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燕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42)

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受西方历史叙事的影响，在创作上比较注重时间的维度，大多在宏大叙事背景下兢兢业业于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形成因果关系的展示以及叙事时间的把握等，反而忽略了中国古典小说中重视空间维度、着力于空间境界创造的传统。直到新时期，随着城市化浪潮的推进，城乡疆界被撕裂，传统封闭的空间被打开，生存空间重组，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空间生存的危机，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则是“空间的转向”:空间不再是情节事件表演的舞台、没有意义和生机的场所，空间生活、空间场景、空间问题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视域。万宁的作品正是如此，她通过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展示着现代人的生存空间与生活方式，并对现代生活发出叩问:我们如何在新的空间体验与传统生存经验的矛盾之间进行我们的日常生活。

一 空间叙事的现代转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篇第九》)，一句浩叹，开启了无数墨客骚人对于时间的焦虑与关怀。无论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的慷慨，还是“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古诗十九首》)的悲凉，亦或“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的伤春之意，和“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纳兰容若)悲秋之感，都在诉说着中国人几千年来在时间体验中产生的无限焦虑。但这种焦虑却往往奇迹般地在对空间境界的美好想象中得到抚慰:时光不可倒流的感叹融化在“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篇第十一》)的理想追求中。尽管美人迟暮，功业难期，但“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享“山间之明月，耳畔之清风”(苏轼《赤壁赋》)也是别样旷达的人生。面对春秋代序人生短暂的无可奈何，则可寄意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永恒。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时空重组，传统经验裂变瓦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和生活感受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时间上看，春秋代序不再是不可逆转的“天道循环”，不仅春花秋放，如果愿意，便利的交通能让我们一日之内遍历春夏秋冬，丰富的物质生活占据了我们的视觉感官，不断冲击着我们的空间体验，时间的生存体验逐渐弱化。从空间上看，城乡重组，人们空间流动频繁，现代都市社会的建立和现代工业城市的崛起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空间，新的空间生存体验与生活感受扑面而来，让人措手不及。1976年，福柯发表题为《权力的地理学》的访谈，宣告当今时代已经进入空间纪元，他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1］“存在与空间”的现代叩问取代了“存在与时间”的哲学命题。

万宁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时代特征，一方面带着读者细细地感受现代人的空间感，一方面浪漫地营造空间境界，展示现代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和梦想，空间叙事成为她作品中显在的叙事方式，人物的性格色彩、人生追求、精神境界都在空间意象的营造中展现。

《村上椿树》中的骆霞把每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关在美容店外，《麻将》中的蓝晓儿终日在麻将桌上消磨时光，《英雄远去》中的刘稳从22岁相亲直到28岁终于出嫁。在这些人身上时间流逝并不是她们关注与焦虑的(即便关注也非时间本身，而是因愁嫁带来的焦虑)，骆霞关心的是做城市人后的生活改变，蓝晓儿焦虑着城市的空间里找不着心灵归宿，刘稳则为了将未婚的生存空间变成已婚的生存空间将时间抛掷。即便以《流年》命名，经常泡在“橙子酒吧”里的三个女人更多地失落于没有勇气放弃空虚无聊城市生存空间的茫然情绪中。

在《看画画的下午》一篇中，叙事者出“机关大院”经“柏油路”两边的“干部家属宿舍”，通过“撒着煤渣的巷子”，走到“吊脚楼式民房”，直到“巷子最末端的下边”那户人家，移动展示的不只是空间，同时还有从天上到地下的身份与生存生活方式。叙述人的那些同学伙伴依着身份地位的不同散落在象征着不同身份地位的不同空间中，空间分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及生存境遇，这一点在小说中被作者凸显出来并不断加强。

