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利明，戴桂斌

(1．湖北文理学院 经济与政法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2．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在现代民主国家中，选举作为一项联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民主制度存在的前提。”［1］而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源头，对于促进农村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转型期的农村地区，乡村精英不仅成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成为乡村政治生活尤其是乡村民主选举活动中的重要势力。在目前的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中，许多村民是在乡村精英的“引领”下参与选举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村委会的换届选举过程就是乡村精英之间的博弈过程。因此在分析乡村民主选举时需要重点考察乡村精英的作用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而另一方面，普通村民作为民主选举的主体，随着现代市场因素与民主实践的不断推进，其主体意识和利益观念不断强化，对于民主选举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文章将以一个转型期的西部偏远农村——陕西Y村为个案，以一次村委会选举为线索，重点探讨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乡村精英之间、乡村精英与村民之间是如何调动和运用相关资源进行博弈的?现代型乡村精英是否能够成功地将持有的经济或文化资本转化为政治权力?

一、乡村精英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

(一)精英与乡村精英

“精英”一词是从“精品”转化而来的。［2］古典精英理论以莫斯卡和帕累托为主要代表人物。莫斯卡对精英和非精英的区分主要是从统治阶级与非统治阶级的二元论中来论述的，统治阶级“总是人数较少，行使所有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利带来的利益”。［3］帕累托一方面将社会成员划分为“民众”与“精英”，另一方面对精英进行了“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的区分。帕累托认为统治精英也就是那些当权者，他发现一个人所处的权力等级同他占有的财富等级相一致。［4］古典精英理论更多关注精英的权力获得和政治统治，强调精英的先天素质和社会作用，忽视了民主制度在政治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性。而现代精英理论在重视政治精英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其他社会精英甚至普通民众的不可替代性，并注重通过实证研究来说明社会权力关系和民主政治的有效性。

根据占有的资源的不同，精英一般可以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等。“乡村精英是在乡村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基于智力、经历、分工和心理上等方面的优势，对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他们握有一定的社会话语资源，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传统的社会资源。”［5］乡村精英在乡村社区中具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权威，起着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同时作为村庄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主导角色，对村庄政治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笔者将通过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阐释来说明村庄的权力分布与架构，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分析不同主体在村庄选举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与划分

关于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有一定的论述。美国学者杜赞奇从“经纪人”角色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来解释20世纪初中国乡村的权力结构和性质，并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观点。［6］贺雪峰和仝志辉对于村庄权力结构采用了“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普通村民”的三层分析方式，其中将村庄精英又分为两类，一是体制内的村组干部，称之为体制精英，一是体制外的村庄精英，称之为非体制精英。［7］吴毅通过对村庄无政治村民的考察，指出村庄事务的决定权都掌握在村庄精英手中。［8］金太军则系统考察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各种类型精英的状况。［9］吕世辰及吴思红认为乡村精英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在村庄活动中表现出若干利益博弈模式，从而使乡村权力结构呈现出稳定和不稳定两种类型。［10］

在对转型期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分类中，尽管学者们对于村庄权力结构划分方法各异，但其研究视角和理论贡献却依然值得汲取。乡村权力结构的主体从基本层面上看包括精英和普通村民两种类型，综合不同学者对乡村权力结构的划分方法，结合个案村庄的实际调研情况，本文拟对村庄的权力结构进一步进行细化和明确，将按照传统型政治精英、现代型经济精英和无政治村民这一划分标准来考察乡村治理过程中不同角色的行为逻辑和利益取向。在接下来个案村庄政治生态的分析中，笔者将对传统型政治精英、现代型经济精英和无政治村民这三者进行详细阐释。

二、Y村基本村情及其政治生态

(一)基本村情

Y村隶属于陕西省绥德县，是一个地处陕甘宁边区的贫困落后的小山村。村庄海拔1500米，年降雨量很难达到农业生产需求，“十年九旱”的气候条件给村庄的农业生产和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雨水充沛的年份里，农作物就能见到好的收成。反之一年的粮食收成大大折扣，全年就几乎再无经济收入。

