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海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的伦理传统，但是在大破坏后，拿什么来填补纲常损毁后的伦理空间，如何建设新伦理，成为知识分子热切关心和探讨的问题。许地山作为一名立身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学者，自然也进行了严肃的思考。许地山的创作揭示出传统人伦价值观在现代关照下的残忍，也显示出现代伦理价值的混乱:《女儿心》旧官吏为向朝廷表忠心，痛杀全家人;《玉官》里叔欺嫂、子弃母，婆媳恶斗，亲情薄凉;《缀网劳蛛》《枯杨生花》中，夫妻反目，家人离散;《东野先生》中妻子背叛丈夫，革命者裸尸街头，残酷而又世情冷漠。但许地山并不单纯是为揭露这些混乱和破败，最根本的目的乃是试图挽救日渐衰颓的人伦亲情和社会道德。他在宗教资源，尤其是基督教伦理资源的启示下，极力建构新的人格，探寻新的伦理价值体系，这成为许地山创作的重要内容。

一 探索现代两性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高扬个性解放，爱情是最具个人性的生命主题，自然就成为当时文学的核心话题。当时，大多作家把书写爱情当作个性解放和控诉社会的方式，集中探讨恋爱自由的价值，倡导“易卜生主义”，以及关注如何保障恋爱自由，导入对社会经济保障的讨论，但对爱情本身却缺乏反思，有把爱情价值绝对化的倾向。许地山同样关注爱情，书写爱情不遗余力，他说:“爱情就是生活，若是一个作家不会描写，或不敢描写，他便不配写其余的文艺。”［1］353的确，他主要作品诸如《命命鸟》《缀网劳蛛》《商人妇》《换巢鸾凤》等，皆涉及爱情。但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许地山有自己的看法。

许地山第一篇短篇小说《命命鸟》表现了他对爱情不同于时俗的看法。小说写一对青年男女相爱，门不当户不对，因而遭到反对，最后双双投湖而死。这一模式应合了当时争取恋爱自由的时尚，加上异域情调，因而大受欢迎。但深入去看，我们发现敏明和加陵受的阻力并不大，文中特别交代:“照缅甸风俗，子女底婚嫁本没有要求父母同意底必要。”［1］88加陵父亲不是固执之人，跟儿子说过:“我是很爱你的，你要做的事情，若是没有什么妨害，我一定允许你。”［1］84敏明父亲也不敢明着反对，只是想放盅离间，被发现就马上停了手。虽说他们生肖不符，但又指出当时没什么人信这个了。这些说明爱情阻力并不是他们赴死的根本原因。当然，这阻力让他们开始对爱情本身进行思考，致使他们自杀的是敏明的梦。敏明在梦中看到许多男女在互表爱心，对每个人都爱，也接受每个人的爱，然后又在瞬间互相啮食起来。这梦让敏明突然领悟到感情的反复无常，从此对人世情有了新的认识，因而投湖，要去永恒的世界。这篇小说具有浓厚的佛教色空观，但许地山并不是用佛教观念来消解现实爱情，而是表明他对爱情本身的反思:爱情夹杂着私欲，名下有许多的虚假，它反复无常，不能把爱情当作绝对价值。不能因为爱情，就什么都对。因此，许地山把爱情分为恋爱和贪爱:“能够把自己的人格忘了，去求两方共同的更高人格便是爱情”［1］353，这是恋爱，真正的爱;“贪爱是当你想着你爱一个女子的时候，心里只为满足自己，并不顾别人的情形如何。”［1］459许地山认同恋爱，而反对贪爱。《换巢鸾凤》正是许地山这一观点的文学阐释:和鸾和祖凤因共同爱好，发生了打破阶级和伦理的爱情，于是他们私奔。然而这私奔是祖凤以爱的名义连哄带骗把和鸾带走，和鸾也同样以爱的名义硬逼祖凤出人头地，他们的爱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并不顾别人的情形如何”，两人终于堕落，沦为土匪，最终陷入绝境，身死悬崖。

