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长春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战国策》策文的大规模被引用当以司马迁的《史记》为始，《史记》中的战国部分主要是依据《战国策》，各国世家和列传更是大体相似。但真正开始对《战国策》进行校理研究是从刘向开始的，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1]379。此后，《战国策》渐受关注，虽历经沉浮却也广为流布与研究。至清代，古籍的整理辑佚工作空前展开，加上清代严谨的考据，《战国策》的研究有了集大成的注论和校订。校注工作的附属产物就是《战国策》序跋的大量生成。

关于《战国策》研究的述论已经展开，如：袁继峰《战国策派研究述评》[2]整理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战国策派”的研究过程，并为之进行学术分期，同时就各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特点进行评述，指出此类研究中的理论和现实尴尬。余永和[3]和龚燕杰[4]则是对“战国策派”学术公案的探讨。赵楠的《〈战国策〉研究历史述评》[5]从《战国策》的研究方式和特点着眼，将其研究历史划分为流传期、沉寂期、发展期三个阶段。然而，《战国策》诸多研究尚未注意到《战国策》序跋的文学艺术性及历史参考价值，加之序跋在《战国策》研究中对版本流变、传播接受、文本分析的辅助功能，使得对历代序跋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一、《战国策》研究进程的开启

刘向的序是《战国策》的第一篇序文，也叫《战国策书录》。它开始了对《战国策》文本的分析和归纳。该文洋洋洒洒，叙议互补，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语言整饬富丽。除却受汉代经学影响的模式化说教外，如“是以传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1]380等叙述较为形象。综览全文，可以管窥西汉后期记事说理散文的写作风格。第二，卓异的创见。刘向认为策文“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势也”[1]381（按：一作“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不是治国教化的长久方略，只能提供权宜之计。但发现了《战国策》行文技巧的缘由，即“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1]381，它告诉人们战国时各国君主较之前更加专断且礼制的约束力愈来愈弱，以至于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士人被迫采用隐晦曲折的劝谏方式。所谓的士阶层地位的提高只是物质性和表面化的，苏秦、张仪为首的策士实质上是在和国君们做着能力与利益的交易，最终解释权显然是归君主们的。刘向主观上能够接受《战国策》还是由于对各种奇谋巧智的偏爱，如，“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1]381中有明确显现。

二、两宋序跋的承化

“滥觞时期的作品，不可能以今天的标准去对待。但在事物原始简单阶段，却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出繁荣复杂时期所不易分辨的一些基本特征。”[6]可以用来对刘向在这方面的努力作出评价。宋代曾巩对《战国策》的重整作了很大贡献，他的《重校〈战国策〉序》将《战国策》当成是“邪说”，但是采取了开明的态度，“放而绝之，莫善于是”[7]1359。在刘向“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1]379后再次提到“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7]1359，强调了该书的历史史料价值。李格非《书〈战国策〉后》一文没有明确评价《战国策》文体风格，他概括地说：“《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7]1360从事实判断上点明了《战国策》的文言风格，只是带有贬义的色彩。两宋是《战国策》校注的高峰，王觉在《题〈战国策〉》里首次直接从文学的角度进行了影响深远的评论，他“爱其文辞之辩博”[7]1361，客观叙述《战国策》“虽非义理之所存，而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学者所不宜废也”[7]1361，“辩丽横肆”也成为《战国策》文风的定论。他的序文言简意赅，在《战国策》文学研究史上意义非凡。孙朴《书阁本〈战国策〉后》在跋文中插入刘原父语“吾老当得定本正之否邪？”[7]1362顿生些许情趣。

靖康之变后，宋王朝屡经兵燹而偏居东南一隅，有节气的士大夫时刻盼望着收复北方失地，客观的局势再次把《战国策》这部智谋策略的古籍推向了研究的热潮中。耿延喜的序文就显示了他对《战国策》颇为欣赏，他借袁悦之语“天下要惟此书。”侧面衬托了《战国策》的重要性，又评论说：“要之此先秦古书，其叙事之备，太史公取以著《史记》，而文辞古高，子长实取法焉。学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诵之！故余刊书以是为首云。”[7]1362稍后姚宏也对《战国策》的考校花了很大一番功夫。他在《题〈战国策〉》一文里介绍了《战国策》的流传及各版本的得失，又引《史记》和他书互证，结尾处“先秦古书见于世者无几。而余居穷乡，无书可检阅，访《春秋后语》，数年方得之，然不为无补。尚觊博采，老得定本，无刘公之遗恨。”[7]1363-1364抒发了自己校补苦尽甘来的喜悦心情。

