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娜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五四”是一个思想多元化的时期，各种思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理想，都获得了空前的同等表达的机会，其中无政府主义在这一时期曾喧嚣一时。

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无政府主义来源于法文Anarchism，音译为“安那其主义”，它反应了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要求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在19世纪后半期流行于欧美各国。主要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批的小生产者因受到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束缚和排挤，从而纷纷破产，以一种人数众多的游民无产者的姿态出现在社会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一种盲目排斥和憎恶的心理情绪，但是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并不是向往社会主义，而是渴望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自由的理想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正好迎合了这些小生产者的心理需求。

在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中无论是欧洲无政府主义最早提倡者葛德文，或是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他们都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和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因此，他们所宣扬的否认一切政治和权力，不在乎他们代表哪个阶级与群体。也就是说无论它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还是君主专制的政府，或者是劳农执政的政府，都一概反对。认为人们的道德自由才是公理，人的自由权力既不能受任何强权的压制，也不应受任何条件的约束，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这一根本思想也就构成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核心观点。其次，提倡废除私有制。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私有财产，并不是富裕的人本来就有的，而是从社会上夺取过来的。只有废止私有制财产之后那么这种罪恶才有可能消声灭迹。再次，主张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宣扬历史唯心主义，向往乌托邦社会。认为只有通过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进行生产，然后凭个人消费的需要自由实现其平等，才可以消除以强欺弱的情况。这些主张都是对未来乌托邦社会的憧憬，是无政府主义者吸引群众的手段。

五四时期，各种思潮涌起，在涌入中国的西方众多社会理论中，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外，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如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合作主义，以及叔本华、尼采的哲学等等，内容庞杂，良莠并存。探索救国救民真理成为一代激进青年的追求。无政府主义的出现一度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经历了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向往、探索到绝望之后，思想界的一部分人感到无所适从，而无政府主义所提倡的民主、绝对自由、平等的主张正好符合他们的需求。于是，由留学生引进、经一批激进青年宣传的无政府主义开始出现并泛滥一时。毛泽东曾回忆说：“我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恽代英很早就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明确地说过，我对安琪那的真理是很自信的，而且曾经还认真研究过。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部分主张。“根据粗略的统计，中共“一大”召开时所拥有的52名党员中，不同程度的受到过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就有22人之多。”[2]不只是早期同盟会成员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党人江亢虎、沙淦等也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江亢虎曾在日本受无政府主义的熏染提出过，想要追求安乐，必须先要推翻造成痛苦的政府，不要宗教、不要国家、不要家庭。受江亢虎“三无主义”（即无宗教、无家庭、无政府）的渲染，中国社会党的思想成分也就成为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复合体，且在成立初期具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如中国社会党纲领中阐述的“破除世袭遗产制度”则直接来源于巴枯宁的“废除继承权”的内容。另外，在这一时期有很多人参加的“工读互助运动”与“新村运动”就是由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这是一次改造社会的实验，他们按照无政府主义宣传的那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组织方式来生活，结果遭到了失败。这也就从实践中证明的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性。

二、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特点及其兴起的原因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到的：“大凡一种学说，绝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某些个人或集体的错误造成的，甚至也不是由民族特点或民族传统等影响造成的。”[3]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相较于西方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中国近代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饱经灾难的历史，人们在探求“实业救国”和“民主共和”的同时，无政府主义曾被看做能解决中国问题，寻找民族出路的良方。其次，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兼有西方无政府主义特点的同时也打上了中国传统思想（“无为”“大同”）的烙印。再次，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是同诸多派别的社会主义思潮同时传入中国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信心，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大家把目光投在了社会主义上。在当时各种思潮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都被囊括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之下。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4]无政府主义自身的特点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因而有了发展的机会与空间。

首先，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对人民的残酷统治与镇压，使人们对国家、政府、法律和军队容易产生憎恶感和极端的不满。孙中山曾说过，无政府主义乃发生于最黑暗之专制国。而正是处于本国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无情侵略下的人们更加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

