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天雷

(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一、由学侣到政敌的逆变

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有两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登上历史舞台，这即是河南新郑人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和湖北江陵人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关于高、张间的关系，著名史学家嵇文甫先生曾提出“学侣与政敌”[1](P420)的论断，言:“谁都知道新郑是江陵的政敌。然而在他们还没有成为政敌以前，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同服务于太学，而以相业相期许，虽然后来时移世易，终致乖离，但当初他们切磋共学的那段因缘，毕竟是不可泯灭的。”[2](P192)

由于高、张在力行改革、振兴朝政的治国理念，《除八弊疏》、《陈六事疏》的政治纲领，崇尚实学、立足经世的学术思想的基本一致或相同[3]，这使得高拱于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复政后，便与张居正携手共政，实施改革，由此开启了长达13年之久的“隆万大改革”运动的序幕，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功绩。诚如韦庆远先生所说:“明中叶的改革实际上是从隆庆三年(1569)高拱复出，其后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重要阁员时期开始的。举凡整饬吏治、加强边防、整饬司法刑狱、兴修水利、推行海运、改革中央和地方军政人事制度，重点推行清丈土地和实行一条鞭法、恤商惠商等多种政策方略，都是在这个时期出台，并且立竿见影地取得过成果。”[4](P4)

高、张“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5](P1702)，但在封建专制的集权体制下，他们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权力争斗。高拱还阁，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不久又升任内阁首辅仍兼吏部事，可谓手握重权，独断朝纲。这在明史上是仅见的:

内阁辅臣主看详、票拟而已。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禁矣……驯至穆宗三年，高新郑以故官起掌吏部，初犹谓其止得铨柄耳。及抵任，则自以己意胁首揆李兴化。条旨云:“不妨部务，入阁办事。”比进首揆，犹长天曹，首尾共三年，则明兴所仅见也。[6](卷七:辅臣掌吏部P208)

与高拱相比，张居正在隆庆一朝虽有从阁员到次辅的升迁，但其政治地位始终处于高拱之下，这一局势使张居正并不甘心。因此，隆庆五年(1571)秋之后，排逐高拱，谋夺首辅之位，便成为张居正最大心愿。对此，诸多明清史学家均有揭示，如《神宗实录》说:“居正次拱相，拱多面折，居正衔之。”[7](卷八四)明范守己言:“张居正素妒臣夫 (即高拱)轧己，欲共排挤，谋夺其位。”[8](卷六七:P1380)清文秉亦言:“居正深中多智，耻居拱下，阴与保结为生死交，方思所以倾拱。”[9](卷一:P1589)凡此均说明，权力斗争是高拱与张居正的矛盾由产生到激化的根本原因。在权力斗争的驱使下，高、张之间的矛盾于隆庆五年(1571)秋以后全面爆发。

二、用人与收恩的分歧

高拱复政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手握用人重权。据不完全统计，高拱执政两年半，提拔、重用各级各类人才多达50余人，诸如吏部尚书杨博、礼部尚书高仪、工部尚书朱衡、兵部尚书谭纶、宣大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蓟州总兵戚继光、辽东巡抚张学颜、辽东总兵李成梁、贵州巡抚阮文中、应天巡抚海瑞、潮汕知府侯必登、两广总督殷正茂、江西巡抚刘光济、山东巡抚梁梦龙、山东布政使王宗沐、漕河总督潘季驯，等等。这些人才或擅长行政，或擅长军事，或擅长漕运水利，都是明体通变，事功卓著的高才。可以说，正是这些人才忠实地贯彻执行了高拱的改革主张和方略，才使得隆庆后期的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实效，并为张居正主持万历初元的改革奠下基础。[10]

在用人问题上，高拱提拔或贬谪官员，事无巨细，均与张居正商榷，意见取得一致而后实行。但时过不久，高拱却发现:

