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芳 张 放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作为一部优秀的古典戏剧，王实甫的《西厢记》以其在戏曲领域破旧立新的文化价值彪炳史册。尽管王实甫袭用了董解元的大团圆结局，但在张生致杜确书这一情节上，则体现出了一定的创新，从而圆满地完成了此情节的流变。

一、张生致杜确书之流变

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到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是西厢故事发展演变的主要线索。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1］（P59）唐传奇的出现，的确标志着小说文体的正式形成和创作上的相对成熟，但是，它也有自身的局限：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情节不够丰满，叙事语言不够生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认知性，但是却带着孩童时代的天真。这就使得《莺莺传》虽然是西厢故事的始祖，但是影响却不及董西厢和王西厢，从张生致杜确书的演变就可略知其详。

杜确是统领数十万军队的将军。除了《莺莺传》，在其他的两部作品中，他都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人物。尽管三部作品对杜确其人，无论是肖像，还是性格，都没有进行细致的刻画，但是，随着朝代的更替，张生予之使命的方式和内容却有着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一条叙事性文本日益完善的线索，更是社会动态的一面镜子。

《莺莺传》有关杜确的情节一笔带过：