从两性关系角度去看，《缀网劳蛛》是一部探讨爱情与婚姻关系的小说。尚洁是童养媳，为挣脱婆家的残暴，与可望私奔，后来他们成为夫妻，但夫妻关系不和。可望是贪爱，他虽百般奉承尚洁，却行为不检不讲道德，所以作为基督徒的尚洁难以认同这样的丈夫。许地山运用了当时流行的以反抗挣脱旧婚姻争取自由的叙事模式，但他的探讨并不就此止步，而是展示出更复杂的人生困境:自由结合并不一定带来婚姻的幸福。那么，当自由婚姻也不幸时，该怎么办?许地山指出一种基督式的婚姻伦理。尚洁因着基督信仰，认同婚姻的神圣性，“最初上帝创造天地时，他造男人，又造女人，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成为一体。所以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了。既然是上帝配合的，人就不应该分开。”［2］尚洁因而勇敢承担起家庭责任:“我虽然不爱他，然而家里的事，我认为应当替他做的，我也乐意去做。”［1］156因着对婚姻神圣性的认同和责任的承担，也就不会以爱情的名义向外寻求，“外人说我和谭先生的事，全是不对的。我底家庭已经成为这样，我又怎能把它破坏呢?”［1］156尚洁因着信仰把不美满的家庭接受下来，即便被丈夫刺伤，被逐，遭众人误解，仍尽自己的本分，不是怨恨，而是承受苦难，坚持爱与宽恕。可望最终在我奉真牧师启发下悔悟，开始对自我道德严格要求，走上救赎之路，后来两人间隙弥合，夫妻关系修好，两人走向更高层次的爱。许地山这一探索实际是想为现代婚姻引入神圣资源，强调婚姻的神圣性和夫妻的责任，认为双方个人道德是婚姻幸福的重要条件，并主张走协调之路，而不是随意损坏婚姻或者发展婚外情。他看透了现代人爱情的脆弱，因而探讨当激情不在或潜隐时，如何处理两性关系，如何使夫妻感情转向敬重进入更高层次的爱。这在过于强调个性解放、婚姻自主而忽视婚姻的责任和道德的当时，颇有警示意义。即便是今天，这一婚姻伦理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价值。

《玉官》和《东野先生》则涉及到两性关系中的婚外情处理。玉官早年丧夫，抚育幼子艰难度日，成为“圣经女人”后，时常到乡下传教，认识了陈廉，两人在不断的交往中产生了爱情，还有了一起到南洋去过日子的想法。但当玉官发现陈廉就是朋友杏官十几年前因冒失打人逃走的丈夫便踌躇了，最终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并不是她不爱了，“在朝云初散或晚烟才浓的时候，她有时会到社外的大王庙那被她常坐的树根上少坐，忆想当年与陈廉谈话的情景。衰年人的心境仍如少年，一点也没改变，仍然可以在回忆中感到愉悦。”［1］586她也因此在很长时间有私心，没有把陈廉的下落告诉杏官，致使他们一直无法团聚。随着信仰日渐的成熟，玉官终于走上帮杏官把丈夫找回的道路。小说用真实感人的笔法巧妙地处理婚外情，显示着:真正的爱是不是占有，乃是成全他人。《东野先生》的东野梦鹿与志能是旧式婚姻，由母亲一手包办，志能不爱东野，把他视作怪癖的疯子，留学期间，与同学卓先生发生了婚外情。但志能回国后，在与东野的相处中逐渐发现他率真的性情和可贵的精神，最终拒绝了卓先生私奔的要求。许地山处理婚外情，始终强调婚姻的神圣性，认同责任，反对贪爱，对爱情并不是不加审视地提倡，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异类。

二 探索现代代际关系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加速进入现代，各种关系都在调整，无不显示着新旧过渡的痕迹，代际关系的变化就是表现之一，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代际关系中的父母与子女关系是核心。在现代文学中，往往特别强调父母与子女的冲突，以此义喻旧世界的崩溃和新世界的萌生，像巴金《家》、路翎《财主底儿女们》表现得非常充分而富有深义。鲁迅对此有专门思考，受进化论影响，形成他青年必胜于老年，青年本位主义的家庭代际伦理思想。［4］许地山对时代给代际关系带来的冲击也是敏感的，对此他也有自己的探索。这在《玉官》中有详细表现。

