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婵

徐州“非遗”生产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洪 婵

徐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如徐州香包、徐州剪纸、丰县糖人贡、邳州纸塑狮子头、江苏柳琴戏等。本文主要以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切入点，谈谈生产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实践价值。

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可持续发展

洪婵/徐州工程学院讲师，硕士（江苏徐州 221000）。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先祖们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有形的自然遗产和文化古迹，还为我们创造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非常宝贵的资源。然而，在发展与继承、历史与现在的交叉路口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面临尴尬性局面。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促使其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主要以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切入点，谈谈生产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关于徐州“非遗”生产性保护

徐州，古称彭城，自古为华夏九州之一，素有“五省通衢”之称。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徐州积淀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徐州确实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几千年来，齐鲁文化、三秦文化、荆楚文化等在这块宝地上相互碰撞、糅合、演变和发展，形成了极具特色性的区域文化。而今，徐州的文化底蕴日渐深厚。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强，徐州的软实力也逐步提升。当地政府已经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徐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如徐州香包、徐州剪纸、丰县糖人贡、邳州纸塑狮子头、江苏柳琴戏等。徐州也加强了“申遗”的步伐，邳州跑竹马、徐州梆子、徐州琴书等已入国家级名录，这对于徐州加强“非遗”保护无疑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在徐州“申遗”步伐不断加快的同时，不同的声音开始涌现出来。有人认为，“非遗”注重的是文化价值，不应该沾染商业味道，也就是说，有人不同意将“非遗”作为产业进行发展。其实，这种疑问早就有之。

徐州“非遗”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常言道：“不是冤家不聚头”。“非遗”保护与“产业”开发在很多人眼中成了势不两立的冤家：有些人一谈“非遗”保护就要停止“产业”开发，似乎一开发就会把“非遗”逼上绝路，无助于保持其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所以只能“要文化不要产业”；相反，也有些人大谈“产业”开发给百姓带来的实惠，置“非遗”保护于不顾，或者认为“非遗”保护等于慢性自杀，跟不上时代跟不上形势，会被社会淘汰，所以最终只能“要开发不要保护”。其实，这两种极端的心态“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执一端，各有其理。但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二者并没有交锋在一个焦点上，也即二者所结之“冤”没有明确。因为持“要文化不要产业”观点的人是放大了“非遗”保护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而没有看到“非遗”开发尚有其经济价值。与之相反，持“要产业不要文化”观点的人则放大了“非遗”开发的经济价值，而没有看到“非遗”保护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两种观点陷入两难抉择困境的问题就出在对价值的分离理解上，这里的“价值”就是二者所结之“冤”。其实，“非遗”本是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体，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价值，可以由社会公众普遍享用，消费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经济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衍生价值，只能由特定文化区域内的原住民及当地政府独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价值属性表明，它既是可为民族乃至世界共享的精神财富，又是只为特定区域和居民独占的物质财富。

对徐州“非遗”进行生产性保护，不仅可以从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层面为世人共享徐州“非遗”所带来的精神享受搭建了平台，而且也从经济价值的层面为徐州“非遗”开发，实现经济效益提供了国家支持。其实“非遗”保护与“产业”开发是并行不悖的，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摆正“非遗”保护和“产业”开发在价值体系中各自的位置，也就能走出两难境地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二者了。尽管“非遗”保护和“产业”开发已不再是无法调和的对立两极，但是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的矛盾从此消除或自动协调。毕竟，“非遗”保护与“产业”开发的主体都是人，而人是会受利益驱动也会跟着感觉走的。如果没有不被利益冲昏头脑的清醒认识和高超的平衡利益权重的水平，则很易自动掉进两难的困境中。所以，全面考量“非遗”保护与“产业”开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开发者、宾客及地方政府四个主体的效用或价值诉求，就成了驾驭“非遗”保护和“产业”开发两个车轮的方向盘，如果“非遗”保护建立在为了满足宾客求异心理需求和地方政府保护“非遗”政治绩效而牺牲传承者追求现代生活和开发者追求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或者为了开发者追求经济效益而刻意让传承者追风媚俗以迎合宾客现代性的审美心理，则会背离“非遗”保护与“产业”开发的正轨。只有同时采用“保护中开发”和“开发中保护”两种方法，才能实现“非遗”保护与“产业”开发的双赢。

