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冬克

(上海电机学院，上海 201306)

小说本为“街谈巷语”、“引车卖浆”读物，孔子曾称其为“小道”，但自明代中后期、特别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认识到它具有新民、化文作用之后，“小道”里就有了“大道”。“大道”与“小道”并存，使小说存在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种话语结构形态，“形而上”话语具有庙堂性、政治性、社会性等主流意识特点;“形而下”话语具有平民性、大众性、世俗性等民间意识特征，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则处在这二元的书写结构中间。也自小说有了国族、群治的伟大使命时候起，用小说思谋实施文化启蒙、改造社会，就成了进步知识分子分内之事，因此，受百年文化与社会变革进程的影响，新文学“形而上”小说一贯以启蒙话语作为诉求，而“形而下”小说则倾向以“民间”为表现对象，但是，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文化身份认同的不同，其实就是对小说“问题意识”认知的不同。对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身份认同与“问题意识”一样，是动态的，不可能与生俱来，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新文学小说创作的主流在乡村小说，以“二元结构”理论看新文学乡村小说中的“问题意识”，对于我们把握现代乡村小说的整个发展流变，对于我们认识整个新文学百年的嬗变都将有所裨益。

一

小说的“问题意识”即作品的写作立场，它既包括作品的主观意愿，也包括作品客观的思想与艺术表现。新文学乡村小说创作，能自觉具有“问题意识”并走向创作自觉且具有实绩的，鲁迅是公认的第一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所谓‘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1］(P512)。这段被不断援引的关于《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鲁迅自述，是对鲁迅小说“问题意识”的最好注释。鲁迅“不为艺术而艺术”，而为“问题”而艺术的写作立场，提升了他小说认识问题的思想高度，开阔了他的问题视野，他的“问题”自然聚焦到以农立国的传统文化、农民中国的农民身上了，鲁迅对此问题的思考有以下实践路径:首先，他实现了小说主体位置的置换，让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担当小说的表现主体，实现了对传统小说的深刻悖反，从而结束了中国农本文化中文学(小说)只有“乡村”而没有“农民”的历史。农民成为表现主体，并不能说明鲁迅具有亲民、民本思想，据写鲁迅传记里唯一与鲁迅有过交往的曹聚仁说:“他们周家，在乡村乃是赵太爷，并不是‘闰土’、‘七斤’、或阿Q那样的农民，鲁迅只能说是‘知稼穑之艰难’，并不‘知稼穑’，还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鲁迅对他自己那一阶层的社会相，了解很深刻，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却并不广大。”［2］鲁迅并不了解中国农民，他对农民与族群启蒙关系“形而上”的思考路径，不来自“阶级”，也不来自“进化”，只能说明鲁迅对小说发挥文化启蒙之作用具有理性认知。其次，鲁迅认为文化启蒙的方法在文化批判，为此他致力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要通过农民启蒙实现国族启蒙，鲁迅认为这是“立人”、“立国”、实现文明理想的唯一通道。为了实现这一人文理想，鲁迅的态度“一个也不宽恕”，鲁迅对“问题”的执着，使鲁迅的视野一直没离开过乡村与农民，他乡村小说“忧愤深广”风格特征正是他对“问题”思之切、痛之深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到鲁迅对新文学小说创作的贡献，他关于“文化启蒙”与“国民性”叙述的那些具有原型意义的人物群像还在其次，更主要的是，他开拓了小说“问题意识”的领域，且对后代知识分子具有正能量的影响与示范作用，在于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充满世纪性期待与焦灼、至今表而不衰并且还在发展变化着的历史课题。

