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凤晓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浙江·杭州 311231）

笔者认为，鲁迅将《西湖二集》归属为“拟市人小说”的范畴，是因为在与其划分为“拟话本小说”的那一类作品相比，《西湖二集》这部作品中有了更多的周清原个人独立创作的内容，而在小说的叙事中也更多的融入了周清原自己的主观意识和个人情怀，表现出了更多的属于自己所独有的情感，就像石昌渝先生所说的那样“创作成分更大，其中有些小说将多篇原始材料熔为一炉，表现了更多的作家主观创造精神”。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中寄寓的文人情怀多表现在融入了其独立创作内容的部分，而这些也正是他作品中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地方。

所谓的文人情怀也就是文人所有特有感情思想。在儒家思想下成就的读书人首先要拥有的就是一种济世胸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一份入仕精神。但是，政治上的黑暗，官贵阶层的专政势必又会让大量的文人失去入仕的机会，尤其是明代“八股”取士后，相当数量的自由文人无法通过科举济身仕族，也就无法完成“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愿望。加之，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官商的融合，文人无法入仕后难免会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思想。儒家思想催动的入仕精神以及无法入仕的怀才不遇之感都只好通过手中之笔泄于文章之中。周清原做为明末不得志的文人中的一员，他的作品也就自然容纳了他的济世之怀与不遇之痛。

一、积极的入仕精神

作者作为一名清醒的文人，亲眼看到明朝末期社会的政治腐败、官吏贪污作恶、民不聊生的现实，希望通过创作小说来表现自己对明王朝的忧虑，试图以此能引起当政者对这些问题的注意。正如学者阿英在 《＜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会》中所说的:“明朝统治者的崩溃危机，自万历以后，是一天一天的加深，到崇祯已经是无可挽救了。当时一部分清明的知识分子，目击内忧外患，贪污横行，民不聊生，心头的悲愤是达到了极度。较积极的，便采用种种方法，警惕国人，冀能‘挽颓运于万一’。像周清原的作《西湖二集》，供南宋史实，洪武盛世，一一加以演述，嬉笑怒骂，以暴露攻击，就是一种。 ”［1］（9）

作者在小说中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可谓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如《巧妓佐夫成名》中有这样一段话：

少年财主子弟全不知民间疾苦，撒漫使钱。还有那贪官污吏做害民贼，刻剥小民的金银，千百万两家私，都从那夹棍拶子、竹片枷锁，终日敲打上来的，岂能安享受用？定然生出不肖子孙，嫖赌败荡。还有那衙门中人，舞文弄法，狐假虎威，吓诈民财，逼人卖儿卖女，活嚼小民……

如今又是秦桧当权，正是昏天黑地之时，“天理人心”四字，一字也通没有。你只看岳爷爷这般尽忠报国，赤胆包天，忠心贯日，南征北讨，费了多少辛苦，被秦桧拿去风波亭，轻轻断送了性命，连一家都死于非命，谁怕你哪里去叫了屈来？又不曾见半天里一个霹雳，把秦桧来打死了。如今世道有什么清头、有什么是非？［2］（191）

这一段话真的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得不感叹作者的语言能力之高。本只如此言语讥讽，已不可谓不刻薄，然这番话更是由一个妓女口中说出，这种道德与地位的反差更是将贪官污吏，将那些道貌岸然之人、钓名沽誉之徒的丑恶本质刻画的淋漓尽致，将社会的黑暗和黑白真假的颠倒这样一个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描写的入木三分。然而作者的这般极力批斥南宋社会黑暗，实际上暴露攻击的则是当时明朝末期真实的社会现状。作者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引起当政者的注意，希望能够挽救当时已经趋向灭亡的明朝社会。

对于加剧社会黑暗的贪官污吏，作者也给予了辛辣的批判。如《姚伯子至孝受显荣》中的这段话：

那时天下也不是元朝的天下，是衙门人的天下、财主人的天下。你道怎么？只因元朝法度废弛，尽委之于衙门人役；衙门人都以得财为事，子子孙孙蟠距于其中。所以从来道：“清官出不得吏人手”。何况元朝昏乱之官，晓得衙门恁的来？前后左右尽为蒙蔽，不过只要瞒得堂上一人而已，凡做一件事，无非为衙门得财之计，果然是官也分、吏也分，大家均分，有钱者生，无钱者死。因此百事朦胧，天下都成瞎帐之事。［2］（58）