玉官不到21 岁就守了寡，她本可以再嫁，但考虑有孩子不便，便决定抚孤成人，希望儿子将来得到一官半职，给她请个封诰，表个贞节，也就不枉一生，所以她把希望寄托在儿子建德身上。这是传统的老办法，遵循着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的套路。建德也很争气，后来果然在南京做了官。然而玉官去南京后，得到的不是满足和喜悦，而是失望和泪水。不仅梦寐以求的“怀清望峻”一类的封诰匾额没有得到，连儿子结婚的日期和地点也不和她商量，结婚的仪式更不能依她的意愿进行，这既有时代新旧冲突的原因，也是人的私心作祟。然而小说并不是以冲突来显示新旧更替的趋势，也不是走向道德批判，小说的叙事因着玉官的自省走向另外的路径。玉官是一名基督教传教士，虽然深受文化传统影响，总想着从现实中得到回报:“富、贵、福、寿、康、宁，最少总得攀着一样。”［1］557但她却能在失望和痛苦中自省和忏悔:“她回想自守寡以来，所有的行为虽是为儿子的成功，归根，还是自私的。她几十年来的传教生活，一向都如‘卖瓷器的用破碗’一般，自己没享受过教训的利益。”因此领悟到:“从前的守节是为虚荣，从前的传教是近于虚伪。”于是，“她要回乡去真正做她的传教生活。不过她先要忏悔。她至少要为人做一件好事。”［1］584因此玉官不再把人生价值绑架在儿子身上，回乡继续为教会工作，把更大的爱心献给他人，把她接管的教会小学办得越发红火。玉官得到内心的安宁，母子关系也不再紧张。

另外，婆媳关系也在许地山作品中得到展现。婆媳矛盾是中国古老话题，而且诸多不和，冲突剧烈，往往酿成悲剧，如《孔雀东南飞》，如唐宛儿和陆游的故事。在现代中国，婆媳关系带着新旧冲突，矛盾更加尖锐。在现代文学中很多表现婆媳矛盾的作品:叶圣陶《这也是一个人》、朱自清《笑的历史》、柔石《人鬼与他底妻的故事》、许钦文《疯妇》、王鲁彦《屋项下》、袁昌英《孔雀东南飞》、萧红《呼兰河传》、曹禺《原野》、张爱玲《金锁记》、巴金《寒夜》等等。这些作品展示出婆媳之间的强烈冲突，往往以“母亲”的疯狂或媳妇的死、逃亡为结局，挖掘人隐秘的变态心理，批判传统和现实对人性的压制。［5］