《大院生活》中，人的生存体验与生活感受直接对接空间的转移:“给我生命的院子”“让我受伤的院子”“给我童年快乐的院子”。

万宁在她讲述的故事中悄悄地完成了时间与空间的结构重组，由传统时间叙事转向现代空间叙事。

二 空间生产与心理焦虑

1974年，法国著名哲学家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一书出版，他认为社会空间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每一种特定社会都历史性地生产属于自己的空间模式，空间产品包括可感知的“空间环境”、生活在特定空间环境中的人的“空间感”和人们在空间中活动交流产生的新的生产关系三个层面。［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物质生产空前发展，过度生产和积累带来的矛盾使我们不得不将资本转化为环境投资:不断地重复建造住宅群、商业中心、主题公园，不断拓展城市空间。农村发展成了城市，“新空间”生产出来了，农村人在户口上成了城市人，加上城市建设的需要，大量的农民工也长期生活在城市，成为事实上的城市人。人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深切地了解到人除了是时间性的存在外，更是“空间性的存在”，正如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所说:“我们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自己根本上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在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3］这种空间存在的生产从三个方面引发了人们的心理焦虑，在万宁的小说中，这三个方面都有较强的反映。

其一，科技的发展，城市的剧烈扩张，造成了“空间环境”毁灭性的破坏，引发了人们对生存环境的焦虑和对乡村田园生活的向往。

《村上椿树》中描写到，随着拆迁工作轰轰烈烈地进行:

村里不再是青山绿水，田野里也不再有白鹭低飞。村庄成了一个很大的建筑工地。黄土翻飞，泥水横流。村上椿树也一棵一棵被挖走，伯伯家孤零零地立在建筑工地的中央。

人的能量真是巨大的，无论怎样青山绿水，怎样的高山峻岭，都可变成人想要的模样。但是，骆霞有些害怕人的这种力量。假如现在还是从前，就不会有毒胶囊、苏丹红、三聚氰胺、地沟油、黑心棉被，不会傻子不够骗子骗。

《疯狂的加拿大黄花》里说描述科技引进的加拿大黄花，“与周围植物争阳光、争肥料、争水分，从而导致周边的植物干涸，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可谓黄花过处寸草不生，是生态杀手也叫霸王花。”

《流年》里，农村生活对几个城市女人来说代表着“宁静、清新、自由”。《麻将》中蓝晓儿去了一趟乡村，恢复了爱的能力。《找》当中，艾悦历经艰险终于回到类似孤岛的农村老家，才感觉到“这是生命的气息”。

其二，城乡人身份改变，寻找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产生了身份焦虑。无论是新市民还是农民工，在城市里被排斥的异质感，土地丧失后的危机感，面对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的茫然感就是他们的现代“空间感”。同样，城市人也感觉家园被异质人群入侵，工作机会、生存空间、生活资本均被瓜分，生活日益窘迫，环境日益恶劣，优越感丧失。传统城乡疆域的统一性、完整性与闭合性被打破，导致了严重的空间危机意识，无法确认在新空间中自身的生存地位和无法获得身份认同成为现代人普遍的焦虑所在。

《村上椿树》中成为新市民的汪义住上了洋房，开起了小车，学会了“跑到饭店茶馆说事”的城里人作派，还想找个情人发展一段时尚的婚外情。其实早在十多年前成为新市民的舅舅爷爷的生活经历暗印着年轻的汪义与骆霞爸爸这批新市民的未来:“与儿子儿媳住在一起，天天待在一个屎大的屋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也不知为什么心就是堵的……(儿子)自从有了钱，就变了个人样，不是去赌就是去嫖，两口子为了钱天天吵天天打咧。”老人自己十分想念乡村的生活，感叹:“守着铁打的土地，看着流水的蔬菜，每个节气过得清清楚楚，这日子几多快活啊。”老人把生活的变化归结为有了钱。事实上由于空间的变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同时也失去了在土地上的生产能力与生存空间，年轻人对土地感情淡薄，在急切地追求城市身份认同过程中，陷落在城市浮华的表象中不可自拨。而新空间的生产并没有同时为那些将人生中大半辈子与土地打交道，在土地上获得成就的农民培养出新的生存能力，他们只能“天天关在家里歇息”，“每天在小区里晃悠，从来没想过，一天的时间会有这么长。”