作者在这段话中，表面上是批判元朝官场的黑暗与腐败，实际上则是对明末当时的黑暗社会进行攻击，试图表现出一个清醒的读书人对社会现状的认识。又如《侠女散财殉节》中，作者做对元朝官吏腐败的讥刺来映射当时的时政。在这些对元朝末年官吏的讽刺批评中，作者实际上想要表达的却是当时明末官吏的腐败与恶行。

那伟兀氏原是大富之家，更兼做了一任荆南太守，连荆南的土地老儿和地皮一齐卷将回来，大的小的，粗的精的，尽都入其囊橐之中，便可开一个杂货店相似。贪官污吏横行如此，元朝安得不亡？［2］（184）

作者对官吏的丑行也揭露的淋漓尽致，不留一点情面。如《觉阇黎一念错投胎》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不要说他吐气如雷，就是他放一个屁，也还威行千里。那些奉承他的还要把这个屁顶在头上，当道救命符箓；捧在鼻边，只当外国的返魂香；吸在口里，还要咬唇咂舌，嚼出滋味。定要把这个屁自己接得个十分满足，还恐怕别人偷接了去，不见得男女孝顺之心。［2］（69）

除了在行文之中直接发泄自己的疾恨感情之外，作者有时还会借故事中人物之口，对贪官的恶行进行尖锐的批判，如《祖统制显灵救驾》一篇中，周清原就借祖真夫之口讥讽无德贪官：

我常见做官的人，不过做了几篇帖括策论，骗了一个黄榜进士，一味只是做害民贼。掘地皮，将这些民脂民膏回来，造高堂大厦，买妖姬美妾，广置田园，以为姬妾逸游之地，收蓄龙阳、戏子、女乐，何曾有一毫为国为民之心！还要诈害地方邻里，夺人田产，倚势欺人，这样的人，狗也不值！［2］（274）

政治的黑暗、官吏的腐败，直接导致的便是下层人民的苦难。所以在骂出心中怨气的同时，作者在《西湖二集》中也通过饱含的血泪的笔墨抒写出对贫苦挣扎的百姓的同情，在作品中作者时常借用南宋和元末时期战火中百姓的颠沛流离来暗示明末的民不聊生。如《寿禅师两生符宿愿》便有一段元末红巾军起义过程中，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场面：

正值元朝末年劫杀之运，红巾贼起，杀人如麻。可怜中原百姓夫妻母子不能相保，就如釜中之鱼、汤中之鳖一般，日夕愁苦，呼天叫地。［2］（78）

《徐君宝节义双圆》中也有一段对南宋末年，元兵入侵中原时，百姓朝不保夕惨况的描绘：

怎当得元兵杀人如麻，人头纷纷落地，男男女女自相践踏而死，不知其数，好生凄惨。但见：阴云惨惨，霎时间鬼哭神号；黄土茫茫，数千里魂飞魄丧。乱滚滚人头落地，略擦过变作没头神；骨都都鲜血横空，一沾着都成赤发鬼。呼兄唤弟，难辨东西；觅子寻爷，那分南北？挨挨挤挤，恨乾坤何故难容千百人；奔奔波波，怨爹娘怎生只长两只脚。果是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2］（97）

综上所述，《西湖二集》的许多篇章都有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通过这样的描写痛击当政，以图表达自己的济世之情。除了这样的批判外，作者也会通过树立爱国的人物形象来表达的感情，在作品中不时会提到岳飞、韩世忠、胡宗宪等沙场英雄；宋濂、于谦、文天祥等治国之臣；以及韩滉、王祎、商辂这样的忠君之士；作品中的部份卷——如第十八、三十一卷——都是忠君爱国的人物为主角，这同样表达着作者对社会、对政治的关注，是一种深广的入仕情怀。