许地山对婆媳矛盾有自己的感受，小时候他就亲眼见到母亲与大哥许赞书妻子关系不和，冲突不断。在《玉官》中，他对婆媳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建德和雅言结婚，刚开始时，雅言恭顺有加，玉官颇为满意，但很快就有不满，最终闹得交口对骂起来，当然此处叙述的婆媳之战以雅言在难产中死去而结束。但建德在南京做官后，续娶阔小姐安妮为妻，于是婆媳之战又新一轮开始。她们一开始就相互不喜欢，“婆媳的感情一向不曾有过，有时两人一天面对面坐着，彼此不说话。安妮对建德老是说洋话，玉官一句也听不懂。玉官对建德说的是家乡话，安妮也是一窍不通。两人的互相猜疑从这事由可以想像得出来。”［1］583安妮管家，只给玉官每月几块钱零用，让玉官觉得这是大逆不道，安妮还常对丈夫骂老太太是“老蟑螂”，耗费食物讨人嫌。但小说并不是要在对方间作一个道德评判，也并不如大多表现婆媳矛盾的作品一样走向表现婆婆的疯狂或媳妇死、逃亡的悲剧。许地山避开这种书写模式，探求化解婆媳矛盾的方式和途径。小说在叙述玉官与雅言的矛盾时，玉官自觉满肚子委屈，于是向亲家杏官诉苦，说儿子媳妇不理会她。杏官告诉她夫妇应合为一体，不要嫉妒，但这时候的玉官未解基督深义，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她所盼望的是现实的满足:“身前有亲朋奉承，死后能万古流芳，那才不枉做人。”［1］556所以儿子和媳妇不理会她，自己也就必然孤寂，没有什么价值。许地山在这里点出了自古婆媳关系紧张的原因:传统亲亲原则，把自我人生价值建立在家族基础之上，子辈的好坏直接关系自我价值的实现，子辈显贵和对长辈的顺从成为价值实现的表征，而媳妇作为外来者则会与这种顺从形成一定的消解力，所以儿子与媳妇的亲密在婆婆看来是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抵消，因而婆媳关系难以处理，这需要极宽阔的胸怀、极健全的人格和极好的道德修养。所以，化解婆媳关系的紧张单靠道德教化，心理抚慰远远不够。小说有意设置了雅言和安妮这样不同类型的媳妇:雅言贤淑，多事依着玉官，可以说是媳妇弱，婆婆强的模式，也是传统模式;安妮显得跋扈，多事针对玉官，是媳妇强，婆婆弱的模式，带有现代转型的意味。这显示着无论是什么样的媳妇或婆婆，婆媳矛盾都存在，具有永恒性。在许地山的探索中，他从两个方面入手化解婆媳关系的紧张:一方面转变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价值重建。所以玉官在失望难过之余，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她的基督性慢慢激活，开始反思忏悔自我，并找到自己内心紧张、失望难过的根源:“她觉得从前的守节是为虚荣，从前的传教是近于虚伪。”于是“她要回乡去真正做她的传教生活”。［1］584因此玉官不再把人生价值绑架在他们身上，回乡继续为教会工作，玉官内心变得安宁，婆媳紧张得到缓解。

许地山在《玉官》中探索了处理现代代际冲突的方法，认为如果父母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全部建立在子女身上，那必然带来诸多失望和苦恼，难以处理好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婆媳关系则更加糟糕。许地山试图突破传统伦理，认同“子女离开父母，合为一体”的家庭结构，建立一种基督教式的家庭伦理，以人生价值的重建作为改变的契机，强调不从现实利益中求人生价值，不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建立在子女的回报之上，突破亲亲原则，把奉献、成全和爱指向人类整体，以此实现人生价值。这是人们减少苦痛和怨恨、嫉妒的有效方式，内心紧张因此可以得到缓解，代际冲突可以得到缓和，同时还可以唤回亲情，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增进。玉官服务40 周年纪念会上，建德和安妮专程赶来庆祝。后来玉官又赶去城里送了他们，“见面时，安妮非常感动。她才起头觉得玉官爱她的儿子建德是很可钦佩的。”［1］588建德也哭起来，并决定要常回来看看。许地山试图用基督教伦理化解千古难题，这种探索，在今天看来，并非没有价值。

三 探索新的人际关系

鲁迅指出，中国的规律是报复，“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3］《颓败线上的颤动》和《女吊》都显示他对报复持赞赏的态度，鲁迅主张不宽恕，坚持斗争，乃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刻认识和体验。当时的中国在民族矛盾和现实苦难的挤压下，都倾向于以斗争来处理人际关系，主张对恶势力和恶人进行坚决斗争，直至消灭他们，换来新天新地。许地山虽然也认识到黑暗的现实和丑陋的恶人，但他并不满意那样的解决方式，他说:“我不信凡事都可以用斗争或反抗来解决。”并指出:“我受了压迫，并不希望报复，再去压迫从前的压迫者。”［6］872－873许地山依托宗教资源，想探索不一样的人际关系，从而把基督教的自我牺牲、宽恕和爱注入当时处于文化转型的中国，希望以此弥合人与人之间的裂痕。

