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婕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210064)

抗战结束后，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到文学期刊的生存和发展。曾为战时沦陷区的北平、天津、上海等城市重获文化中心地位，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发达的经济条件、巨大的读者群吸引了大批身处各地的文化人的回归，也成为国共双方争夺舆论宣传的阵地。为此，国共两党都采取了各种措施保存，扩大自己的文化势力。在北平，1945年9月起国民党政府官员陆续就职，逐步建立起国民党集团的军事、政治等统治机构，并通过清查换证、出版检查等手段压制共产党的文化宣传活动，如1945年11月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和第11战区长官司令部宣布一切未经国民党中央许可的“非法”报纸，一律于本月22日自动停刊。1946年5月29日，国民党北平警察局查封《解放》报、新华社北平分社及其他报刊通讯社77家，但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界很快在北平的青年学生中重获宣传阵地。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学生的组织下，北平校园文学活动蓬勃开展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在编著人员和刊物内容等方面逐渐完成了向“左”转的过程。

由于战时大批文化人和学术文化机构南迁，尽管战后平津地区文学期刊的数量有显著增长，但一时无法兼有“质”与“量”的恢复。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至本年底，平津地区新创办的文学期刊约有17种，除《文艺大众》外，绝大多数为存在时间短、影响也较小的小型刊物，但与沪宁两地相比，纯文学刊物或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刊物所占比重较高。1946年共创办文学期刊约30种(其中北京地区创办的期刊有《人民文艺》《一四七画报》《集纳》《建国评论》《浪花》《电影与戏剧》《文艺与生活》《怒潮》《青光》《中原·文艺杂志·文哨·希望联合特刊·北平版》《中国文学》《太平洋》《文艺时代》《新思潮》《红蓝白周报》《新自由》《文华半月刊》《诗文学》《文艺周报》《北方》《北国杂志》《现代文录》《读书与生活》;天津地区创办的期刊有《民言》《读书生活》《鲁迅文艺》《火把》《童山》《人民世纪》《晨曦》)。其中纯文艺刊物15种(《人民文艺》《一四七画报》《鲁迅文艺》《电影与戏剧》《青光》《中原·文艺杂志·文哨·希望联合特刊·北平版》《中国文学》《文艺时代》《红蓝白周报》《新自由》《诗文学》《文艺周报》《北国杂志》《现代文录》《晨曦》)，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刊物7种(《读书生活》《火把》《文艺与生活》《童山》《太平洋》《新思潮》《读书与生活》)。《鲁迅文艺》前两期的“野草”栏和第三期的“诗歌特辑”刊发了鲁藜、冀汸、绿原、田间等人的多篇杂文和诗歌。《中原·文艺杂志·文哨·希望联合特刊·北平版》发表了老舍、郭沫若、何其芳、叶圣陶、刘白羽、艾芜、陈白尘、路翎等知名作家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仅出三期即停刊的《中国文艺》也主要刊发郭沫若、茅盾、夏衍、曹禺、田间、臧克家等人的小说、剧本、散文、翻译、文论等。除此，由吴宗祜编辑发行的《一四七画报》还登载了大量郑证因、刘云若、白羽等武侠小说名家的通俗文学作品。1947年，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这无异于给文人们的文化建设热情泼了瓢冷水，平津地区的文学期刊在创办数量上减少了很多，仅有12种，不及上年的1/3。1948年创办的刊物数量更少，仅有10份。在刊物编撰者方面，大学师生是这两年平津文坛的主力。1949年后，作为新政权所在地的北平取代上海成为中国文坛的中心，新的文学格局日渐成型。

一 编撰人员的构成:从大学师生到左翼作家的转变

考察战后两年平津地区的文学期刊可以发现，这些新办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战后大多不在平津，而是广泛分布于重庆、上海、延安等地，或者自外地刚刚迁至平津。《人民文艺》的主要撰稿者茅盾、王亚平、臧克家、臧云远、以群等1946年都在重庆，而刘白羽、周扬等人在延安。《鲁迅文艺》的主要作者鲁藜、田间自抗战初期就一直在延安等解放区从事文学活动，冀汸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绿原在武汉的中学任教。《中原·文艺杂志·文哨·希望联合特刊·北平版》的主要撰稿人老舍、郭沫若、何其芳、叶圣陶、艾芜、陈白尘等当时都在重庆进行文艺活动。《中国文学》的主要作者郭沫若、茅盾、夏衍、臧克家等先后于1946年6、7月份从重庆抵达上海，还有仍然留守重庆的曹禺、贵州的蹇先艾、南京的路翎等人，当时身在北平的作者只有李广田等少数几人。

通过对以上几种1946年平津文坛重要文学期刊主要撰稿人的考察，可以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认同左翼文学立场的作家，一部分人直接来自重庆大后方或延安解放区，或虽然没有“延安经历”，但认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所确立的文学立场。他们作为左翼文学的同路人或践行者，在抗战结束后一度“中空”的平津文坛迅速占领阵地，为建立新政权开拓文化思想空间。

