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敢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笔者与万宁仅有一面之交，那是在1995 年夏湖南作协与株洲市文联在株洲县城渌口举办的笔会上。期间，我们并没有任何交往，但她高挑的个子、文静清秀的模样，尤其是那专注犀利的目光，透出锐气和光芒，令人过目难忘。笔会后返邕，主要搞诗歌研究和批评，对这湘妹子近些年创作的强劲势头不甚了解。现在才知道，这些年来，她的小说频现于《人民文学》《当代》《长江文艺》《天涯》等名刊，已出版《忙来忙去》《今夜有约》《走进清华》《麻将》等作品集，并且中篇小说《麻将》荣获湖南省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中篇小说《你面前横着一条河》荣获株洲市“旺旺杯”炎帝文学最佳小说奖。新近研读了她的大部分小说，惊异於她的才华，感慨她的敏锐犀利，敬佩她的人文情怀。面对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商品化流俗化的文坛，她没有跟风随俗，心静如水，坚守着文人节操和个人的精神家园，为我们奉献出一部部关注民生、彰显情怀、蒸腾着血的热气的优秀文学作品，给物欲横流、乱象环生的当下社会送来清凉与抚慰。

篇幅有限，同时也为使论题集中，本文只论及《麻将》《你面前横着一条河》《英雄远去》《找》和《流年》5 个中篇。除《英雄远去》之外，其余4 部作品，都是写都市知识女性，或称都市丽人，用现时的话说，都是都市女性中产阶层。

我以为，万宁的崛起，或者叫横空出世，正好与以短篇小说著称的聂鑫森构成株洲小说界的“双子星座”。万宁以中篇小说见长，聂鑫森则以短篇小说名世。由于个人的职业经历、成长背景和性情不同，他们的小说风格迥然相异。聂鑫森的小说，大多取材于湘潭古城，沉浸在古典的氛围里，如同明清之际的士大夫，追求晚明小品的灵与趣，以及诗心灵境，那文白圆融的语言，典雅精致，在汲古润今中透出古意。而万宁则关注当下，并以女性前卫的姿态直面残酷险恶的现实，毫无顾忌、毫无拘束地大胆披露现代都市知识女性爱欲情仇。她们率性本真，敢爱敢恨，善待自己，及时行乐甚至忘情狂欢，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先锋性和消费性。她的小说语言犀利冷峻、尖刻锐利，具有杂文家的审美风范。

显而易见，万宁是知性与智性结合的作家，她犀利敏锐，富有朝气，洞察力强，自主意识与女性意识强烈，那洞悉人生的透彻与看破红尘的彻悟，令人感佩。她延续并拓展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以张欣、张辛欣、王安忆、张洁为代表的女性小说创作，但她的反抗与对父权文化的颠覆更为彻底。她笔下的男性大多阴暗、猥琐，没有一个是崇高完美、挺拔伟岸的(即便是《英雄远去》中的“爷爷”，对这一形象待后分析)。她也不同于王安忆、陈染、林白大胆赤裸地写性、写个人私生活，以身体进行思考，以“躯体的修辞学”(南帆语)来进行反抗父权文化中心。至于卫慧、棉棉纵欲狂欢，毫无美感和道德底线的“肉体美学”，与万宁的小说品格相去甚远，完全没有可比性。万宁小说的风格，与徐坤和池莉相似。和徐坤一样，她喜欢讽喻解构，只不过对象不同而已。徐坤解构审判的是大学、研究所里的知识精英(如《白话》《含情脉脉水悠悠》《斯人》《梵歌》等等)，万宁侧重的则是都市女中产阶级，或叫都市丽人。作为记者出身的万宁，像池莉一样，作品总透露出犀利的社会批判锋芒，语言幽默风趣，机智锐利，并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只不过池莉是鄂味，万宁是湘味。而且池莉主要是写市民阶层，写小市民的苦乐年华、歌哭人生。万宁很像写《方舟》《他有什么病?》时期的张洁，她的《找》《流年》与《方舟》异曲同工、如出一辙。作品中的女性不再温柔顺从、主体失落，而是独立自主，不再对男性膜拜和依赖，相反，她们全方位地对男权文化中心进行颠覆解构，与之分庭抗礼，从而进行自我救赎。但张洁笔下人物的反抗有些病态异化(如《方舟》中的几位知识女性)，而万宁笔下的人物形象，却是阳光磊落、充满自信的，如艾悦、齐其、梅湄、小禾等等。

之所以说万宁对上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有新拓展，是因为她的作品总是将审父与自审相结合，而上述的作家往往只侧重审父。其次，是因为她揭示了女性获得平权与经济独立之后，并未获得彻底的解放，依然对男性有依附性，甚至“解放”后感到茫然，四处碰壁，无路可走。其作品十分耐人寻味，值得我们去深思。

一

《英雄远去》虽没获奖，但我以为它比获奖的两个作品写得好，是目前万宁中篇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万宁从女性的立场进行审父和自审相结合的经典之作。