二、徐州“非遗”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保护“非遗”是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也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保护徐州“非遗”过程中，对其进行生产性开发，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利用，可以有效促使“非遗”可持续发展，推进其更好地融入民众、融入社会，滋润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在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如何对徐州“非遗”进行生产性保护，既发挥其文化价值又促进经济发展呢？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收藏与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

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徐州民间艺人为我们保留下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邳州蓝印花布、沛县泥模、徐州剪纸、贾汪石雕、鼓楼民间花灯等，将这些艺术精品、制作工具、民俗实物搜集起来，并以博物馆的方式将它们展示出来，不但有利于这些艺术精品的收藏，而且还可以通过展览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地文化与风俗、劳作与生活、艺术与审美，充分发挥这些展品的社会价值。此外，通过民间艺术大师的现场展示，也更有利于人们对这些艺术精品制作工艺、制作流程的全面把握。在建立博物馆的过程中，要充分意识到博物馆在展示、弘扬本地标志性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必要时，还可通过专业性博物馆的建立，为当地传统文化产业提供更多的展示平台。

为节省成本，增加盈利，突出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这类博物馆的开办，最好能与徐州当地老宅院的利用以及当地政府部门的旅游规划结合起来，使博物馆建设成为城市历史与城市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物质化”保护非常必要，但是说到底，活态保护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基本的模式。也就是说，评价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是否还在有效传承，其基本标志不是看它被收藏了多少，而是看它的传统工艺技术、技能、知识、经验传承下来多少。实物收藏只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辅助手段。

（二）建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

为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原则及原生态保护原则，一些国家纷纷以“传统文化之乡”、“传统艺术之乡”、“文化生态博物馆”等名义，建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初衷是想通过对某一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使该地区的优秀传统得以延续和传承，也使这些地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文化生态保护区理念的理论基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整体保护原则。所不同的是，这一理论不但要求注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内在关联，同时还要注意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空间的全方位保护。在这一理论中，它并没有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割裂开来，而是将它视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外在环境。所以，在这类项目中，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将受到同等重要的保护。

徐州地大物博，人杰地灵，拥有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地处徐州市东南部的睢宁为例，有落子舞、龙虎斗、云牌舞、苏北大鼓、王集香肠、落子舞、鲤鱼戏花篮、豆腐传统制作等著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丰富当地人生活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弘扬和保护这些“非遗”，徐州当地政府可以在睢宁县成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展示“非遗”为主要内容，将当地文化推广出去，同时也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三）建设各类文化产业交易中心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东襟淮海，西按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地理位置非常具有优势，徐州当地政府可以依托良好的地理位置，建设各类文化产业交易中心，以此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服务和产品的展览和交易规模。优先组织安排展览和交易的可以是列入国家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徐州香包、邳州纸塑狮子头、丰县糖人贡、江苏柳琴戏等，同时要加强文化产业交易市场的运营服务，促进浪木、剪纸、服饰、刺绣、民族乐器等“非遗”项目的生产销售和技艺传播。

此外，为了更好地将徐州“非遗”魅力推广出去，徐州当地政府还要积极培育非遗项目的骨干企业，对重点推广“非遗”技艺的企业给予政策扶持和资金帮助，壮大企业规模，提升他们的竞争力，以此带动“非遗”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于一些不适合工厂化生产的手工技艺项目，也要给予一定的扶持，为产品宣传和推广提供更便捷的信息服务。同时，还应该向国家申报设立生产性保护基地，为促进“非遗”可持续发展提供充分保障。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必须得到相关方的重视。徐州的“非遗”项目非常多，是先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对于这些财富，我们必须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加以保护，同时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产业开发，这样不仅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同时也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拉动相关产业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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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卢衍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研究的转型[J].湖南社会科学，2011，（6）

[2]王冬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再出发[J].学术论坛，2011，（7）

[3]麻国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J].学术研究，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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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3）17-0069-02

责任编辑：郭一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