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国华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明确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概括。因此，其与毛泽东关系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党的代表大会历史文献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概括，主要由政治协商制度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构成，由此构成了毛泽东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关系研究的主体视角。此前，学界对毛泽东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毛泽东与政治协商和统一战线理论的视角。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似还有一个与此紧密联系的毛泽东对政治共识探寻问题的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

在中国，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政治共识都是统一战线与政治协商范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统一战线衍生出的政治协商，是建立在各方政治力量应有一定政治共识基础之上的。本文尝试从这一研究视角探讨毛泽东与政治协商，进而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关系。

一、毛泽东对政治共识的探寻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

政治共识，通常指一定地域范围内不同政治势力与利益群体，就某一时期重大政治问题，达成相对一致政治认同的政治现象。

国内外学者在协商民主的研究上，均强调寻求政治共识，只是表述视角不同罢了。有侧重社会学角度阐释的，如约翰·罗尔斯的公民公共理性重叠构成共识论说;有哈贝马斯的社会群体对话协商达成社会共识论说;也有侧重政治学角度的阐释:政治共识包含了程序性共识与实质性共识，“程序性共识指的是一种通过政党之间或政府与主要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磋商和讨价还价以作出决定的意愿;实质性共识则是指两党或多党之间在意识形态取向上的重叠，表现为他们根本政策目标上的一致”［1］。诸表述的共同点是均强调寻求共识，反映了在民主政治及其协商民主等范畴内，探寻政治共识具有追本寻源的意义。本文所言政治共识侧重政治学意义上的研究视角，主要是基于国共合作历史载体内逐步衍生出的，关于中国的民主革命，需要统一战线、党派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形式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共识。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政治协商，通常是在协商相关方达成基本政治共识的前提下，通过统一战线形式，实现党派合作，就国是问题进行多种形式的政治协商。民主革命时期两次国共合作中逐步衍生出政治协商的历史表明了这点。毛泽东抗战时期对政治协商范畴政治共识的思考，既是其对政治共识思考的起点，也是中共最具代表性的思考，其总体上呈现出在继承基础上发展的演进特征。

(一)中共关于政治共识的初步思考

毛泽东对政治协商范畴政治共识的思考，主要体现在抗战时期。而中国共产党早在其成立初期的“一大”到“二大”前后，就逐步形成了基于统一战线、党派合作政治协商范畴政治共识的初步思考: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征，决定了中国的民主革命，须联合各党各派、社会各界与广大民众，结成广泛的民主联合战线，建立联合政府形式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毛泽东抗战时期对政治共识的思考，是对中共上述思考继承基础上的发展。

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一些代表提出:中共在革命中，应利用国会各党派的聚集，寻求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以达到部分的革命目的;并认为这种与各党派合作共事的政治行为“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且“可以加强自己”，使“我们的力量会因为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2］。虽然这些代表的建议最终未被大会接受，但其表明，中共“一大”代表中，萌生了一些属于统一战线政治协商范畴的多党合作的思想意识。这种意识，与其后逐步形成的政治协商内涵相比，还显零散与片面，但其为中共进一步探寻统一战线形式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范畴的政治共识，奠定了一些最初的思考。这些思考与列宁及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应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思想，在中共党内的早期影响是分不开的。

也正因为有上述思考的积淀，所以中共中央随即在1922年6月15日发布的《对于时局的主张》中，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思考: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及敌强我弱的国情决定，应通过党派“联席会议”协商的方式，组建“民主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党派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3］的，实际上是民主联合政府［4］形式的民主共和国的思想。这些思考的内涵，反映了中共中央形成了一些关于统一战线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范畴政治共识的初步思想。

1922年7月，中共“二大”确认了中共中央对上述一些关于政治共识的初步思想，且进一步具体提出，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拟邀请各革命党派召开党派“代表会议”，“互商”组建民主联合战线，实现多党合作共事。［5］此处党派“代表会议”上“互商”的概念，应是中共党的代表大会关于党派合作政治协商概念的最初表述，也是探寻组建宗旨相近的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政治共识的雏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关于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范畴政治共识思考的正式提出。

当然，中共“二大”关于多党合作的思想，最终仅以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尽管如此，这一关于政治共识的正式提出，及其后的国共合作也推动了党派之间政治沟通与协商的实际产生。对此，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党派合作共事中遇有矛盾与纠纷，可以党派“联席会议”形式和党派各派“代表协商”［6］的形式解决。至此，中共中央的思考，具有了一些党派合作政治协商范畴的要素。

上述思考表明，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属于政治协商范畴思想的衍生，是在关于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构建统一战线、推进党派、合作共事、一定程度政治沟通与协商、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共识的探寻中逐步萌生的。