1947年，因抗战爆发而停刊十年之久的《文学杂志》复刊，复刊后的主要撰稿人除沈从文、废名、冯至、李健吾、萧乾等知名作家和学者外，增加了一批战后新起的青年作家，如从西南联大复员的穆旦、汪曾祺、袁可嘉、王佐良，沦陷时期在北平成长起来的李瑛、毕基初等。该刊主要撰稿人沈从文、冯至、朱光潜、林庚、常风、袁可嘉等大多身在北平，但也有作者人在外地，如同时转载彼时正在沈阳的穆旦的诗《森林的魑魅》和身在英国的王佐良的评论《一个中国新诗人》［1］，发表了在上海任教的汪曾祺的散文《牙疼》［2］，后又刊载了他的小说《载连匠》［3］，同期发表的还有在上海《大公报》工作的萧乾的《詹姆士的四杰作》［4］等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1947和1948年平津两地新办的文学期刊中有半数以上是由高等院校的师生编辑和撰稿的。如北京大学文学院“诗音讯社”编辑出版的《诗音讯》，“学习文丛社”创办的《学习丛刊》，还有该校文学院主办的刊载诗歌、杂谈和理论文章的《北方文艺》等。除此，该年创刊的几种较重要的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期刊的主要撰稿人也多为北平高等院校的学者，且各刊物撰稿人多有交叉，如《龙门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有沈从文、周定一、朱自清、胡适、罗常培、熊十力、游国恩、废名、巴人等，《知识与生活》多刊发费孝通、朱自清、沈从文、雷洁琼、俞平伯、傅雷等人的文章。

1948年夏，由北京大学文法学院学生赵鸿志(现名赵立生)、郑子林(现名郑大海)、何希愚(现名曹健)、吴炳生(现名吴灌)、李致远发起组织，北京大学“新诗社”的马世豪、(现名马丁)、吴尔耆，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黎风、毛国斌(现名陈牧)参与编辑的《诗号角》创刊。北京大学教授冯至、闻家驷，清华大学教授李广田经常为该刊写稿，并进行指导，除编者外，李瑛、黎先智等北大学生也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同年秋，国民党政府公布华北戒严令，逮捕倾向共产党的学生，该刊的编辑出版人员陆续奔赴冀中解放区，刊物停刊。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诗号角》复刊，原来的编撰者因工作变更大多离开刊物，为充实力量，刊物在北大同学中发展了大批新成员。同时，解放后的北平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大批诗人从解放区、国统区、香港甚至海外回到北平。田间、苏金伞、沙鸥等著名诗人参加了《诗创造》的编辑工作，刊发了艾青、田间、臧克家、戴望舒、王亚平、袁水拍、沙鸥等人的诗作。

经过40年代后期左翼文学主流派的一次次引导与批判，到1949年初已基本完成对国民党右翼文人和自由主义作家等“反动文人”的清理，同时对左翼文学内部的混乱状况和进步作家中的不良倾向也进行了调整与肃清，基本确定了各种文学成分在文学界的地位和等级。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联络刊物的《文艺报》于1949年5月创刊。刊物早期的撰稿人主要有茅盾、阳翰笙、叶浅予、黄药眠、贺绿汀、蔡楚生、郑振铎等。其中，茅盾自抗战时期即是国统区左翼文学界的主要领导人，并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当选为文联副主席和文协(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化部长职务，同时主编《人民文学》。阳翰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协助郭沫若筹建政治部第三厅，并担任主任秘书;建国后历任中华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秘书长、党组书记等职。贺绿汀1943年赴延安，先后任职于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1946年，参与了延安中央管弦乐团的筹建，任该团团长;1948年，负责组织华北文工团;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历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抗战胜利后，蔡楚生与其他进步影人按周恩来的指示，建立了进步电影的基本阵地——联华影艺社，一年后改组成立昆仑影业公司;解放后，担任过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通过对《文艺报》主要撰稿人经历的考察，可以进一步确定，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新的文学格局已经形成，“当代文学”的进程已经开始。

二 刊物内容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内战的爆发使平津文学期刊发展滞缓，1947年除《文学杂志》复刊外，平津两地未曾诞生重要刊物，且大多数文学期刊在刊时间极短，部分刊物仅存在一期即消失。诗刊出现较多是1948年全国新办文学期刊的特点，这在平津地区也有体现。对《诗号角》等典型刊物内容变化的考察，能够较为清晰地描绘出文学在40年代后期的变化轨迹。1949年初，随着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成为北平的管理者，平津地区文学期刊的内容发生重大转变。

