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艺郡

（甘肃行政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宗教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依托，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反应。因此，对于宗教的研究，一方面反映了宗教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趋势与问题，另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发展与变迁过程中整个社会结构的特征与问题。另外，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的形式，其与法律、道德、绘画、艺术、音乐、神话故事等息息相关，承担了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的功能，所以对于宗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当前处于一个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转型主要表现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过程中，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导致中国农村社会受到的冲击比任何时代都要强烈，作为农村的宗教，也不例外。为此，国内学者对当前农村宗教问题做了一定的研究，以揭示出当前农村社会生活方面的一些结构问题与社会矛盾。因此，总结和梳理当前国内学者对于农村宗教问题的研究观点，系统性展示学术界对农村宗教研究的成果，提出未来农村宗教研究的思路与方向，是当前农村宗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能为中国农村宗教问题乃至整个宗教问题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当前有关农村宗教问题研究的内容及其观点总结

纵观当前国内有关中国农村宗教问题的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农村宗教活动的特点与问题、农村宗教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策、农村宗教的功能等方面，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有关农村宗教发展特点与存在问题的文献研究

学者邱新有结合对江西铁村的实地调查，把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特点概括为：信仰动机的功利性、信仰意志的脆弱性、信仰对象的多元性和对教义理解的模糊性等四个方面。[1]学者肖良认为，当前农村宗教活动较以往活跃，具有隐蔽性、功利性、“不自由”、宗教信仰和迷信观念相互掺杂的特点。[2]学者李飞跃认为当前农村出现的“宗教热”现象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信教主体呈现“四多”的特点，信教人员中，老年人多，妇女多，有病的人多，青少年多。其次，农村宗教组织多而乱，且自发性强，农村宗教管理极其混乱，教义常常违背真理，严重脱离现实。最后，信教人员目的不纯，宗教教义不清且多与封建迷信相联。[3]学者林祥国通过对江苏省农村宗教和宗教工作的研究，概括出当前农村宗教发展中存在的为难题有五个方面：第一，“三乱”问题比较突出，乱建庙宇乱塑宗教造像、假僧假道乱做佛道事、基督教自封传道人，乱设聚会点乱传道；第二，工作机制和工作网络不健全不够落实，宗教管理网络和责任分担机制不完善；第三，宗教教职人员素质偏低，教职人员政治素质不强，文化水平不高，宗教学识肤浅，综合素质差；第四，打着宗教旗号的非法组织及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活动时有发生，局部地区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重视的苗头性问题。[4]学者梁家贵认为，新时期农村宗教发展迅速，呈现出民众宗教信仰呈多元化趋势、宗教种类以基督教为主、宗教信仰极易出现异化、不同信仰存在潜在矛盾、境外势力加大宗教渗透等五大特点。[5]

学者曹月如认为，随着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居住格局、家庭结构与外界联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宗教文化、信仰、仪式和象征符号的变化使得个体意识逐渐增强，人们虽然还没有完全从传统宗教文化结构中释放出来，但个体可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大，个体对信仰的选择趋于多元化，农村宗教由“宗族庇护”信仰向可选择的“超市”的转化。[6]

学者王令云认为，我国农村整体的宗教生态无论从信众数量，还是从发展速度和趋势来看，佛、道教信仰的空间较改革前有所复苏，民间传统的信仰形式在细枝末节上也有了“复兴”迹象，但无法在体系上重构，总体状况是逐渐萎缩。而西方宗教都保持着一枝独秀的局面，其中基督教又占据独大的角色。就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而言，基督教信徒高居首位。我国农村地区宗教生态的总体特征是：西方宗教遍布北方农村，在南方农村缺少根基。北方农村的传统信仰形式已接近衰靡，留存的枝节性信仰也已经形式化和去神圣化，趋向功利化，且被冠之以“封建迷信”而越来越为人所弃。[7]

纵观上述学者观点，我们发现大多学者主要是以个案研究为基础，他们从教活动的主体、宗教活动的参与方式、宗教活动的目的、宗教活动的管理、五大宗教的发展对比等方面论述了当前农村宗教活动的特点与问题。从宗教活动的主体来看，老、弱、病、残、幼、妇参与宗教活动的情况较多，教职人员素质差；从参与农村宗教的目的性来看，农民有求必应的思想具有功利性，从而也导致了信仰的脆弱性，也有宗教人员利用宗教从事骗钱害人和分裂国家的行为；从宗教的参与方式来看，具有神秘性、隐蔽性、家庭性；从宗教管理的角度看，农村宗教管理不到位；从国家认同的五大主流宗教发展来看，农村宗教信仰多元化，但西方宗教在农村发展较快，尤其是基督教发展迅速，相对而言本土道教和佛教萎靡不振。