骆霞是有些喜欢城市生活的，她跟城里人一样上班、下班，休息时跟朋友看看电影，“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大半年”，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她农村人的身份，哪怕她比城里人更有钱，有更好的生存空间也不行。她那个城市出身的男朋友的妈妈毫不避讳地与邻居说:“我家红林找了个乡下妹子。”男朋友红林也私下贬她是“乡里鳖”，带着不被认同感与异化感，骆霞在红林家那“热闹充斥的空间”里，感到“四处都是他们的话语”。失语的骆霞“显得有些孤单”。失去了原来的空间，又没有获得身份认同的焦虑的人们正如那棵孤零零的充满象征意义的椿树，“浑身落满尘土，还遍体鳞伤”，不再是印象中让人着迷的“美男子”了。

不光骆霞一家如此，“在城市里，安置小区有被淹没的迹象。”对身份的无措与焦虑，使得他们盲目奋斗，想要生产一个改变自己身份的空间环境，但与此同时社会空间环境也在生产塑造着人。在生产与被生产之间，有的人一点点被城市怪兽吞噬。《麻将》里的山里姑娘贺明明，《你面前横着一条河》里的记者小禾，《英雄远去》里的板王，《流年》里在城市奋斗成功的农村人的池海与牛山无不如此。有的良知被吞噬了，有的是爱情被吞噬了，有的被利益掩埋，直到人生被毁。从深切的生存境界关怀出发，作者对这些人愤怒指斥的同时，又充满着温柔的悲悯与同情。

其三，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出新的社会等级和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社会等级不同于过去“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等级，也不是家族身份的贵贱等级，它主要由城乡的地域等级和人的经济地位构成，这与我们教育中的平等的社会主义劳动观与阶级观形成强烈冲突。传统的长幼有序的伦理法则，克己守礼的自我约束传统，平和中庸的为人处事方式，清贵守朴的士人精神瓦解，而新的道德伦理观并未与生产关系同步而生。很多人无法平静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及由此带来的具有强烈对照性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环境，不甘、怨怒、仇恨因此产生，《麻将》中的贺明明就是在种种迷惑不解与不甘中走向犯罪与毁灭的。

由农村小子变成领导干部的池海，由穷小子变成了富商的牛山，他们的沉沦有人性的因素。但在现代生活中，池海牛山们的存在已成为一种凸显的社会现象与不同寻常的历史现象时，人性因素已经不能给出全部的答案了。现代社会生产中，新的身份生产出来后，人们面对的是无法“正名”的伦理环境。在熟知的人群中，尤其是在亲近的人中，他们永远褪不去原有身份的色彩，无法“名正言顺”地生活，传统的伦理关系不能为新的生活方式提供有力的道德约束。摆脱过去阴影，挣脱过去束缚的强烈愿望化为不断膨胀的生产欲望，他们不知何处是“止境”，因为他们不知何时能“正名”。

在新的生产关系中，生活“空间”商品化，人也成为商品的一部分。在《村上椿树》中拆迁补贴按“人头费”计算，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人生大事沦为彻底的商业活动，“村里山坡上的孤魂野鬼一下子都有了主”，年轻人见两回就结婚，马上添丁进口。精明的伯妈得意地显摆:“你算算，拆迁时按人头补贴，我家一下子多了多少钱。”关键时刻爷爷的去世让大伯感到的不是哀痛而是气恼，他认为爷爷死得不是时候，致使他失去了一笔“人头费”。与此相照应，骆霞与汪义的爱情也在商品竞价活动中失败。

很多人没能在商品世界中找到适当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英雄爷爷不懂“住店交钱，天经地义”的商品交易原则而沦为“稀有动物”(《英雄远去》);当小禾被“看不见的力量推着”趟过一条又一条横在面前的河时，她不知道自己的本意是“要走哪怎么走”(《你面前横着一条河》)。

在现代社会，经济价值(或者说商品价值)成为人们衡量一切人、事、物的标准，道德也成为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道德价值的模糊使得现代人无所适从以至焦虑茫然。

