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傲立

（长江大学 宣传部，湖北 荆州 434023）

当代诗坛，“诗歌远离读者，读者远离诗歌，《诗刊》读者对当代诗歌的创作强烈不满，来信公开表示‘饿死诗人’”，此类现象颇为引人关注。当代诗歌创作应重视读者的心灵反响，适应读者的审美要求。新诗要走出困境，必须实现大众化。

一、新诗的大众化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物质文化需求趋于多元化，加之各种媒体纷纷挤入市场，致使长期受宠的《诗刊》一下子变成了弱势媒体，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诗人挨饿的原因还可以找出许多，但诗人是否走出了自己的世界，跟上时代的脉搏，将自己融入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日新月异的新生活中，则是加速这种变故的催化剂。新诗的大众化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人民大众呼唤新诗的大众化。一位读者在读了《诗刊》刊载的陈染君的组诗《出门在外》后写信给《诗刊》：“我读了他的诗受了感动，请注意我用了‘感动’两字，这些年能让人读懂并感动的诗不多了，许多诗人不写让人看懂并感动的诗。”另一位读者读了这封信也在《诗刊》上发文：“读到这信时，我几乎泪涌出来，这不仅让我深受鼓舞，也说明我们诗人的头脑是绝对清醒的。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国诗歌的脊梁还是那样坚挺，中国诗歌是大有希望的，但我们依然要问天下诗人——你们作诗给谁看，诗歌离我们有多远？”显然，人民大众迫切需要具有鲜活时代感的新诗。当今是知识爆炸、信息膨胀的新时代，诗歌的形式和内容固然应该适应新形势，推陈出新，培育诗歌领地的茂林嘉卉，但是，诗歌创作不能忽略鼓舞人心、力透纸背的内涵，所有的“现代”都应该植根于民族的土壤，而不是建在空中的楼阁，不能以追求所谓的含蓄的意境而丢掉最根本的东西。

只有实现大众化，诗人才能生存。中国新诗诞生百年的历史轨迹表明，“五四新诗”、“抗战新诗”、“延安新诗”、“建国新诗”等，不仅是中国新诗的辉煌历史，而且还成就了一代新诗诗人。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的诗歌就是紧贴波兰人民的生活，源于对大自然和人类的热爱。她一生虽然只写过200多首短诗，但她的诗在波兰家喻户晓，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二、新诗的大众化是诗人和读者的共鸣

新诗的大众化与“大白话”。提到诗歌的大众化，就有人说它是“顺口溜”，是“大白话”，是“口语化”。这里暂且不考究诗歌“大众化”是否等同于“大白话”。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民间歌谣，可见，民间才是诗歌成长的沃土。诗歌要追求含蓄美，讲究意象意境。只有追求含蓄美、讲究意象意境的诗才是大众化的诗。有些作者盲目追求诗歌的含蓄美、朦胧美，为了使自己的诗有别于“大白话”而装腔作势，故弄玄虚，最后连自己也搞不清楚在写什么、该写什么，这样的诗自然不会被大众认可。所谓大众化的诗，只是表明诗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些信手拈来的口语化的诗，大众化的诗能不断达成表面意义和深层意义 个人的灵感与受众接受之间的沟通，进而产生共鸣。

自然化与“无意识化”。捷克诗人塞弗尔特曾说：“诗既不应该是思想性的，也不应该是艺术性的，诗首先应该是诗，能触及人类情感深奥的部分和他们生活最美之处。”我国洋洋洒洒的唐诗宋词不乏其作，其诗自然，其意也自然，寥寥数语，字字巧夺天工，句句回味悠长。有人琢磨唐诗，不是琢磨如何继承古人追求诗歌自然流畅、天人合一的精髓，而是受西方“无意识化”的影响，琢磨出了“凭兴所至，诗兴大发”的观点。更有甚者说梦就是诗歌的产生地，这样就把诗歌艺术看作是与科学知识完全对立的事物，把“无意识化”完全等同于自然化的艺术创作。受这样思潮的影响，一些诗作者完全拜倒在灵感下，偏信于所谓“诗人创造力就来源于他的原始经验，也像人体的结构形态一样，是由遗传获得的”。于是，一些梦幻呓语充塞诗坛。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提出，艺术家首先必须爱理性，强调“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甚至连文中一个韵脚的安排也须“在理性的控制下”。这样一来，“无意识化”的成分也就完全被看成是人的心理中的低级部分，一概被排除在文艺创作之外。诗歌的自然化不是“无意识化”，而是人的理性思考、生活积淀，是诗人心灵与生活撞击的火花。而“无意识化”的创作则是梦呓般的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理不清的支离破碎的思维，其作品只不过是疯子般的梦呓。

大众化与“贵族化”。诗歌一直被奉为高雅艺术，是属于少数人的阳春白雪。“诗歌危机”、“饿死诗人”现象的出现，人们对此也不足为怪。“有些诗歌是诗人关着门，打着哈欠吐出来的。他们摆着知深学高的写作架子，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其势吓人，其意晦涩难懂。”有些诗作者不去分析和研究民族的审美心理和习惯，盲目崇拜一些蹩脚的所谓西方现代派译诗，于是一篇篇“贵族化”的诗充塞诗坛。结果便是“贵族化”的现代新秀们最多也只能在圈子内互相吹捧，与大众不相干，连“小众化”也算不上。