历代注家惟鲍彪所受非议最大，抛开鲍注的考证性讹误，他的注论是有着里程碑意义的。首先，鲍彪《战国策注序》将《战国策》归为史书一类，“《国策》，史家流也”，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历史地位。其次，系统研述了《战国策》的行文风格，“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7]1363-1364这样的概括较王觉“辩丽横肆”更加全面和精准。再者，鲍注驳斥了历来把《战国策》视作“纵横之说”的偏颇之论，肯定了《战国策》“善恶必书”的史书特征，并与鲁《春秋》《史记》《汉书》相提并论。值得注意的是，《战国策》在真实记录历史的同时还包含有策士为达目的而使用的寓言和虚构故事，华丽的夸饰之辞也是鲜明的证据。有学者称这种方法为“拟托”[8]，如果把史实与虚构的“说例”即“拟托”混为一谈，那就天真可笑了。集注方面，姚宽的成就最大，他兼参孙固、孙觉、钱藻、曾巩、刘敞、苏颂、集贤院和晁以道诸本“并校之，所得十二焉”[7]1366。

三、高峰期序跋之衍说

针对鲍彪的注释的疏漏谬误，元代吴师道作了《〈战国策〉校注序》予以批驳。他提出的“事莫大于存古，学莫善于阙疑”[7]1368在治学上提供了强大的正能量。吴师道又作《曾序跋》《姚序跋》两篇跋文，十分重视对前代研究成果的吸收。后者简介姚宏生平，特别交代了“忤秦桧，死大理狱”[7]1371及“其人尤当传也”[7]1371。元代汉族士人在民族高压政策下倍感压抑，而十分推重前朝的节士忠臣。《姚序跋》篇幅不长，但字里行间散发着作者对姚宏的崇敬之感，这已超出了单纯的校注工作的评判，而是上升到了一个民族情感的空间层次。

相比之下，陈祖仁的《〈战国策〉校注序》与其说是书序，毋宁说是一篇饱含深情的记叙文。现摘录部分文字分析之。“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馆，而东阳吴君正传实为国子博士。吴君之乡则有丁文宪、何文定、金文安、许文懿诸先生所著书，君悉取以训诸生，匡末学。后君归丁母艰，病卒。祖仁亦尝闻君校注《国策》，考核精甚，而惜未之见也。今季夏，浙西宪掾刘瑛廷脩，随佥宪伯希颜公来按吴郡。一日，囊君所校《策》来言：‘正传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书亦已！吾尝有请于佥宪公，取于其家，且刻梓学宫。君宜序之，幸勿辞！’”[7]1372这段文字表面上是陈述自己得以校书的条件，实则处处洋溢着对故人的缅怀，结尾“予何幸得观吴君此书于身后，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刘掾不以死生异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复辞，而为之序。”[7]1373读来全无学究腐气，以序文寄托哀思，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文字平淡质朴，首尾交相呼应，情真意切。

乾隆年间，卢见曾在《刻姚本战国策序》一文中有了一些关于高诱的新发现。他说：“其解《吕氏》《淮南》二书，有急气、缓气、闭口、笼口之法，盖反切之学，实始于高氏，而孙叔然炎在其后。”[7]1375这对后人研究古代汉语言文字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虽然黄丕烈的《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并札记序》怀疑卢本《战国策》“实失其真”，但是卢见曾在刻刊《战国策》的同时能注意到这一点亦属不易。此阶段还有顾广圻的《战国策札记后序》，它是为黄丕烈《札记》作的序，提及了顾广圻本人的看法和自己的著作，他说：“恍然而知《战国策》实向一家之学，与韩非、太史公诸家抵牾，职此之由，无足异也。因欲仿杜征南《左氏春秋》之意，撰为《战国策释例》五篇：一曰‘疑年谱’，二曰‘土地名’，三曰‘名号归一图’，四曰‘诂训微’，五曰‘大目录’。”[7]1377笔者以为，刘向有编订存古之功，倘若说《战国策》为刘向一家之学，未免失之偏颇。首先，《战国策》在刘向编订之前就散见于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史记》的征用；其次，刘向本人只是厘定，并没有给《战国策》改头换面，而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它的原貌，这一点也是经过历代学者肯定的；再者，《战国策》体式变化多样，包罗内容广博纷繁，语言风格也参差复杂，全然不似一家之言。如果非要说《战国策》代表了某种意图的话，倒是可以把这部官修典籍当成是西汉王朝对此类书籍认识的演变，即对经学以外的典籍的态度在改善。