万宁对《英雄远去》的态度暧昧、充满着矛盾。她说:“《英雄远去》是留存在我心里的一个梦。很多年过去，心理的英雄一直定格在那。小说中的爷爷是我童年时认识的一位将军，他威风凛凛、声若洪钟、目光如炬。”［1］1显然，作者创作的初衷是赞美，为这一粗莽却具有崇高人格魅力的英雄奉上敬仰之情，为奶奶的隐忍负重而唏嘘感叹。但实际上读者在阅读作品时，看到更多的是审判，是对人物的颠覆与解构。

我之所以推崇这部作品，一是作品时空的跨度大。从战争年代写到当下，在历时性的叙述中，呈现了多种婚姻形式，有封建式的包办婚姻，有组织包办的配给式婚姻，有自由恋爱的，还有富豪征婚，这不同时期的婚姻形态，折射出不同的政治文化蕴含，发人深省，引人深思。二是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性格丰盈复杂的人物形象。作者对这些人物形象既有肯定也有批判，可谓毁誉参半，这样就避免了人物性格的单一和纯净化，能真实地还原英雄，尽可能接近本体，具有历史化的审美特质和丰厚的历史内涵。那些久远的历史情境的再现，今天仿若神话和传说，80 后90 后的年轻人是难以置信并觉得不可思议，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也是历史的神秘性所在。三是作品的悲剧性和主题的深刻性。作品告诉我们，自从大奶奶、奶奶以降，到刘稳的傍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怪圈，不仅回到了原点，而且刘稳更为悲哀、更为可耻，所谓恋爱相亲，却见不到相亲者，只有一个影子，她就冲着钱，狂奔着，迫不及待地投向烧钱的土财主的怀抱。难道这就是21世纪都市知识女性应有的归宿?可见，婚姻的现代性，妇女解放和女性的自我救赎，依然是沉重的话题，依然是激动人心的话题。

作品中的“爷爷”，忠诚党的事业，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为了解放新中国而浴血征战，带着一身伤疤，走进新中国，可谓开国英雄，历史功臣。在他的身上也有质朴闪光的东西，如为乡人慷慨解囊，为死去的战友建亭立碑，死后把所有的积蓄作为党费上交，一生光明磊落等等，但他野蛮专横、自私独裁，充满匪气、霸气，仗着有功，横刀夺爱，仗着为人父，倚老卖老，横刀夺孙，从而造成了多个家庭和许多人的悲剧。他的四儿，甚至直到他死了，也不愿原谅他。

他经历了由地主岳父作主包办的封建婚姻，并与大奶奶生下了一个儿子，而且第一位妻子尽管有些苛刻，但对他有爱有恩，教他学文化。可他开蒙后，“就一定要做掀天揭地的奇才”［115］而投身革命，从此，一去不回头，完全抛弃这一桩事实的婚姻。但大奶奶却始终为他守寡，成为悲剧性人物。

“我们知道，从30 年代开始，革命的队伍里流行过一种配给制的婚姻模式，即女性被动员着以照顾首长、照顾英雄的名义与不熟悉的男性结为家庭，在这婚姻中，爱被体现着泛政治的意义，要求女性把革命之爱、阶级之爱当成男女之爱、两性之爱。既然阶级之爱是最高意义上的爱，那么两性之爱就是它附属的爱，革命同志是应该被爱的，英雄更是应该被爱的，由此推导出两性之爱应该顺从着更大的爱。”［2］433这显然是有悖于恩格斯没有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的教导，有悖于人伦天理，其愚昧荒唐自不待言。这种组织上的“拉郎配”在电视剧《亮剑》中也有所表现。正是这样的配给制婚姻，首长一锤定音的婚姻，制造了中国现代史上许许多多知识女性的爱情悲剧，这非但是对真正爱情的反讽，而且是极不人道和湮灭人性的，与封建社会的包办婚姻毫无区别。本来当年的那些来自都市的知识女性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投身革命，谁曾想到，她们自己最终却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历史有时是相反相成的轮回。

爷爷与奶奶的结合，一个是目不识丁、极其粗鲁的乡巴佬，尽管有英雄的虎杖;一个是沐浴过欧风美雨的上海娇小姐，截然相异的成长背景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加上根本没有爱情基础，婚后吵架打架名扬全军，结果爷爷一句话就把奶奶休了。古人休妻还需要对照《七条》，“而爷爷就是法律，超越《七条》”。当各自都重新有了自己的儿子之后，一次偶遇，“他呆了呆，像是吼又像是表白，他大声说，妈的，老子就是喜欢你，回去跟老郭说一声，离了，与我一起过”。［1］92紧接着作者补上议论，“说什么婚姻不是儿戏，可是他们的婚姻充满了儿戏”。［1］120可见，爷爷不仅出尔反尔，横刀夺爱，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说，他是法盲，有重婚罪的嫌疑。我们不禁要问，是谁赋予他这样的特权?是谁以英雄的名义绑架了民主与自由?难道革命者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就可以胡作非为，随意践踏人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事实上这种有法不依、权大于法的人治现象，从战争年代一直延续至文革前，从而造成了数也数不清的人间悲剧。今天，我们的民主与法制还不健全，离法制社会和公民社会相当遥远，民主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爷爷每次作自我批评时，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喜欢以自我为中心。他说得轻巧，但岂止是以自我为中心?简直是极端专制、极其自私，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不仅横刀夺爱，还横刀夺孙，制造了三个女人、三个家庭、老郭及其儿子，以及他自己儿孙们的悲剧，可谓罪孽深重，十恶不赦。在这里，作者的审父与对英雄的解构，毫不留情，令人震撼。

