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卫群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道安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高僧。他对佛教在中国的顺利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带着深深的印度文化的痕迹。它进入中国后得到改造，并能在中国站住脚，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主要形态，与佛教进入中国后一些最初传播佛教文化的人对它的态度及相应行为有关。即与当时一些僧人对佛教经典的翻译、整理、解析或研究有关，与中国人如何改造吸收佛教思想有关。道安就是较早在这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榜样，其中有很多做法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记取和借鉴。本文拟简要地在这方面提一些看法。

一、重视对外来文化中主流思想的了解

佛教传入中国时，印度流行的各种佛教经典中的许多内容都传了进来。其中有小乘佛教的思想，也有大乘佛教的思想。印度各个时期不同佛教流派弘扬的各种文献陆续传到中国。在道安时期，中国人接触到的佛教文献或思想，种类已经相当繁多。如何对待外来的印度文化，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道安在对待各种佛教思想或文献时，表现出重视其中主要或核心成分的态度，将这些思想或文献的基本理念加以吸收消化。其中的佛教般若类经典及其思想就极受道安的关注。般若类经典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基础文献，对于大乘佛教出现后印度佛教的发展方向起了重要作用，不仅影响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早期形态，在各种早期大乘经中成为基础经典，而且对大乘佛教的两大派别——中观派和瑜伽行派也有极大的影响，甚至还影响了印度后来的小乘佛教。道安在其一生的传法过程中，十分清楚般若类经在佛教思想中的不同一般的地位，对他当时能接触到的般若类经典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道安时期，印度佛典中的八千颂本般若经和两万五千颂本般若经等已经通过古代西域传入了中国汉地。这之中较为著名的是汉代支娄迦谶翻译的《道行般若经》、三国时吴支谦译的《大明度无极经》、西晋竺叔兰和无罗叉所译的《放光般若经》、西晋竺法护译的《光赞般若经》等。这些经典尽管由于翻译得较早和译师经验等方面的原因，翻译水平无法和后来佛教史上的四大佛典译师的作品相比，但由于这些文献在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它们进行的最初的翻译在中国汉地还是有极大意义的。

道安对这些当时他能看到的般若类经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曾把《放光般若经》和《光赞般若经》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论述了两经在翻译上的不同特点。如《出三藏记集序》卷第七中记述说，道安认为“放光光赞，同本异译耳。其本俱出于阗国持来，其年相去无几。……放光于阗沙门无叉罗执胡，竺叔兰为译。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焕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每至事首，辄多不便。诸反覆相明，又不显灼。考其所出，事事周密耳。互相补益，所悟实多。”道安的这种分析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可贵的。不认真对文献加以研读是难以提出其独到见解的。

道安还对《道行般若经》和《放光般若经》进行了内容比对，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的看法中有些属于猜测，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1］166。但能够在比对中认真思索，在当时的僧人中是不多见的。

道安撰写的关于般若思想的著述有不少。有些流传了下来，有些则仅见于一些佛典的记述。这方面的情况在僧祐编的《出三藏记集》等经录中有记述。

道安重视般若学说，不仅撰写有关著述，而且还大力宣讲此类经典。如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序》卷第八中记载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说:“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据此可知，道安在襄阳(汉阴)时，每年都讲两遍《放光般若经》，后来也长期坚持。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道安对从印度传来的佛教经典的核心或主流思想是很明了的，对于包含或记载这种思想的般若类经典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对不同版本的般若经进行了细致的比对分析，而且写了不少研究文章，并且对当时在中国信众中讲述这一核心思想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每年讲述两次。道安这种对佛教核心教义思想的虔诚及认真态度，为后世的僧人弘扬佛教文化树立了榜样。

佛教是中国较早接受的外来文化。道安时期传来的佛教分支思想众多。这里就有一个对这些思想如何加以区分，如何对待的问题。道安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佛教徒，他能够把握佛教思想中的主流或核心，重点研究了其中的般若思想，并广为传播。这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值得后人借鉴。