鲁迅之后的三四十年代，后来人把鲁迅这一“问题意识”，演绎成一个具有时代性的主题范畴，重要的作家除了老舍多选择以城市为背景，思考与表现“国民性”，大多数把笔触都伸向了乡村与农民，这其中最易被多数人认可的是赵树理。赵树理的“启蒙”首先是从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诘问开始的，自觉确定农民的主体地位，他以当“地摊文学家”的愿望，以“地摊文学”的表现形式，想通过自觉的文化归属，写真实的生活中的乡村与农民。鲁迅有农民理性，赵树理有农民情感，鲁迅是“写农民”，赵树理转向“农民写”。在本土上力求写出“土”的农民、“真”的农民。与鲁迅相比，赵树理是“被”走进“形而上”文化启蒙的，是赵树理“本色书写”的农民立场，使他切近了文化启蒙主题，启蒙的“问题意识”在赵树理小说里表现最生动的，就是他笔下的那些“老中国儿女”:二诸葛、老宋、老驴、李积善、小芹妈等，他们是赵树理小说最成功的部分，这一点赵树理自己也承认:“凡是读过我的作品，朋友们是会感觉到我所写的新人物没有我所写的旧人物生动、具体，其原因就在于对原来的苦海熟悉而对经常起变化的甜海还没有来得及像那样熟悉，所以写起来就不能头头是道，还有待于自己努力，这种努力也包括政治修养和艺术修养，不过长期深入劳动人民之海是其中一个有决定性的一个项目。”［3］(P1724)鲁迅探析了族群“国民性”的不觉悟、不觉醒，赵树理写了一代人、一类人的“国民性”，但更主要是不合新时代的不觉悟、不觉醒。鲁迅问病、究因，而赵树理想开药方，力求解决问题，药到病除。鲁迅有知识分子“思想者”的审视与批判，赵树理有乡村基层干部式的教育，这就使赵树理式的文化启蒙在表现上有些忽左忽右，这为其滑向“问题小说”预埋了根基，其乡村小说的“价值”与“意义”也有了被后人“重估”的可能。

赵树理之后的文化启蒙，经过了“农民革命愿景叙述”近三十年后，续接这一“问题意识”的应该是高晓声。高晓声有高等教育背景，这使他接近这一主题时比赵树理更理性。与赵树理写“中间人物”相比，高晓声创造了一个系列，1979年《李顺大造屋》发表，1980年《陈奂生上城》发表，之后与之相联系相呼应的系列小说，向人们展示了他关于“农民精神拯救”当仁不让的使命意识。他笔下的人物李顺大、陈奂生，犹如在世的闰土与阿Q，愚昧、麻木、奴性，其“精神胜利法”犹如前世今生的翻版。他的“农民精神拯救”与鲁迅与赵树理相比是否有探索与表现上的长进?鲁迅“写农民”是为了“疗救者注意”，赵树理趋向“农民写”，是为了乡村工作，高晓声则说“我写他们(农民)是写我心”，主体回归到知识分子的“我”，由“我”代“农民”，充当的是农民代言人的角色。农民代言人的身份需主客体统一，但高晓声二主(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身份，两种立场与解析问题的思路，使他很难在共名的主题范畴中实现一统。他同赵树理一样是矛盾的。赵树理的矛盾在于农民本性与“形而上”意识形态“势”的矛盾，高晓声的矛盾在知识分子理性与“形而下”农民“情”的矛盾。理性的高晓声愿回归五四知识分子的思维范式，扮演知识精英，去完成“为天地立心，为生灵立命”士者使命;感性的高晓声愿从二十多年“当真正农民”积淀起来的农民情感出发，真正为农民“代言”。高晓声与赵树理一样，因为曾经有的农民经历，使他们笔下的农民比起鲁迅的“文化性隐喻”、“启蒙式寓言”来，鲁迅笔下的农民有“骨”，高晓声与赵树理笔下的农民更有血有肉。但赵树理小说的“问题意识”更纯粹，高晓声小说的“问题意识”则向两端逆向发展，脚踩两只船，一方面拜倒在农民脚下“我写他们是写我的心”，另一方面要扮演启蒙公知的角色，开展现代启蒙。高晓声的身份认同是分裂、有距离的，他既不能像赵树理那样情有独钟，心有所系，以农民的立场写农民，又受时代所限，不具备鲁迅式的广角视域，通过高处俯视而一览众山小。上下两无所处的境地，结构了作品的“问题意识”，最后只能辍笔。高晓声辍笔的另一个原因，是受制于其所处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奂生系列”发表之时，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方兴未艾之时，1978年8月小说《伤痕》发表，1979年7月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启蒙的“问题意识”遭遇当下的“问题意识”，时代主题的紧迫性暂时消解、遮蔽了启蒙意识。