作为英雄两度妻子的奶奶，是一个在奉献中丧失主体的悲剧性人物。她一生忍辱负重，与爷爷分而复合，关心在梦幻里守着空房终老死去的大奶奶，把齐其的“四伯”视同己出，这是一位旧时代至死无悔、至死都不觉悟的知识女性。正因为愚昧与痴心不改，她不仅受害，而且害人。首先是对老郭及其他们的儿子的伤害。其次是对另外两个女人的伤害，包括对“四伯”的伤害。她压根儿没想到，投身革命的她，婚姻不能做主，任人摆布宰割，丧失自我。实际上她和大奶奶一样，都是男权文化异化的形象和特定时代悲剧性的人物，都是埋入黄土之前也不觉悟的奴性女性。有意味的是，弥留之际，齐其问她是否后悔与爷爷的结合时，小说这样写道:“她问奶奶，你是真的爱我爷爷?奶奶轻轻地咧开双唇，又抿了抿嘴角，近前的笑容好像是好远的地方，清晰又模糊”。［1］120悲哉!女人一旦失落主体，就只有顺从，只能依赖，靠男人的影子生存。这一形象使我们想起了谌容小说《杨月月与萨特研究》中的杨月月，她们的身上都集中体现了母性的牺牲与无奈。她们试图牺牲自己，救赎他人，但往往事与愿违，给其他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奶奶与老郭的儿子，是那样想念妈妈，需要母亲，在十多岁时南下寻母，意欲使父母复婚，但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只好怅然离去，自此割断母子情缘，憎恨母亲一生。

在道德法庭上，作者审完爷爷奶奶两名主犯并未休庭，接着审郭总、晏安和刘稳。在作者看来，有几个臭钱的郭总算什么东西?还不是被前妻抛弃而孤身一人，断了后。至于那开着宝马，附庸风雅混文凭拜金的晏安，更不是东西。大难临头时做缩头乌龟，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受辱甚至将沉水底，却见死不救，连屁也不敢放一个，整个就是一堆狗屎，甚至连狗屎都不如。这样人模狗样却完全阳痿的人，开着宝马也不能嫁。

作者对刘稳虽然着墨不多，却把她势利虚荣、傍大款致富的丑恶嘴脸刻划得入木三分。为了一夜暴富，刘稳屈尊从南方飞到北京会面，彻底放弃了知识女性的尊严和人格。她的行为实际上是对真正爱情的亵渎，是消费时代对爱情的彻底颠覆，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

齐其是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她既是小说的叙述人，也是作者的观察点，融进了作者的审美理想与审美评价。这是一个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知识女性，她理性而卓尔不群，仰慕英雄，心中有着永远挥之不去的英雄情结，一生都在寻找英雄、寻找硬汉，可最终“美女还在，英雄难寻了”。“在没有英雄的时代”，她落寞孤寂，唯有对着孤灯长叹:“那些具有英雄气概的男人都死到哪里去了!”这叩问如惊涛拍岸，如乱石穿空，在思想的旷野引起阵阵爆响。是的，小说的结尾出人意料，十分耐人寻味。齐其和晏安在郊外遇劫，为首者居然是她苦苦等待、长久寻觅的小学同学“板王”，他虽不是好孩子，却有种恒久的魅力吸引着她，使她终身难忘，无法释怀。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英雄气概，或叫英雄情结。也正是这强盗“板王”，在她生命垂危之际，不顾一切地跳入水中把她救起，之后绝然离去，消失在她的视野里。强盗救美后随风而去，强盗与“英雄”并置叠加的镜像，这是极其反讽意味的戏剧性结构，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结局，没有结果的结局，引起人们无尽的遐想，拓展了诗思，深化了主题。人们不由得追问:我们的英雄哪去了?难道唯有重新爆发战争才能有英雄出现?这自然涉及到了英雄成长的环境问题，以及历史与现实的诸种因素与条件。贝尔纳托·贝特鲁奇谈他的中国之行时说:“日本人更雄健些。中国人相反，更富有女性气质，有点消极被动”。［3］事实上，“几千年的阴性文化和‘文革’以来的残酷压抑，造成了男性的脆弱”。［2］429可悲的是这种阴性文化经小沈阳等人的弘扬而受到热捧。如今看来，“文革”浩劫的最大悲剧就是使人的类本质异化，异化成非人，异化成阶级斗争的工具，人的主体性完全失落，全民族的思想统一到一个人的圣经上。在这样的国度里，阳性就必然萎缩。进入上世纪90 年代以来的消费文化更是把神圣、崇高、权威等统统解构，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人们在纵欲狂欢中消费自己。生逢在这样的消费文化时代，怎么可能产生英雄呢?也就是说，由于没有产生英雄的土地，这时代就没有英雄，也就没有齐其所追求的爱情。因此齐其到头来可能只有走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钟雨所告诫女儿的路:如果没有理想的爱人——英雄般的男人，就别结婚。那么就只有孑然一身，形单影只地生活。齐其的悲哀，不仅是个人的悲哀，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一个民族的悲哀。