Y村现有6个村民小组，村干部有6人，其中5名为中共党员，有1名女性干部，没有大学生村官。共有党员32人，其中30岁以下的党员数量为3人，30岁到40岁之间的没有，40岁到50岁之间的有7人，50岁到60岁之间的有10人，60岁以上的有12位。从年龄构成上来看，党员的年龄结构老化，都是10年以前发展的党员。

(二)Y村基本政治生态

对于西北地区的偏远小山村Y村来说，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似乎并未培养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这样的具有现代性公民意识的公民精神。村民依然为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投入全力，他们对于村委这个自治权力组织，并没有太大的作为期待。由于受封闭的地理条件的影响，村民的整体思想都比较保守，虽然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在整体保守文化与保守环境的影响下彼此之间很少发生互动。在改革开放前的集体化时代，整个村庄不存在贫富分化，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大家都过着基本上同样的生活。随着集体化的结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实施，集体化时代的大规模的群体行动结束了，加上市场经济逐渐在陕北扩展和发展，以及外部强大物质诱导的驱动，个人主义思想在Y村逐渐成长起来，很多村民都成为了自我利益的保护者与追逐者。整个村庄开始逐渐走向个体独立的分散状态，这种个体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与传统社会的小农家庭相似，但其驱动作用的是市场经济下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中的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

而根据传统型精英、现代型精英和无政治的村民这一划分标准，可以将Y村的村庄权力结构分析划分如下:

1．村支书——传统型政治精英

所谓传统型精英，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大致可以指那些以声望、地位、特定文化中的位置乃至明确的自我意识为前提而成为的村庄精英。构成此类精英人物的条件往往来自于某种既定的身份和品质以及他们个人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如党员身份、在外当过兵见过世面、曾参与村务决策等等。这里的传统型政治精英主要是指村干部，以村支书、主任为首，包括党支部、村民委员会等村政治组织成员在内的村一级干部。关于政治精英的研究，有“双轨政治”、“士绅操纵”、“经纪体制”等。这些理论都强调基层政治精英在国家与民众的互动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其作为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媒介，起到缓冲国家权威压力、保护地方民众等作用。

结合本文的传统型精英的研究重点以及Y村现实状况，在2008年村庄竞选中，这类传统型村庄精英依靠的是村庄正式权力的余威。这一类型精英以现任村支书霍某为代表。霍某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担任村支书。他是个有思想、有能力而且肯为村庄办事的能人。一直以来，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到处奔波，使村庄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周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此，他也获得了诸多荣誉，包括部省级的和市县级的，而且他也成为了市人大代表和县人大代表。由于书记知道要想发展好本村，就必须努力争取“上面”的支持，因此他凭借自身的能力向上构建了良好的社会资本网。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到处跑资金，要项目。然而，村民的现有的思想和行为让他很失望，加上集体化时代以及他个人对毛主席的尊敬和崇拜，他越来越觉得离开“专政”，整个村子的发展就会停止，甚至逐渐堕落，所以他选择了专权。这从村庄有近10年都没有发展过新的党员这一情况可以看出来。随着村民经济收入的提高和权利意识的觉醒，有许多年轻的村民对于霍某的这一行为不满，而霍某担心在进行村庄决策时这些年轻人会唱“反调”，而那些老党员相对比较“听话”，因此他一直没有在村庄发展新的党员。他一直认为“毛主席是最大的改革者”，他带领人们走上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而且各地贫富差距不大，提倡有计划地发展。

书记是一个“聪明人”，他明白整个村庄可能无法接受他的这种观念，所以依靠群众是无法达到他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于是他就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荣誉，构建了自己向上的社会资本网。这就形成了书记与上面的关系很好，与下面村民的关系就不是那么融洽的现象。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实现了对村庄决策以及管理上的“专政”，然而他没有能明白村庄的发展并不是只要有上级的支持就能实现的，最主要的是村民的支持，他以为自己所构筑的权力只要有上级的支持就能维持，而忽视了权力的合法性。

