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一鸣，吴月红，陈明珠

（安徽工程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1922年曾在他的著作《舆论学》中提出了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问题，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践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在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而人的行为已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是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所谓“拟态环境”也即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环境日益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作为现代社会大众传播重要的内容——体育，也由各种体育传播媒介形成了体育“拟态环境”，并深刻着影响了人们的体育行为和体育实践，因此对体育“拟态环境”加以研究，分析体育“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现象有着重要意义。

一、大众传播与现代信息环境

传播学认为人与环境的关系主要有四个基本要素：一是客观环境本身；二是人对环境的认知；三是人的行为；四是人的行为对客观环境的反馈或影响。人的行为决策是建立在对环境认知的基础上[1]。传统社会中，社会结构相对比较简单，社会规模相对比较小，人们对客观世界往往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环境的认识和感受都是建立在自己第一手信息的基础上。因此人们在自己头脑中构建的关于客观世界的主观现实的依据是自己对客观世界的经验性接触，并以此为依据协调自己与环境的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巨大和复杂的环境远远超出了人们在传统社会中所依赖的感性经验的范围，人们要认识客观世界、协调自己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必须要借助一定的系统才能去完成，于是诞生了大众传播。按照李普曼的分析，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拟态环境），也即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增加了一个重大的环节，就是信息环境。所谓信息环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由个人或群体接触可能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的总体构成的环境[1]。现代社会中，由于大众传播能将信息大量生产、复制和大面积传播，能在短时间内将同类信息传遍整个社会，造成信息声势，同时大众传播还具有公开性、权威性、显著性和直达性，因此，大众传播是信息环境的主要营造者。大众传播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在人们对客观环境的认识过程中发挥着主要的中介作用，人们在对客观环境的认知过程中形成了不仅有反映客观世界的部分，还有部分是经大众传播所提示的象征性现实，还有部分是人们在自己头脑中构建的关于客观世界的主观现实。

二、体育传播与体育“拟态环境”

体育传播是大众传播重要的一类，大众传播营造出了“拟态环境”，同样体育传播媒介也营造出了体育的“拟态环境”。遵循大众传播时代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我们得出大众传播时代人与体育环境的互动关系（如图1所示）。在大众媒介产生以前，人们对体育的认知主要途径是参与体育运动，这种参与一是亲自从事体育运动，二是作为观赏者与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同处同一时空中，这两者都需要大众亲临体育运动现场，用自己的眼、耳去认识、感受和理解体育[2]。但大众媒介的发展，从报纸的体育报道开始，到广播的现场直播体育比赛，到电视的形象、生动同步直播视频，以及现在网络媒体的不仅提供全方位的直播还能与受众进行互动的报道，媒介所提供的高清晰度的体育使人们已可足不出户就能认识、感受和理解体育。也即人们在对客观体育环境的认识过程中多了由大众传媒营造的体育“拟态环境”这个环节，人们在认知的基础上所采取的行为又作用在客观环境上。人们的行为和环境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作用，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受众从大众媒介得来的体育感受就是体育本来的面目吗？

图1 大众传播时代人与体育环境的互动关系

现代体育传播是大众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大众传播我们知道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因此，体育传播从体育信息的收集、选择、加工到发布，都会直接或间接受到传播制度和意识形态、受众市场观念和新闻价值观念的影响。尤其在当下商业化深刻的背景下，体育传播媒体会根据自身的技术逻辑和传播逻辑在选题、编辑技巧、报道角度和形象设计上对体育进行包装和裁剪，形成体育“拟态环境”。这种体育“拟态环境”是体育媒介以图像、音响、文字、色彩等系统符号作为形式构建的基于现实体育基础上的环境，展示给我们的体育现实只是相对的现实环境。

人们在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中建构了对现实体育的认知和理解。尽管我们的时代已经与李普曼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媒介对“拟态环境”的建构仍在继续，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而更为严重。新媒介形式不断涌现，人们似乎真正可以做到“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媒介技术的真正发达甚至也让大众越来越相信媒介现实的真实性。但事实是媒介技术的发达恰恰是为“拟态环境”的建构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保障，新媒体技术并未真正使人类摆脱与真实世界的隔离状态。各种蜂拥而至的媒介工具提供的“媒介现实”给人造成了一种幻境，非真实超过了真实，而真实反而在超真实中沉默了。