关于启蒙的“问题意识”贯穿了新文学小说创作百年，从鲁迅单刀相向“铁屋子”试图突围开始，经过近百年一代代作家的文学性演绎，它已成为一个充满现代性、具有持久意义的文学母题。母可分出子，在文化启蒙居于主流地位的同时，还衍生着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启蒙——政治启蒙，这种变化初期是渐进的，然后弥散、进而发展成为一统的主流文学形态。政治启蒙在20世纪初的左翼小说中就初露端倪，政治启蒙的“问题意识”，对象虽然还是农民，但它缩小了认知范围，它更关切“被侮辱”、“被损害”、“被剥削”的底层平民百姓，尤其是乡村贫困农民。叶紫说:“只有一类人为叶紫活着，他活着也就是为了他们，那被压迫者，那哀哀无告的农夫，那苦苦在人间挣扎的工作者。”［4］如何划分这部分农民阶层的社会属性?只能靠“阶级的”、“社会分析的”方法得以实现，如何实现“阶级拯救”?以前被实践检验“改良的”、“变革的”方法证明行不通，只能是“暴动的”、“专政的”国家机器的方法。由整个民族的文化启蒙，缩小到剔除整个社会，只留农民，而且只对“被侮辱”、“被损害”、“被剥削”的农民阶级展开解放，这种“问题意识”的思考路径，与文化启蒙“智者”、“批判者”、“拯救者”的思维与艺术表现相比，虽然都在“形而上”的话语体系中，但它缩小了问题视域，在工具性得到强化的同时，启蒙的社会涵盖面、指代性也在缩小，“问题意识”走向局促，作品主题的生命力势必也被弱化直至走向终结。这种小说的问题范式虽然缘起在20世纪20年代，但形成小说范式却在30年代。具有早期中国共产党小组履历与资历的茅盾写成的“农村三部曲”，用“阶级的”与“社会分析的”方法表现写作立场，展开问题视域，表现人物认同关系。这种问题思维范式经过后来的延安小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直至“文革”十年，一路沿革，成为启蒙旗帜下的关于“形而上”写作的另类文学意识形态。

从文化启蒙走向政治启蒙的新文学小说，人们用“文化”与“政治”建构了大相径庭的乡村景观与农民命运:文化建构中的乡村过去荒凉、萧索，今天则浮躁、惶惑，而农民同样是具有劣根性的农民，是被启蒙的主体，而且不光农民，全民无论经济与社会地位高低，都充满着Q性，为此要族群启蒙。政治建构中的乡村社会充满着阶级斗争，“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生活在政治是唯一环境中的农民，具有了阶级理性，从过去“老中国儿女”摇身变为具有优根性先进思想的“新国民”直至农民英雄。同为意识形态，“形而上”与“形而下”写作使乡村小说呈现了首鼠两端、截然对立的两种文艺景象，这曾为不少研究者所关注，写作的“两元结构”形态，同时对知识分子都具有吸力，不管对上、对下，还是左与右，这种吸力既可以推动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认同，也可蹂躏写作的思维品质、宰割人对“问题意识”思考的广度与深度。