二、重视对外来文化中文献的整理

道安所处的时代在东晋十六国时期。那时，传到中国的许多古印度的佛典已经翻译成汉文。种类十分繁杂。有些汉译佛典在道安时期能够看到，有些汉译佛典在当时已失传。还有些文献说是来自印度，其实是中国人撰写的“伪经”。而有些佛典在当时的人们那里已经无法确定是来自印度的文献还是“伪经”。因而，中国人面对的大量汉译佛典是头绪杂乱的，难以有一个清晰的总体把握。这时，急需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尤其需要编一部相对完整的佛教典籍的目录。道安则在这一时期，顺应历史需要，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道安是在中国佛教史上较早编出较完整经录的人。①根据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在道安之前就已有七种经录，但未流传下来。他编的目录后人一般称为《综理众经目录》，亦根据编者之名简称为《安录》或《道安录》。该录的完整原文已失，但僧祐编的《出三藏记集》中收载了此录的大部分内容。因而，它的主要成分还是保存了下来。《道安录》主要由七部分组成，一是“经律论录”，即以译者为主，按此列出译典目录;二是所谓“失译经录”部分，指一般译者不详的经;三是“凉土异经录”，也属于失译的经录，译者不明，但限于凉州;四是“关中异经录”，即限于关中地区的失译经录;五是“古异经录”，即文字较古及经文不全的失译经录;六是“疑经录”，即不能确定是否来自印度或西域的经录;七是“注经及杂经志录”，即道安写的有关经的注释著作的目录等［1］170－174。《道安录》对中国佛教目录学的产生有开创性的意义。

道安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以及他之后的许多中国僧人编撰的经录对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为中国人了解佛教以及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凭借物就是佛教文献。而如果不对浩如烟海的佛教文献进行整理，面对杂乱无头绪的大量佛典连目录也没有的话，系统全面的佛教研究几乎不太可能开展下去。即便开展了也难以获得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成果。

道安对佛教经目的编撰是一种处理大量外来文献的基础性工作。这种工作是其他研究工作(如佛教的思想研究、历史研究、考古研究、语言研究、艺术研究等)正常开展的重要前提。从道安在这方面的贡献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在从事某一文化领域的学术研究之初，重视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十分重要。因为研究者要取得高水平的成果，一定要详细全面地掌握相关材料或文献，至少应对可用的资料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而编撰目录等梳理，就是必须先要做的工作。

三、重视对外来文化的适应本土情况的改造

道安是十分虔诚的佛教徒，对于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极度崇拜，但他在接受和吸取印度佛教这种外来文化时，其实并不是完全照搬，全部接受，而是赞成对其中一些不适合中国汉地情况的成分进行改造或扬弃，使之易于中国老百姓信奉或弘扬。道安本人虽然不直接翻译佛典，但他是当时佛典翻译的重要组织者。针对佛典汉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总结前人和当时的经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指导思想。这之中最典型的就是他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理论。

所谓“五失本，三不易”出自僧祐《出三藏记集序》卷第八中所载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所说的一段话:“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丁宁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记，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兹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

此处的“五失本”是指佛经翻译时汉文译文与梵语等原文在表述形式上通常会有的一些差别。主要意思是说:汉文句子里的相应词的词序在翻译时往往与梵语等句子里的词序不一致;梵语等句子中的相应部分往往没有修辞色彩，而译成汉文时要符合汉人的习惯，文字上加入汉人喜欢的修辞成分;梵语等原文句子中表述某种思想时，为了强调，喜欢多次重复，而汉译中的相应部分常删去这些重复成分;梵语等原文在文章结尾时有总结全文的所谓“义记”，而在汉文译文中这种成分常删去;梵语等原文在说完一件事转到另一话题前，要把说完的事再重复一下，这类成分在汉文译文中都去除。

此处的“三不易”是指在翻译般若类经等佛典时，存在着三种不容易的情况。主要意思是说:古今时俗有差别变化，要去掉古代原经中的一些“雅古”的成分，以适应汉地今天的情况，不容易;古代佛教圣人充满智慧，要把他们的微言大义翻译传达给今天的世俗之人，不容易;佛圆寂之初，已经摆脱烦恼的佛的大弟子和众罗汉，在第一次结集上记述整理佛说时尚且都极为努力，不敢懈怠，而今天未跳出轮回的世俗之人按自己的理解去翻译佛典，译好也不容易。

道安这些话从文字上来看，是在描述此前和当时在对佛典汉译时的一些通常做法，并认为达到翻译的完美或完全准确不容易。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基本是肯定了这些做法，认同了根据中国汉地的实际情况或原有文化的习惯特点来介绍引入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文献。并希望此后在做这些工作时要更加谨慎。这些做法反映了道安和当时及此前汉地译经者对待外来文化的一种基本态度。这里面暗含的观念实际有:要把好的外来文化引入中国，引入它的实际内容就可以，有些不符合汉地中国人习惯的表现形式可以去掉，不一定完全照搬外来文化中的一切。但在做这些事情时要十分谨慎。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外来文化做适应本土情况的改造是必要的，但一定要谨慎。