三、现代传播语境下体育“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现象分析

日本学者藤竹晓曾研究提出“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他指出许多“拟态事件”包括语言、观念、价值、生活或行为方式等最初并不见得带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大众传媒渠道，很快就会演化为社会流行现象，变成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他认为，大众传播提示的虽然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适应环境的行动，这些行为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当我们在研究体育“拟态环境”时，发现很多体育现象也越来越带有“拟态环境的环境化”。

（1）“竞技体育”传播的拟态环境影响

长期以来，媒体大多关注的是竞技运动，涉及大众体育和民族体育经常被弱化，这在体育传播中是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当下，我们打开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看到的最多的体育赛事报道莫过于足球、网球、赛车、高尔夫球、篮球、棒球等，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欧洲足球锦标赛、欧洲冠军杯足球赛、大满贯网球赛、F1 赛车大奖赛、环法自行车赛等都是体育报道中的“体育品牌”，而其他很多的体育赛事的报道就很少。以我们熟知的世界杯足球赛为例，每届世界杯期间看足球议足球都成为人们生活的头等大事，这一方面与足球这种竞技运动的本身魅力有关，另一方面传播媒介的全时段全方位覆盖的传播更是重要的原因。世界杯足球赛中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充分得以体现，从杯赛的各个洲的小组预赛开始，到国际足联正式公布32 强的名单，再到分组的抽签，直到赛事的直播，媒介不断设置议程，让大众不断增强世界杯足球赛重要性的判断。传播学认为大众传媒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更是重要的影响源，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它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因此，在大众传媒所营造的环境中，人们置身于一个大的足球流行文化之中，杯赛间不关心或不了解足球的人群几乎成为弱势群体，而那些不喜爱足球运动的人，在此期间也只能被迫地阅读、收听和观看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仅以中国的网络传播为例，世界杯的专题报道共吸引了22,899 万独立用户的关注，页面的浏览量超过70 亿次[3]。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不管这种“再构成”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反应还是歪曲的反映，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和判断。因此，这些大众传媒“再构成”的大量的报道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幻觉：人们会不自觉地认为这些纷繁复杂的体育信息似乎就是体育世界的全部真实所在[4]。

在传媒营造的这种竞技体育占优势的“拟态环境”的影响下，体育的优势竞技项目得到强力扩散，造成体育传播局面上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体育传播的多元化发展，这与体育项目的多元化是公众追求的目标是相悖的。同时媒体内容中有关大众体育和民族体育的缺位，只会导致这些体育项目被宣传、认识和接受的空间越来越小，传播越来越趋于沉寂，自身价值也越来越被忽视。

（2）体育传播塑造精英与明星的拟态环境影响

“美国体育经纪之父”利·斯坦伯格曾经说过“电视在体育界的传播靠的是明星效应、英雄效应”。分析当下的体育传播现象我们会发现，不论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还是网络新媒体对体育运动的报道选择，更多地集中在“成功主题”这方面，媒体集中关注胜利者的成功以及他们在成功道路上所付出的艰苦。大众传媒这种授予个人、团体、社会问题以及社会运动以地位，使其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和尊崇的典型、膜拜的偶像的特殊功能，在传播学上称为“授予地位”的功能，也即大众媒介制造的明星效应。如美国媒体经常报道黑人运动员的成功，成功的黑人运动员就会有大宗广告合同，同时就会带来巨额的物质财富，媒体营造的“现实”告诉人们这样一个讯息，即黑人当运动员比从事其他职业更易获得成功[4]。但我们分析现实社会中黑人的情况时就会发现并非像媒体宣传的那样，大约只有1/10000 的黑人靠当职业运动员谋生，与此同时约有20 倍于这个比例的黑人从事律师或医生工作，这意味着，大众传媒通过对少数高水平黑人运动员的包装和炒作，向受众塑造关于黑人从事体育运动容易获得成功或社会认可的印象。再如对台球运动员丁俊晖的媒体宣传，尤其是2005年他在中国公开赛中战胜了亨德利之后达到了最高峰，据有关媒体报道，中国通过电视直播观看台球比赛的观众最高峰达到了1 亿多，而现在还有5000 万之多，甚至超过了观看NBA 的4500 万和英超比赛的3500 万，2009年丁俊晖入选南方《人物周刊》“2009 中国魅力榜”，2010年7月入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大量的报道和宣传给人们造成了“丁俊晖现象”，许多家长就去效仿丁俊晖的父母，让孩子放弃学业专攻某项体育运动。姑且不论这种现象的好坏，就仅从传播学“培养分析”理论来分析，可以看出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拟态环境）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 “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出现很大的偏离。同时，我们要看出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