大众化与诗歌创作个人化。人们常说诗是诗人人格的肖像。也就是说，诗作者内心世界越贴近生活，为诗的观点越鲜明，其作品的形象就越容易把握，读者也就容易通过其作品与作者沟通。反之，写出来的东西是不易被读者理解的，因为作者想的和读者想的不一样，就不能做到和读者心有灵犀。有一些人受“诗歌创作是孤独、孤僻的个人创作行为，其余都是浮躁奢谈，是政治策略”的思潮影响，一味固执于所谓的 私人化写作 不投身于生活中摄取营养，缺少与外部的交流，躲避在蜗牛壳里混沌地自我游戏、自我欣赏，这样的个人化写作与大众化是格格不入的。

三、新诗大众化是创作和美学的追求

音乐与韵律。汉诗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诗坛一枝独秀，根本原因是它把音乐、神韵、美感、意象天然地融为一体，使诗歌具有音乐性、可诵性。而现在的新诗几乎不讲韵律，一首诗读来不能琅琅上口，个中原因绝不是汉诗本身缺乏音乐性，而是诗作者没有下工夫研究如何将古诗的音乐性引入新诗。对此，应进行专门研究，克服目前新诗缺少音乐性的缺陷，使活泼跳跃的新诗也能和古诗一样琅琅上口，从而改变目前诗坛“捧诗难吟，张口难诵”的尴尬局面。

语言精练与句子优美。人们常说：句子是诗歌的脸面，诗歌是以句子形式流传于世的。这就是说，诗歌一面拒绝语言，一面又喜欢一些精练、指向性强的语言，它要求作者有很高的汉语言水平和很强的汉语言驾驭能力。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有的诗人却卷入全球西化的浪潮，对母语产生了怀疑，将汉语言的宁静、简洁、生动，具有无限亲和力这些特点弃之一边，盲目与“国际接轨”，炒作一些所谓的“英汉结亲”的网络语言，忽视自己的汉语言能力修养，不注意锤炼诗歌的语言，致使新诗中的句子缺乏诗歌的质感，更谈不上新颖优美，不能引起读者共鸣，这直接影响了新诗的大众化，“古诗字字千金，新诗字字半文，古诗改一字意出千里，新诗改十字不差毫厘。”

解读与普及。我们应该承认新诗有个解读的过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诗刊》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几年来，他们办了各种新诗学习班，共培养了几十万新诗爱好者，并在《诗刊》上发表了大量诗评、编辑改稿手迹等，还在大城市开展了“送你一首诗”的活动。这无疑对提高人们对新诗的理解、吸引读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新诗的大众化一定不能忽略孩子，因为很多家庭都是以唐诗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的。如果能有一本像《妈妈教我学唐诗》那样适合孩子们学习的新诗集，让孩子们在受到唐诗熏陶的同时，也在脑子里给新诗留点空间，岂不妙哉？说到新诗的普及不能不提网络。今天，人人都是新诗作者，都是新诗出版编辑，五花八门的诗歌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不乏神来之笔。但有的诗深奥得没人看得懂，有的诗白得没人看不懂。这就需要有更多的新诗巨匠当网络诗歌的伯乐，将散落在博客中的新诗精品推荐给纸质媒体，让更多人从权威媒体上品赏到大众喜欢的新诗，更让网络草根作者惊讶于自己休闲时的激情之作竟登大雅之堂。只要有人坚持这样做，相信不但能向受众普及新诗，更能激发广大草根作者对新诗的创作欲望，也能让网络媒体中的新诗精品在昙花一现的境地中得以升华和传承。

创作与读者。为谁写诗，写给谁看？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却非常困难。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诗歌大师为诗人写诗，诗人为大师写诗，入门者为编辑写诗的怪圈，且怪圈越来越大。究其原因，是圈内存在着一个很强的势力场：大师为诗人写诗是希望有更多的高层崇拜者，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圈内的影响力；诗人为大师写诗是想得到大师的赏识，使自己早日走红诗坛；入门者为编辑写诗，当然是为了发表自己的作品。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于是就有了相互摸索、适应的阶段，有人称之为“发酵”阶段，在这个阶段，诗人盯着大师的诗，入门者盯着诗人的诗，尔后“投其所好”，接着进入“入模”阶段，一些读者看不懂的怪诗，圈内人却认为其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继而一个模式的诗纷纷出笼。要打破这种怪圈，既要改变这些诗作者的诗学观，更要依靠主流刊物的引导。

综上所述，大众不仅是诗歌美的历程的接受群体，同时也是诗歌美的市场的消费群体，当代诗歌创作疏离读者，显然是新诗走入生存困境，市场出现诗人挨饿的重要原因。新诗要走出生存困境，其必由之路就是：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从而拓展新的艺术空间，探求新的美学原则，达到新的艺术境界，实现新诗的大众化。

［1］陆耀东，於可训.当代诗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2］胡适.论新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法）布瓦洛.诗的艺术［M］.任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