晚清国家饱受侵略，传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古书的校释也呈现了新的面貌，学者们的视野更为开阔，代表性的《战国策》序文当推于鬯《战国策注序》。晚清文学一方面受西学东渐的影响有着求新求变的特点，另一方面又保留着复古的影子。于鬯的序文之所以受到推重是和它的创新性分不开的。他重申：“《战国策》者，经学之终而史学之始也，其书宜无人不读。”[7]1378并且于鬯该文条理清晰，前后依次叙评国朝诸儒、前辈先学、海外学者。“要之，高注既古而多佚，鲍氏缀补之勤，吴氏考校之密，三家固鼎峙千秋也。”[7]1378是对高诱、鲍彪、吴师道三位典型注家的客观公允的判断，为学术研究全面分析对象提供了范例。此外，他还提到另一个问题，注释者的能力。他提出：“惟是其书既介经终史始之间，则其人其才，必可以注经，可以注史，然后可以注此书。”[7]1379依他看来，不能同时具备经史功底的人注释《战国策》都可能造成偏狭的结果，反倒不如不注为好，这种宁缺毋滥的精神也是学术研究所需要的。不仅如此，于鬯的序文还表现了他宽阔的视野。他放眼海外，目光延伸到了日本学者身上。“鬯所见关修龄《高注补正》、横田维孝《正解》、平井鲁堂《讲义》三家。讲义陋不足云，关、横田两家虽学浅，而于虚义理所在时有体会，间出武断，颇可采取。”[7]1379能对外国学者的这方面研究给予关注，此时尚很少有人做到。于鬯在写序的时候夹杂了自己的感慨，“末学疏浅，乡居又艰获佳籍，即经目遗忘亦多，时有不安，辄意改易，顾此失彼，遂相牵动，抵牾纷纭，知不能免，夫恶敢仰承三家之绪哉？”[7]1379一叹资料的搜集之困难，再叹补改之不易，议论中自然带有一种令人与之共鸣的情感，使序文鲜活有趣，富有生气。

四、海外序文略谈

鉴于部分序跋文的类同状况，在此不一一细论。《四库全书总目》收录的《战国策注三十三卷孔昭焕家藏本提要》《鲍氏战国策注十卷内府藏本提要》《战国策校注十卷纪昀家藏本提要》当归为此例。然上文所提及的日本关修龄、横田维孝两家序文揭示了《战国策》在海外的传播状况以及被研究的情形，实需探讨。关修龄的《战国策高注补正序》言简意赅，流畅自然，它的核心在于两点：一是反对那种将《战国策》视为离经背道的学究腐论。他说：“夫学究何为反以害乎名教饬戒子弟，令勿披览也？要苦其难读，而为护短之计，可谓执一而无权也。”[7]1384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腐儒学究们敌视《战国策》的因由，这个结论虽有片面之嫌，但却大胆新颖。《战国策》所包含的锐意进取的精神是该书的光辉所在，这当然为恪守成规的夫子们所排斥。二是关修龄单取《战国策》其文学性。“玩其文也久矣，而未达其实，但管窥一斑。”“余妄执是说，以为惟取其文辞，不论事业可也。”[7]1379等言语都说明了关修龄对《战国策》文学性的欣赏和重视。横田维孝持有和关修龄相近的看法，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夫治必称唐、虞、三代，乱必言春秋、战国。春秋则《左传》《国语》存焉，战国则舍斯书而何在？太史公所据，亦惟斯而已矣。”[7]1379将《战国策》和《左传》《国语》放到同等的地位，突出了《战国策》的史料价值。

五、结语

随着《战国策》研究的日臻成熟，今人在校雠董理时方法更加科学，成果自然也就全面、准确了，何建章、缪文远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的观点和评价大致和现代的研究是一致的。何建章从战国的政治、文化等社会形势论述了《战国策》形成的必然性，全文条分缕析，详尽地交代了《战国策》的艺术表现、研究状况、历史文化地位，用语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是研读《战国策》不可或缺的释本。他把《战国策》的文学价值归纳为三点：其一“叙事简洁明快，语言明白流畅，说理雄辩有力，分析细致准确”；其二，“写人物，既有人物的语言行动，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又有事件的曲折发展，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其三，“善于运用民间美丽的寓言故事和生动的比喻进行说理，富有幽默感，逸趣横生，生动活泼，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7]缪文远《自序》更侧重于《战国策》属性和文学的解读。“且不独辩士为然，诸子百家之伦，凡欲得君行道者，莫不于游说之术三致意焉。”“《战国策》之文，笔势纵放，英伟恢奇，才华横溢，感人至深。”[9]自序等断语鲜明独到，属意精准。

综观战国历史，不惟苏秦、张仪、陈轸之纵横家之流热衷于谋说之业，孟子、韩非子诸家不也干谒人主，致力于推销自己主张的吗？由此可见，《战国策》内容是战国时代的实时性材料，是对列国社会国情的集中反映，它这些非“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0]861的事件实际上才是彼时国家活动的主流，而这也在历代序跋中逐渐被人们所认知。

[1]严可均.全汉文[M].任雪芳,审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袁继峰.战国策派研究述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6(5):102-106.

[3]余永和.廿年来的战国策派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9(5):134-136.

[4]龚燕杰.浅析战国策派[J].学理论,2010(16):96-97.

[5]赵楠.《战国策》研究历史述评[J].衡水学院学报,2007,9(4):68-71.

[6]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M].济南:齐鲁书社,2007:24.

[7]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董正春.《战国策》“拟托”刍议[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1):82-84.

[9]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7:1.

[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