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萍，杨 林，赵 冰

(1.哈尔滨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2.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语言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3.沈阳药科大学 社科与文体学院，辽宁 沈阳 110016)

一、引言

二战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着哲学和基督教领域的各个角落，其巨大的批判力引起了哲学、宗教、历史等诸方面的变革。解构主义三位大师德里达、福柯、德勒兹从不同的角度瓦解了真理的形而上和逻各斯的中心建构，树立了崭新的后现代思潮。德里达在批判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解构了语言的能指性，意义只不过是语言本身的语迹、替补、撒播、延异[1](P10－24)。基督教上的“逻各斯”，即神话语的权威性被颠覆，形而上的真理在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攻击下已经不复存在。福柯从性、断裂、微观权利、知识型和系谱学出发，批判并颠覆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历史观，开辟了新历史主义非理性的历史观，上帝统管万有的历史观摇摇欲坠，基督教信仰似乎难以立足[2](P58－80)。德勒兹从根茎和游牧逃亡路线出发，高扬生成，否定一切起源的思想，并向一切体系发起战争，推翻了“我思”，推崇反理性及多元化，宇宙创造者这一基督教永恒性概念无疑蒙上了嬗变的面孔[3](P123)。解构主义三位大师继承尼采的衣钵，重估一切价值，揭示了基督教信仰真理性的谬误，再次宣判了上帝之死。后现代哲学在基督教信仰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黑人、女性及后殖民神学视角。解构主义的思潮渗透到基督教信仰领域，试图颠覆基督教真理的绝对性。而巴特重拾“新改教神学”，捍卫了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性，重拾了人的败坏、恩典超越自然，因信称义等伟大新教主题，阐释了神的启示性及其绝对性[4](P614)。基督教神学在驳斥后现代思潮攻击的同时，确立了自身的正统性，确立并捍卫基督教的真理不是哲学谈论的真理，基督教的上帝不是哲学的形而上。基督教和哲学的论争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当人类历史上两大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藉着罗马帝国统治相遇时，信仰和哲学就开始了对话，对立，甚至是对抗，他们彼此交织，相互拓展，缔造了西方璀璨思想的史诗。