《商人妇》的惜官尽妻子本分，却被丈夫荫乔抛弃、卖掉，受尽人世的屈辱和苦痛，但惜官不是走向仇恨，更不是自我弃绝，而是坚持爱与宽恕，更积极地生活，最后成为一名基督教乡村教习，走出一条自己的人生之路。惜官安定后，再度下南洋寻找荫乔，她说:“我很相信荫哥必不忍做这事;纵然是他出的主意，终有一天会悔悟过来。”［1］111这显示着人在信仰支撑下的宽容与爱，表明人受了他人(甚至是自己最亲密最信任的人)伤害后仍然可以对人抱有希望，仍然可以保持一颗柔软的心，仍然可以选择相信人，而不是愤恨报复，刚硬冷漠。《东野先生》的东野梦鹿是一名小学教员，他不赞同革命，但悉心抚养革命遗孤;当知晓革命家属过着贫困无助的生活时，他毅然接济他们;当他发现小商贩因贫困拿老鼠肉作馄饨馅出售，马上斥责制止并拿钱救助;当革命者裸尸街头，他冒着禁令给她们裹上尸布，维护死者的尊严，最终被打得奄奄一息，落下伤残，但他并不怨恨，更不扬言要报复。东野以爱对待每一个人，愿意以自己的力量去庇护每一个受难者，是一个坚持爱的自我牺牲者，虽然他伤残了，但唤回了妻子，也感染了同事黄先生，意味着这种方式看上去软弱但并非没有力量。许地山这一探索显然来自基督十字架的启示:耶稣在世间受了极大苦痛委屈，最后还失掉了生命，但他仍然保持一颗柔软的心，仍然坚信上帝，原谅这世界所有的错误，相信人会悔悟，走义路，得救赎。惜官、东野之路正是基督十字架启示下的人生之路。

另外，许地山注意到，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和理解，误解总是无处不在。用言语解释是乏力的，《命命鸟》《缀网劳蛛》《人非人》《女儿心》都显示着这样的困境。当然，许地山并不是主张放弃沟通和理解，他认为人通过受难，与苦难同在的行为，能慢慢让人心灵走近。所以，面对误会，尚洁不是急于争辩，而是承受苦难，从而使可望真正忏悔，真正走上救赎之路;《人非人》的陈情抚养革命烈士家属，不得不出卖肉体，周围人并不理解，便是受助者也是充满怀疑，但她也不辩白，而是继续坚持，也得到老胡的理解;《女儿心》中无人理解趾麟为什么要执着于寻父，但趾麟关心他人，给别人提供了不少便利和好处，人们虽不理解但尊敬支持她。许地山的作品显示，言语辩白和权力强制并不是得到认同的最好方式。许地山认为得到他人认同必须以尊重他人自由意志为前提，在苦难中坚持爱与宽恕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会减少隔阂，逐渐得到认同，这是最好的方式。坚持爱与宽恕，并不是软弱，也不是善恶不分，它虽不能完全消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却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有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间更有温情，不是仇恨。

面对苦难，面对人与社会的罪恶，当时大多数人视启蒙和革命为解救社会与人的法宝，但许地山对其有效性保持异议。许地山坚持爱与宽恕，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相信罪人在他人承受苦难的过程中能得到感召，最终能忏悔走义路，从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人际关系更和谐。他的探索在当时不合适宜，难以为人接受。但在今天看来，并非没有意义，当我们经历了改天换地的革命之后，发现社会与人的恶仍然无处不在，人与人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冷漠，启蒙和革命的效果也是有限的。面对老人摔倒没人扶和小悦悦事件所突显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仅启蒙式的揭示和批判是不够的，更需要耶稣式的献身。所以，许地山通过尚洁、惜官、陈情、东野先生等所透露出来的吃了亏、受了骗也坚持爱与宽恕的方式并不是“软弱”“愚昧”的市民哲学，这种充满温情的方式更贴近人，更能体现人情味，更能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为社会增添温暖，这是我们今天极为需要的。