二、作品中的怀才不遇思想

从湖海士为《西湖二集》所做的序文中可以得知，周清原是一个“胸怀慷慨”、可以畅谈古今的“旷世奇才”，但是怀才不遇，“家贫不能供客”，又加上“司命之厄过甚”，而使得他的一生各个方面都颇为不得志，以至于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环境下，在那个视优伶为玩物，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自己发出了“至愿为优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且愿生生世世为一目不识丁之人”的悲凉慨叹，可谓无奈至极，可悲可叹。

况且在封建社会文坛正统的观念中，一向只认为诗文才是文学真正的正统，而小说本来就是“旁门左道”的东西，根本不可能登上正统文学的舞台。而周清原却不合时宜的作了如此一部小说，虽然他自己说是“郁郁无聊，借以消遣”，是“逢场作戏，没紧没要做部小说，胡乱将来流传于世”，但实际上这部小说中寄寓了浓重的文人情怀，并且结合了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人个性解放思潮所带来的“文人市人化”这一现象的优点。周清原借故事中人物的悲惨遭遇来暗示自己的多舛命运，借书中人物之口来发泄自己的愤懑与不满，所以，在《西湖二集》这部作品中，像“聋盲喑哑家富豪，智慧聪明却受贫”、“浑身是艺难遮冷，满腹文章不疗饥”、“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聪明才子无钱使，龌龊村夫有臭钱”这种发泄文人才子怀才不遇、生活困顿的嗟怨情绪的话语比比皆是，而周清原更是把“才子困穷”视为天下两种大恨伤心事之一。

由于周清原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极端不得意，使得整本小说在其叙述过程中都笼罩着浓浓的怀才不遇的阴影。周清原常常借小说中不得志的文人才子所遭遇到的种种不得志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和抑郁，就像他自己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发抒生平之气，把胸中欲歌欲笑欲叫欲跳之意，尽数写将出来，满腹不平之气，郁郁无聊，借以消遣。在对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作者更是借助“说话人”这一拟话本小说所特有的身份长篇大论的发表自己的观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对其做出了“垂教训，多愤言”的批评。但是，周清原的这种融入个人情怀的议论却恰恰是其作品中最有活力、最具讽刺意味的部分。

如在《西湖二集》的开篇，《吴越王再世索江山》的入话里讲述明初文人瞿祐的故事时，周清原对瞿祐“诗才声名大著于天下”，但却怀才不遇，生活一贫如洗的境况就颇有同情的意味：

虽然如此，有才无命，笔下写得千百篇诗赋，囊中寻不出一二文通宝，真是时也！运也！命也！所以感慨兴怀，赋首诗道：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遂做部书，名为《剪灯新话》，游戏翰墨，以劝百而讽一，借来抒发胸中意气。［2］（10）

紧接着，周清原更是以独特的说话人的口气讲到：

看官，你道（瞿祐）一个文人才子，胸中有三千丈豪气，笔下有数百卷奇书，开口为今，阖口为古，提起这枝笔来，写得飕飕的响，真个烟云缭绕，五彩缤纷，有子键七步之才，王粲登楼之赋。这样的人，就该官居极品、位列三台，把他住在玉楼金屋之中，受用些百味珍馐，七宝床、青玉案、琉璃锺、琥珀盏，也不为过。叵耐造化小儿，苍天眼瞎，偏锻炼得他一贫如洗，衣不成衣，食不成食，有一顿，没一顿，终日拿了这几本破书，“诗云子曰”，“之乎者也”个不了，真个哭不得，笑不得，叫不得，跳不得，你道可怜也不可怜？所以只得逢场作戏，没紧没要做部小说，胡乱将来流传于世。［2］（11）

这段话前面的一大段周清原都是在描写他理想中像瞿祐这样的才子应该得到的生活待遇，而后面笔锋一转，说的却是自己写作《西湖二集》的缘由：只是因为科举失意，生活穷困而“逢场作戏，没紧没要做部小说，胡乱将来流传于世”，这恰好与其讲述的故事中瞿祐作《剪灯新话》是“游戏翰墨，借来发抒胸中意气”的缘由一致。可见作者其实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试图通过对瞿祐的落魄与无奈来表现自己也同样的不得志，从而来谴责上天的不公，用想象中瞿祐应该得到的生活来暗示自己也应获得发迹的好生活，从而发泄自己满腹怨尤愤懑之气。作者在《巧书生金銮失对》中的一句“从来道，人生世上，一读了这两句书，便有穷鬼跟着，再也遣他不去”，将他的这种牢骚与不满形容的淋漓尽致。