（二）有关农村宗教出现问题的原因及其对策的文献研究

学者林祥国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宗教出现上述热、乱现象是由部分党政干部存在错误的思想认识，相互协调配合不够，部分基层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工作不到位所致。有干部只看到宗教的消极面，因此“控”字当头，即控制发展、控制活动、控制影响。有干部只看到宗教的敏感性，认为管不好会出事，还有干部只看到宗教积极的一面，认为发展宗教信徒对社会稳定有好处，因此不敢管，不愿管，不去管，在工作中“放”字当头，即放弃管理、放任活动、放手发展。关于当前农村宗教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者肖良、林祥国提出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农村宗教“三乱”管理、建立齐抓共管的长效管理机制和努力建设一支爱国爱教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2]学者杨倩倩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转型使得农村社会居民的社会支持系统功能弱化，这使得宗教的教化与慰藉功能成为部分农民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依托，随之出现了当前农村宗教热的现象。农民宗教热是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农村由计划经济时高度组织化、拥有大量各方面资源的利益联合体的单位社会向社会联结松散体社会发展的一种过渡。面对这种问题，政府要对基层组织要给予财政投入，调动基层组织人员的积极性，让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挥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化管理职能，引导群众共同走上富裕道路；发展积极、健康、向上、文明的活动，不断发展各种形式的村镇文化，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要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加强科学文化传播和思想建设，使群众长期接受正面教育，提高广大群众抵御宗教思想侵袭的能力。[8]学者陈凤鸾、[9]李正军、[10]李飞跃认为，农村经济落后、精神文明建设不足，医疗卫生条件差、社会保障差与村组织涣散无力导致农村宗教盛行。宗教（基督教）发展有利也有弊，对于当前农村这种情况，需要充分挖掘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加强政府管理，引导宗教规范发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关心农民生活。学者田云刚通过对晋城市金村宗教文化的研究认为，农村科技、教育、社保和文艺的发展对农民的宗教信仰具有某些抑制作用，但农村科技、教育、社保和文艺发展中的结构性缺失，则为农民的宗教信仰留下了空间。农村家庭小型化、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移民单身族的存在，对农村宗教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11]这些观点基本上全面分析了影响当前转型期农村宗教现象的结构性因素，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科技投入、公共文化、教育宣传等）的缺失、社会组织的缺乏与弱化、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心理空虚、政府管理不到位等。

对于五大宗教在中国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论述，学者戴继诚总结了欧阳肃通的观点，其观点是中国传统的农村宗教缺乏教会与教团意识，造成了中国宗教伦理意识的阙如和巫术精神的泛滥，进一步妨碍了民间宗教向高级宗教的过渡。而欧洲基督教由于对异端不择手段的“赶尽杀绝”，终使巫术与迷信销声匿迹。在中国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下，官僚系统担负了支配与教化的功能，宗教组织的教育功能被边缘化，使得中国农村宗教远离权利而悄然走向民间，带有妖术化和迷信化，信仰纪律的丧失，这是造成中国中古佛教，乃至整个农村本土宗教发展不足与缺乏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另外在此文中，戴继诚总结了欧阳肃通的另外一个观点，即“宗教市场化理论”，即美国宗教勃兴是以完善的宗教市场机制作支撑的，欧洲宗教的“国营化”削弱了宗教之间的竞争力，而没有竞争的市场只能走向没落与沉寂。宗教市场化有利于宗教团体之间的竞争和发挥潜力，但若失于监管，市场化会造成异端、邪教等为似宗教组织的产生创造条件，在完善的宗教市场机制下，政府组织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自身的运作而非简单的行政手段来纠正某些宗教的偏激或不法的越轨行为。[12]此观点进一步说明了中国道教与佛教发展与外来宗教相比，缺乏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在此文中，作者指出，不顾人性在宗教信仰上的区位差异，强行信教或者强行不信教的做法都会削弱信仰上的内在向心力，而且是邪教与异端信仰发展的原因。所以此文不仅分析了国内五大宗教发展不平衡的原因，而且指出了邪教滋生的客观社会结构，也隐含了真正要消除巫术、邪教等异端宗教还是要在宗教组织、教规教义、加强竞争、顺应人性结构方面多下功夫。