二

万宁是一位善于思考、有思想的成熟作家，其小说具有独特的女性视角和鲜明的女性意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几部都市丽人的中篇小说，总是围绕着女人的本质是什么?女人和男人的关系应怎样?女人的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是什么等命题展开思考，进行叩问与探寻。

如前所说，万宁认为当下正是需要英雄而英雄难觅的非英雄时代。尽管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全非男子汉、硬汉，全都是猥琐龌龊的酒色之徒和阴险狡诈之小人，如牛山、池海、衣锦荣和想偷情而失足跌死的局长之流，但她并不灰心绝望，并非试图颠覆整个男权文化社会。她只是对父权祛魅，但对人性、对人道主义、对人文关怀并不祛魅。她热爱生活，坚信人生是美好的，“我从未对这个社会感到失望，我一直用我的方式向人们传达温暖，善良，我相信向上的力量。我喜欢我的生活，喜欢我生活的时代，也喜欢我周围的人。”［4］准确地说，万宁非常喜欢她身边的都市知识女性，对她们既爱又恨。她爱那些独立自主而有追求、事业与家庭兼有的女性，她本身就是这样一位成功的女性。她恨那些为了个人私利而不择手段的女人，恨那些在依附中丧失自我和尊严的女性，她向往憧憬双性同体的理想人格。因此，女性在当今社会的角色定位和理想的婚姻爱情模式就成为她小说中最基本的主题和思考的核心问题。《找》和《流年》这两个中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传统女性往往以温顺的承受和忘我的牺牲而赢得赞美，而《找》中的艾悦，《流年》中的梅湄和子惠，她们勇敢地捍卫自己的尊严和人权，敢于与男权社会进行抗争而自救，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和超拔的人格魅力。

中篇小说《找》揭示了深刻的生活哲理:人在旅途，毕生都在寻找。有人寻找仕途，有人寻找财富，有人寻找理想的寄托，有人寻找爱情的港湾，并视之为情感的归宿和永远的精神家园。艾悦和成筝都是爱情受挫、婚姻解体的知识女性，她们一生都在找爱、找情、找乐、找钱，寻找失去的爱情或者重构爱情是她们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因此，她们共同“参加了都市报上单身情歌的联谊活动”，但由于各自的个性和人生价值观不同，她们的命运和结局也就不同。成筝缺乏自主意识，没有原则性，她溺情贪财，做衣锦荣的妻子和情人。她一直十分被动，稀里糊涂被前夫休掉，本该离他而去，独自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婚姻爱情。可她却离不开衣锦荣，依然和衣锦荣鬼混在一起，充当了第三者的角色，甚至对衣锦荣还抱着幻想，还有依附性，迷失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当股市大跌时，她跳楼自杀。可以说，她的寻找无果而终，而且这寻找的过程是悲伤屈辱的。而她的好友艾悦却不然。当她发现丈夫背叛自己时，果断地离婚，带着儿子有尊严地生活，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爱情和幸福。

艾悦是作者充分肯定、心仪的现代女性形象。她经济独立，具有独立人格，她果敢理智，一旦发现婚姻亮起了红灯，就义无返顾地勇敢走出来，而不是一味地隐忍，在有名无实的婚姻中受辱和受尽折磨。相反，她敢于对抗男权文化中心和世俗社会，公开征婚，去寻找自己所爱的人。虽然情感曾经受挫，但她听从内心的呼唤，绝不随俗而勉强自己，找不到合适的人，她宁可单身。这在商潮泛滥、物欲横流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情爱叙事繁荣的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甚至可以说几成绝响。的确，在当下，感官张扬，道德失范，两性情爱问题是一个几近泛滥的文化问题，而情爱状态又可作为衡量社会文明的尺度，因此，我们可以透过成筝和艾悦的不同人生选择和归宿得到启迪。

在本文所论及的5 个中篇中，万宁并没有写怦然心动、刻骨铭心的爱情，但婚姻家庭和追求理想的爱情是她思考的中心问题和贯穿整个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流年》同样写的是都市知识女性的婚姻爱情。

《流年》通过写几位都市知识女性的婚姻家庭，试图寻找真正的爱情，幸福美满的爱情。她同时告诉我们:岁月不居，流年似水，我们应懂得珍惜，把控住自己，把控住当下，过好每一天;流年似水，往事并不如烟，点点滴滴如歌似梦，植入肌里，剪不断，理还乱，永远挥之不去。