二、基督教信仰和哲学之间关系的过去与现在

基督教诞生时，罗马人师承希腊哲学的传统及其神话，追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建立了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信奉以宙斯为众神之领袖的罗马神话。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以色列诞生，随后经过三百多年的传播，历经罗马帝国政治上的压迫与哲学上的攻击，最终于公元320年被康斯坦丁大帝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5](P101)。这三百多年孕育了哲学和基督教关系的问题，形成了分别以意大利的罗马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为中心的两大阵营。罗马阵营认为基督教讨论的真理和神与哲学追求的真理和神完全是不同的，正如公元二世纪辩教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主张雅典与耶鲁撒冷毫无关系。亚历山大阵营把哲学和基督教结合起来并认为基督教是真正的哲学，甚至把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视为“在基督之前的基督徒”。罗马与亚历山大城的论争为基督教与哲学在历史上的纷争谱写了序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者的地位与关系有着不同的演进，或把哲学纳入基督教神学范畴，或把基督教神学归入哲学的理性，或基督教神学与哲学分道扬镳，或两者敌对彼此攻击。五世纪初的奥古斯丁是西方进入中世纪转折时期的集大成者，他的《上帝之城》、《忏悔录》、《驳异教大全》和《论三位一体》捍卫了基督教正统信仰。自此之后一直到12世纪经院哲学兴起时，基督教的一神论取代了希腊罗马的多神论，基督是真理的本体驳倒了唯物及唯心之间真理的界定，基督教淹没了哲学上对真理的探讨，基督教击溃了哲学这个敌手，基督是仁爱、真理、善和公义的本体[6](P233)。12世纪，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开始被关注，逻辑论证开始被推崇。这时，基督教便与哲学联合起来，用哲学逻辑论证来证明上帝是那个原初的推动者(the first unmoved mover)，哲学是通往基督教神学和信仰的途径和朋友。文艺复兴时期，即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和哲学划清了界限，开辟了以马丁·路得、约翰·加尔文、茨温格力为主导的归正神学路线的信仰，批判了经院哲学与信仰混为一谈的观点，建立了以“唯独基督” (solo christos)、“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唯独信心”(sola fide)、“唯独神的荣耀”(sola deo gloria)、“唯独恩典(sola gratia)”的唯基督教正统信仰(Christian Orthodoxy)[7](P27)。18世纪以理性挂帅的启蒙运动把基督教信仰桎梏于理性哲学体系中，认为上帝是宇宙及其宇宙诸原则的设计者，犹如钟表制造者制造钟表一样，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后，就和宇宙及其宇宙运行规律脱离，人可以靠着理性来认识宇宙本身和真理。这无疑否定了上帝的启示性和绝对真理性，基督教信仰妥协于启蒙理性，从而成为哲学理性化了的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哲学理性引导宗教信仰，信仰附属于理性论证范畴。19世纪中叶，哲学抨击了基督教信仰，达尔文的进化论否定了信仰的创造论，同时费尔巴哈认为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人类精神的鸦片。哲学与基督教信仰分道扬镳，否定信仰的合理性。这样，哲学胜过信仰，信仰面临巨大危机。19世纪到20世纪转折时期，悲剧诞生了，尼采否定了哲学上形而上的真理，同时宣判“上帝之死”。哲学和基督教信仰被虚无主义所笼罩，基督教信仰和哲学进入了一个荒原的状态。基督教信仰和哲学两者都彼此纠结，似乎失去方向。这就为20世纪的哲学做了一个铺垫，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诞生的缘由。存在主义扼杀了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性，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是盲目的，没有方向性的。基督教信仰成为存在主义哲学的靶子，信仰赋予的人生意义被否定了。因而，萨特在《恶心》中说道，“对我来说，既没有星期一，也没有星期日，只是一大堆日子乱七八糟地拥挤着前进。面对这一世界，就想呕吐，这就是恶心[8](P448)。”在存在主义的哲学中，上帝和形而上的意义已经不存在了，信仰和哲学进入了一个彼此冷漠的尴尬境界。与此同时，逻辑哲学家罗素用逻辑实证把基督教批评得体无完肤。二战后萌发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不仅矛头指向哲学本身的真理、形而上、逻各斯，致使哲学进入了解构、无序和混乱中;而且哲学的解构导致上帝的荒谬，基督教信仰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和挑战，神学诸流派纷争让基督教信仰进入了多样化的状态。在后现代时期，基督教信仰和哲学进入了没有权威的乱世时期，基督教和哲学相互影响，又彼此批评，“真理”这个历史不断询问的问题让基督教信仰和哲学望而却步，不知所措。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基督教信仰和哲学的对话从来没有停止过，有时哲学凌驾基督教信仰，有时基督教信仰主导哲学，有时信仰与哲学分道扬镳，有时两者不谋而合，有时两者彼此对峙。基督教是上帝启示亘古不变的基督这一真理，即神的本体—创造、救赎、审判、律法和永生等，《圣经》新约罗马书11章36节阐明:“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9](P281)。”而哲学上不断寻找的本体是不断变化的不同回答，有时是水，有时是原子，有时是共相，有时是绝对理念，有时是绝对意志，有时甚至是虚无。哲学上寻找的本体无疑印证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基督教信仰和哲学探讨的“真理”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正如英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所说:“哲学家的上帝，并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10](P196－198)”。

三、基督教信仰和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差异:基督教信仰的启示和哲学的思辨论证

两希文明，即希伯来信仰和希腊哲学，缔造了西方文明。希腊文明为西方贡献了哲学和科学，而希伯来文明书写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两者在认识论上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哲学的原则是“真理”经过哲学逻辑推理论证后，人们才去信靠真理并去实践真理，而希伯来信仰则是“真理”向人们显示，人们首先信仰真理并去实践真理，这样人们才能经历真理并论证真理。正如中世纪经院哲学大师安瑟伦(Anselm)提出“相信，才可以理解”。总而言之，基督教信仰在认识论上是上帝，即真理本身，启示自我、昭示未来、建立契约。而哲学在认识论上则是人不断地去寻找真理、否定真理和不断摸索的过程。哲学借用逻辑抽象、归纳演绎、自然科学等不同方法试图寻求真理。在认识论上，基督教信仰诉诸神的启示，而哲学依托不同的媒介来实现认识这一过程。因而哲学和基督教在认识论上是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