(张居正)全以诈术驭人，言语反复无实。人有不合者，必两利而俱存之。怒甲，则使乙制甲;怒乙，则使甲制乙。欲其斗，则嗾之使斗;欲其息，则愚之使息。使其柄常在我，惟其所为，而人皆囿于其中不能自觉，回互隐伏，不可方物，纵横颠倒，机变甚巧。[11](卷二:P633)

当时高拱兼掌吏部，进退人才，常与张居正商讨，而张居正却借机收恩讨好。高拱回忆说:“时予摄铨务，进退人才，而渠乃专假借。凡予进一人，必曰此吾荐之高老者也，既已收恩。退一人，则又曰吾曾劝止之，奈高老不听，向而又以收恩焉。”[11](卷二:P633)例如，高拱复政伊始，即遇到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沽名乱法”的疏奏。对此，他一方面充分肯定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裁省浮费，厘革宿弊，振肃吏治，矫正靡习”的改革措施和功绩，但同时也指出其“求治过急，更张太骤，人情不无少拂”的缺失，并提出“遇有两京相应员缺，酌量推用。遗下员缺，先行会官推补”[12](卷二三:P356)的处理意见。而海瑞出于一时激愤，坚持归家赡养其母①如海瑞致函高拱曰:“家乡万里，老母年八十一，能将之而去，又能将之而来耶?是以一向不敢言疾，今则万万不得已矣。恳之君父，惟明公少加赞成，人情世态，天下事亦止是如此而已矣，能有成乎?母子天性，熙熙山林，舍此不为而日与群小较量是非，万求一济，何益!何益!生去意已决，惟公成就。本内别有余说。诸事垂成中止，不得其平而言，非悻悻见颜面也。惟公勿以为讶，不宣。”(海瑞:《再启阁部高中玄诸公》，载《高拱全集》附录二《高拱生平文献》，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9页。)。而张居正却说:“仆谬添钧轴，得与参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13](卷一五:P133)其收恩讨好之意甚为明显。张居正既然收恩讨好清官海瑞，那么为何在其后柄政十年之间，始终不肯起用海瑞呢?又如，高拱起用争议颇大的秦鸣雷为南京礼部尚书，张居正也收为己功。他说:“惟公昔以无妄蒙议，私心尝为不平。会在位者有不悦于公，未敢昌言之也。兹奉玄翁 (高拱，号中玄)掌铨，又雅敬重，故得以赞其区区。”[13](卷一六:P214)又说:“顷者浮议之起，实缘公入贺一行，然公论可终泯乎?悠悠之议，或谓仆有不悦于公，此大误也。公之起用，仆与有力。”[13](卷一七:P329)显而易见，这是张居正在评功摆好，收买人心。

据《张居正集》第二册“书牍”统计，在高、张共事两年半中，张居正与人有139封信函，其中类似这样的书信不下1/10。对吏部进退人才，张居正为何要私通书信、收功讨好呢?其真实用意就是要“笼络一世之人，使之归己，而因以众树党也，而就中纳贿无算。此事人所共知。”[11](卷二:P633)可以说，高拱进退官员，而张居正却讨好收恩，结党营私，这是导致他们相互猜疑、产生裂痕的主要因素。

三、惩贪与纳贿的对峙

高拱执政期间，一直把惩治贪贿、遏制贪风盛行作为他的重要工作来抓。据高拱《掌铨题稿》和《明穆宗实录》统计，从隆庆四年(1570)初到六年六月的两年半内，高拱处理贪贿案件达64 起，共计169人。其中涉嫌知县以上的文职贪官131人，涉嫌指挥同知以上武职贪官38 人;平均每月办理贪贿案件2.13 起，平均每案惩处贪贿官员2.64 人[14]。“是以数年之内，仕路肃清。”[12](卷一八:P302)