三 空间的逃逸与乌托邦想象

因空间生产而生的强烈的焦虑心理弱化了人们的时间感觉，空间感受的无限扩张，无处不在:快速的生活节奏表现在空间的频繁转换中，现代人际交往的内涵在富有隐喻性的空间中获得意义，现代人对自身身份的定位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体现在对消费空间与空间消费的选择上。这种现代生存的感受表现在小说中就是时间中断，或者说时间空间化，这是现代小说叙事的重要特征。作家从时间与历史之中走出，进入充满想象与诗意的空间境界，在文本中建立文学空间生产与社会空间生产的内在联系，通过表现、再现、意指、隐喻、象征等手法对空间进行意义的编码重组，展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与心理感受，揭示现代文化的政治内涵与社会历史意义。［4］

在万宁的小说中，城乡空间是一对充满着矛盾性与对立性的意象，她以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感受为中心展开对城乡空间对照性的叙述:

《麻将》里的蓝晓儿，《流年》里的梅湄，以及很大一群城市人，大部分时间围着一张方桌，享受那种表面谈笑风生，其实却“明争暗斗，危机四伏，陷阱重重”的麻将氛围，直到把自己变成“眼圈黑黑，脸色腊黄”的“赌鬼”。而沉迷于赌博的人按作者的说法都是“对情呀爱呀看透的人，或者说是不感兴趣了，这其中有爱无能也有性无能。”(《麻将》)

从事房地产工作的陈姐只有在美容院里才能好好睡个觉，因为“所有时间都由不得我”(《村上椿树》)。艾悦受到打击后能去发泄的地方只有KTV包厢，在那里一杯一杯地喝酒，一首一首地唱歌，在昏暗、眩晕的房子里，“放纵是形式，发泄是目的”。男人们也来这里“解闷找乐”，“点小姐寻乐”。作者评论说:“KTV名为卡拉OK，真的是现代生活的怪胎，来这里的，什么人都有，纯粹唱歌的有，纯粹喝酒的有，一帮人来疯的有，吃摇头丸来嗨的有，找鸡找鸭的有。黑夜里的人群，不是白天眼睛里的常态，千奇百怪光怪离。所有的人在灯下，在酒精作用下，夸张着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找》)人们有事无事者都到酒吧坐坐聊聊，看相关的无关的人来来去去。

麻将房，美容院，KTV包厢，酒吧，中西餐厅，咖啡馆成为现代人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栖居地，它们精致、华丽、狭小、封闭。人们在里面或是寂寞安静，或是喧嚣热闹，似乎都随自己的情绪需求创造着空间氛围。这是城市人发泄情绪，休闲，娱乐，放松心情的地方，也是城市人不可或缺的空间场所，是城市特有的设施。在这些地方，我们随着作者细腻的空间描写，“感觉－体验”着现代都市人的种种情绪:“成筝迷恋起弥漫着忧郁气氛的酒吧，坐在高架吧椅上，趴伏在那略带弧度的长条吧台上，举起一杯酒，张着迷蒙的双眼，从酒杯的玻璃里看酒吧里的男人和女人。”“几盏红色的的吧灯颤动着昏暗的笑容。暧昧、伤感与萎靡。来这的人或是开心过头的或是郁闷透顶的。酒精成倍地扩展着这种情绪。笑、哭、尖叫、金属的碰撞声、玻璃的击碎声，在湿润的酒味中膨胀，夹杂着呛人的烟草味。”在酒吧里，人们会“忘了所有生活，只有眼前的醉生梦死。”(《找》)

这些都是公共场所，不属于任何个人，它不是家。城市里的女人似乎找不到家，至少找不到有归宿感的家。家的空间展示在万宁的城市叙述中几近缺席，甚至只是一个概念性的存在，人们在家里找不到有感情的物件。