2．经济能人——现代型精英

所谓现代经济精英，大致是指在实行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的经济能人，这些经济能人诸如种养大户、私营企业主、建筑包工头、运输专业户等等——因为经济上的成功，而在农村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郎友兴等认为“经济精英”或者富裕村民利用国家所提供的制度如村民选举、村民代表会议等进入基层权力核心己经并将继续对中国农村产生影响，实行村民自治和村民选举以来经济精英在村庄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乡村社区的权力结构与运作提出了一些挑战。［11］项辉、周威锋认为农村经济精英有着一般村民所没有的影响力，他们的出现与发展会挑战并改变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12］郭正林认为，村民通过直接选举的制度渠道，将心目中的经济能人推上村政舞台，并期待这些精英人物为他们谋求实际利益。［13］

结合经济精英的有关概念，这一类型以Y村参加本次选举的刘某为代表。刘某是一个典型的村庄经济能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一直主要从事村庄洋芋销售方面的工作，10多年他到处奔波，自己开车将收集到的洋芋销往山西、山东、河南、湖北等许多地方，由于村庄的洋芋质量好，而且其信誉高，与很多买主都建立了长期的来往，后来刘某就不再到处奔波，而是买主直接到村子里来收购。由于长期和村民打交道，而且贴近村民、肯为村庄做实事，因此他与村民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其突出的经济能力及其与村民的关系，在经济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刘某也开始积极关注自己的政治需要，他希望能够通过赢得选举提升自己的价值和名誉并籍此为村庄和村民做些实事。

3．“无政治的村民”

对于村主任竞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主任由全体村民投票选举产生。也因此，在整个选举中，村民手中的投票也就给予了村民“不小的权力”，至少在具有决定性一票时，就能定夺谁输谁赢得选举。但是对于这样的乡村社会来说，占村庄成员大多数是无政治的普通村民。《村委会组织法》赋予了村民在乡村治理中一份难得的投票权力，一人一票原则深刻改变着一般村民在村庄事务决定中的无力感。

村民对村庄候选人的政治期待是村民投票投向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在实践中，在对Y村的调研中，村民的一般性看法都是以消极无为的。对与他们的访谈中，或许能发现他们的普遍心理态度:“选举这东西都是个形式，选谁都一样，反正与我无关。”“咱是苦命人，不敢想要政府给咱们办啥事……”“不管选谁，只要他能把乡亲急需解决的问题(农田水利灌溉)解决就行了……”

因此，对于在村庄政治舞台上，村庄精英之间的竞争选举，村民们往往出于观望态势。相对于村庄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他们能够掌握的经济政治资源太少，因而直接影响了政治参与积极性。但是由于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村民的自主、民主观念也渐渐觉醒，他们开始为了自身利益而参加村庄选举，希望用自己的一点点权力选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村干部。

三、利益博弈下的村庄民主选举

(一)一次村庄选举“闹剧”

Y村最近的一次村委会换届选举时间为2008年，在这次选举中发生了一场“闹剧”。Y村这次的选举并不成功，因为最终没有选出村长。但是这种不成功中却包含着一种成功，因为这次选举过程中出现了对书记权威的挑战，出现了民众自发追求民主的趋向。然而，由于书记的采取的“紧急措施”和受到上级的干涉而流产。所以整个选举过程是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博弈的双方是竞选村长的刘建文和维持自己专政“体制”的书记，而决定这场博弈结果的是上级政府。

根据前面的说明可以看出作为乡村传统型精英代表的霍某和作为现代性精英代表的刘某，虽然两人都肯为村庄着想，而且都有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做事风格和思想观念的不同，两人之间有一定的矛盾，而且在村民中也有不同的印象。因为刘某比较接近群众，贴合民意，有很多事情像一直没有实施的村务公开等等，他都极力提倡，这也就与书记的办事风格格格不入，甚至是对书记的否定。这就造成了2008年换届选举是的一场“闹剧”。在这次选举中，刘某参加了村长的竞选，而书记则支持另一个比较顺从自己想法的村民竞选，同时为了达到分票的目的，书记又增加了竞选人。最后，刘某虽得票最多，但由于没有过半数票，依据村委会选举法，需要进行第二次选举。当天晚上，支持刘某的4名村民拿着纸和印泥，挨家挨户的敲门，表示支持刘某的就按手印。后来书记知道了这件事，就向上级反映，于是镇上出面将此事平息下去。后来村里一直就没有进行第二次选举，一直保持着没有村长的状态。

