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媛

以欧·亨利译介为例论意识形态决定翻译选择规范

王静媛

欧·亨利小说在我国的译介开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从作品引进数量和重点、对作者作品的介绍、出版单位的规模等来看，欧·亨利小说作为翻译文学系统中的某一项目，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翻译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却游离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之外，没能得到赞助人的重视。以多元系统理论为视角，可以具体论述意识形态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欧·亨利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所产生的影响。

欧·亨利；翻译选择规范；多元系统；意识形态；诗学理念

王静媛/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江苏镇江 212003）。

作为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欧·亨利（O.Henry,1862-1910）被誉为“曼哈顿桂冠诗人”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他是一位勤劳而多产的作家，其创作生涯前后只有短短的十年功夫，但其成功纂写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其作品打动人心之处在于作家真切关心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用一篇篇含着眼泪和微笑的故事贴切描述了普通人生活的辛酸和幽默，因此作家也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

欧·亨利小说在我国的译介开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从作品引进数量和重点、对作者作品的介绍、出版单位的规模等来看，1925年至1948年是欧·亨利作品在我国译介的开端时期，1949年至1989年是译介的大发展时期，1990年至今作品译介趋于平稳，最终成为国内翻译文学中的静态经典。本文关注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国内现代文学依然“幼嫩”、白话文小说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翻译文学满足了当时新兴的市民文化需求，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了比较中心的地位。本文所要探究的是在二三十年代翻译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作为翻译文学系统中的某一项目，为何欧·亨利小说却始终游离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之外，没能得到赞助人（尤其是出版社和文学团体）的重视。因此，本文将以多元系统理论为视角，具体论述意识形态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欧·亨利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所产生的影响。

一、译介背景

十九世纪末维新运动开始，当时的封建阶级不再具备维持其阶级统治的能力，新兴资产阶级也还不具备控制全局的能力，社会意识形态不再一体化，间接促成了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和文学翻译的多元化。思想理论著作、欧美政治小说、侦探、科幻、言情等小说被大量介绍入国内，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翻译活动高潮开始。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陈独秀提出“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1919年五四运动继承并深入发展新文化运动，文学团体纷纷成立，它们之间不同的文学观、审美观导致了不同的诗学理念开始流行。这些文学团体空前关注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特征，“能配合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即使是艺术成就不算最突出的，都会给翻译过来”。[1]这段时期，苏俄文学被引进，开始逐步成为主流文学，同时欧美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作品也被大量译入中国，国内的翻译选择规范更加多元化。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欧·亨利作品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

二、译介情况的具体介绍和分析

1925年，《小说世界》上刊登了第一篇欧·亨利的作品——丝环译的《牧场艳迹》。这篇小说算不上欧·亨利的代表作，它甚至遭到现代批评家们的批判，因为它是欧·亨利为了挣稿费所写的消遣类作品。现在我们已无从考证为何译者丝环选择《牧场艳迹》作为译介欧·亨利的开端，尽管这篇小说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它为欧·亨利作品在国内的译介首开先河。

两年之后，在《小说世界》上丝环发表了《欧·亨利小传》，为读者描述了这位传奇作家的传奇经历和作品。1928年丝环翻译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欧·亨利作品的中文译本第一次在国内组装成书。丝环的翻译技巧和水平不低，并且使用了已经流行的白话文，翻译作品情节生动、语言流畅。可惜的是，这次译者选取的文章依旧不是作家的经典之作，所以仍未能在当时社会中引起多少关注。对比各文学团体和机构对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和苏俄文学的热情，欧·亨利在中国依旧只是“无名小卒”。

1936年，在《中法大学月刊》上译者劳宁发表了《聪明人的礼物》，即现在广为人知的《麦琪的礼物》，劳宁还在文章后面加了一段译者附言。在作品附言中劳宁指出，欧·亨利的小说描绘了“贫苦阶级的生活”，劳宁的这一看法符合三十年代“左倾”的社会意识形态。从出版刊物的对比，通俗文学的《小说世界》到严肃文学的《中法大学月刊》，从作品选择和译者态度的对比，消遣类的《牧场艳迹》到发人深省的《聪明人的礼物》（并包含译者附言），通过这些对比我们不难看出欧·亨利小说也被译者提高至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水平，符合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开始逐步进入赞助人的“法眼”。

1934年伍光建译入《白菜与皇帝》，1937年其子伍蠡甫翻译了《四百万》。其中，伍蠡甫提出“四百万”的概念，就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言，这是对欧·亨利作品正面的肯定，在一定意义上将欧·亨利提升至无产阶级代言人的位置。此外，译者表示欧·亨利写作风格十分独到，发出邀请要与“海内宏达”进行探讨，等于将欧·亨利作品的诗学特点也推至了新的高度。虽然这对父子选择的作品也都不是欧·亨利的代表作，鉴于他们“分别被后人称誉为‘翻译圣手’和‘丹青大师’”[2]，他们对欧·亨利作品产生兴趣并翻译介绍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欧·亨利在中国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已经逐步提高。

三、结语：意识形态决定翻译选择规范

翻译选择规范主要是满足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需求，只有符合社会意识形态需求的作品才会在赞助人的推崇下变成经典，在特殊历史时期，作品的诗学价值会退居次位。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引入后的较长时期内，欧·亨利作品未受到当时国内文学界的注意，其代表作也未得到发现和介绍，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文人们寄希望于借助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来反抗封建残余势力、外国压迫，振兴中国，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描述的是资产阶级的恶行以及劳苦大众的良善，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需求，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其作品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翻译文学系统中居于边缘位置。

时至三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内忧外患加重，“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已经倾向于左倾，并且开始拥护‘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类政治口号”[3]，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左倾，左翼文学兴起，现实主义的诗学理念开始占据国内文学系统的主流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欧·亨利的作品谴责资产阶级的恶行，符合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需求；在诗学方面，其作品属于现实主义小说，也切合了当时流行的诗学理念，因此逐渐获得了赞助人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当时中国社会对于服务无产阶级的苏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歌颂，欧·亨利的作品距当时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依然有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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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2]殷麦良.五邑名人故事——译界艺坛两父子[N].江门：江门日报,2003-12-28

[3]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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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3）17-0060-02

责任编辑：郭一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