(二)毛泽东对政治共识的发展

上述中共早期对政治共识的初步探寻，零散且欠完整。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始，毛泽东基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需要，进一步探寻了政治协商范畴的政治共识，推动了具有一定程度政治协商要素的思考与实践的产生。

大革命失败后，因国共两党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中共总体上很难继续探寻政治协商范畴的政治共识。直到日军侵华、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探寻以党派合作，抵御外辱，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核心的政治共识的条件才又逐步具备。1931年至1935年之间，中共根据日军侵华，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的客观事实，实际上已经逐步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中国各党、各派、各军中的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政治见解，为政治共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是，国共两党在合作抗日的问题上还有较大分歧，直到卢沟桥事变后，两党才开始形成一些实质性的政治共识:

一是确立坚决抗战反对退让方针是政治共识的底线。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开始指出国共两党政治共识开始逐步形成的事实与思考: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发表的两个抗日宣言具有了共同点，为政治共识的探寻奠定了基础。其“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7］。联合抗日方针，在国共两党间基本达成共识，使其成为以国共两党为核心，各党各派与社会各界达成政治共识的底线。

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在卢沟桥事变后，于7月8日的抗战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8］，并为民族大义计，陆续做出了一些有原则的实质性让步的承诺，承认了国民党在合作抗日中的执政党地位。这就为以国共两党合作坚决抗日为核心，进而形成各党各派社会各界合作抗日，达成政治共识，探寻出了底线。

二是推动建立各党各派社会各界参与的民主联合政府应是政治共识的核心。在坚决抗战逐步成为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社会各界合作共事的政治共识底线的条件下，以何政治形式合作抗战问题随之成为各方政治力量探寻政治共识的核心问题，即各党各派社会各界怎样合作共事共御外辱。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两点:一是要“全国军队总动员”对日作战;二是要“全国人民总动员”一致抗日，其中毛泽东为聚民心，提出了具有递进关系的三步走政治思考:首先是“承认现有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的“国防政府”;再次是依靠广大民众“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的全权的国民大会，制定全面惠利于民的施政方针。［9］毛泽东认为这应是全民抗日应有的政治共识。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又将其细化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0］，并在中共洛川会议上通过。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又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称之为各方均应接受的“共同纲领”，即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1］为核心，进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12］为政治共识。

毛泽东探寻的抗日统一战线形式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共识，实质上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赖以形成的政治共识，以新三民主义为核心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抗日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毕竟，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是统一战线赖以形成的政治基础，即政治共识。统一战线、多党合作不过是达此目的的政治过程与政治形式。毛泽东对政治共识的进一步探寻的进程，揭示了政治共识具有渐进性、变化性与延伸性的特征。

当然，毛泽东此时对政治共识的进一步探寻，与中国当时实质上既无国会，也无宪法，是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环境，与各民主党派倡言选举民主反对一党专制，与日军侵华引起各方政治势力急剧的组合变化都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毛泽东对政治共识的进一步探寻，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是具有较广泛的社会政治认同的。

二、毛泽东探寻政治共识全盘性思考的提出与实践

毛泽东对政治共识全盘性思考的逐步提出与实践，主要指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的全盘提出与局部实践。

(一)政治共识是相对的，合作各方应有相对的独立性思想

伴随着1937年9月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也推出了基于执政党自身能够接受的一些有限的民主举措，主要是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的民主政治举措。客观地说，政府主导且具一定参政议政政治协商要素的，国防参议会与国民参政会的民主政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党各派社会各界，合作共事，参与国事的共同诉求。而此时，毛泽东对政治共识的探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基于对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战的形势与任务的分析，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与各种政治势力对中共关于合作共事应具有的政治共识的态度的分析，明确指出:各党各派社会各界与广大民众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围绕对应有政治共识认同的程度，分成了共产党领导的赞成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左翼集团”，分化与游移的“中间集团”，以及主张片面抗日，随时准备破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13］为此，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4日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实际上提出了政治共识的相对性思想:所谓政治共识的相对性，是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统一民主的新中国的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但是，“统一战线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只顾一方面，不顾另一方面，都将不利于抗日”。［14］这表明，毛泽东探寻的各党各派、社会各界与广大民众的合作御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共识，各方尚有不同程度分歧，故政治共识只能是相对的，不是也没有完全一致的政治共识。把政治共识绝对化，是会破坏统一战线与党派合作共事的。只要政治共识的底线不破，党派合作共事共御外辱的统一战线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与发展。这一思想，对其后形成的各党派合作的政治协商思想及其制度有着长远且重大的影响，其精华简言之，就是和而不同。和，就是各党派社会各界与广大民众合作共事，坚决抗日的政治共识的底线必须坚持;不同，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各党派与各种政治势力，可以也应该保留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并通过政治沟通与协商来协调，不应强求一致。