四 展示人类整体观

许地山不仅自己不涉足政治斗争，在思想上也否认社会各阶级间有根本利益的不同。他从宗教普施于众的大慈悲思想出发，不愿在应该享有平等地位的人们中生出任何差别心。由此，他否定了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力量根本对立的思想的现实依据。“不要和我讲哲学。我不懂哲学。我劝你也不要希望你脑中有百‘论’千‘说’、亿万‘主义’，那由他‘派别’，辩来论去，逃不出鸡子方圆的争执。纵使你能证出鸡子是方的，又将如何?”［1］355——宣称自己的“派别”“主义”拥有人世真理的全部，在他看来都是虚伪和欺骗。所以，他在《东野先生》超越政治，把人视作一体。《债》也同样反映出他的人类整体意识:不具足的生命，又以追求整个人类的完全具足为目标，就只能选择牺牲自己以救护他人，在自己力量不够时，去寻找同样有着“欠债”意识的人一起去做，“若论还债，依我底力理、才能，是不济事底。我得出去找几个帮忙底人。”［1］31

正因为这种人类整体观，许地山除了关注被侮辱和损害者的痛苦之外，还关注为恶者精神上的异化现象，在同情弱小者的同时，把同情心加在恶人身上，人性恶也是苦。《危巢坠简》中，许地山先说了一个旅馆老板为牟利，把客人杀死当马肉卖的“人变兽”的故事后，又说了一段话:“那使同伴在物质上变牛变马，是由于不知爱人如己，虽然可恨可怜，还不如那使自己在精神上变猪变狗底人们。他们是不知爱己如人，是最可伤可悲的。”［1］367－368他认为人被异己力量(如金钱、权势、贪欲、淫念、暴力欲等等)控制，迷失自我本性，精神发生异化而成为非人是最可悲的。在《“五七”纪念与人类》中，他又说:“我想凡属羞耻底纪念都是人类的和世界的。怎样讲呢?我们试看那仗力欺人底恶徒，整天横冲直撞地闯祸，从没有见他所做底事就赞美他会欺凌人、反要怜悯他的兽性犹存，或是以与他同籍为耻，就是那恶徒底良心有时也会不安的。”［6］821这看似颇有不分对象、滥施慈悲的色彩，但从基督教人类整体观来看，好人歹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歹人身上的恶也正是我们身上的罪。所以他提倡:“应当把人道在昏睡之中摇醒，叫它起来将一切的耻辱灭掉，我们能够这样做，虽然是蒙羞，还是有福的，我们暂且把一切人类的羞耻负在背上罢!”［6］822许地山把人类视作整体，同情善人，也同情恶人，视恶人也为上帝的子民，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特征。他在一个分裂斗争的时代提倡人类整体，追求弥合，非常难得，同时也显示了基督教弥合分裂的意义所在。许地山的愿望在当时万难实现，即便今天，也难以实现，但他的作品在两岸三地都被选入教材，也算是一种告慰吧。

许地山是时代的敏感者，坚持为人生而艺术。虽然他谈论的话题都是现代文学谈论的中心话题，比如爱情、婚姻、革命、苦难等等，但他走向了另外的路径。他对爱情本身进行反思，认为爱情夹杂私欲，不能不加区分地提倡，同时重申婚姻的神圣性，强调责任的重要性。在代际关系上，突破亲亲原则，强调人生价值不能仅建立在子代身上。在人际关系上视人类为整体，反对斗争的绝对性，提倡以耶稣基督的方式对待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误会，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这是中国现代新伦理探索的重要内容，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色彩。当然，这些探索都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有着儒家、道家、佛教的综合影响，尤其是基督教十字架真理的启示。可惜的是，受中国社会对宗教排斥的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受20 世纪20 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干扰，让我们很长时间里不能正视宗教价值，尤其是基督教文化价值，所以许地山建基于宗教的伦理探索很难得到正视，希望在今后能逐渐得到认可。

［1］许地山.许地山全集:第1 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2］新约·马可福音［M］.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2011:81.

［3］鲁 迅.鲁迅全集:第1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82.

［4］王丽萍.家庭伦理视域里的鲁迅进化论思想研究［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8－105.

［5］康 泳.中国现代文学婆媳关系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意味［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132－134.

［6］许地山.许地山全集:第2 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