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孟君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社群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颉颃批评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之一，而自我观即自我构成问题，通常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的中心问题。新自由主义主张独立于外在世界而存在的自我，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们提倡一种自我优先于群体的、原子式的自我，即主张个人权利之上。与之相反，社群主义主张另一种群体的、带有种族特征的历史背景中的“我”，这样，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产生了分庭抗礼的局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查尔斯·泰勒提出“非原子式的自我”，桑德尔提倡“构成性自我”，麦金泰尔强调“叙事性自我”。

一、与原子式相对的查尔斯·泰勒的“非原子式的自我”

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观主张个人权利的至上性，新自由主义的代表罗尔斯认为，自我必然的先于目的和价值，即使是一种支配性的目的，自我也是在大量的可能性中选择的。新自由主义这种抽象的自我观，延续的是自笛卡尔以来近代西方哲学对自我的看法，其特征是先验的抽象的孤立的自足的自我，并且自我与目的分离。泰勒将这种特征称为“原子主义”。所谓“原子主义”，广义上就是把个人放在首位，把个人权利作为评判社会行为的准则，而社会只是为了满足先在的目的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契约论主张，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就是个人权利的至高性，主张自我天生就拥有无条件的绝对的自然权利，但自我对他人及社会所承担的义务是有条件的。新自由主义的原子式自我的极端膨胀，就是建立在对个人权利的形而上学的承诺上。

泰勒完全与这种“权利优先论”的观点相抵牾，在他看来，权利必是伴随着义务，没有无条件的权利，个人权利实际上是与个人义务相一致的。自我的权利和能力只有在共同生活的社会语境中才能得到认可，如果偏离了社会的共同生活方式，个人的利益就会得到削弱，从而威胁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和发展，自我的权利与义务也将崩溃。因此，泰勒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像诺齐克那样把自我当作目的，社会视作工具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并指出:“个人主义的阴暗面是把自我放在中心位置，这挫平和限制了我们的生活，使之缺少意义，并对他人和社会漠不关心。”［1］(P4)这种阴暗面将使一个社会分裂，每个人也将越来越难以与他们生活其中的政治社会相认同，认同的缺失将可能导致原子式集合的社会的形成，于是泰勒设想，一旦原子式集合的社会形成，将使自由世界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即社会生活的不安定和无限感，以及世界将带有一些过分自重甚至自我陶醉且不承担深刻或长期的义务。

因此，查尔斯·泰勒极为反对偏执于原子式自我的新自由主义者，将个人视为解释一切社会问题的起点和归宿。人不仅是动物，还是一种更高级的动物，查尔斯·泰勒在《原子论》中指出:“人是一种社会政治动物，准确地说是一种政治动物，因为其个人不是自足的，在更重要的意义上，他在城邦之外不是自足的。”［2］(P190)而且，个人的自由、人格的认同和权利的赋予，只有在“共同集体”和“公共讨论”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得以实现。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必然要求我们以与原子主义不同的方式赋予个体的自我去恢复、发展和完善社会的职责。

二、与“占有性自我”相对的桑德尔的“构成性自我”

所谓“占有性自我”，在新自由主义者与罗尔斯那里，是指每个人都是一个道德主体，每个道德主体都先验地拥有一种作为其认同的“自我”，这个“自我”的本质特点亦即“占有性(possessive)”。“自我的占有性”意指自我永远先于并且独立于目的和价值。在桑德尔看来，“自我优先于目的”是理解罗尔斯的“占有性自我”的一个关键，罗尔斯所强调的正义及权利的优先性，正是以“自我优先性”为理论前提的。罗尔斯认为，自我是一个具有选择能力的优先于目的存在，即“自我优先于其所赞同的目的，因为即使是一个主要的目标也必须在无数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3］(P560)。

针对罗尔斯这种“更广泛”也“更精致”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桑德尔做了釜底抽薪的批判，他还引用内格尔的学说指出:“这种理论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偏见，而且为互无利益关涉的和毫无嫉妒的动机假设所进一步强化。”［4］(P4)不仅如此，桑德尔认为罗尔斯的个人主义还有“更深层的意义”，罗尔斯式的自我不仅是一个占有的主体，而且是一个先在个体化的主体。并且总是与其所拥有的目的、利益具有某种距离，这种距离将自我置于超越经验极限的地位，这样就一劳永逸地固定了主体的性质，使之变成百毒不侵、刀枪不入的东西。然而，如此彻底独立的自我排除了任何与构成意义上的占有紧密相连的善(或恶)的观念，同时，它排除了任何依附(或迷恋)的可能性，也排除了一种公共生活的可能性，这种超越我们的价值和情感之外的身份本身，还排除了一种公共追求和目的能或多或少激发扩展性的自我理解，以至于在构成意义上桑德尔如此确定共同体的可能性。

