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龙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州 350007）

在近代中西方经济交往和文化传播过程中，买办的中介角色不仅是有代表性的，而且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尽管这种接触的结局并非令人愉快，买办凭借自己的财富和专门知识，在近代中国起了重大作用。[1]而在整个19世纪，以香山唐氏（廷枢）家族、徐氏（徐润）家族、郑氏（郑观应）家族、莫氏（莫仕扬）家族、容氏（容闳）家族为主体的买办群体，在鸦片战争后的对外交往和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而且也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先驱。[2]本文拟定对香山买办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作较为完整的论述，以求全面、客观地评价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传统走向近代等一系列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

一、西学救国，工商立国

香山原属于东湾县，称为香山镇，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即1152年）分出东莞县香山镇地，开始设香山县。所管辖的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中山、澳门和珠海，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促使香山买办成为较早接触到西方先进文化的人群之一。他们学习并接受西方关于自然科学、经济乃至政治的各种学说。

容闳与唐廷枢、唐廷植都是马礼逊教会学校的学生。他们目睹近代西方先进文明的成就与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局面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强烈要求中国该向西方学习。容闳就曾大胆地表白：“予当修业期间，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3]唐廷枢为方便华商与洋商贸易往来，编撰《英语集全》，颇受商界欢迎，被公认为是当时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和教科书。

郑观应之西学救国思想则表现更为强烈，他特别强调“泰西之强强于学而非强于人也”，因此“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由学其所学也”。[4]并且主张“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作为学习西方之准则。

此外，以容闳、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为代表的香山买办群体，率先在实践上按照西方近代企业的管理模式，从事新式企业的投资与管理活动，并且提出著名的“工商立国”和“商战”的思想。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在担任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会办等职务时，他们都倾向于选择商股商办或官督商办下的“以商为主”的经营模式。徐润强调“振兴商务”，他说“西洋各国，俱以通商致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国本固”。郑观应则在《盛世危言》一文中，更加系统地阐述“振兴商务”的重要性和“商战”的迫切性，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商务论和商战论。他认为，“商贾县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又说“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5]尤其是他有感于西方在中国拥有特权的“商战”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政治经济主张，在当时可谓最具震撼力。[6]

西学救国，工商立国是当时社会主流思想，香山买办倡导的“西学救国”和“工商立国”的思想无疑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近代思想启蒙中有重大的影响力。

二、参与洋务，投资实业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香山买办率先投资中国近代新式工商业，积极响应清政府的号召，参与晚清的洋务运动。他们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扮演先驱的角色。

轮船招商局在创建初期因招股困难，面临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的局面。1873年6月李鸿章邀请香山买办唐廷枢、徐润等参与轮船招商局后，他们运用西方航运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制定《轮船招商局局规》，推出合股投资体制，同时又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实行股份转让，吸引了许多商人投资入股，但也规定“如果股东将股票转让，必须到局注册”。在短短几年内，招商局情况立即有了转机，并且很快扭转亏损的局面，甚至还收购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华的所有船只、码头，其业务范围由最初的装运漕米发展到揽运各种货物。[7]

除轮船招商局外，在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汉阳铁厂、开平煤矿等企业，也都有香山买办的参与。以开平煤矿为例，唐廷枢主持轮船招商局后，还负责开办开平煤矿事务，短短三年内共集资100万两，其中徐润个人投资即达15万两，煤矿产量大幅度提高，还带动沿边铁路和水路运输业的发展。总而言之，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等企业能够顺利筹集资本，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与香山买办全力支持分不开。尤其是唐廷枢，不仅使轮船招商局起死回生，而且在开平矿务局成功地运用了现代技术，使其“逐渐变成了系列近代企业的中心”。[8]

此外唐、郑、徐等香山买办还开始合资创办或自己创办企业，他们涉足铁路、造船、纺织、机器制造、电报以及保险等近代新兴企业。[9]唐廷枢、徐润主办的仁和、济和以及合并以后的仁济和保险公司，其资本来源主要是香山买办的投资。据《徐润自叙年谱》记载，徐润个人参与和投资经营的有同文书局、景纶衫袜厂、基隆煤矿、香山天华银矿等诸多企业。

香山买办积极参与洋务运动，全身心投入近代企业的创办和经营管理，为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开创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先河：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专业保险公司——仁济和保险公司，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电报局——津沪电报局，中国第一条国有化铁路——唐胥铁路，中国第一台蒸汽车——“龙头”火车头，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中国第一家外贸公司——肇兴公司等。同时他们也成功地实现了由买办向企业家的华丽转变，被誉为19世纪颇有影响力的“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10]

三、参与社会变革、政治运动

香山买办的若干人对中国的政治乃至革命运动也是功不可没的。他们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