乡村小说这种变化的切分点在延安文学时期，为了演绎这种变化，我们以关于乡村土地书写、写农民理想、具有连续性的三部长篇小说为例:1951年丁玲反映农村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早年写过《莎菲女士日记》的人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作立场是解放区新政权，目的是一维政治的，小说要通过农村具体土地改革过程的描写，体现贫下中农拥有土地的阶级正义性。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其主题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姐妹篇，写夺取了土地的农民改变千百年来的生产关系，走互助合作道理，集体创社会主义大业。柳青对《创业史》是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的:“《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5］对于前一个问题，小说用梁三老汉发家难做铺垫，对后一个问题小说写梁三老汉的儿子梁生宝，在梁生宝带领下贫下中农如何与地主、富农、当权的走资派开展斗争，展开的是农民集体主义胜利的叙述。柳青让“农村各阶层的典型都经过作者的艺术构思，在作品里找到自己的和斗争的位置”［6］。《创业史》的篇名与柳青的“问题意识”以及柳青扎根黄土地十几载的自觉生活实践，都是向人发出“彪炳史册”愿景、“宏大叙事”讯号的，但单向度的“问题意识”使其结果事与愿违。《金光大道》写集体化了的农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如何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小说总结了“形而上”写作在表现“问题意识”形态上的规律，并强化这一表现形态，精心设计了“三突出”构想原则，让高、大、全的新时代农民英雄与反对集体化的地富反坏右做殊死的斗争，结果金光大道越走越宽广。

以上三部乡村土地书写的长篇小说，在展现政治启蒙的写作范式上渐进炉火纯青，失真也是渐进式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虽然遵循了当时既定的政治逻辑，但还掩映着部分没有完全遮蔽的生活真实和人性的光彩。到了《创业史》还有关于农民发家传统话题的探讨，还有“路”的选择。到《金光大道》，只有一条必由之路——“政治之路”可走了。通过写农民进而写国民的“被”政治启蒙，用工具性的“问题意识”立场，用“阶级想象”与“社会寓言”式的思维逻辑，用强加于所有社会人的观念意识，创造漂浮、悬置在真实生活之上的假面乡村与农民，是文学悖于历史道德的堕落。在总结意识形态写作得失经验时，人们几乎都认同:“农村题材小说中，像‘农民’的，具有‘农民气质’的人物形象都不属于‘理想人物’。”［7］由政治写作缘起的“问题意识”，消弭了创造者的创作意图，精心营造的成果与客观表现相悖，最终形成了新文学成果史上的巨大空洞。

“形而上”的乡村启蒙小说经过了解放区延安小说的拐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向极“左”的政治化方向发展，其间经过了“文革”的“淬炼”，其工具性虽然遭到当下周遭的一片摒弃，但它不会马上“终结”，其间经过了新时期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余音，最终重新与“形而下”的“民间”结合，揭开了新世纪乡村小说的新景观。

二

由“问题意识”缘起的“形而上”启蒙小说，在摇摆中尽显了半个世纪新文学小说主流地位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际会了“寻根文学热”。以“热”形容其影响的广泛性与深刻性，足见这一“问题意识”影响之深、之广。“寻根”就是“数典记祖”，“就是寻找我们民族的思维优势和审美优势。企图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中保守落后的意识给予现实的影响和批判，另一方面则吸取精华，注入现实生活，光大发扬，给当代人来个抉阳补气，益精固本”［8］(P108)。文化启蒙小说主要诉求在“弃根”，而“寻根文学”要“保根”，把“根”留住，二者表意是相左的，但内容实质是相通的。“弃根”是剔除国民文化之劣根性，对于国民根性上的“优根性”，鲁迅虽然通过文学想象在他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有所涉及，但毕竟不成局阵。找寻我民族、我文化、我文学的“根”，实际上是继五四启蒙文化批判之后，对新文化(文学)的再认同、再启蒙。诞生于世界西方一体化文化语境与中国现代性焦虑形成的思想冲撞与对垒中的“寻根文学”，在当时承担着继往开来的双重任务，“继往”是承接鲁迅国民批判传统的再启蒙，其性质是在传统基础上实现当下发展的新启蒙，“开来”是重新开启“走向民间”的发展方向，“留住文学的根”，“根”即传统文化，“根”即广袤的土地，这土地就是具有给养、葱茏繁茂、有血有肉、有质感的、又被重新发现的“民间”。

什么是民间?民间有“多维度、多层次”，本文的“民间”是指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民间的认识、表现与审美发现，是一种与一贯以主流意识自居的“形而上”写作并置的，关于写作的另一种小说观念、创作策略，另一种小说的价值取向与审美风格。在两元写作结构中，“形而上”写作，眼界向上，即使表现民间生活，也试图挖掘出宏大主题来，诉求的重点在“经国大事”上，而“形而下”写作，眼界向下，目的在还原真实的乡村、真实的农民，通过真实的乡村书写，渗透关于写作的“问题意识”。

