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雯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601）

自1916年至1920年，皖系军阀控制下的中国政府与日本的关系是近代外交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笔。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对段祺瑞的评价虽不再是传统上所一味认同的“卖国贼”、“汉奸”，但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等原因，对段祺瑞对日态度进行深入分析的相关著作、论文仍然不多。本文在依据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段祺瑞早期“亲日”、晚年抗日的不同态度进行浅析，力求有所创新。

一、段祺瑞执政时期“亲日”的原因

（一）国内：武力统一政策的需要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虽执掌北京政府实权，但实际上只能算北方领导者，南方则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滇桂等其他实力派。双方不断发生摩擦，很难谈拢。段祺瑞是北洋行伍出身，骨子里流的是军人的血液，加之当时皖系军阀实力的强盛，因而对于南北双方的状态，他热衷于武力统一。“武力统一”政策也逐渐成为段祺瑞执政时期的基本国策。

从段祺瑞方面来说，“武力统一”政策的推行必须借助于日本的援助和支持。国库空虚、财政面临危机是缠绕近代中国政府的一个难题。1916年10月，日本寺内内阁的上台，为段祺瑞政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寺内内阁一改“威压——提携”的对华政策，转为“亲善——提携”。八次西原借款共为段祺瑞政府提供了三亿八千六百万日元。这些以各种名义的借款，从相关资料来看，不难发现，基本都用于了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

（二）国际：风云变换的形势的要求

1914年一战爆发，欧美大国迅速被牵扯到这场规模宏大的战争中去，给了中国以喘息的空间。日本虽加入战争，但远离主战场，在战争前期受到牵连较少。日本成为称霸东亚的霸主。

在这种情形下，段祺瑞对章宗祥说到：“中国对于各国宜取一律看待主义，彼以诚意来，我亦以诚意往。至远交近攻之策，自不适用于今日［1］6。巩固方针如是，幸君善为之。”［2］6这表示，段祺瑞改变了其执政初期所施行的联英美以制日的“远交近攻”政策。段祺瑞改变这一政策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对华态度。段祺瑞对欧战始终坚持积极参战的主张。但是当时国内阻力强大，使其无法顺利通过关于参战的法令。而此时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美国，因不愿中国的问题与日本发生争执，故而对段祺瑞的参战主张不加支持。并于1917年11月与日本签订了承认了日本在华地位的《蓝辛——石井协定》。中国国内更是“觉得要从美国得到积极帮助以解决国内困难是没有什么指望了”［2］240。这就将段祺瑞政府推向了日本人的怀抱。

段祺瑞接受日本支持，加入协约国作战，其主要目标就是希望借此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争取更多的利益。为此，他曾提出参战条件，内容包括撤销德奥两国的庚子赔款、提高关税等。虽然最终未取得较大的成果，但不能因最终失败而否定过程中的努力。

二、晚年段祺瑞对日态度

近年来，学术界研究视角不断扩展，对段祺瑞之正面评价最多的就是集中于他晚年拒绝日本引诱，答应蒋介石南下这一事件上，皆认为他在晚年保持了民族气节。

1926年4月，段祺瑞“通令退休”后，退居天津，并长期居于此。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执行其大陆政策，这需要一个有影响力、有决策力的在华代理人，而北洋元老、与日本一度关系密切、曾执政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就成为他们的目标。的确，段祺瑞最后是拒绝了日本的邀请，那段祺瑞是否从一开始就执意拒绝呢？

段祺瑞作为一位纵横政坛的军事领导者，最终被迫辞职下野，有各方原因。但是从他直皖战争失败后到1924年再度上台，这其中一直未曾放弃来看，他在退居天津后，并非不想东山再起。只是苦于军事上没有力量支持，而曾经的左膀右臂诸如徐树铮被害，靳云鹏叛离，这些都造成段祺瑞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的邀请，可以使段祺瑞实现其再度登上政治舞台的愿望。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段祺瑞执政时期，日本虽有侵华之实，但同时也有欧美等国的压迫。并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没有明显暴露。而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将日本视为侵华的唯一敌人。段祺瑞知道在此情形下，与日勾结，就真正成了汉奸、卖国贼，是要为后人所唾弃的。