创刊于1937年的《文学杂志》在创刊号上提出“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原则，主张“多探险，多尝试，不希望某一种特熟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1］10 年后复刊时，朱光潜在《复刊卷头语》［5］中申明要继续贯彻上述办刊思想。事实上，复刊后的《文学杂志》同前期一样保持了相对严谨而超脱的纯文学风格，但社会现实条件的变化不能不对刊物产生相当的影响，与前期相比，复刊后发表的带有现实性的作品和文学批评明显增多。在创作方面，第2卷第1期开始连载废名的自传体中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小说描写了抗战爆发后莫须有先生将妻携子返乡避难时所见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灰暗现实。第4期发表了甘运衡的《战歌两首》(《扬子江海空协战曲》和《别》)，第8期刊载了穆旦的长诗《饥饿的中国》，表现了战争对人的摧残，不单是肉体上的折磨，更是对精神和灵魂的煎熬。

《文学杂志》前期即重视文论与书评，复刊后发表的文学批评文章除探讨学术问题外，也关注一般性的文化思想问题，少量文章甚至与当前时势结合颇为紧密。如复刊第1期登载的吴之椿的《明日世界与中国文化》，第3期发表傅庚生的《论文学的本色》和第7期刊发的罗大刚的《时势造成的杰作》、袁可嘉的《当前批评底任务》等文论内容都与当前中国及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有直接呼应。刊物编到第八期，因奉政府节约纸张的命令，篇幅锐减，由200页减为64页。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前期《文学杂志》每期的刊末，主编朱光潜都会撰写上千字的“编辑后记”，或评点作品，或记录编辑心得，观点精辟，富有启发性。但对于复刊后的两卷《文学杂志》，朱光潜的编辑工作已是勉力维持，不再有前期的激情，珠玑妙文的“编辑后记”也随之消失了。

诗刊创办的增多是1948年文学期刊的一个特点，而日益明朗的国共斗争形势，使反映工农大众劳动生活的诗歌成为创作的主流。天津的《诗生活丛刊》、北平的《诗联丛刊》和《诗号角》是较突出的三种。《诗生活丛刊》由南开大学“新诗社”编辑，得到了时任南开大学教授李广田的指导，发表了不少反映工农大众的劳动生活的新体诗歌。《诗联丛刊》刊有冯至、胡风、郭沫若倡导民主，富有战斗精神的新诗和散文小品。《诗号角》共出版了八期，解放前出的四期，主要内容为反映进步的学生运动，或歌颂学生运动的英勇无畏，或揭露国民党的残酷腐败，或剖析自己由旧思想走向新觉醒的心路历程。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诗号角》复刊，作为当时唯一的诗刊，为云集北京的大量诗人提供了发表园地。同时，为适应解放后的社会新形势，刊物进行了改革，如在第六期增加了“工人诗选”“战时诗选”专栏，第八期开辟了“生产诗歌特辑”街头诗小集等。刊物一方面在内容上向表现工农兵转变，另一方面在形式上放弃自由体，学写民歌体，发表了王亚平的《农村诗草》、牧青的《优胜旗》、萧笛的《夜班工人》、金昌的《三月天》、牛小白的《金凤》《红旗》等诗作。坚持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以后出版的《大众诗歌》。

1949年11月第八期《诗号角》出版后，沙鸥等人认为刊名不够大众化，不易为工农兵所理解，于同年12月改组成立《大众诗歌》社，由艾青、田间、臧克家、王亚平、沙鸥、晏明、马丁、赵立生等十人组成编委会，1950年1月创办《大众诗歌》月刊。但这种“大众化”的方向并不为大众喜闻乐见，刊物出了12期就停刊了。其实《大众诗歌》停刊原因可以追溯到《诗号角》后期，从解放后的四期《诗号角》可以明显看出当时一些诗人在创作中的困惑。苏金伞在第六期《编后》中说“不少的诗歌工作者目前正感到痛苦。原因是:一方面想面向广大工农兵，但对于工农兵的生活，思想，感情又体会不深;一方面对于自己的语言，形式等，早就发生了怀疑，于是，造成了当前一部分诗人的沉默。这种痛苦我们也正在身受。”［6］

随着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1940年代后期平津地区文学期刊从刊物编辑、作者到内容终于完成了艰难的向“左”转过程。实际上，这一转变过程在沪宁地区也同步进行着，而广大的解放区则在更早的时候已经走上了转变之路，并逐渐成为全国文学期刊的模板，规范着新中国文学刊物的发展方向。

［1］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J］．文学杂志，1947(2)．

［2］汪曾祺．牙疼［J］．文学杂志，1947(4)．

［3］汪曾祺．载连匠［J］．文学杂志，1947(5)．

［4］萧 乾．詹姆士的四杰作［J］．文学杂志，1947(5)．

［5］朱光潜．我对于本刊的希望［J］．文学杂志，1937(1)．

［6］苏金伞．编后［J］．诗号角，19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