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然对抗文明：西方文学的现代性批判主题

2013-08-15席忍学

商洛学院学报 2013年5期

席忍学

（商洛学院中文系，陕西商洛 726000）

20世纪后期，随着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的发展和向全球的传播，生态批评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在此背景下，西方文学的自然与文明关系主题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但一般都局限于微观研究，例如，苗福光的研究专著《生态批评下的劳伦斯》[1]，郭海平的论文《〈白鲸〉中人与自然多维关系的伦理阐释》[2],殷企平、何畅的论文《环境与焦虑：生态视野中的罗斯金》[3]，程爱民的论文《论梭罗自然观中的“天人合一”思想》[4]，陈茂林的论文《“另一个”：梭罗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解构》[5]，李安的论文《乔叟〈公爵夫人之书〉中的“自然”[6]。因此，本文试图从宏观角度研究西方文学的自然与文明关系主题。

一、西方文学的自然与文明对立主题

18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或显或隐地表现了自然与文明对立的主题。启蒙文学、感伤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代表性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对自然的赞美和对文明的批判。

（一）18世纪文学的自然与文明对立主题

卢梭在《新爱洛伊斯》和《漫步遐想录》中,细腻入微地描写了山峰、苍松、悬崖、悬崖峭壁下的深谷溪流和汹涌澎湃的激流，深情赞美原始的、未开化的大自然。他热爱自然，呼吁人们消灭文明社会的规范。在他看来，大自然能够激发人的灵感,给人带来快乐。卢梭在《爱弥尔》中多次提到了人的欲望、需要的问题。他认为文明社会不断使人滋生新的不安与欲求,只有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大自然中才能够享受到快乐，只有大自然才能够满足并搁置人的欲念、使人暂时忘记所厌恶的现实。他始终喜爱大自然,虽然四处漂泊,居无定所,但大自然的美景给他带来的快乐,解除了他心中的郁闷。因此，他主张“返归自然”，以摆脱文明对人的桎梏。

在小说《爱弥尔》中，卢梭通过对他所假设的教育对象爱弥儿的教育，反对文明社会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阐述了他的“自然教育”思想。他认为，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受着这一天赋的权利，只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之后，才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特权和奴役现象，从而使人失掉了自己的本性。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他主张对儿童进行适应自然发展过程的“自然教育”。卢梭所谓的“自然教育”，就是要服从自然的永恒法则，听任人的身心的自由发展。小说将爱弥尔置于远离城市的乡村，使其接近自然，并接受“顺乎自然”的教育，从而获得个性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卢梭认为，只有经过这样的教育，才能使儿童的心灵免受文明社会的扼杀，并保持自然的习惯。总之，卢梭在其作品中表达的自然与文明对立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歌德《浮士德》的主要思想内容虽然是反映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的思想和文化，表现新兴资产阶级不断追求、积极进取的精神，但是，也隐含着自然与文明对立的主题。年过半百的浮士德知识渊博，长年累月地在书斋埋头研究哲学、法学、医学、神学等典籍，但是他发现自己并不比别人聪明，感觉自己一无所知，因此痛不欲生。到了野外，被农民的热情和大自然的美景所感染，重新焕发出生命活力,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在这一情节中，显然隐含着对文明的批判和对自然的赞美。浮士德潜心钻研的哲学、法学、医学、神学等，是文明的成果和体现，而正是文明使得浮士德陷入痛苦。浮士德离开象征着文明的书斋，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才获得了欢乐，感受到了人生的美好。该情节含蓄地表达了自然与文明相互对立的思想。

（二）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然与文明对立主题

19世纪欧美浪漫主义文学对自然更是情有独钟。由于浪漫主义作家对于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厌恶，对庸俗丑恶现实的反感，雄伟瑰丽的大自然便成为浪漫主义作家寄托自由理想之所在。在他们的笔下，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往往同城市生活的丑恶鄙俗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些非凡的人物往往出没在大自然中间或奇异的和具有异国情调的环境里。他们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怀着对大自然深厚的爱，把自然视为真理的展现。因此，对大自然的向往，对自然人性的歌颂，就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主题，从而为欧洲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正如美学家李斯托威尔所说：“自然这块天地，不得不等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方才得到了充分而又细致的发掘。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歌德，是他们第一次把大海、河流、山峦带进了他们自己的作品。”[7]

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描写并歌颂大自然，通过对大自然和缅怀中古淳朴的向往，进而否定城市文明。华兹华斯的代表诗作是《丁登寺》描写了怀河两岸自然景色，表达了对自然的热爱和独特的感悟。诗中所描写的怀河两岸的自然景色，象征着未经“文明”践踏的自然界。它在一定程度上还与人工的建筑物丁登寺形成对照。怀河两岸的田园风光与“都市的喧闹”构成鲜明的对比。在诗歌的开始，便可看到：