基督教信仰的认识论基于神本身的启示性，即神籍着历史向以色列启示自己的真理属性，正如耶稣基督宣称他是真理、道路、永生。启示一词源于拉丁文，意指启示或揭露的行动，指神的自我揭示，或表明他自己或一些关乎他自己和这世界的东西。神的启示对象是以色列民，并借用历史来不断向自己的选民展示神的属性、神的作为，以及神的应许。神的启示性包括创造、救赎、审判、应许、永生、公义、良善、律法等。《圣经》新约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9](P374)《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从旧约的创世纪到新约的启示录共66卷，其中旧约39卷，新约27卷。66卷书的成书时间跨越近两千年，由40多位作者受圣灵的感召和神的启示写成。这些启示籍着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之约、先知的审判、神的儿子基督和使徒的见证等形式而成就。上帝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立约是上帝主动节选、主动启示和主动应许。摩西五经记载了上帝主动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家迦勒底的吾珥，上帝赐亚伯拉罕应许之子以撒，并和他立约，神亲自向他说话:“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为多国的父。我必使你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这无疑成就了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与“多国之父”的应许。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四百年，上帝派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并在埃及旷野西奈山亲自向摩西显现，向摩西颁布了针对以色列选民的十诫。这些律法是上帝公义的体现，并成为西方法系的根基。十诫包括刑法、民法及道德要求。出埃及20章详细地记录了十诫的具体内容，这是人类历史上继汉谟拉比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成文法律。大卫之约又称“弥赛亚之约”，上帝应许大卫他的国位将永远坚定，直到永远。大卫之约中上帝预言了弥赛亚的诞生。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到玛拉基书共有16卷，之所以被称为先知书，因为这些书记载了先知们所传的信息。先知是以色列人历史中一些特殊人物，他们被神选召，替神传达信息。先知传讲预言，谈及未来，但有大部分则只是谈及当时的情形或责备以色列民的罪恶。先知书是上帝启示对以色列和犹太的审判。耶稣的诞生、传道、受难、复活是上帝启示的高潮、应许的兑现、律法的成全、救赎的完成、天国的佳音、真理的本体、永生的盼望。希伯来书一章谈及耶稣基督时说:“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9](P381)”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把基督的再临、末世的审判、千禧年的来临做了详细的描述，并启示出末世的混乱。由此可见，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是神启示人类，关于创造、救赎、审判、生命、永生、天国等信息的佳音。在认识论上，基督教信仰是真理启示给人，而非哲学上借着不同的方法不断地寻求探究真理。