梅湄是一位普通平凡的知识女性，与窝囊却真实的丈夫吕亮在相互讥讽与打闹中平平淡淡地过着小市民的生活。她真诚本色，率性本真，敢爱敢恨，得理不饶人，往往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地戳到别人的痛处，让人猝不及防，十分狼狈。所以她的丈夫虽也想像他姐夫池海一样在外面泡妞，但终因有些畏惧而收起淫心。所以她虽不是大富大贵，也不浪漫温馨，甚至时常埋怨丈夫没出息，可丈夫总在她身边，家庭十分稳固，赢得姐妹们的羡慕。正如橙子所说:“人间的夫妻就是梅湄他们这样的，闹一会儿，又抱一会儿，吵一会儿，又笑一会儿。”［1］186姐姐梅青溺水身亡，她敢于当众斥责当局长的姐夫池海，坚持让姐姐回家洗澡，让她在花丛中干净庄严地离去。在严厉犀利的背后，梅湄有着一颗仁慈孝顺的心。姐姐走后，她更加关爱照顾父母，她对外甥池江柔情似水，充满爱怜，弥散着母性的温情，从另一个侧面则射出人性的光辉。而作为局长夫人的姐姐梅青，明知道丈夫在外面有女人，但柔弱的她不敢进行抗争，捍卫家庭，而是一味忍让，最后被丈夫逼去游泳并沉入水底，成为冤魂。两姐妹泾渭分明的两条道路与截然相异的人生命运，孰是孰非，自不待言。

作品中另一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是画家子惠，她与有权势的丈夫离婚后，在报纸上公开征婚，言明要嫁给农民为妻，缔结了一段田园牧歌似的浪漫姻缘。虽践行了橙子的爱情理想:“只想能找一个我爱的人与爱我的人一起开开心心地生活，我也不会在乎他的职业、学历、财富。”但这毕竟是在子惠被骗受挫后别无选择的选择，绝大多数都市知识女性是难以逾越城乡鸿沟的。即使城市化进程使城乡的物质差距缩小，甚至“农村包围城市”，农民比城里人更富有，但完全不同的成长背景所形成的人生信念、价值取向和爱好兴趣等等，会造成许多矛盾和无谓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子惠的路，也只有她作为艺术家才能走得通，其他人是无法效仿的，其他的人也决不会甘心情愿地做农民的老婆。因此，这是子惠的骄傲与勇敢，敢于挑战整个男权社会和世俗社会，这也是子惠的悲哀，毕竟有悖于知识女性的初衷。如果子惠不是被骗受挫，也不会选择田大明做丈夫。因为这毕竟要涉及到生存环境、居住条件和小孩上学等一系列的生活问题和社会问题，城乡的鸿沟一般人根本无法逾越。正如作品所写:“她们喜欢农村的宁静、清新、自由，却害怕农村的无知、野蛮、狂乱，她们讨厌城市，却又依赖城市，她们要上网泡吧蹦迪，要时装，要休闲，要娱乐要美容要健身等等农村没有的东西，她们无法没有。”橙子曾经是一个为了爱而赴汤蹈火的性情女孩，为了丈夫，她不顾一切后果偷出家里的房契贷款;为了丈夫，她辞掉令人企羡的银行的工作，与丈夫一道颠沛流离打拼。但丈夫牛山这个十分卑鄙的乡下人，暴富后就一脚把橙子蹬掉。也就是说，橙子的奉献和牺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她只是被利用，婚姻只是牛山作为改变命运和挣钱的跳板，根本没有爱情。所以橙子受骗后，万念俱灰，虽未出家，却早已看破红尘，心中似乎还有梦，但那梦遥不可及，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因为她已宣称爱无能而不敢去爱，生怕越过牛山的雷池而失去所拥有的一切财富。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生活的弱者，像艾悦的生母一样在逃避人生，生活暗淡无光。她看似明白人，实同失去航标和舵的帆船漂浮于茫茫大海，没有方向，没有目标，随波逐流，结局非常凄凉。

小麦表面上威风八面，自己是电视台主持人，丈夫是能呼风唤雨的刑警队长，但丈夫每天几乎都不在自己的身边，也从不对她说一句真心话、贴心话，每天只能对着孤灯冷月发呆，俨然活守寡，婚姻名存实亡。所以她感到不快，感到郁闷和惆怅，最终辞去电视台主持人的工作，把大部分时间泡在“流年酒吧”里。

显而易见，《找》和《流年》里的都市丽人的婚姻都是不幸的，悲剧意味笼罩着全篇。但如果有人认为万宁是悲观厌世和绝望的则错矣，相反，万宁是积极入世的(见前面的分析)，她依然相信有真正的爱情并执着地守望。她的作品中蕴含亮色，寄寓希望，她往往在对抗中排解焦虑，通过解构寻找建构的路径。虽然，她并没有提供理想婚姻的范式，但我们可以从众多不幸之中发现抵达幸福彼岸的诸种可能，这就是万宁小说的审美价值所在，这也是一位有良知、有责任感的当代作家应有的操守。

三

万宁是一位积极入世的作家，她延续了五四以来茅盾等作家开启的“为人生”的艺术传统，关注现实的变迁、关注民生和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表现出作为报人出身的职业敏感和作为一个有良知和道义担当的作家的人文情怀。她刚出道的处女作《走进冬季》就显露出她敢于仗义执言的性格特点，小说对背叛婚姻的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她的《疯狂的加拿大黄花》表达了对因为贫穷舍不得花300 元钱打针而夭折的年轻生命的深沉感叹，也表达了对农村医疗制度的忧思和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她的两部中篇小说代表作《麻将》和《你面前横着一条河》表达了一个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对现实的质疑精神与对社会的批判立场，弘扬了作家自由的理想与独立的人格精神，这在当代文坛确是难能可贵。