在日本对段祺瑞发出邀请的同时，蒋介石政府也作出了行动。先后请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通过发电文、亲自出面的方式希望得到段祺瑞的正面回应。段祺瑞回电：“痛心国难，辱以正气相勗，自念以身许国，不后于人，他事姑且勿论，昔年抵制举国若狂，端局屹然，谔谔自若，威武不能屈，宁卑辞所可诱耶。”［3］121931年段祺瑞南下途中对自己的南下动机和目的作出表示：“此次赴京，系因蒋先生屡想北来会晤未果，近又派钱君到津欢迎，表示国难当头，国家事要与国家元首商量，余故不能不去。”［3］16明确提出自己南下是因为致使国难当头的日本侵华之大事。

但是，段祺瑞虽已远离日本人的范围定居上海，日本仍不愿放弃利用段祺瑞之名气。在天津成立所谓的以段祺瑞为会长的“中日密教会”，假借段祺瑞的名义行各种不义之事。段得知后，立刻致电叛国投日的王揖唐等人：“余养疴上海，不问世事。目下华北局势严重，恐有假借名义，为轨外行动者，殊非爱国之道。盼诸弟严密访察，告知地方当局，严加制止。”［4］164－166王揖唐始终不愿放弃劝说段祺瑞投日，在1935年向段发了一段电报：“玉裁诗集，已预约五部，余诗接洽，再待奉告。王庚。”［5］57电文中，“玉裁”代指清朝文字学家段玉裁，取“段”字暗指段祺瑞，“五部”即“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王揖唐，初名志洋，后改名为庚，王庚是其本人。段祺瑞回复道：“专电转陈。玉公谓：股东决不同，不约其他方面，切勿接洽。即已预约者，请作罢。”［5］58这段电文后被媒体所知，大肆报道。段祺瑞利用这一时机，公开电文，表明立场。这一举动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三、段祺瑞执政时期对日思想与晚年对日态度比较

（一）段祺瑞的对日态度首先取决于他的个人身份

段祺瑞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向日本伸出双手，以求得最大的援助与支持。从段祺瑞个人来看，是由于他当时处于政治领袖的位置，并一度处于政坛顶端。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这在他对欧美等国的一系列行为失望之后，产生了对日本更多的期待。此时日本寺内内阁也改变了对华政策。内外原因同时出现，就有了段祺瑞选择“亲日”这个果。正如学者张鸣所提出的：“军阀不是阔谈玄机的形而上学家，也不是劝善规恶的道德家，他们的哲学都是一种功利性极强的政治哲学。”［6］61

晚年段祺瑞，是一位没有了武装的军人，如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空有壮志雄心，却只能望而兴叹。每日诵经念佛，下棋对弈，对中国的现在、未来反而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并最终选择了忠于祖国。他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相比于王揖唐、曾毓隽等人故作聪明的叛国投日，他保留了一名中国人最起码的尊严与骄傲，表现了他的爱国情怀。

（二）政治人物与个人观念要分开

首先，我们对军阀要有一种公平的认识，即大部分军阀是接受过传统教育的，特别是段祺瑞这类站在政治顶端的人物。无论是统一天下的权力欲还是家国观念支配下的爱国感、民族性，都不应忽视。脱下军阀的外衣，他们也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分析军阀史的人常常忽略军阀所代表的文化，认为军阀是不学无术的人，根本没有值得一谈的文化……忽略了这些也就是忽略了军——绅政权的理论基础。”［7］140

“对待政治人物，应该把政治态度和人格区分开来。”［8］214以往的学术著作，将一切历史都看作政治史。对于政治人物的评价有失偏颇。段祺瑞的对日态度，从他自身的角度出发，是利用日本却决不能出卖国家。袁世凯准备接受日本“二十一条”时，段祺瑞是激烈批判的：“唯有图破坏中国之安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体殉国。”［5］57

对于段祺瑞曾经与日本签署中日军事协定而使中国失去很多利益、利用日本的财力支持发动内战造成人民的苦难等，这些需要明确，而对于其执政时期，外交上在日本怂恿下参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军事上进行了一些制度革新、经济上争取关税自主等取得的一些功绩，更应该得到认可。我们对待政治人物要做到“不虚美，不引恶”。对于段祺瑞的对日态度，需要分时期分阶段地进行客观公正的探讨，以改变学术界用政治学片面评价历史人物的传统。

［1］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G］.中华书局，1964.

［2］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朱更勇.段祺瑞的最后十年［J］.文史天地，2008.

［4］傅国涌.段祺瑞庐山谈国事［J］.江淮文史，1989，（01）.

［5］宋国涛.民国总理档案［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08.

［6］张 鸣.武夫治国梦——中国军阀势力的形成及其社会作用［M］.国际文化交流出版公司，1989.11.

［7］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M］.北京：三联书店，1980.09.

［8］沈力钧，于立宏.先行者：共和浮云记［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