高拱在惩治贪贿中，曾揭露过张居正的贪污纳贿问题。这使其矛盾进一步激化。具体而言，张居正贪贿主要有两起。

其一，张居正收受前任首辅徐阶之贿。史家王世贞曾说:“拱无子，而居正多子。一日戏谓居正:‘造物者胡不均，而公独多子也!’居正曰:‘多子多费，甚为衣食忧。’拱忽正色曰:‘公有徐氏三万金，何忧衣食也!’居正色变，指天而誓，辞甚苦。拱徐曰:‘外人言之，我何知!’以故俩自疑。”[15](卷七:P442)张廷玉《明史·张居正传》亦言:“拱客构居正纳阶子三万金，拱以诮居正。居正色变，指天誓，辞甚苦。拱谢不

审，两人遂交离。”[16](卷二一三:P5644)这说明张居正收受徐阶之贿确是事实，但其数额不是“三万金”，而是“三千银”。对此，高拱在《病榻遗言》中有言:

昔徐氏之去，实渠嗾李芳为之。既以示德于我，既则又交通徐氏，受其重贿……辛未(隆庆五年)秋，徐因一通判送银三千、玉带、宝玩等物于渠，渠受之。有松江人顾绍者知其事，揭示于予，证据明白。渠惶甚，莫适为居。予为解慰，以为小人告讦不信，而执绍付法司解回。渠始稍宁，而称我曰:“毕竟是公光明也。”然虽眼底支吾，而本情既露，相对甚难为颜面。于是遂造言讪谤，发意谋去我矣。[11](卷二:P633)

上述史料对张居正受贿数额尽管有不同的记述，但其贪污纳贿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他们“俩自疑”、“遂交离”的重要因素。

其二，张居正收受名将戚继光之贿。隆庆六年(1572)春，福建巡按御史杜化中参劾将官金科、朱珏贪赃枉法，向巡抚何宽行贿。何宽却违反司法程序，嘱托运史问理，二犯遂得以从轻发落。但此案尚未了结，金、朱二犯又向时任蓟镇总兵戚继光行贿，戚继光为使二犯彻底摆脱干系，又向张居正行贿。张居正通过兵部侍郎谷中虚，遂将金、朱二犯调任浙江重用。对这一“纳贿招权，支吾卖法”的要案，当高拱接到杜化中的弹章后，通过调查得知:“此事乃荆人之为也。荆人久招纳戚继光，受其皿时馈献金银宝玩，不啻数万计，皆取诸军饷为之者。”[11](卷二:P634)“金科、朱珏富甚，久以贿投戚继光门下。前被论时，即纳贿求解，而继光遂引入荆人家，各馈千金。荆人特令兵部复行巡抚勘问，而又作书何宽，令其出脱，而继光仍复取用。实皆荆人展转为之。”[11](卷二:P635)杜化中系河南人，与高拱是同乡，故而张居正怀疑高拱知其详情。因此案发生在隆庆二年 (1568)，高拱因被言官论劾，已回归故里，对此案并不知情。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复政，张居正害怕东窗事发，便嘱托兵部侍郎谷中虚为其爱将戚继光开脱。这时巡抚何宽已升任大理寺卿，此案当由吏部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不得不将实情告知兼掌吏部尚书的高拱，并向其求情说:“前兵部复巡抚勘乃吾意，吾亦曾有书与何宽。今若如化中言，吾何颜面?愿公曲处。”[11](卷二:P635)据此，高拱作出批示:

除总兵官戚继光等兵部径自查复外，为照侍郎谷中虚、都御史何宽俱系大臣，若果受贿纵奸，则是重干法纪，岂容轻贷?但事出风闻，靡所证据，未经勘实，何以正法而服其心。合无行令回籍听勘，待事明之日，另行奏请处分。[12](卷二四:P371)

显然，高拱这一处置方案有意使张居正摆脱干系，并照顾到了张居正的颜面。

然而，到隆庆六年六月，高拱罢官后，张居正却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并一步步地为其翻案。其一，杜化中奏章要求兵部对戚继光进行“戒谕”，高拱批复只说戚继光等由“兵部径自查覆”，而张居正则大造舆论说是“时宰”要杀戚继光。“谭 (纶)、戚二君，数年间大忤时宰意，几欲杀之。仆委曲保全，今始脱诸水火。”[17](卷一六:P208)所谓“时宰”，即指高拱。这不仅对戚继光，而且无故添上总督谭纶，高拱“几欲杀之”。这是歪曲真相，凭空捏造。其二，独操史权的张居正，在他“删润”并裁定的万历二年七月成书的《穆宗实录》中，对此大案简述后，加“按语”言:

(王)如龙等在福建有战功，所犯赃事，罪止罢斥。继光惜其才，欲置之部下为用。会有调取南兵事，遂咨白兵部，求早结其狱，令部署南兵赴镇。中虚覆奏及宽等所拟，亦未为纵第也。化中、梦桂欲因此陷继光、中虚，以可当路意。而上不知也。[18](卷六五)

在这里，张居正把自己摆脱得一干二净;戚继光没有纳贿，只是惜才用将;谷中虚、何宽亦未纳贿，亦未纵奸，也没有违反法定程序的错误(如谷中虚将巡按所劾令巡抚衙门勘问，巡抚何宽不属按察司而属运使问刑，都是违反明朝法定制度的)。在张居正看来，戚继光、谷中虚、何宽没有违法和贪贿错误，主要是巡按杜化中、给事中涂梦桂的有意陷害，“以可当路意”。“当路”者谁?高拱是也。这样，高拱就成了陷害戚、谷、何的罪魁祸首。惩贪者忽然之间又变成了陷害者。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其三，《穆宗实录》在穆宗临死的前三天又载:“法司上奏，将官金科、朱珏、王如龙等狱，言其用贿营求无左[佐]验，第贪恣侵剥罪不容诛。请下福建巡按御史再讯，从重拟罪以闻。戚继光私庇险夫，任情引荐，亦宜戒谕。报可。”[19](卷七○)至此，张居正为戚继光、谷中虚、何宽等受贿一案彻底翻案了，受贿者反而变成了受害者。万历初年，为王如龙、金科、朱珏的罪责彻底开脱，被戚继光任用为将，所谓王如龙等“所犯赃事，罪止罢斥”、“罪不容诛”、“从重拟罪”云云，皆是一具空文。对戚继光“亦宜戒谕”云云，如前所述，变成了“时宰”高拱“几欲杀之”。不过，上述这一切，高拱并不知情，也不可能知情，而是张居正在私人信件和事后裁定的实录中为这一贪贿大案翻案的。这里的翻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为贪赃纳贿者平反，而是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指参论者和惩贪者为贪贿者和陷害者，这才是张居正翻案的真正用意。

可以说，高拱揭露张居正两次纳贿，是导致他们相互猜疑、交离，最终促使张居正斥逐高拱的又一重要因素。

四、掌权与夺位的较量

高拱复政，先是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继而又以内阁首辅仍兼吏部事，可谓手握重权。而这恰恰为他促成西北“俺答封贡”，取得东北“辽左大捷”，平息贵州“安氏之乱”和广西少数民族叛乱等显赫功绩提供了决定性条件。当然，这些离不开隆庆帝的支持和张居正的大力襄助。

张居正在隆庆一朝，其政治地位始终处于高拱之下。为了谋位夺权，推倒高拱，必然与高拱争功。因此，他在给当时许多大臣的信函中，不断发出争功信息，制造争功舆论，试图把隆庆后期取得的改革事功、靖边功绩攫为己有。如说:“虏孙(即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之事，主上用愚计，幸而时中。”[20](卷一五:P190)又说:“此三策者(指处置西北“俺答封贡”、贵州“安氏之乱”及广西“古田平叛”之策)，皆大违群议，而仆独以身任其事，主上用仆之策，幸而时中矣。”[21](卷一六:P203)还说:“仆数年图画边事，苦心积虑，冒险涉嫌，惟公知之……东师奏凯，西虏款关，区区一念报国赤忠，庶几得以少见矣。”[22](卷一七:P251)张居正不顾客观事实，完全把当时的靖边功业揽到自己名下，说什么“主上用仆之策”、“赖主上纳用愚计”[23](卷一六:P224)，如此等等。在这里，张居正所言是有悖于史实的。隆庆时期，无论是促成西北“俺答封贡”，取得“辽左大捷”，还是平息贵州水西“安氏之乱”，镇压广西古田少数民族叛乱，其创议、决策、具体实施都出自内阁首辅高拱，而不是张居正，张居正只是起了襄助、辅佐的作用。对此，许多学者均有确论[24]。张居正之所以与高拱争功，其真正目的是要觊觎相位，谋夺首辅之权。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利用高拱与太监冯保的矛盾，勾结冯保，合谋排逐高拱。至此，张、高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