《麻将》尽管在叙述上有些急切，缺乏从容，有些地方显得有些突兀，但仍不失为一部好作品，是万宁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有人说“《麻将》讲述的是一个贫穷和仇富心理伤害人性之美的故事。”［5］这是对作品的浅层解读，还没有把握作品主题的深刻性和深广的社会意义。显然作者在作品中并未深掘造成悲剧的社会历史根源，但作品的指向和题旨是明确和直截了当的。那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和贫富的悬殊。这种不公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如教育资源与升学(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学生严重失衡，反差巨大)、财富分配、医疗、住房、就业等权利的不公，同样死于交通事故，城乡死者所获得的补偿不一，甚至恋爱如前所述也是不平等的(如《英雄远去》中的刘稳，《流年》中的橙子等)。这难道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人平等?如今，贫富的两极分化推向极致，贫者愈贫(像《疯狂的加拿大黄花》中的年轻人陆田仅仅为了省掉305 元钱而使花季少年过早辞世)，富者愈富。这种现象如果九泉之下的李准有知，真不知有何感想。他当年发表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是试图解决建国初期两极分化的问题，谁曾想半个世纪过去，我们却与李大钊所憧憬的大同社会背道而驰了呢?因此，这种人为制造的社会分配不公所引起的仇富心理就自然而然地滋生并迅速蔓延，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异己的力量，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安全。正如作者在《麻将》的后记中指出:“自从2003 年开始，不时有富豪被杀的消息传来。”“也不管每个被杀的富豪是否真有当杀之罪，每逢有富豪出事，中国各大网站的网友评论里，都充满了‘该杀’‘该死’‘杀得好’等词语。”因此，解决社会不公，确保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迫切要解决的社会难题。在人人平等、共同致富的道路上，我们任重而道远。从这个意义上说，蓝晓儿与贺明明的悲剧，虽然有着个人的原因，但那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

《麻将》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富有而充满爱心的都市丽人资助一位乡下女孩上学并被这女孩欺骗而惨遭杀身之祸。这有点像《农夫与蛇》寓言的现代版。这是一个令人慨叹惋惜的悲剧故事。

一是对蓝晓儿行善而被杀的惋惜。蓝晓儿“美丽善良，至情至性，率真无邪”，富有爱心和同情心，心肠好，得知乡下姑娘贺明明没了父亲，生活拮据，上学有难时，她不求回报地资助贺明明上学。出于善良和同情，她试图尽可能多地帮助贺明明。她在暑假期间让贺明明住进家里，并安排她在商场工作，却不料埋下祸根，导致悲剧发生。

由于自小父母双亡，在哥哥的呵护下成长，蓝晓儿较为任性，依附性强。优裕的家境，没有生活的压力和后顾之忧，也就没有动力和进取精神。兼之两次恋爱受挫，她感到寂寞、孤独和无聊，因此她常在牌桌上以无聊打发无聊，变得懒散庸常和俗气。为了虚荣、为了时尚、也为了填补灵魂的空虚，她出手阔绰，花钱如流水。尤其在牌桌上豪赌，一掷千金而谈笑风生，一点儿都不心疼。最致命的是蓝晓儿是一个十分感性的人，做事不顾一切后果，缺乏理智和稳重;加上她有些玩世不恭，对一切无所谓，尤其是对金钱的得失多少无所谓的态度，强烈地刺激了出身贫寒的贺明明，使她由妒生恨。这种憎恨不仅指向晓儿，而且指向整个富人社会，以及社会分配不公的制度性问题。由于单纯和善良，当发现贺明明有仇富心理和不良行为时，蓝晓儿没有指责贺明明并果断与她断绝一切来往。此前，蓝晓儿的男友林中林有先见之明，告诫她不要让一个成长背景截然相异的人住进家里来，但涉世未深的蓝晓儿没有听从劝告，她压根没想到贺明明会恩将仇报，最终助纣为虐，把自己送上黄泉之路。蓝晓儿的悲剧告诉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真是世事难料，人心难测，必须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啊!有的人，永远都不能等，有的人，绝不能对他仁慈。蓝晓儿因为缺乏警惕和过分善良仁慈而招来杀身之祸，到头来是害己又害人。

二是对贺明明仇富生恨而失足的惋惜。贺明明本是一个质朴而勤奋向上的乡村姑娘，贫困和不幸并没有将她击倒，她以优异成绩脱颖而出，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因为家贫，她有幸认识了蓝晓儿并住在城里，与蓝晓儿朝夕相处，目睹蓝晓儿安逸的环境和奢华的生活情状，尤其是每每看着蓝晓儿豪赌输掉大量的钱财而毫不在意时，她的心理受到强烈的刺激。她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较中，心里渐渐失去平衡。她由惊羡而失衡，由失衡而心生怨恨(这其中有抱怨社会的不公——为什么在乡下那么辛苦地烧炭才挣得那么一点点钱，而晓儿她们在牌桌上放一炮就成千上万，人与人为什么是那样的不平等，等等)，由怨恨而起歹心，最后上当受骗而成为帮凶，成为同案犯而间接杀人——那实际上是仇富心理在杀人。这当然并非出于贺明明的本意，结果也是她始料未及的。但必须看到的是，贺明明不是一个真诚本色的乡下姑娘，她怀着野心来到城市，她带着极不平衡的心态住进晓儿家里。她把突然得来的好运视为当然，她认为她本应该拥有这一切，因此，她对晓儿从来都不知道感恩，更遑论回报，相反却恩将仇报，最终害人害己。贺明明并不想通过勤劳致富，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她期冀着一夜暴富，瞬间能成为像蓝晓儿那样有房有车，衣食无忧，过着安适富裕的城里人的生活，她从根本上忘记了来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心态失衡，仇富心理日益加重，从而导致人性的严重扭曲，变成一个丧失理智和不懂得感恩的人。加上年幼无知，被他人欺骗利用，造成千古遗恨，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让人感到十分痛惜。