亚里士多德曾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真理”是西方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对真理的追求便形成了西方哲学史的斑斓画面。纵览西方哲学，无数哲人用无数的智慧和不同的认识论方法来摸索世界的本源和真相。这一过程是人通过逻辑推理、实验观察、演绎归纳等不同的方法来为“真理”下定义。古希腊哲学界基本有两种不同的答案:一是唯物主义的答案，二是唯心主义的答案。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产生于水，并经过各种变化之后又复归于水;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原子，物质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而赫拉克利特用“火”来说明世界发展的辩证景象——世界是按规律燃烧着的、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世界是流变，流变就是对立面的统一[11](P73)。唯心主义的柏拉图演绎出“共相论”来为有形的世界找到抽象的图式，“共相”理念是独立于纷繁复杂的可感事物存在的，是永恒而完美的。而诸多的可感事物只不过是这个永恒而完美理念的复制品。三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朗提诺主张万物是“太一”的流溢，太一意味着单一、独一、没有界限、没有区分、自身浑然为一。唯物主义借着自然界的现象寻找真理，而唯心主义藉着抽象的理念给真理下定义。12、13世纪盛行的经院哲学在融合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的创造论的基础上，托马斯·阿奎那演绎出上帝是万有运动的第一动因(the first cause)，是不动的推动者(unmoved mover)，这就是说一切必然性必有其最初的根源[12](P553)。17世纪的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开辟了机械式的宇宙观，他从物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宇宙按照钟表运动的规律运动，上帝犹如钟表制造者。17世纪兴起的物理学影响了牛顿对真理和宇宙的理解，哲学对真理的定义无疑被物理和机械化了。18世纪哲学对真理探讨的认识论被理性主义所框住，真理追求只能通过归纳法和演绎法所论证。19世纪生物学和化学占领并主导哲学领域，自然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演进的进化过程，万物都是化学成分的组合物(chemical compound)。20世纪上半叶借着现象学的方法，萨特和海德格尔来为人类的生存意义做了抉择，这就是存在和自由。二战后，以符号学、语言学、解构主义为主的认识论，致使真理成为虚无，意义成为荒谬。哲学在认识论上，或是借着理性，或是藉着抽象概念，或是通过自然科学，或是采用语言学，或是运用逻辑学等，来追求并探讨真理，其认识论根源无疑就是人的理性和自然。在认识论上，哲学真理和基督教信仰真理的论证是截然不同的，哲学以理性思辨或是自然科学等途径试图来回答世界的本相，而基督教信仰真理是以上帝本身的启示为根基，借着诸多约定、先知预言和基督来传递神的国和神的义。

四、基督教信仰和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差异:绝对性与相对性

巴门尼德提出了唯一不变的本原“存在”，揭开了哲学领域本体论的探讨，即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质。各派哲学家力图把世界的存在归结为某种物质的、精神的实体，或某个抽象原则，或是实践，或是存在本身。柏拉图的“共相”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唯心主义对世界本质作出的答复;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的原初物质说，诸如:水、火、土，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从唯物主义和实践本体论的角度为世界和人类本质作出了定义。而海德格尔和萨特从存在本体论的角度来规定人的本质，认为存在先于本质。纵观哲学历史，本体论的探讨具有历史局限性和相对性。基督教信仰本体论的探讨则围绕亘古不变的唯一真神——耶和华来展开，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以“三位一体”的形式而存在。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基督教认为万物藉着基督所造，他就是真理本身。无疑基督教信仰对世界本体论的认识是非历史局限性的，超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天国的世界，即神的本质属性和神的国。这就是奥古斯丁笔下的上帝之城，同样也是约翰·班扬至死不渝寻求的天路历程。在本体论上，基督教信仰对世界本源的界定是绝对的，而非哲学上相对性的探究;基督教信仰的本体是上帝——耶和华，这位超越时间，自有永有的神，而哲学上的本体囊括在物质和精神，实践和存在等维度中，具有历史和时间的局限性。