(二)政治共识的实现需要各党派长期合作互助互让的思想

毛泽东在强调统一战线既合作共事，又独立自主方针的过程中，提出了各党派长期合作，互助互让的思想。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明确提出了党派合作共事中，“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如此才能实现“长期合作”［15］。

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初步提出了在建立独立统一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各党派应长期合作的思想，提出了合作共事中有原则的互助互让的思想。这些思考，成为其后开展党派合作一定程度政治协商中的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则。

紧接着，毛泽东1939年5月4日，在《青年运动的方向》、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12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中，较为详细地揭示了上述应有政治共识思想提出的逻辑思考——基本国情。

首先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目的: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此需要寻求各党派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共事;其次是合作共事“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即“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主义制度”;再次是“革命的主体——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其中的“根本力量”与“革命的骨干，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16］，这是政治见解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共识的社会基础，党派只是这些社会力量客观的政治驾驭群体。最后是认清中国国情是认清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基本依据。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因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17］由此，毛泽东提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18］的政治定性。这对于政治协商党派合作的主要对象之一——民主党派给了一个很好的政治定位，对于推进以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精英人士为主体的政治协商范畴的政治共识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思想认识基础。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政治共识做了一个高度简洁的概括，“中国革命现阶段的革命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即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19］

(三)毛泽东对政治共识探寻的全盘思考与实践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民主革命时期(不单单是抗日时期)党派合作共事应有的政治共识——民主共和国，提出了全盘性思考——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一全盘性政治思考奠基于“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20］的政治分析。政治共识全盘性思考要点主要有三:

一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政治协商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既不是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21］;其国体在今天，就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22］;其政体，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23］。

这种国体与政体的政治构思，兼顾了全国大多数党派、阶级、阶层与广大民众的政治利益，为政治协商范畴政治共识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没有兼顾各方政治诉求的共同纲领，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共识。

二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协商的经济基础。

政治协商范畴的政治共识，须建立在相关各方经济利益兼顾的基础上，方能形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其主张“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24］。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多元化政治构思，兼顾了全国大多数党派、阶级、阶层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为政治协商范畴政治共识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经济基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新民主主义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体现。［25］没有照顾主体兼顾各方的经济制度，是很难形成各方都认同的真正的政治共识的。

再次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政治协商的文化基础。一定的文化，是为一定社会群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天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26］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政治构思，具有民族、民主与大众化的特点，兼顾了中国各阶级、阶层、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与人民大众的不同需求，为政治协商范畴政治共识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总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就是各革命党派、社会各界与广大民众期盼的“新中国”［27］，因而其能够成为各方认同的政治共识。

抗战时期，毛泽东上述对政治共识的探寻，在实践上大致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通过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把中共的上述政治主张在各党派与社会各界代表中，进行广泛地政治沟通与协商，另一方面是在根据地内，尽可能的率先实践上述政治主张，诸如三三制政权及其制度的建立等。也正是因为在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探寻与实践政治协商范畴的政治共识，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社会各界及广大民众在政治认同度上的不断磨合与共同推动，中国社会在民主政治方面，实际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协商的社会潮流，所以在抗战胜利仅四个月的国共重庆谈判中，中国民主政治史上就明确衍生出了“政治协商”的概念，这绝不是偶然的。

三、几点结论与思考

通过对毛泽东抗战时期关于政治协商范畴政治共识探寻的历史探析，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与思考:

(一)毛泽东抗战时期对政治协商范畴政治共识的探寻，实际上是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共识思考的承上启下，对于抗战胜利后，中共倡导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后又提出五一口号与共同纲领，进而实现协商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直接影响。解放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社会各界，基本接受了毛泽东抗战时期对政治共识探寻的全部政治主张，反证了毛泽东对政治共识探寻的客观性与正确性。

(二)毛泽东抗战时期对政治协商范畴政治共识的探寻，对于推进政治协商思想在抗战时期初步形成及其在局部的实践，有直接的作用，对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也有长远的影响。尤其是由于政治协商思想与制度的延续，其又构成了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内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与制度的贡献也更为清晰。

(三)毛泽东抗战时期在政治协商范畴政治共识探寻中形成的许多重要思想，不但对历史而且对现实也是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诸如，统一战线、多党合作、政治协商须奠基于对国情的正确审视的思想;中国需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党派合作应有共同政治纲领，不断寻求政治共识的思想;各党派应坚持长期合作的思想;各党派合作共事中应互助互让的思想，政治共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思想等等。

［1］［3］［5］［8］［9］［10］［11］［12］［14］［15］［17］［18］［19］［20］［21］［22］［23］［25］［26］［27］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21、35－36、66、344、346－347、354、367、368、525－539、537－538、633、640、649、686、675、676、677、679、698、709.

［2］［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58、581.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99.

［7］［13］［16］［2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5、395、562－563、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