《你面前横着一条河》叙述的是一位活泼、单纯、有些散漫的年轻记者在“职业所需社会所逼”之下变得“势利与功利”，变得冷酷无情的故事。

记者的自由度较大，无职无权却影响力大，被称为“无冕之王”，他们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和爱戴。但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现在的媒体，把女生当男生搞，把男生当畜生搞”［1］57，从而使生性好动、本想“在嘻嘻哈哈中工作”的报社记者小禾被逼成一个工作狂，变成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作品通过写小禾紧张、艰辛而有危险的报人生活，揭示了当下媒体竞争的激烈和环境的险恶，它泯灭了小禾的天性，消解了新闻的本义和职业操守。不少媒体为了轰动效应和逐利，而把民生问题、百姓心声抛诸脑后。它们或者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驯服工具，在同化中丧失主体而失语;或者与奸商合谋欺骗读者，拿了红包之后大肆制造虚假新闻和泡沫。

为了工作，为了生存，田小禾不得不屈从适应环境，或者说不得不被环境同化或叫改造，性格渐渐被扭曲，变得功利而巧于心计。“因为这个时代的混乱，女性并不能真正地实现自己，她们的成功也往往用变态的或不正常的手段”。［2］479因此，小禾的势利功利和心计，应该说有些无奈，主要是职业和社会逼她这样的。仅一“逼”字，揭示了人物的悲剧性。她本质上是好的，并非生性如此，甚至可以说这是她对男权文化和世俗社会的曲折反抗。当然，有着个人野心、看透一切的小禾，为了改变命运，为了个人的前程而绝情抛弃自己曾经爱过的初恋情人江中寒，尽管这个恋人对她的人生和她的事业帮助极大。她选择投入帮助她考上研究生的老师的怀抱，尽管这个人年龄比她大得多，她这种人生态度不管怎么说都是不值得称道的。它有悖于人伦常理和道德，而且这毕竟极大地伤害了为她付出很多并深爱着她的江中寒。再说，爱情一旦过于功利实用，就违背了它的本义，显得庸俗化了，这同样是对真正爱情的反讽。

在本文所论的五个中篇中，《你面前横着一条河》的批判性最强也最为深刻。它涉及面广，有对残酷险恶的媒体环境的批判，有对形式主义的官僚作风的批判，有对为富不仁的不法商人的批判，有对好色的官员的批判，有对矿难的揭露和黑心矿主的批判等等，对民情的了然和世相的深刻洞见和彻悟，使作品具有历史的厚度、力度和思想的穿透力。更令人震撼的是作者对整个男权文化中心的颠覆与解构。为了渡过人生中横在自己面前的一条条河，田小禾让所有的男人趴下，玩弄男人于股掌之中，使他们乖巧服帖地成为桥墩，成为船。这样她就能顺利地渡过那一条条的人生之河，实现一次次华丽转身，顺利离开她厌倦的小城蓝阳，赴京城开始新的生活。在这里，万宁完全突破了过去女性对男性的膜拜和依赖的传统模式，不仅写两性的对抗，而且生动再现了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主动出击和猛烈攻击并使男性臣服。传统女性温顺的承受和忘我的牺牲本是民族苦难的象征，但在田小禾的身上所体现的是相反的情形，那种大胆冲决封建樊篱的刚毅情绪和敢于抗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彰显了都市知识女性的现代性诉求，折射出性格的光辉。由此我想起陈晓明对王小波的评价:“他对欲望的表达有着惊人的兴趣和敏锐，那些漫不经心的描写都予这个时代的生活尖利的刻画。”［6］说实话，万宁的作品还没有达到王小波的高度与深度，但他们性情相近，都较为洒脱散漫而不刻板;他们的文风相同，尖刻锐利而又幽默风趣。所以，陈晓明对王小波的评语也十分切合于万宁，这是进入万宁小说的一把钥匙。

四

万宁在接受访谈时指出，作为一个好的作家，应具备“有叙事故事的能力。对别人忽视的细节敏感。有想象力与穿透力。有悲悯的情怀。有理想倾向，能关注未来，树立人的信心。”［4］万宁非常欣赏张爱玲“完全按照自己真实的感受写作”的态度，并宣称自己写小说“不为谁，为自己的内心”，“因为喜欢，因为有话要说”。［4］由此可见，万宁不仅是一位有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的作家，而且是一位有文体意识和自觉审美追求的作家。她的小说在题材和体裁的选择、叙事的策略和语言的表达等方面已形成鲜明的特色与独特的风格。