基督教信仰的本体论是围绕“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即神的存在方式来展开的。三位一体是一个存在，三个位格。位格就是一个存在显现的方式。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的本质就是神。神的第一个位格就是万物的创造者;第二个位格就是道成肉身拯救人的救世主;第三个位格就是住在人之中，指导人行事为人的，并常与人同在的灵，即真理的灵——神的话语本身。总而言之，圣父预备救恩;圣子完成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奥古斯丁强调本质上的合一与位格上的三分，三位中的每一位都拥有全本质，并与本质是同一的，且与位格中的其他二位也是同一的。圣父、圣子、圣灵不能缺一而独立，即父不能没有子，子不能没有父，圣灵不能没有子和父，他们中间有相互依存的关系[13](P66)。约翰·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曾说:“圣子与圣灵的本质是非生的，圣子以神的身份来说是自存的;但以子的身份来说则是属于父、从父而来。这样，他的本质是没有来源的，而说到位格的来源，则是属于神自己的。”[14](P97－104)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是真理的本体，是万物的创造者，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作见证，从亘古存到永远的。正如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书五章记载，子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基督教信仰的三位一体的神是从太初就有，存到永远，自有永有的，万有本于他，有藉着他所造。正如新约启示录22章13节提及的:“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由此可见，基督教信仰的本体论具有超越历史局限的绝对性，而非哲学上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历史局限性和相对性的探讨。基督教信仰的本体论和哲学上本体论是截然不同，甚至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本体论作为哲学理论的根基部分，其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海德格尔指出:“一切形而上学的思想都是本体论 (Ontologie)，或者，它压根儿什么都不是。”[15](P764)古希腊的巴门尼德认为一切皆可怀疑，但唯一的“存在”不可怀疑，从而确立了这个不变的“唯一”的始基地位。“存在”的始基就像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一样引无数哲学家为之折腰，从而书写了本体论的唯美画卷。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实践本体论、存在本体论点缀着哲学本体论探讨这一画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哲学家们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本体”、“根据”或者“本源”。柏拉图的最高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原因，笛卡尔的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实践论，海德格尔的以人为本的“基础存在论”，萨特的“自为的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掀起了哲学本体论的波澜。柏拉图的“洞喻说”把人的生活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感性世界的生活，即洞穴里的生活;第二个层面是理念世界的生活，即上界的光明生活。第一层面的感性生活是盲目的、有限的、不确定的，而第二层面的生活才是有光的、恒定的、非时间的。第二层面才是真理的本源，这个本源就是“共相”的最高理念。亚里士多德将其哲学定义为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存在”成为哲学预设的前提，万事万物无论怎么变化、流动和不可琢磨，人的品格本性无论怎样演变、发展和无法把握，事物和人的“存在”总是确定无疑的。千变万化、流转演化总也离不开终极的原因，亚氏的终极因是一个实体，即形式因。由于形式，故物质得以成为某些确定的事物，而这就是事物的本体[16](P6－11)。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轻视物质世界，而重视精神世界和精神活动。他把“绝对精神”看作是真实的存在，绝对精神自我展开一个本质世界，绝对精神自我外化、又自我克服外化、自我回归，完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而得以发展。绝对精神就是世界的本体，是黑格尔设定的客观存在。而马克思否定并批判了黑格尔，站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开辟了“实践本体论”——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生命活动，他是一种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是有理性的、有意志的、有目的的活动，这也就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从人的存在本身方面来规定人的本质，不要把“存在”当作从万物那里抽象出来的某种东西，“存在”不能以“是什么”来追问。人和世界的一切本质都是在人的行动中、在人的存在的展开中获得。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认为人首先存在着，接着开始行动，通过自由选择和自我奋斗，造就自我，成就人的本质。哲学界本体论的探讨非同基督教信仰的本体论，哲学界的本体论站在唯物、唯心、存在、第一因等角度来剖析世界和人的本源和本质，这些探讨停留在人、世界和世界之上的层面，而非基督教信仰启示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哲学上本体论在历史上的不断发展就说明了其历史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而基督教本体论的探讨是超越历史，自有永有的，来自天国的本体向人类的召唤。两者的本体论有着迥然的差异。

五、结论

两希文明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希腊文明揭开了西方哲学的序幕，希伯来文明为西方雕琢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石。伟大的哲学家用智慧来探究宇宙万物，寻找并捍卫着真理。在哲学历史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怀疑主义、浪漫主义、实验主义及存在主义等流派开辟了“真理”的不同路径。同样，基督教在西方历史上留下了信仰的路标，四五世纪的修道主义，中世纪的天主教的经院哲学，宗教改革时期的清教精神，18世纪的自然神论共同见证了基督教信仰的不竭动力。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在认识论上以上帝的启示为核心，在本体论上以超越历史局限性的“三位一体”为世界和人类起源的始点和终点。而哲学在认识论上依托自然、人类思维逻辑和自然科学等工具来对人和世界找到终极意义，在本体论上同样体现出唯物、唯心、存在和实践的特质及其历史局限性。由此而见，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和哲学上的真理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出发点上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上帝藉着历史局限性启示真理本身——基督，一个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人类孜孜不倦地探讨超历史的真理——理念、第一因、绝对精神、存在。基督教信仰探讨的真理和哲学探讨的真理是没有交叉的平行线，而非彼此纠结、彼此融合、彼此依托、彼此对抗。总而言之，两者在人类历史上犹如日月星辰交相辉映，启迪着人类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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