“形而下”的乡村小说在新文学小说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如影相随了。这种民间的写作有三种表现形态:一是以“民间”为背景，通过“民间”使“形而上”宏大主题具有生活质感;二是以“民间”为目的，写作就是为了表现自在、自由的民间;三是以“民间”为舞台，通过“民间”表现整个社会，体现历史进程的人民性。这三种关于“民间”的写作形态，逐一体现在新文学乡村小说创作中。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我们对“民间价值”有不同的认识:20世纪20年代的“民间”是“启蒙写作”场域中的背景，作为背景，它不如“主角”、“主流”新潮、强势，具有当下指概性，这种“民间”境地，可解说为因主流意识——启蒙主题的过于重大，需要“民间”做出牺牲，也可以解说为当时人们对“民间”不了解、不重视。“乡土性”是当时人们对“民间”的集体指证:鲁迅的小说虽然旨在启蒙，但还“满熏着中国的土气”，是具有乡土性的，他甚至曾被当时人们认定“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9］。柔石的小说是具有乡土性的，是乡村田园、河流与农人的乡土性润泽了他“为人生”的干涩写作目的。20世纪30年代，茅盾在认识民间，理解乡土概念上虽然注入了“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质素，但他“农村三部曲”的真正的魅力不在于对人物进行的有关阶级、社会等问题的分析，而在于表现问题时对老通宝们瓜田李下、农时村俗的还原写真。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民间写作，我们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字，但这其中被大家公推最具民间性的是沈从文了。对于沈从文，他应该属于以“民间”为目的的作家，他以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执着理解，再造了一个“民间”，这个“民间”与“形而上”的“庙堂”相掣肘、相抗衡。为此，他以“乡下人”身份集传统农业文化审美之长，创造了一个诗意栖居的“民间“，来供奉人性的“小庙”，这是过去人们对他的普遍认同。当今对沈从文的解读，有人认为，他仍属把“民间”作为背景，是想通过对爱欲的描写与展现，最后曲折接近文化启蒙的主题［10］。不管如何，客观地讲，沈从文的乡村民间很纯粹、很审美、很诗意，沈从文对“民间”的贡献:第一，他开启了民间区域性审美传统。他为自己的创作实践标疆设界，并以其卓有成果的尝试，为流派性民间写作奠定了基础。第二，他写了“民间”自由的状态、自在的形态。第三，他用小说的形式续接上了新文学之前，只靠诗歌表现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学情感。尽管它太唯美，不现实，但人们还是相信这桃花源式乡村世界的存在，他为我们设置了一个可安置有关灵魂、信仰、精神之类的神祇。缘起于沈从文民间立场的写作实践，使新文学乡村小说定型了一种田园式小说审美形式，并使它成为中国新文学小说美学中的一种重要传统。

沈从文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具有“民间”自觉意识的是公推的赵树理。赵树理小说的“问题意识”是双栖的。在言说“形而上”、“文化启蒙”时，我们离不开赵树理;当说到“形而下”“民间”时，我们也离不开赵树理。“启蒙”的赵树理与“民间”的赵树理，究竟哪个更“赵树理”，笔者认为应是“民间”的赵树理，“民间”的赵树理更有感情，更如鱼得水，更具有艺术自觉的一贯性。政治话语里的赵树理，在“方向”上一起、一伏、终落，而“民间”的赵树理更接近赵树理的本质。因此，他与沈从文一样，都属以“民间”为写作目的一类作家。沈从文是身在城，心归置在“民间”，而赵树理身居“民间”，心安“民间”，他形神统一。沈从文为“民间”贡献了知识分子的诗意民间想象，赵树理为“民间”贡献了乡土书写。“民间”表现虽然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赵树理对“民间”的贡献:一是他“自甘堕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民间精神;二是践行了一种与沈从文乡村小说不同的民间路径，他演绎了世俗化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文学乡村小说美学;三是他的影响客观地使自愿付诸乡村写作的知识分子自愿、无怨无悔地走入了“民间”，如柳青。