（三）有关中国农村宗教的功能的文献研究

学者杨倩倩认为，农村宗教的功能有心理调适功能、社会整合功能、道德教化功能、文化传承功能。[9]学者刘钊通过研究福建省长汀县宣成乡的宗教活动发现，福建省长汀县宣成乡的“祖师菩萨”活动强调从宗教、地缘、宗族、家庭相结合的角度来发挥宗教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村民个人也能成为社会福利提供的主体，这为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提供了多元化的民众参与形式。[13]学者曾强通过对鲁豫边境黄河滩区的鲁西南张庄的基督教的调查中得出，当代农村宗教信仰与社会之间、与社会系统内的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基本是协调的，即适应功能大于冲突功能,农民并没有因为信仰宗教而耽误工作。宗教与农村社会的冲突有经济冲突、政治冲突与文化冲突，经济冲突则为争夺经济方面的冲突主要是传统宗教遗产之争，政治冲突为天主教地下势力与当地政府的冲突，以及新兴宗教的恶变与当地政府的冲突，文化冲突为传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冲突，基督教信仰与义务教育之间的冲突。另外还有传统宗教与农村基层组织的冲突。[14]学者田云刚通过对晋城市金村镇宗教文化的研究认为，道教和佛教文化的发展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保护和激活作用，农村宗教文化中的某些思想观念对地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16]学者李飞跃认为，宗教既有正功能又有负功能，正向看，宗教具有社会安全阀的功能、社会整合的功能、思想寄托功能，负向看，宗教可能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宗教与邪教的区分不清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宗教的发展不利于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14]

综上所述，学术界认为农村宗教有正功能和负功能，有适应功能和冲突功能，但是正功能大于负功能，适应功能大于冲突功能。正功能有整合功能、社会教化、文化传承、心理调适、社会保障、发展经济等功能，负功能有危害公民健康、不利于教育事业、以及一些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威胁等。

二、对当前宗教文献研究的评述

不容否认，学者有关中国农村宗教的上述研究给我们当前农村宗教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和知识，学者对于当前农村宗教的研究既有具体特点的分析，也有基本发展方向的描述，对农村宗教问题的研究既有原因分析，也有对策建议，对于农村宗教功能的研究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客观分析，这些研究是我们今后研究的坚实基础。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对于中国农村宗教问题的研究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从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看，当前对于中国农村宗教问题的研究大都以个案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多，调查研究的范围较小。因此，研究结论有些矛盾，研究缺乏数据分析的支撑，对于影响农村宗教的因素缺乏准确量化的研究。例如，李飞跃、杨倩倩等人通过个案研究认为农村出现宗教热现象，但王令云等人认为，我国农村整体的宗教生态从信众数量、发展速度与趋势来看，佛、道教信仰的空间较改革前有所复苏，民间传统的信仰形式在细枝末节上也有了“复兴”迹象，但无法在体系上重构，总体状况是逐渐萎缩，只是西方宗教在中国发展迅速，其中基督教发展最快。两者观点的不同，主要来自于研究方法与范围的不同，所以要获得对于当前农村宗教发展情况的全面认识，还需要加强定性研究，扩大研究范围。从研究视角看，国内研究对宗教问题的客观社会结构研究较多，但是对人性结构与宗教关系之间的分析还需要加强，宗教的产生比国家的产生有着更远的历史，科技与理性永远消灭不了人性深处和人类经历过程中的某些痛苦和畏惧等心理现象，中国人的人性结构为什么就很快适应了西方的宗教呢？所以，对于这些问题，需要加强对人性结构和宗教之间(尤其是西方宗教)之间的关系研究。

其次，当前有关农村宗教的研究缺乏整体分析和对比研究。当前国内对农村宗教的研究缺乏跨文化和跨宗教的整体性对比研究，尽管戴继诚总结了欧阳肃通的跨文化跨宗教研究，但这类研究只是凤毛麟角，对于欧阳肃通的跨文化跨宗教研究的观点，还需要不断地推敲，还要不断深入分析为什么五大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效果完全不同，通过对不同宗教的对比研究，可以解释造成这种不同的发展境遇背后的宗教自身的原因，这些宗教文化特点背后又隐藏着何种农民“热切期盼”的理念与精神，五大宗教不同的发展境遇将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另外，对于国内不同的个案研究结果，也需要进行对比分析，为什么在不同的村庄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通过这些对比研究，可能我们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最后，对于农村宗教的功能，以及与宗教相关的重大问题与新问题的研究需要不断加强。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看出，学者对宗教的功能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有学者认为宗教发挥了社会保障的作用，还有学者认为宗教起到发展经济与文化传承的功能等。但是，在宗教的功能上，我们一定要认清宗教及其宗教活动的界限和本质。宗教的保障不能削弱更不能代替国家的社会保障，宗教对农村社会的影响绝对不能超越宗教活动的范畴；面对少林武当等宗教团体准备上市等新事物，面对地方政府利用宗教团体发展经济的行为与冲动，我们始终要明确宗教是一个非营利的居民信仰现象，其行为绝对不能超越宗教的界限之外，法律没有赋予任何宗教组织从事商业经营的权利，而且宗教组织参与商业行为最终会损害宗教自身的神圣性。对于宗教保护和传承文化的路径与方式方法等新问题，需要我们超前研究；对于宗教组织超越宗教而试图影响基层政治与社会的行为，都需要在坚定立场的前提下加强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邱新有,熊芳芳,单文桂.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特点的微观分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2）: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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