其次，中国曾是一个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小市民众多的国家，其中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这些人都属于小私有者阶层，列宁指出：“小私有者，······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急剧地、迅速的恶化，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5]小私有者的出身也就决定了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分散性和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惯，对于中央集权制度以及严格的组织纪律会自然的产生抗拒的情绪，于是他们也就拥护无政府主义废除一切政府、法律和军队的主张，同时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随时有破产的危险，因而他们又具有渴望实现财产公平，平均主义的愿望，无政府主义所宣扬的大同美好社会正符合他们的追求。中国现代文学家，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成员之一的茅盾回忆，他和他的一些朋友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开始时都接触过无政府主义。认为它所宣扬内容迎合了小资产阶级阶级的胃口，主张应该取消一切。正是因为这种特性也就为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一张滋养的温床。

再次，列宁说过，无政府主义属于一是绝望之下衍生出来的结果，成为一些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被瓦解，将占有人口大多数的小生产者走投无路，同时封建王朝又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对小生产者来说又是雪上加霜的事实让他们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于是对资产阶级革命失去了信心，这种绝望而又无所适从的心理状况，使得他们内心深处对美好世界的来临带有一种期许与急迫，在这种情况下的也就更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

三、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思想舞台的淡出及思考

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深入，无政府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消极作用及其破坏性日益暴露出来，在1920年到1922年的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论战期间，无政府主义的弱点开始显现出来。首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提倡绝对的自由。他们没有认识到要推翻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制度，就必须要有一个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新势力才可以办到，如果只是依靠一个松散的无政府联盟，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资本主义复辟是有可能随时发生的。更何况提倡“人人绝对自由”更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自由是没有“绝对”的，只有建立严格的组织纪律才能真正实现自由，才有可能避免社会出现混乱的局面。其次，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自由生产，按需分配”，认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才是最公平最合理的办法。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如果按照“自由生产”势必导致生产资料的严重浪费或不足，而同时又要“按需分配”，在这种生产和需要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状态会出现紊乱的状态。这是一种完全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空想，是违背马克思的分配理论的，只有对有限的生产资料实行按劳分配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再次，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只有暴力革命才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主张通过“暗杀”和“感化教育”实现革命的胜利。认为所谓的真正的革命，都只是革命与暴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忽略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想要通过“教育感化”来博取剥削阶级的“同情”与“让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暗杀”手段或许可以杀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也只是个别人物的消亡，并不能推翻整个反动阶级的统治。经过马克之主义者的深刻揭露与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缺点彻底的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消积性与空想性，许多进步的革命青年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步入马克思主义阵营。

此外，还有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如澎湃、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和施洋都在抛弃无政府主义以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在新村主义失败后也清楚地认识到：“对于绝对的自由，无政府主义，以及徳莫克拉西主义，以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做不到的。”[6]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在和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对比和自身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被抛弃的。五四后，思想领域如重生般活跃起来，对新思想、新文化进行宣传的社团和刊物也纷纷涌现，遍及全国。这些社团和刊物的创办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人们群众中的传播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如春风般沐浴着人们的思想。

综上所述，无政府主义由于自身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其最后的失败，但并不是说就可以完全否定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积极作用。毕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许多青年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常常是以无政府主义为过渡的，无政府主义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7]它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给了人们奋斗的目标，也给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尤其是它宣扬的社会主义，使人们更加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虽却迎合了被压迫人民处于愚昧落后状态的政治心理，但在人类政治史上它却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无政府主义产生于社会制度急需重建的阶段，符合最底层受压迫者的心理状态，反对任何带有强制意义的约束，强调个人的无限自由，曾引起一批文化人士和激进青年的信赖，在一系列的条件具备之后它也就顺势传播开来。但是，这种缺乏理性与冷静，主张绝对自由的思想难以经受住历史的实践的检验。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9.

[2] 刘 勇.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斗争的再评价[J].中共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3，（2）.

[3][5]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9.

[4]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23-24.

[6]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47-150.

[7] 朱义禄，等.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