新文学乡村小说对民间写作的认同问题，在新文学初期，是受制于“身份”的。是“身份”的拘囿，使20世纪20年代的乡村小说重视“农民”，轻视“乡村”，30年代也由于“身份”问题，则走向了重乡村，轻农民，轻看“农民”与“乡村”的共生关系，不可能“民间”长久。这种影响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与“文革”十年，最终走向了以“左”向“启蒙”、政治写作完全遮蔽“民间”意识的时期。继“寻根文学”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是写作真正发现“民间”价值的时期。人们返璞归真，发现了“民间”的巨大意义与真正魅力。要想理解“民间”其中的深刻性，实则浅显平易:虽然历史的潮流风云际会，变化不断，但老百姓都同样具体生活在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的自然节律中，从“崇高”还原“平凡”，从“运动”还原为“日子”，民间写作释放了“形而上”写作所带来的内心压力。都在“民间”，却是“这一个”的民间，还原乡村的民间写作运动带来一个解放了的乡村小说民间时代，民间写作成就了众多作家的成就，如莫言、路遥、贾平凹、余华等，可开列一长串大家熟悉的作家与作品。民间写作迎来了第三种表现形态的到来，这就是以“民间”为舞台，通过民间写历史。这种民间表现形态，可以包含关于民间“乡土性”的三个层次:一是关于民间的生存状态;二是关于民间的乡村情感;三是关于民间的地方特色。它们融合在二元写作中，升华为宏大史诗性主题的有机部分。20世纪90年代融合二元写作最成功的乡村小说应是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乡村历史小说，陈忠实与柳青一样，都有“立言”的雄心壮志。柳青要写农民翻身史，陈忠实要写一本“死了可以当枕头的书”。想要在文学史上“彪炳千秋”，是逃不掉关于社会政治叙述的，《白鹿原》与《创业史》同样如此，但《白鹿原》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从“民间”出发，还原了此在民间农民的主体地位，它据守了五四启蒙小说一路延续的文化启蒙的正当性与深远性，但它更注意到百姓“民间”的生态环境、社会生存环境、私人化了的日常生活中去书写历史。他在小说“问题意识”观念上的升华，使他创造了一个与《创业史》等过去乡村小说完全不同的乡村世界、完全不同的审美世界，这不啻是《白鹿原》的成功，而且对未来乡村小说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看新世纪乡村小说的“民间”写作，“问题”范围广泛，主题众多。主流的知识分子民间写作虽然方兴未艾，但大众化的以网络为传播媒体的“民间写作”更是风生水起，曾经有的对政治书写带来的可现身说法生成的免疫力，使人们更愿接受“民间”的自在与自由，更倾心表现“民间”主体的繁杂性、人性的丰富性、生活的琐碎性，这其中虽然有矮化人精神世界的矫枉过正，但从人们对政治书写所具有的厌恶与恐惧中可以看出，“民间”具有怎样巨大的吸附力和丰富性。

三

缘起“二元结构”中的“问题意识”所带来的小说思想与艺术表现形态上的分野，是二元对立的，但是又是相互统一、相互融合的，它们此起彼伏，相互消长，共同搭建了新文学近百年的乡村小说长廊，我们如何看待被“二元结构”影响了的写作“问题意识”?梳理这一问题，或许对人不无启发。

首先，要正确认识“问题意识”。自有了当代文学27年小说劫数以后，问及小说创作的“问题意识”，人们往往都退避三舍，仿佛一触及“问题意识”就有主题先行、政治写作之嫌。此种观念应该舍去。凡写作必有立场，小说必然承载意识，也就必有“问题意识”。另外，从新文学更加关注作品思想性的一贯传统来说，所有的小说也都是有“问题意识”的，没有“问题意识”的小说，是徒有小说形式的躯壳，不表现“问题意识”，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功能则无从谈起。