在《麻将》中，家只是蓝晓儿行动的无意义的载体:“蓝晓儿回到自己一个人的家。一套哥哥为她买的两室两厅的房子”。拨了电话线，关了手机，吃了碗泡面，清洗自己。“完了，便与世隔绝，进入到她的昏睡中。”田小禾在员工宿舍、父亲家、母亲家流连，还与可能的家擦肩而过，“小禾茫茫然地随江中寒到了他们准备结婚的新房”，当未婚夫兴奋地诉说着新房的每一处细节时，她想的是“就在今晚她将击碎这个男人对她的所有梦想”(《你面前横着一条河》)。在《找》这篇作品中，家的味道随着艾悦厨房煲汤的香味飘荡，似乎浓郁，实则飘渺，因为享受这番家的滋味的是一对已经离异的夫妇。

对城市人“家”的空间叙述的缺席隐喻着现代生活中属于家的情感、伦理、权力的缺席状态，城市里一套套的商品房，一个个的华丽场所，无法寄居城市人漂泊、空虚、茫然、焦虑、无依无靠的灵魂，于是“逃逸”成为万宁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蓝晓儿感情受伤后辞职并不再靠近男人，还沉迷于麻将。齐其是一个“戴着GUCCI的太阳镜，纱巾裹着头发”，“左手腕上乱七八糟地戴了三四个手链”的令人惊艳的女孩，却不合时宜地开着“一辆破破烂烂即将要报废的吉普车”，用“水葱样的手指剥着大蒜”，向往着一个成就英雄的时代，想寻找自己的英雄(《英雄远去》)。肖芸追随常干部，为了共同的信仰与坚贞的爱情奉献了一辈子，其人生跌宕起伏，晚年却激烈地反对子女“好好读书，考到外边去上大学，去了解世界征服世界”的人生规划，心甘情愿地留在最闭塞遥远的监狱茶场，不愿回到自己成长的有亲人有牵挂的城市(《开到荼蘼》)。

《麻将》中蓝晓儿情伤之后逃往“异域”——塞班岛，那里与世隔绝。她“穿越原始森林，观惊涛骇浪，坐潜水艇，看海底世界”，进行1 600米高空跳伞，下海上天，像疯了一样，终于会笑了。但显然这不是作者认可的“逃逸”的理想空间，只是暂时摈弃现世，治疗伤痛的“异域”，终究还得回归。所以“从那里回来以后，蓝晓儿的性情又回到从前”，然后象其他“爱无能者”一样沉迷于麻将。

那么在作者的想象中，现代人应该去哪儿寻找自己的乌托邦，以解救喧闹、虚空、焦虑、荒诞、茫然无措的生命存在?“逃”离喧嚣、浮躁的城市空间，“逸”向天人合一、悠然自在的乡村桃花源，在城乡空间的对照中，作者为城市人生产出了一个暂时转移的空间。

作者以满怀向往的笔调如此描写蓝晓儿眼中的乡村:“村庄在她的视线里宁静安详。连绵起伏的山峰在这片洼地的周围叠嶂，黑瓦白墙的房子上炊烟袅袅，间或几声鸡鸣，几声狗吠，掩盖在穿村而过奔腾喧闹的流水声中”，让人不禁想起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蓝晓儿很快融入这一片自然的生活，她用捣衣棒在乡村小溪里将她能洗的东西都拿出来洗了，这个乡村的阳光下的空地“都被蓝晓儿花花绿绿的东西侵占了”。“林中林望着远处的山峦，对晓儿说，这里真好，干脆你留下来，找个人嫁了，做个地地道道的村妇，多好”(《麻将》)。在这样的空间环境中，蓝晓儿终于恢复了爱的能力。

橙子遭遇背叛后逃离，在充满了异族与异域风情丽江古镇疗伤，她“第一次走进古城时，心里的欢喜一下子成了亲近，她觉得这里就是她心目中天堂的样子，安然、闲适、知足、宁静、平淡。这里的生活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流年》)