在体裁上，万宁擅长于写中篇小说，中篇小说集《麻将》充分展示了她的艺术才华。虽然中篇小说难以界定，学术界至今歧见纷呈，但人们普遍认为，“中篇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完整性’”，“中篇小说有相对的完整性，大概指的是这种小说体式最适于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但并不意味着中篇小说中只能存在一个故事，故事可以有多个，而充分展开的故事只有一个”。［7］如《麻将》讲述的就是蓝晓儿的悲剧性故事，《你面前横着一条河》讲述的是田小禾如何蜕变成一个势利与功利的知识女性的故事。《流年》虽然写了好几个人的故事，但核心人物是梅湄，她的故事就是核心故事。

在题材上，如前所述，万宁笔下的人物，大多是都市的知识女性，在凸显女性文化身份的同时，她关注女性生存境遇与精神状况，倾听女性内心的呼唤与呐喊，表达出对女性经验及抗争模式的深切关怀与探索。这当中既有对男权文化的批判，也有对女性角色的反思与自审，这使得她的小说具有一定的思辨色彩和鲜明的文化品格。万宁小说通过敏锐独特的视角，生动真切地再现了都市丽人的时尚生活，如玩麻将、炒股票、喝咖啡、泡酒吧、健身、美容、穿吊带、牛仔、范哲思等等。这一方面体现了消费时代的都市欲望与消费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品的现代性元素和现代性诉求。尤其在《麻将》和《找》两个作品中，看似随手拈来的短信段子，使作品平添了“母指文化”的质素，它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而且深化主题，令人捧腹笑过之后，引人沉思，发人深省。对现代都市时尚生活的描写，万宁不同于卫慧、棉棉她们。仅只是一种炫富显摆，表达的是欲望叙事的消费性、无根与异化的欲望生存;相反，万宁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她对知识女性(如刘稳、成筝、梅青等)在消费时代中的迷失沉沦乃至毁灭感到十分痛心、惋惜，表达出一位优秀作家可贵的精神品质。

在叙述上，万宁的小说没有女人腔，她有意识疏离宏大叙事，疏离优美高雅，坚持“口语化”写作，［8］追求不事雕饰、质朴澄明的语境，并近距离切入生活，自然圆融地呈现原汁原味原生态的现代都市生活情境，从而使作品鲜活灵动，清新自然而又具有生活气息。如“人都要老了，可她就是不长心眼”［1］25;“成就说小禾不用努力事业也会很有成就，因为她与一个叫成就的人在一起”［1］64;“如今是人便是个总，这样叫总没错。齐其想，他幸亏没姓水，要不然就叫水总(水肿)”［1］89;“艾悦没有逃脱势利的俗套，他心里筑起了堤坝，想他的原配都跟人跑了，这接力棒可不是好玩的”［1］125;“致使股票由浅绿到深绿，直到天苍苍绿茫茫，整个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1］161;“如今的男人都祥林嫂了，话题一打开就说前妻的不是，曾经的婚姻是胁迫的。什么男人。”［1］137等等，这些活脱脱的口语，犀利冷峻，透出杂文的锋芒。

其次，万宁小说的语言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这其中有风俗民情的描写，但更主要的是大量湘方言的娴熟运用，偶尔也有粗鄙的调侃，从而使她的作品弥散出一种特有的韵味，轻松诙谐而又机智幽默风趣。“这种‘味’只能出自特殊的文字组织，是文字经组织后产生的审美特性”，“语言经由‘组织’不只产生了‘意义’，而且产生了超乎‘意义’之上的东西……也可说是意义外的意义——‘言外意’，‘味外味’，庶几近之。”［9］

万宁在小说中注重通过对比刻画人物，展开情节。如《麻将》中蓝晓儿与贺明明的对比，《找》中艾悦与成筝的对比，《流年》中梅湄与梅青的对比，《英雄远去》中齐其与刘稳的对比等等，通过对比，形成强烈的审美反差，增强了作品的批判性和审美效果。此外，在刻画人物时，万宁还注重运用生动传神而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刻画人物，使人物形象雕塑般跃然纸上，令人感到特别震憾。

总之，万宁是当下潇湘文坛的一位非常出色的女作家，时间将会证明她的价值。作为曾把青春岁月抛洒在湘江的半个湘人，我希望她以后的小说叙述不必那么急切，尽可能从容些，再从容些，做到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这样小说审美空间就不会仄逼，能形成更大的张力场，更加有力地拓展小说审美的时空。

［1］万 宁.麻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2］许志英，丁 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433.

［3］周 蕾.看现代中国:如何建立一个种族观众的理论［M］//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21.

［4］万 宁，唐 璐.文学圈子也是一个世俗社会［J］.湖南文学，2012(3):80－82.

［5］黄 勇.万宁及其小说那些事［J］.湖南文学，2012(3):86－87.

［6］陈晓明.无边的挑战［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355.

［7］王晓冬.中国现代中篇小说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2:1.

［8］王 忻.小说与妈妈［J］.湖南文学，2012(3):88－89.

［9］赵 园.论小说十家［M］.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1: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