又如，《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中，周清原在讲述罗隐的故事时就以罗隐题诸葛亮筹笔驿的一首诗引入对才子怀才不遇的议论：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虽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剑冠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2］（141）

这八句诗，是罗隐才子题诸葛亮筹笔驿之作。那罗隐在唐朝末年，是东南第一个才子，怀才不遇，终身不能中得一个进士。后来将就做得一官，于他生平志愿，十分不能酬其一分，以此每每不平，到处怨叹。过诸葛亮庙，有感而作这一首诗，说诸葛公这般才华，可以平吞天下，混一中原，只因遭时不济，有才无命，不能成其一统之志，却又年命不永，营中星陨。

再如《韩晋公人奁两赠》中，周清原就借唐代诗人戎昱的怀才不遇之题发挥了文士才子的不得志之恨：

且说韩公部下一个官，姓戎名昱，为浙西刺史。这戎昱有潘安之貌，子建之才，下笔惊人，千言立就，自恃有才，生性极是傲睨，看人不在眼里，但那时是离乱之世，重武不重文，若是有百斤力气，开得好弓，射得好箭，打得好拳，手段高强，腿脚撇脱，不要说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就是晓得一两件的，负了这些本事，不愁贫穷，随你不济事，少不得也摸顶纱帽头上戴戴。或做将官、虞侯，或做都尉、押衙等官，弯弓插箭，戎装披挂，马前喝道，前呼后拥，好不威风气势，耀武扬威，何消得晓得“天地玄黄”四字。［2］（28）

文人才子的才气被埋没，最终被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妓女“慧眼识珠”这样让无数文人悲愤的故事在那个黑白颠倒的社会中并不少见。所以，周清原在这里的议论不仅感同身受的慨叹了文人不得志的无奈，还为这有着“潘安之貌，子建之才”的才子戎昱最终竟被一妓者慧眼识珠，才华过人的书生竟只能在社会最底层的风尘之地找到识才之人一种事可悲可笑，足于荒谬中见其无奈，入骨的刻画了文人怀才不遇的凄凉与无奈。正如作者所言，“命好方为贵，无才不是贫。试看居官者，几个有才人？”，于对自己无奈的嘲笑中发泄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实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又如《巧妓佐夫成名》中，妓女曹妙哥劝其相好吴尔知考取功名，在吴尔知担心自己胸中学问平平不能考取功名时，曹妙哥对学问与功名关系进行了如此一段精辟的分析：

你只道世上都是真的，不知世上大半多是假的。我自十三岁梳笼之后，今年二十五岁，共是十三个年头，经过了多少举人、进士、戴纱帽的官人，其中有得几个真正饱学秀才、大通文理之人？若是文人才子，一发稀少。大概都是七上八下之人、文理中平之士。还有若干一窍不通之人，尽都侥幸中了举人、进士而去，享荣华，受富贵。实有大通文理之人，学贯五经，才高七步，自恃有才，不肯屈志于人，好高使气，不肯去营求钻刺，反受饥寒寂寞之苦，到底不能成其一官。［2］（192）

对这些没有才学之人反做高官的现象，周清原更是直接作诗讽刺，将无才文人的丑态刻画的淋漓尽致：

目中仅识得“赵钱孙李”，胸中唯知有“天地玄黄”。借他人之诗文张冠李戴，夸自己之姓名吾著尔闻。终日送往迎来，驿丞官乃其班辈；一味肆筵设席，光禄寺是其弟兄。翻缙绅之名，则曰某贵某贱；考时流之目，且云谁弱谁强。闻名士笑脸相迎，拜官人鞠躬而进。果是文理直恁居人后，钻刺应推第一先。［2］（193）