出身于香港银行世家的肖芸喜欢上了无处可逃的，甚至在地图上都难以找到标识的监狱茶场。她与孩子一样欣喜地用稻草管一朵朵吸着茶花上的蜜，被白薯皮粥的香味吸引，喜欢贫穷却快乐的念常，因为“她的骨头缝里都散发着欢乐。尽管她多数时候背上绑着弟弟，但她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每样都玩得风生水起，一张红朴朴的脸总是喜笑颜开”。这样的生活与肖芸她们过去不择手段，甚至连成为父亲、母亲这样的事都不能随心随意的革命工作截然不同。在这与世隔绝的山林地带，她终于可以放肆地哭，大声地笑。香港对于她来讲只是“人多点车多点，吃的用的玩的复杂点”，但没这里快乐、平静，这里也成为肖芸的归宿地。(《开到荼蘼》)

城市空间叙述中缺席的“家”在乡村生活的描述与童年生活的回忆中展现。

艾悦心中的家不是离异后的居所，不是城里养母的家，而是与城市隔离的江中小岛——古桑洲。蚕房的蚕宝宝，菜叶上的金龟子，冬天的烤火炉，新絮的蚕丝被，围着炭火炉热热呼呼地喝着米酒吃着腊菜的一家人的生活，哪怕是江对面青山掩映中的苦茶庵，都在作家的笔下温馨、悠远地漫开。“家永远是最温暖的”，这感觉情不自禁，尽管这里也不是艾悦真正的家。(《找》)

迁到城市里的人无法在城市真正安家。《村上椿树》中骆家村的骄傲——考上名牌大学的两姐妹十多年后回到即将拆迁的老家，伤心着“从此，我们就永远没了村庄，没了故乡”，“以后带着丈夫与孩子，又是飞机又是火车争着赶着，又要去哪过年呢?”

时尚张扬的齐其的家是记忆中她小时候成长的爷爷奶奶家，与爷爷奶奶一起睡的特制的大床，一到深秋就挂满黄黄柚子的柚子树，在树下与爷爷一起听奶奶读报的场景，甚至两位老人家打牌、抽烟时争吵，这一切成为齐其记忆中的家。(《英雄远去》)

在作家笔下，乡村的一切大到山、水、林、村，小到花、草、鱼、虫，无不带着深深的情感与留恋。这里是作者为不确定的、破碎的、焦虑的、浮躁的、空虚的种种现代情绪建造的栖息地，是城市人逃离后需要的精神桃花源，是想象的乌托邦空间。

但想象终归是想象，即便是在虚构的文本当中，也没有人能真正回归乡村，在那里建造自己的家。“城”“乡”的存在不仅是地域性的区分，更是交织着权力话语与经济社会形态的空间存在，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富裕与贫穷、精致与粗糙的词汇使二者充满强烈对照，生活在这不同的空间的人则意味着能力高低、地位高低、学识高低等身份等级甚至人格尊严等级的差别。即便是作者本身也不能超脱于这空间与权力共谋的话语世界。

在《流年》一文，作者用如此措辞表述城市人对回归农村的看法:她们(梅湄们)向往农村的“宁静、清新、自由，却害怕农村的无知、野蛮、脏乱”;“她们要上网泡吧蹦迪，要时装，要休闲，要娱乐要美容要健身等农村没有的东西”。因遭遇感情背叛愤而嫁给一个农民的子惠，让人惊诧的是她的勇气，她“就像个仙女落错了地方”。作者的措辞中很明显地包含着城市人评述农村生活时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监狱茶场“高低起伏的茶山，像天堂般”。在天堂里长大的孩子们均考上了很好的大学，离开了，因为“一生都定在这里是残忍的”。(《开到荼蘼》)

用话语建构起来的乌托邦空间瞬间坍塌在带有政治性的权力话语中。

我们如何在新的空间体验与传统生存经验的矛盾之间进行我们的日常生活?万宁以写实却又充满想象的叙述，以严肃又不失温情的口吻，细腻生动地展现了现代湖湘人的空间体验以及生存焦虑，带着读者探索着种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并在富于乡土气息的语言与富于湖湘特色的神话叙述中，为我们描画了那一片神奇的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人，尤其是女人的生存斗争。

［1］福 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C］//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0．

［2］陆 杨．社会空间的生产——析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J］．文学文化，2008(5):133－136．

［3］索 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6－20．

［4］谢 纳．空间生产与文化的表征: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