容闳在访问天京（南京）时曾向洪仁玕建言七条，作为治国之道。他还参加了戊戌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上海国会运动。[11]此外晚年他还先后支持过康有为、孙中山活动，十分关心祖国命运。其堂弟容星桥，既是汉口一家洋行的买办，也是兴中会的成员，曾参加策划了汉口自立军起义。又如前所述的郑观应，他在《盛世危言》特别强调发展工商，进行商战；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开设议院，改良政治。《盛世危言》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为中国人富国强兵提供蓝图，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他支持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孙中山甚至真的在思想和行动上受到郑观应的具体影响。[12]总而言之，他们都是支持社会变革的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近代中国的发展。

郑观应、唐廷枢、唐廷植、徐润等人领导的广肇公所，也为社会变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1905年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广肇公所提了几项措施：中国无论公私，一概不用美人，华人受雇于美机构、企业者，自行辞职，所有华人相戒不用美货。[13]他们的行动迫使美国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

四、社会与生活多元化

香山买办在社会和生活上表现出了其特色的一面，促成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

以唐廷枢、徐润、容闳、郑观应为主的香山买办，还热心于文化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1873年，在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香山买办和香山籍官员叶廷眷等的支持下，容闳创办了《汇报》，翻刻中外新闻[14]；徐润参与创办格致书院、仁济医院、中国红十字会，负责招收留美幼童等工作，创办同文书局，为中国首批留美幼童做担保，影印并出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古籍和西学用书。这种种举动，不仅有益于文化建设，而且还有益于社会进步，推动了我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正如美籍学者郝延平所评价 “条约口岸形成的一种混合文化，在许多方面是以买办为样板的，作为中国第一批在职业上同西方人保持长期而亲密联系的人群，一方面，很快地因西方的熏陶而影响了诸如衣着、住宅、信仰和社会交往等。另一方面，他们生长在中国社会之中，受中国文化很深的影响，因此，实际上他们是文化混血儿，在他们身上中西方文化交融在一起”[15]。而这种中西文化交融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方面。

在生活和交往方式上，他们创造性地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风格。在居住方面，修建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园林和房屋，室内则摆设东西方家具；在服饰上西装革履或者“终年身着长袍，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16]；在宗教信仰、价值观方面，他们崇儒重道信佛，如郑观应、徐润等就迷信风水。郑观应晚年沉迷于道教长生不老，同时也不排斥基督教文化；杨梅南是烟台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会长[17]。他们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决裂，如反对女子缠足、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子女接受西式教育、遣送子女出国。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近代文明共存，从而成为近代早期最西化的人群之一，成功地实现了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

五、结语

买办的阶级地位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十分复杂的。有学者认为“买办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爪牙”，而笔者较为赞同的看法是买办是给条约口岸带来的“商业革命”繁荣的“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正如美籍学者郝延平曾这样评价买办在近代中国的地位：“他们成为一种新型的商人，他们活动于中国和西方之间，在近代中国起到了突出的战略性的重要作用。从经济上说，暴发户买办是唯一把财富与专长集于一身的人，因而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带头力量之一。他们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角色属于商业绅士，并充当了条约口岸的社会贤达。从文化思想方面说，支撑新式企业的基础是新的思想和看法，……[18]。而陈旭麓也将他们视为“资本主义刺激下近代中国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19]。

香山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群体，诚然，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如鲍鹏、吴健彰等受时人和后人咒骂，我们也不能过分地夸大其作用以及影响力。但总体说来， 他们作为东西方的桥梁，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文化进步起了战略性的重要作用。在政治上，他们要求变革传统社会，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为中国的政治运动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济上，他们全身心地投资近代新式企业，响应清政府，积极参与洋务运动，不仅促进中国早期近代化，同时也促进自身由买办向民族资本家的完美转身；思想文化上，他们学习且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强调“西学中用”、“工商立国”、“商战”，引领中国近代思想潮流，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起了振奋人心的推动作用；社会上，他们作为绅商，在地方事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承担了社会救济和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促进社会进步和地方的安定；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他们中西文化合璧，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开创中国近代生活的新风尚，促使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1][2][8][15][18]郝延平.十九十九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M].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8.

[3][4][9]王远明，颜泽贤.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72.

[5]李逻通.中山文史第 18 辑《香山历代名彦选录》[M].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6]胡波.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香山买办——兼论近代中外关系的几种模式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06，11.

[7]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000.

[10][14]王杰.从文化引步到政治起步——论香山买办文化与中国近代化[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1.

[11][13]李吉奎.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1845-1912）——以上海地区为中心[J].历史学学术研究，1999，12.

[12]胡波.孙中山与香山买办[A].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研究文集（第4辑）[C].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6.

[16]徐矛.中国十大买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7.

[17]吴醒濂.香港华人名人传略[M].香港：香港五洲出版社，1937：62.

[1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