隆庆六年春，张居正趁穆宗有病之机，令其密党唆使言官曹大埜、刘奋庸弹劾高拱。

荆人既使徒党造言，招邀南北言官论我，然迄无应者。而楚人少卿曾省吾者，荆人幕宾用事者也，为力更甚。省吾有门人曹大埜为给事中，省吾乃荆人意嗾大埜曰:“上病甚，不省人事，事皆冯太监主行。而冯太监者，即张相公也。张望君举事甚切，君诚以此时劾高老，事必济。张秉政，必大用，君可永享福贵。”又尚宝刘奋庸者，躁急，孟浪人也，俸浅而求速化甚力，屡托乡人为言，予甚薄之，以是有怨言。而省吾亦遂收与共举事。于是三人日相聚为谋……奋庸即上疏陈事，暗论我而不明言，以引其端。大埜即日上本，劾我十大不忠，谓比秦桧、严嵩更甚。[11](卷二:P636)

隆庆帝见疏大怒，下诏处治曹大埜，司礼监拟旨:“曹大埜这厮排陷辅臣，着降调外任。”[11](卷二:P636)冯保携此拟旨即与张居正商榷。张居正遂抹去“这厮排陷辅臣”及“降”字，改为“曹大埜妄言，调外任”，减轻对曹大埜的处罚。不仅如此，张居正还挑拨矛盾，嫁祸于赵贞吉，对高拱说“曹大埜是赵大洲(贞吉)乡人，闻此事是大洲所为”。“闻大洲布散流言于南北，今北果有矣，恐南亦有之，公不可不防。”[11](卷二:P636)在这种情况下，高拱只好上疏求退，并对所谓“大不忠十事”一一加以辩驳，谨述其实。隆庆帝加以慰留:“卿忠清公惧，朕所深知”，不允所辞。[25](卷六八)高拱再疏乞休，“仍不允辞”[26](卷六八)。这时，诸多具有正义感的言官纷纷上疏弹劾曹大埜和刘奋庸“潜构奸谋，倾陷元辅”，乞加重处。而高拱却请求宽宥刘奋庸，恢复曹大埜之职，“穆宗不许，调大埜陕西乾州判官，奋庸降一级调湖广兴国知州”[27](卷六九)。高拱事后说:“大埜既为人所嗾所卖，失意怏怏甚，遂向人说‘是省吾所谋，乃致我如此。’而又自诣吾门，洗雪曰:‘此事非大埜本意，有人令我为者，公当自知也。’而其事遂明，缙绅无不知矣。”[11](卷二:P637)毫无疑问，言官弹劾高拱是张居正在幕后所为，“大埜亦张居正所指也”[28](卷六七:P4182)。这一风波虽暂告平息，但张居正排逐高拱之意已决。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崩逝，六月神宗即位。张居正便利用隆万交替良机，与宦官冯保相勾结，并取得神宗之母李太后的支持，最终斥逐高拱。这一历史事件，史称张居正“附保逐拱”。至此，高拱被罢官归里，而张居正谋位夺权成功，如愿登上内阁首辅之位。