(二)选举“闹剧”背后的利益博弈

Y村的这次选举以及选举后面的“造反闹剧”意味着什么?书记虽然向往“专政”，但是他是为了村里的发展的而“专政”，他并没有什么个人利益，不是什么村霸，他所作的一切，也是为公的。他所秉承的这种“专政”所面临的挑战却是极大，因为大部分村民已经认识到现有时代下政府政策的好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也逐渐成长，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个人主义意识的觉醒，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民主思想的萌发，使得这种专政行为很难被村民接受。

刘某则是年轻一代的代表，他同样在为村里以后的发展而思考，他认为一个村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村两委组织，是无法发展起来的，没有村级民主和村民的支持是发展不起来的。为什么两个都心系村庄发展的能人，无法走到一起共同努力，这背后主要是因为政治价值的差距所导致的政治分裂。实际上，抛开政治价值上的偏见，霍某有很好的社会关系网完全可以负责上面联系和对外关系，而刘某则可以完全主内，他们是一对绝好的搭配。

同时在这次选举的背后，可以发现乡镇力量的干预。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内的一系列成文法律都已规定了乡镇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关系，划定了乡镇权力和村治权力各自的运作空间。但是，中国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政治体制以及乡镇在这一体制中的特殊地位，造成了乡镇权力与村治权力在结构上的关联。同时，国家的政策、乡镇政权的特殊功能以及乡、村利益的分歧，又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乡镇权力与村治权力在功能上的冲突，由此导致两种权力的运作界限不明、相互侵权的现象发生。在村庄民主选举中，就尤为体现的更清楚。很多乡镇政府对于村庄的选举进行干预，往往会通过一些渠道给予影响，从而达到乡镇两委所熟悉或积极贯彻乡镇下达的行政指标的候选人当选，也因此传统型精英其实往往就是他们的首选。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次选举中可以看出普通村民参与意识以及民主理念的提升，他们为了选出符合自身意愿和利益的村干部开始自发地与村庄经济精英一起“反抗”传统村支书的“专制治理”。通过此次村主任选举，可以看到“闹剧”背后传统精英、现代精英、普通村民以及乡镇政府的利益博弈过程，他们都想通过选举获取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在选举的背后，是各自利益的博弈。

四、反思与总结

本文试图通过对西部一个偏远乡村的村委会竞选，发现在村庄传统型与现代型精英以及普通村民在村庄博弈中，虽然他们各自的利益不同，但是在满足自身利益的驱动下，普通村民可以与维护村民及村庄整体利益的现代精英相互合作，以此来抵抗传统精英，从而使其在村庄治理中获得优势地位。当前在民主下乡、村民自治、乡村自治的背景下，随着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型乡村精英在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普通民众的自主参与和利益表达意识也逐渐觉醒并不断发展，这就为乡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积极因素和有利途径。

［1］ 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 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M］．尤卫军，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 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M］．贾鹤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 帕累托．精英的兴衰［M］．宫维明，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5］ 李强彬，向生丽．转型社会中乡村精英的变迁与乡村社区治理［J］．兰州学刊，2006(4):161－164．

［6］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7］ 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1):157－158，208－209．

［8］ 吴 毅．新规则是如何演绎的——一个村庄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冬季号．

［9］ 金太军．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战略与管理，2002(2):105－114．

［10］ 吕世辰，吴思红．村庄精英利益博弈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1):40－44．

［11］ 郎友兴，郎友根．从经济精英到村主任:中国村民选举与村级领导的继替［J］．浙江社会科学，2003(1):116－121，195．

［12］ 项 辉，周威锋．农村经济精英与村民自治［J］．社会，2001(12):8－11．

［13］ 郭正林．卷入民主化的农村精英: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3(1):66－7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