才学平平的人都可以高中皇榜，而真正有学问的人却反受饥寒寂寞之苦，这本就是一个真假不分的荒诞世界。而如此荒谬的境况，作者却通过妓女这样身份的人物口中说出，更显得讽刺、无奈，正如文中所说一样，“谁问你有才无才，只问你有贿赂无贿赂、有关节无关节”。

尽管周清原自恃文才颇高，但又自觉怀才不遇，因此就有了满腹的牢骚，书中不但充斥着埋怨造化弄人、苍天眼瞎的文字，他又更是把他满腹的愤懑倾泻到了主持考试的试官身上，文字已略显恶毒。如《愚郡守玉殿生春》中就埋怨试官为“盲试官，无眼眶”：

比如场中试官，都要中那好举子，谁肯将不好的中出？那有眼睛的，自不必说了，就是没有眼睛的试官，免不得将那水晶眼磨擦一磨擦，吃上两丸明目地黄丸。不知暗中自有朱衣人做主，直弄得试官头昏眼闷，好的看做不好，不好的看做好，这都是举子的命运所招。［2］（43）

还是在《巧妓佐夫成名》一卷中，周清原也有一段讥讽瞎眼试官的话：

况且如今试官，若像周丞相，取那黄崇嘏做状元，这样的眼睛没了。那《牡丹亭记》上道：“苗舜钦做试官，那眼睛是碧绿琉璃做的眼睛，若是见了明珠异宝，便就眼中出火，若是见了文章，眼里从来没有，怎生能辨得真假？所以一味糊涂，七颠八倒，昏头昏脑，好的看做不好，不好反看做好。”临安谣言道：“有钱进士，没眼试官。 ”这是真话。［2］（192）

如果说在这两段文字中，周清原对文字无灵、试官无眼的揶揄还只是谑而不虐、笔下留情的话，那他在《洒雪堂巧结良缘》中所讲述的魏鹏故事中，对瞎眼试官表现出的则是露骨的讥刺与攻击。书生魏鹏因受相思之苦，在乡试和会试中无心作文，只随手写出篇平平常常的应名故事之文，却被瞎眼考官认为是“文字稳稳当当，不犯忌讳，不伤筋动骨，是平正举业之文”，竟连中高第。而其兄长用心敲打的文字反倒落榜。这样黑白颠倒的社会，造就了无数怀才不遇的才子学士，使得有着类似经历的周清原不得不借用小说来发泄自己的愤懑与不满。

类似于这种对试图通过科举考试制度，依靠真正的文才来出人头地途径的放弃，周清原在《西湖二集》中还有很多的议论牢骚。因为作者周清原自己也是一个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文士才子，但是怀才不遇，科举考试又不成功，日常的生活又贫穷落魄至极，以至于发出“愿为优伶”的悲叹。由此可见，他在惋惜慨叹别人的落魄无奈时，其实也是对自己的落魄贫苦的讥讽，在这种心酸中注入了更多自己亲身体验的无奈；而他在小说中又常常以旁观者的口气对故事中的文人才子应得的富贵功名大肆描写，其实正是自己对这些荣华富贵的向往与幻想。

除上述两种文人情怀以外，周清原做这部小说，亦是在科举无望的情况下，因为进身无路，急不暇择，想通过小说来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企图将写小说作为进取手段，希望上层统治者能够通过这部小说发现自己是满腹诗书的可用之才，从而博得上位者的青睐，实现他出人头地的愿望。因而作小说就成了他在科举失败之后寻求进阶、发迹的手段和工具。所以，在这本《西湖二集》中，他不仅对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官场舞弊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讥讽，还针对一些现实中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处理的建议。这些内容虽有卖弄才学之嫌，但是也显示出了他的才能，如《刘伯温荐贤平浙中》和《胡少保平倭战功》等卷后附了《戚将军水兵篇》和《紧要海防说并救荒良法数中》等具体的军事、政治主张，甚至在《寿禅师两生符宿愿》中附有佛语咒法及图示、《吴山顶上神仙》中附有“炼丹法”以及《马神仙骑龙升天》中还附录了数个药方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多才。

[1]阿英.《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周楫.西湖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