四、重视对外来文化的评介

最初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文化形态。佛教文献传递了这一文化形态的主要内容。汉译佛典虽是许多人努力以适合中国人能接受的形态展示出来的产物，但这些文献的内容毕竟比较深奥，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讲，仍然难以理解。这就需要一些人对这些文献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或概括。而经序等中国佛教文章在这方面能起很重要的作用。道安对中国佛教发展的贡献之一就是写了不少汉译佛典的序。

道安写的佛典的序范围十分广泛，涉及了当时译出的大小乘的不少重要经论。如《出三藏记集序》卷第六中记载道安撰有《安般注序》、《阴持入经序》、《人本欲生经序》、《了本生死经序、《十二门经序》、《大十二门经序》。《出三藏记集序》卷第七中记载道安撰有《道行经序》、《合放光光赞略解序》。《出三藏记集序》卷第八中记载道安撰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出三藏记集序》卷第九中记载道安撰有《增一阿鋡经序》。《出三藏记集序》卷第十中记载道安撰有《道地经序》、《十法句义经序》、《阿毗昙序》、《十四卷鞞婆沙序》等。

道安为这么多重要佛典都做了序，既表明了他对佛教的基本思想掌握很深入广泛，也表明了他当时地位很高，为许多译经者所敬仰。当然，这也与他是译经的主要组织者有关。译出的经由组织者做序也是很自然的。

在这些经序中，道安对经的内容加以归纳，对其中的主要思想做重点评介，提出自己的创新性见解。这些序不仅对当时的人们理解佛教思想有重要帮助，而且对今天我们分析研究佛教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古人看待历史上的佛教文献与我们今人看待这些文献会有很大不同。因为他们当时了解的情况与我们现时了解的情况会有差别。他们研究佛教的背景与我们现在的研究背景也不一样。因而，道安对大量佛典所做的序，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道安除写了大量的佛教经序之外，也写了不少其他对佛教的研究文章。通过这些文章，我们能够了解当时僧人对佛教的许多基本看法，一些见解十分有价值。这些文章和上述大量佛教的经序对今人认识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对我们今天面对新的外来文化并加以正确评介有宝贵的启发意义。

五、主要启示

从道安一生对佛教在中国发展所做的贡献可以看出，他采取了十分正确的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道安对当时传来的印度佛教中的主流思想有清楚的把握，并下了很大功夫去理解和分析，对传来的承载佛教文化主要思想的经典文献组织人进行认真翻译;对于当时所能看到的前代和当代的汉译佛典进行了认真梳理，编写了在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佛教经录;对译师们将印度佛典译成适合中国国情的译本的做法加以总结和肯定;对佛教文献及相关思想作了较系统全面的评介，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论述和见解。

道安对待中国古代以印度佛教为主要代表的外来文化的态度值得称道，值得今人加以借鉴。在当代中国，我们仍然有面对各种外来文化或思想进入的问题。如何对待这些文化或思想，今人实际也面临着一些与道安等古人类似的问题。从道安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对外来文化要有开放的态度。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其他国家的文化，都是人类的文化。应该有宽广的胸怀，积极借鉴吸收国外文化。要有民族自信心，相信中国文化能够与外来文化共存共荣，都成为世界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促使全世界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第二，对外来文化要做细致的研究，弄清其主要内涵，进行认真梳理。这是借鉴吸收的前提。因为如果对外来文化的基本内容都不了解，或有误解，自然不可能与之和平相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第三，对外来文化要有客观的态度，正确的定位。不能有先入之见。要在认真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应对。不能一律排斥，也不能盲目崇拜，实事求是地来看待或评价这种文化形态。这是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先决条件。

第四，对外来文化要加以具体分析，取其精华，以适合中国需要。引入外来文化不能不加区分地全盘照收。对于其中的消极成分，或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分就应加以排除，或者加以适当改造，以利于优良文化的传播和不良文化的剔除，为广大民众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

第五，促进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为建设现代和谐社会而努力。在当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闭关锁国，与外界隔绝是根本不可能的。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在中国历史上，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与中国原有文化实现了积极的融合，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极大丰富，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多样化演变，促进了人类的进步。我们要继承和发展这一优良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