也许，桑德尔从共同体的立场与罗尔斯这种顽强的以本体论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观念针锋相对，是有他的理由的。他说:“贝尔在一个警句中总结了他的反对理由:‘个人已经消失，只有属性仍保留着。’在此，罗尔斯试图通过使自我摆脱世界来确保自我的自主，他对评判者说，他为了保留自我，却最终消解了自我。”［4］(P95)因此，自我都不存在了，其他一切也将烟消云散，更无法想象带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个体，在选择目标时能为他人的幸福而牺牲自我，即使有，也不具有任何必然性。所以，桑德尔指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共同体的核心理想以及伴随的特征所构成的，只要我们的构成性自我理解并包含着比单纯的个体更广泛的主体，无论是家庭种族、阶级还是国家和民族，那么，这种自我理解就规定了一种构成性意义上的共同体。在桑德尔看来，权利和善必然与自我所处的共同体相关，共同体是自我的构成性因素。所谓构成性的，就是自我的本质是由他的社会属性所构成的，自我是嵌入于(encumbered)他的社会群体及其环境的，即“嵌入式自我”。桑德尔进一步提出了黑格尔式的结论:任何个人，都不能脱离共同体，恰恰相反，个人所属的社群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个人的自我认同。所以，只有“构成性自我”，才是对自我的真正理解。

三、与“非历史自我”相对的麦金泰尔的“叙事性自我”

在麦金泰尔看来，新自由主义塑造了一个“没有历史的自我”，这个“自我”能够从任何情景中解放出来，并且，这个“自我”担当着不与任何角色相关联的道德责任，即自我可以不对任何阶级的“角色”责任负责。这个“角色”其实就是麦金泰尔所说的前现代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成员身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就是通过成员身份来认识自己的。而新自由主义“没有历史的自我”意在摆脱身份、等级和出身等封建传统对个人的制约，意在扮演任何时候的任何角色，可以进行任何选择。

在此基础上，这种“非历史自我”在为自身寻找一席之地时，忘记了由社会身份和被安排好的朝向既定目标的观点所提供的那些传统的规定。然而，在社群主义者看来，历史的人们，是通过历史既定的社会成员身份来识别自己和他人的。在麦金泰尔看来，人们在庆祝自己获得了挣脱封建等级制约的历史性胜利的同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丧失了什么，这种丧失便是人类传统德性的根基丧失了。因为道德是历史的产物，只有理解自我所处的文化背景才能理解自我所拥有的价值。所以，麦金泰尔批判地说，这种摆脱传统对个人制约的非历史的现代自我的出现，并不是什么历史的进步，对传统德性的拒斥，必然导致现代性自我的同一性危机，而自我的同一性危机又必然导致现代性道德困境。在他看来对新自由主义者而言，个人的道德准则和立场是一种没有以客观为依据的主观选择，对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我没有任何约束力。于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德性日渐衰弱，使得德性的位置处于生活的边缘或没有位置。这引起了麦金泰尔所谓的“一个令人忧虑的联想”，现代的自我变成极端自私的自我陶醉和对社会责任的放弃，并把社会理解为每个人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随机联合起来的，而不是人们因共同文化、信仰和过往的风俗习惯结合起来的。

因此，麦金泰尔阐发了他的叙事性的自我观。在他看来，自我的认同依赖于社群，如果没有在相互联结的社会关系中的某种独特的位置，那么，他就什么也不是，或者至少是一个陌生人或被放逐者。现代的我所拥有的东西，是对特定过去的继承，并且自我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无论我是否喜欢它、承认它，我都是一个历史的承载者。即使我们要了解别人正在做什么，我们也总是“要把一个特殊事件置于一些叙事的历史背景条件中，这历史既有个人所涉及的历史，也有个人在其中活动和所经历的环境的历史”［5］(P266)。简单地说，要想了解自我，就必须将“我”置于关于我的历史及我所生活的传统社会叙事中，这就是叙事性自我。它包含自我不是片段式的而是连续的，是特定历史的一部分，且与传统的道德文化相结合，也包含“我”不仅对自己来说可以解释，对他人来说也是可以解释的，因为共同体的同一性决定着自我的同一性。总之，在麦金泰尔看来，个人在他的行为和实践的本质上都是一个“说故事的动物”，也即“叙事的动物(a storytelling animal)”。

我们应该承认，社群主义者提倡的社群中的“我”对于现代人以“个人主义”为中心起到“以集体观念审视自我，以历史正视自我”的作用。但是，社群主义者只强调社会的决定作用，它的自我是抽象的存在，这样的自我在现代社会是站不住脚的。虽然他们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提倡在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中考察人，但却忘了把“我”还给历史和社会，因为，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自我既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又是社会关系中的整体的一部分，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人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6］(P123)人和社会是辩证统一的，脱离社会的人是抽象的，脱离人的社会是毫无意义的。自我不仅是有血有肉的存在，也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同样的，人与历史也是辩证的生成与再生成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叙事的动物”，也不是概念上的抽象的历史的“我”。这个“我”是通过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是真真切切的“有血有肉的人”，并且，生产实践活动千丝万缕地联系着“我”与群体、社会，而不是像社群主义者那样仅仅用描述性的语言把人安放在社会的和历史的背景中的抽象的“我”。

［1］Charles，Taylor.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Charles，Taylor.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philosophical papers 2.Cambridge，1985.

［3］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M］.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Press，1971.

［4］［美］迈克·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5］［美］麦金泰尔.德性之后［M］.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