这一天终于来临，我又在

这棵苍郁的槭树下栖息，并眺望

一块块的村地和一簇簇的果树，

树上的果实尚未成熟，

果林披着一片青绿，与别的灌木

相溶成一种颜色。我又看到

这些树篱——倒不如说是

恣意漫生的枝条：这些绿色一直铺到

田庐的门边；这些在寂静里

从树林中升起的袅袅炊烟！

它们的来源飘忽难辨，恍惚是

浪游者在没有屋舍的林中点燃，

或来自隐士幽居的洞穴，他正

独自坐在炉火边。

这些美景

虽然长久的分别，对我却并非

像一片风景之于盲人的眼睛：

在我蛰居喧闹的都市，感到

孤寂无聊时，正是这些美景呵

常常给我带来愉悦的心境，

它流荡在我的血液里，跳跃在心头；

并流入我被净化的脑海中，

使我恢复恬静的心绪：——重新

感受到已淡忘的往日的快乐：这快乐

也许能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无形中培育善良者最美好的品德，

使他做出虽非轰轰烈烈、令人缅怀，

但却充满善意和爱的举动。同样，

我还要感谢它给予我的另一个赐予，

一个更高尚的赐予；在这幸福的心绪中，

那心灵上神秘不测的负担，

那不可理解的人世所带来的

使人厌倦的沉重的负荷

也为之减轻了：——在这恬静的心绪中

那高尚的情感引导着我们，——

使我们仿佛暂时停止了呼吸，

甚至连血液也不再流动，

我们的肉体已陷入酣睡，

我们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精神：

和谐的力量，欢乐的深远的力量，

使我们能带着平静的眼光

去洞察事物的真谛[8]49-50。

大自然的清幽和谐，常常给“我”带来“愉悦的心情”，使“我”淡泊恬静。无论“我”置身大自然，沐浴她的阳光雨露，还是身处“都市的喧闹”，“感到孤寂无聊”，这些美景总会“流淌在我的血液，激荡在我的心头，并化入我更为纯净的思想”。诗人在深情赞美大自然的同时，表达了对代表着文明的喧嚣城市的厌恶。

美国浪漫主义作家梭罗《瓦尔登湖》写他28岁（1845年）时只身来到瓦尔登湖边，倾听、感受大自然的声音，思考人生真谛，记录他对自然的仔细观察和深刻领悟，提倡返璞归真的生活。作品对瓦尔登湖的纯净自然和湖区人的纯朴生活的描写，为身处喧嚣尘世的人们带来精神的安宁和心灵的慰藉。

（三）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自然与文明对立主题

19世纪中期以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虽然不遗余力地批判社会的不合理和现实的丑恶，但是，自然与文明对立的主题依然清晰可见。英国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美国马克·吐温的《哈克贝恩·芬历险记》、俄国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都不同程度隐含着自然与文明冲突的主题。

《德伯家的苔丝》描述了苔丝的悲剧命运。苔丝勇敢地和自己的命运以及世俗观念作斗争，最后却成为了家庭和社会的牺牲品。苔丝的悲剧是现代文明和自然冲突的结果。大自然的女儿苔丝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而且还有纯洁善良的心灵，是自然的化身；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自然的女儿却被文明社会的道德偏见和所谓的文明人所扼杀。苔丝的毁灭体现了哈代对于工业文明的强烈批判，同时也体现了作家对于大自然的肯定和赞美。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恩·芬历险记》描写白人男孩哈克为摆脱文明的束缚离家出走，遇上为摆脱被贩卖命运出逃在外的黑人奴隶吉姆，两人结伴乘木筏沿密西西比河漂流所经过的种种历险与奇遇。在漂流途中，哈克对自己帮助吉姆逃跑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认为帮奴隶逃跑是侵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是不道德的、违法的，因而想告发吉姆。但是，当他想到吉姆的善良和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又打消了告发吉姆的念头，决定帮助吉姆获得自由。一般认为，小说表现了“健全的灵魂和畸形的良心”之间的冲突。作者本人也认为小说表现的是“健全的灵魂打败了畸形的良心”。“健全的灵魂”就是自然人性，“畸形的良心”就是文明社会的所谓道德。小说情节置于密西西比河，描写了密西西比河沿岸的自然风光，表现了对自然的喜爱，对儿童纯真人性的赞美，借此表达了对文明的批判。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城市文明是滋生罪恶的土壤，是腐蚀农村田园生活的祸水。他晚年与自己的贵族生活彻底决裂，放弃自己的财产，过农民式的质朴生活，回归自然，表现了与城市文明的决绝态度。他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通过安娜的悲剧批判了都市文明，通过列文的精神探索肯定了质朴的农村生活。安娜突破世俗的道德观念，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周围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一冲突，实际上是以安娜为代表的自然人性和文明社会的冲突。

