繁荣。但在私有制支撑的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却利用地缘关系谋取少数人、少数国家的一己私利，导演了无数地缘政治的悲剧。“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6]291。这种悲剧在资本主义时代走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现在是扭转历史方向的时候了。

真正科学的地缘政治学，其目标应该是消除霸权主义，实现国际关系平等和公正，消灭战争、实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地缘政治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已提出一些基本的思想原则，苏联前期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实践经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社会主义自身不成熟，加上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苏联没有建立这样的地缘政治学，后期反而照搬西方那一套为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服务，在共运史上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建立社会主义地缘政治学学的主要任务，历史地留给中国人。

应该说，世界发展到今天，完成这个任务的历史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其一，世界一体化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建立为全人类共同发展服务的地缘政治学已成为历史的必要;其二，地缘政治学一百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只要清除其为霸权主义服务的思想毒素，经过创造性的转化，都可以为我所用;其三，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和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受到重视，人类的信息意识、生态意识、环境意识、全球意识迅速觉醒，发达国家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反映在地缘政治思想上，就是“挑战了两极观的冷战地缘政治学”的普遍主义地缘政治学[3]30，着眼于全球经济发展，引入生态保护观点，倡导重建相互合作的全球体系，明显地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要素;其四，复杂性科学经过60多年的开拓，正在为地缘政治研究完全成为一门科学准备着必要的理论和方法;其五，新中国几十年和平外交实践，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实践经验基础。

20世纪末以来，国内学者撰写的地缘政治学著作陆续出版，这广改变了中国在此学术领域的空白状况。张妍从科技革命和世界信息化的角度切入，分析科技革命和信息化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提出“科技权”等新概念，注意到地缘政治的复杂性，特别是有关信息化时代中国地缘政治的思考，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这些工作，应视作有中国特色地缘政治学的起点。

一门科学的建立需有足够充分的实践基础，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实践还不足以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复杂性科学，地缘政治学不可能以实验室的可控性实验为基本实践方式，它的实践基础只能是全人类建立、改革、发展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现场实践[7]326。社会主义的地缘政治学要在批判、抵制和清算帝国主义地缘政治体系及其理论表现的实践中，特别是建立和发展取而代之的地缘政治体系的长期实践中，逐步产生、发展起来。此种实践机会已经历史地出现了，这就是中国挫败美国围堵、实现和平崛起的历史过程。这同样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进行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地缘政治学已有成果，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提出新的概念、原理、方案，再回到地缘政治的实践中去检验、修正，再实践，再认识。近几年，美国重返亚洲、围堵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新布局初现雏形，这种状况为我们参与地缘政治博弈提供了高明的对手，为我国学者创立社会主义地缘政治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践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只要中国学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勇于实践，勇于理论创造，敢于并善于用和平手段战胜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图谋，社会主义地缘政治学必定会建立起来。

量变导致质变。当美国围堵战略最终失效、中国和平崛起成功之时，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必将发生质的变化。

[1]刘从德.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和世界格局[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M].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美)SBCohen.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二版)[M].严春松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5]张妍.信息时代的地缘政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6]毛泽东.读史[A].公木.毛泽东诗词鉴赏[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1.

[7]苗东升.开来学于今:复杂性科学纵横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