五、余论

从高拱与张居正由学侣到政敌的逆变过程，可以看出，张居正斥逐高拱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之争。这既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下权力争斗的残酷性，也说明张居正作为封建政治家的人性阴暗面乃至人性之恶。至于“附保逐拱”、“张胜高败”，若从性格上看，乃是由于张居正“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16](卷二一三:P5645)的性格特长，而高拱“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29](卷六:P1445)的性格缺弱所导致的结果。“高拱的失败，也正由于他‘性稍急’。所以后来批评他的，有的说‘狠躁’，有的说‘愎而疏’，其实无非偏于‘急’这一面，无非指他那伉直坦率，不像徐阶和张居正，能委曲顺应，隐忍待时而已。”[30](P681)然而，如果从隆万改革运动发展进程来研判，高拱被张居正所逐，固然是他个人的不幸，但他开创的隆庆改革事业却被张居正所继承和发展，并将隆万大改革运动推向高潮，这又是高拱不幸中之大幸。诚如高拱自己所说:“如其得行，当毕吾志;如其不可，以付后人;倘有踵而行者，则吾志亦可毕矣。”[31](卷四:P543)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判定高拱与张居正一样，也是改革的成功者，并取得了“光显”的政绩。万历三十年(1602)，礼部侍郎郭正域说:

嘉、隆之际，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 (徐阶)，后为江陵 (张居正)。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故唯唯于履尾之时，而扬扬于攀髯之际，善因时耳。彼方墨墨，此则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32](P1394)

万历四十二年(1614)，户部主事马之骏说:

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5](P1702)

总之，高拱与张居正由学侣到政敌的逆变，最根本的因素是封建专制体制下的权力之争，具体表现出用人与收恩、惩贪与纳贿、掌权与夺位的分歧和对峙。研究这一逆变的因素和过程，对于全面把握隆万朝局的政治走向，隆万改革的传承衔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嵇文甫.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M]//嵇文甫文集(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2]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M]//嵇文甫文集(中).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3]岳天雷.由保守到改革:明代隆庆政局的走向——以徐阶、高拱、张居正为中心的考察[J].广西社会科学，2009(6).

[4]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马之骏.高文襄公集序[M]//高拱全集:附录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7]明神宗实录·万历七年二月乙巳[M].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8]范守己.御龙子集·代高少师张夫人乞补恤典疏[M]//高拱全集:附录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9]文秉.定陵注略·逼逐新郑[M]//高拱全集:附录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10]岳天雷.高拱吏治改革的思想基础[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1).

[11]高拱.病榻遗言·矛盾原由上[M]//高拱全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12]高拱.掌铨题稿[M]//高拱全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13]张居正.答应天巡抚海刚峰[M]//张舜徽.张居正集:第二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14]岳金西.高拱的惩贪对策及其代价[J].古代文明，2011(1).

[15]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张居正传上[M]//张舜徽.张居正集:第四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16]张廷玉.明史·张居正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张居正.与楚抚院汪南明[M]//张舜徽.张居正集:第二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18]明穆宗实录·隆庆六年正月癸未[M].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19]明穆宗实录·隆庆六年五月丙午[M].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20]张居正.寄陈松谷相公[M]//张舜徽.张居正集:第二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21]张居正.答两广殷石汀论平古田事[M]//张舜徽.张居正集:第二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22]张居正.答总宪孙华山[M]//张舜徽.张居正集:第二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23]张居正.答关中宪使李义河述时政[M]//张舜徽.张居正集:第二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24]颜广文.高拱与“俺答封贡”[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1);李良品.明代贵州水西“安氏之乱”的起因、性质与处置[J].贵州社会科学，2008(2);王雄.高拱与明隆庆朝的北边防御[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赵世明.高拱军备边防建设及其历史地位[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12).

[25]明穆宗实录·隆庆六年三月辛亥[M].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26]明穆宗实录·隆庆六年三月癸丑[M].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27]明穆宗实录·隆庆六年四月丁巳[M].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28]谈迁.国榷·隆庆六年四月丁巳[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9]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拱传[M]//高拱全集:附录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30]嵇文甫.再论高拱的学术思想[M]//嵇文甫文集(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31]高拱.政府书答·答同年符后冈书[M]//高拱全集:附录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32]郭正域.太师高文襄公墓志铭[M]//高拱全集:附录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