（四）20世纪西方文学的自然与文明对立主题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自然与文明对立的主题依然延续。劳伦斯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1928）中通过爱情故事揭示了工业文明与乡村自然的冲突。小说中的矿业主克里福特是一个与自然对立的文明人，猎场看护人梅勒斯是一个崇尚乡村自然、厌恶现代文明的自然人。梅勒斯与克里福特因争夺康妮而展开的冲突，隐喻了自然与文明的冲突。康妮最终离开了克里福特，走进小树林，投入梅勒斯的怀抱，隐喻着自然战胜了文明。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勾画了两个完全相反的世界：克里福特的拉格比和梅勒斯的森林。“拉格比是一栋用褐色石头建成的又长又矮的老房子，它始建于十八世纪中叶，后来又时加增建，直到成为一个无甚特色、有许多狭窄通道的大宅第。”[9]拉格比的房间是“阴沉的”，不远处的特弗沙尔煤矿则是一个重度污染、丑恶不堪的地方，当“风从那边（特弗沙尔）吹来（吹到拉格比）时——这是常有的事——房子里就充满了大地秽物燃烧后的恶臭的硫磺味。即使没有风的日子，空气也弥漫着一种地下的气味：硫磺、铁、煤、或者酸味物资。肮脏的尘埃就连圣诞蔷薇都不放过，黑色的粉末像末日天空降下的黑露般执著地沾在花草上，简直匪夷所思”[9]。这就是劳伦斯笔下的拉格比——一个位于“煤与铁的英格兰中部那毫无灵魂的丑陋”的世界。拉格比是英格兰“工业文明”的象征，这种工业文明在劳伦斯的笔下是一个完全腐朽、堕落的机械文明，毫无生气，没有前途和希望。与拉格比相对照的是梅勒斯的森林。“这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早生的蒲公英开着太阳似的花，新吐蕊的雏菊洁白如雪。榛树丛中，半张开着的叶簇上悬垂着尘灰色的最后的柔荑花，好似一副花边。黄色的燕子草现在已满地簇拥，相互拥挤，黄光闪耀。这黄色，是初夏那强有力的黄色。报春花遍地都是，有几分无拘无束，茂密的报春花再也不羞怯了。绿油油的风信子宛如大海，像玉米般高耸着一串串蓓蕾。驰马径上勿忘我乱蓬蓬地繁生着，耧斗菜乍开着紫色的花苞，灌丛下面，蓝鸫的蛋壳偶尔可见。处处是蓓蕾，处处是生命的突跃！”[9]梅勒斯的森林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生机盎然的自然世界。

奥尼尔《毛猿》主要写主人公扬克的遭遇，同时也表现了自然与文明对立的思想。扬克是一艘远洋轮船上的司炉，以身强力壮得到同伴的敬畏而自豪，但在有钱女人的眼里他是个“肮脏的畜生”。在人的世界里他找不到生活地位,最后只好与动物园的一只大猩猩结交朋友，结果却死在它的大力拥抱之中。与扬克相对立的人物是爱尔兰老水手派迪。他悲观消沉，憎恶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工业时代，留恋工业文明以前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帆船时代。

二、西方文学的自然与文明对立主题是具有现代性的主题

“‘现代性’指现代条件下人的精神心态与性格气质，或者说文化心理及其结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科学术语，含义是非常确切的，在历史学上指的是16、17世纪以来起源于南欧并仍在扩展向全球的历史性变动，它包括工业制造取代农牧业、民主政治、市场化经济、人权、农村的城市化等一系列社会学指标。现代化的承担者，也就是置身其中的人，他自身的心理与精神气质，以及这种精神在外界所对象化出来的文化形态（艺术品是最直接的代表）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现代性。它是一个人文科学的亦即指向人性主体的概念，而不能混同于社会科学的客体概念。”[10]

福柯在《何为启蒙》中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或一种“精神气质”：“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有特定人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11]

据此，笔者把现代性做这样的概括：处在现代条件下的人对现代文明的感觉和态度。

现代文明在器物层面上表现为对大自然的征服和利用。它把大自然还原为机械装置和满足人类需要的资源库，然后尽其所能地掌握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制造出的各种现代工具，征服和利用大自然。在制度层面上表现为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倾向于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倾向于强调民众参与的民主制度。在精神层面上表现为理性化。现代社会以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为基本特征，居于其核心地位的是现代科技的无限发展，是经济水平的无限发展。

面对现代文明，有两种基本态度：倡导、追求或者批判、厌弃。

18世纪以来的西方的众多作家有倡导、追求现代文明者，例如，笛福、麦尔维尔、海明威；更多的作家还是选择了厌弃、批判的态度。这些作家赞美大自然和自然人性，批判现代文明，使其作品具有了现代性特质；作品所表现的以自然对抗文明的主题，具有了现代性批判的深度。

西方作家们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现代性批判主题，并不意味着他们故意要与现代文明唱反调。他们看到了现代文明的严重后果——对自然人性的扭曲，对人的精神造成的巨大伤害。因此，他们从呵护人性本真、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的立场出发，对文明和代表着文明的城市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而对自然和代表着自然的乡村加以肯定和赞美。由此可以引发对文学的深入思考。俗话说，文学是人学。文学不应该跟在社会与时代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要敏锐地注视社会与时代在前进当中的人的生存状态，时时守护人性的真善美，使人类的精神家园绿树常青、鲜花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