体育传播中这种塑造明星、精英的拟态环境的存在，因其传递的内容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加之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的形式传递给受众，于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人们的“成功”体育观，并影响着人们的体育行为的选择和实施，强化了体育是一种强者文化并弘扬超越的文化，对胜利者的吹捧掩盖住了对成绩欠佳者的关注，这不利于体育价值观的体现和体育事业的发展。

（3）体育传播的泛娱乐化拟态环境的影响

正如学者许正林提出的媒介化的体育在某种意识上说已经成为一种“体育娱乐”形式，与那些自称是来源于现实的电视剧没什么区别[5]。当下的体育传播的泛娱乐化所营造的环境十分突出，大众传媒的重点早已经从体育运动本身转向了赛场上下的各类丑闻、绯闻，转向了运动员和跟体育赛事有关的人、事、物的小道消息。尽管体育的媒体报道被精心披上了娱乐的包装，但大多数人仍相信他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就是体育的本来面目。大众传媒传递的不仅是“信息流”，还有作为效果和影响的产生和波及过程的“影响流”。在体育娱乐化的环境下，媒体过分追求“眼球’，大量与体育有关的性感女性形象出现在媒体上，那些身材性感、容貌美丽的女运动员、“足球宝贝”、篮球啦啦队，甚至是体育明星的妻子、情人、绯闻女友等，都成为体育记者追逐报道的对象。如2010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巴拉圭模特拉里萨·里克尔梅因身着性感低胸装，胸部夹手机观看比赛而一举成名，媒体对这个25 岁的性感模特的关注甚至超过对巴拉圭国家足球队的关注。而从2008年欧洲杯足球赛开始到2010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对章鱼保罗预测比赛结果的热炒，更是将体育推向娱乐化。

受众由于受到传播学中所说的“视野制约效果”的限制，他们获取的体育信息在大众传媒的“把关”下受到限制，同时，大众传媒在传播体育信息时提倡什么样的行为，反对什么样的行为，在客观上起着形成和维护体育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的作用。当传媒热衷于把平淡无奇的体育事件借助一整套特有的方式，加工成了新奇的、戏剧性的媒介产品时，我们的体育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也就在经历考验之时。

四、结束语

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标志，原来以业余体育为主体的世界体育结构被打破。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全球体育运动的发展壮大，因此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而对体育信息进行“把关”成为媒体重要的一部分。体育的商业化使顾拜旦在其《体育颂》和《奥林匹克宪章》中确定和表达的高尚理想和纯洁精神受到挑战[6]。美国传播学者大卫·罗伊曾在他的著作《体育、文化与媒介》中指出：在商业管理体制下新闻仅仅是“一种事实的商品”[7]。在传媒营造的商业化的环境中，我们看到的是如火如荼的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上的巨幅商业广告，媒体和体育俱乐部共同塑造的拥有高额广告代言费的明星球员，以及因为市场的需求而调整的比赛时间和地点。媒体谈论的也是某个球员具有多少商业价值，而不仅仅是其体育价值。这些“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会出现巨大的偏离，而这种偏离很多时候是由于媒体过分追求经济利益所致。因此在现代传播语境下，体育媒体本身要充分意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精神来从事体育传播工作，坚守新闻传播职业操守和职业自律，为体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媒介环境。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5.

[2]郭晴，郝勤.媒介体育：现代社会体育的拟态图景[J]，体育科学，2006，23（6）：21-24.

[3]万瑞数据.2010年南非世界杯网络传播报告[DB/OL]，http://wenku.baidu.com/view/e6ceba4633687e21af45a987.html

[4]马希敏.大众传媒构建的“拟态”体育环境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9.

[5]许正林.体育传播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24.

[6]新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35.

[7]大卫·罗伊.体育、文化与媒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