其次，“问题意识”不同于“问题小说”。“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他，以求人解决的，是‘问题小说’”［11］。即“问题小说”直指“问题”，小说中的“问题意识”则更多指向了“主义”。“问题小说”必有“问题意识”，但有“问题意识”的小说不仅仅指“问题小说”。即使“问题小说”也是发展变化的。起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先找社会问题，然会通过人物、情节表现问题并开出解决药方，把小说当成了悬壶济世的千金方，在今天看来，是有问题的。

但“问题小说”提出“问题”以其“引起疗救者”注意的写作态度，也体现了写作对“问题意识”的积极思考，表现了写作者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意识，赵树理配合形势自诩写作“问题小说”，20世纪50年代如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等一大批干预生活的乡村小说，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有“问题小说”影子，并且在当时他们还具有“轰动效应”。成就小说艺术表现成功的其实不在小说中的“问题”，而在于如何表现“问题”与表现问题时的“意识”实证，如老舍参加中国文化讨论写的《断魂枪》，茅盾为参加中国社会阶级论战写的《子夜》，没有人因为作品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否定其作品价值。

再次，要把握、掌控好小说写作的“问题意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必然包含着作家对特定历史与社会的思考，有作家对时代社会的独到个人审视，有作家独特的自我内心世界和心灵感受，写什么、怎么写都是“问题意识”的表达。历史地、真实地、原生态艺术化地表现“问题意识”是文学自身与作家自身心智成熟的标志。近百年中国新文学小说思潮更迭的历史，实际就是“形而上”写作与“形而下”写作动态博弈的历史，寻觅追踪，人们会发现，在文学史上站住了脚儿的，往往是能融通二者的作家，如鲁迅、茅盾、老舍、萧红等。小说要有“问题意识”，但要超越“问题意识”，剑走偏锋，单向度写作，往往是缺少生命的写作。

最后，小说的“问题意识”与新文学小说创作流派息息相关。二元的文学结构造就了二元的写作思潮与流派，这一特点特别表现在乡村小说中:“形而上”写作从“为人生”的左翼文学，到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分析派小说，四五十年代的革命战争文学，到60年代的阶级斗争文学潮流，到改革开放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80年代的寻根文学派，一路游弋。“形而下”写作从20年代的乡土文学派，到30年代的京味小说，40年代开始的山药蛋派、50年代的白洋淀派，80年代的寻根文学派，90年代的新乡土文学，新世纪的大众写作，虽然有断续(“文革”空洞)，但也显示了它巨大的生命力。流派实际就是关于小说“问题意识”的宣言，它受时代、社会与文化的制约，因此，从发展史的角度理解，任何流派都有偏颇、失衡、被遮蔽的可能。流派的双向兴盛，是二元形态写作发达的表现，当文学只有一种“问题意识”，当文学只能用一种“问题意识”思考问题、表现艺术时，那实在是文化的悲哀。只有写作具有多种“问题意识”，具有多种问题视域、思维路径与表现方法，小说创作才会有成果、有进步。

梁启超语“要晓得时代思潮，最好是看他的文学”［12］，文学形态作为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体系，面对写作本然就存在的“问题意识”，创作者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为一定利益关系的合理性或必要性做论证，会自觉形成“形而上”、“形而下”两种写作认知，两种写作呈胶着与离析状态存在于小说创作中，由于这种二元结构中“问题意识”的作用，它曾使新文学小说创作欲进还退，逡巡不前，但更成就了它丰泽烁烁，水气淋漓，这就是新文学乡村小说的真实存在。

［1］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G］//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曹聚仁.鲁迅评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赵树理文集:第4卷［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

［4］刘西渭.叶紫的小说［G］//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5］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J］.延河，1963(8).

［6］王汶石.漫谈构思［J］.延河，1961(1).

［7］萨支山.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J］.文学评论，2001(3).

［8］韩少功.东方的寻找和重建［G］//进步的回退.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9］张定璜.鲁迅先生［J］.现代评论，1925(1).

［10］谢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J］.新华文摘，2013(5).

［11］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N］.每周评论，1919－02－02.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